韩非

【作者小传】

（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哲学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况。曾建议韩王安变法图强，不见用。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万余言，为秦王政所重视。后秦出兵攻韩，韩非被迫使秦，不久遭李斯谗害，下狱自杀。他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尤其是前期法家的思想，集法家学说的大成，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对后世影响很大。著有《韩非子》。

说难[1]

《韩非子》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2] ，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3] ，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4] ，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5] 之心，可以吾说当[6] 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7] ，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8] ，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9] 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10]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11] ，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12] ，知者揣之外而得之[13] ，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14] ，说行而有功则德忘[15] ，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16] ，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17] ，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18] ，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19] 。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20] ，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21] ，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22] ，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23] 。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24] ，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25]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26]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27] 。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28] 。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29] 。欲内相存之言[30] ，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31] 。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32] ；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33] ；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34] 。大意无所拂悟[35] ，辞言无所系縻[36] ，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37] 。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38] 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39] ，此非能士之所耻也。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40] 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41] 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42]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43] ，则非知之难也，处之[44] 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45] 。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46] 。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47] ，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48] 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 [1] 说（shuì税）难：游说人主、贵人的难处。 [2] 非吾知之：据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 “知之”下当脱“难”字；下句“非吾辩之”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引《说难》有“难”字，可为佐证。 [3] 非吾辩之：此句下当依《史记》增“难”字。 [4] 横失：一本作“横佚”。失、佚字同，辩说驰骋无所顾忌之意。 [5] 所说：指所要向之游说的人君。下面诸“所说”同此。[6] 当：适应。 [7] 见下节而遇卑贱：被认为志节低下，与卑贱者为伍。遇，当作“偶”，据近人刘师培说。 [8] 见无心而远事情：被认为没有心计，远离实际。 [9] 其身：其人之身，即指游说者。 [10] 语以泄败：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语以泄败’，义殊难通，‘语’当从《史记》作‘而’，作‘语’者蒙下‘语’字而误耳。”可参。 [11] “彼显”二句：说君主在表面上做出一件事，而暗中却为了达到另外的目的。 [12] 规异事而当（dàng荡）：规画另外一件事情，符合君主的心意。 [13] 知者揣之外而得之：明智者从旁猜出内情。知，同“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谓“知者”当作“说者”，上下文皆作“说者”可证。 [14] “周泽未渥也”二句：君主的恩泽未到深厚的程度，而说者尽其所知来讲话。 [15] 德忘：忘其赏赐。《韩非子·二柄》:“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6] “与之论大人”句：大人，身居要职之大臣。说者对君论议大臣，则君将疑为离间君臣关系。 [17] “与之论细人”句：细人：人君左右亲近之小臣。卖重：卖弄权势。 [18] “论其所爱”句：谈论人君所宠爱的人，则君将疑为欲取得凭借以邀宠幸。藉、资皆有“凭借”之义。[19] “论其所憎”句：谈论人君所憎恶的人，则君将疑为是试探自己憎恶的深浅。尝，尝试，试探。[20] “径省”句：拙，《史记》作“屈”，义同。《史记索隐》云：“谓人主意在文华，而说者但径捷省略其辞，则以说者为无知而见屈辱也。”[21] “米盐”句：米盐，喻其琐细。交之，《史记》作“久之”；或以为应作“史之”，引《韩非子·难言篇》“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为说。《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谓“交”、“久”皆无义，“交”当为“弃”字之误，作“交”者乃因篆文“交”与“弃”形近而讹，此谓米盐博辩则以为繁杂而弃之。 [22] 略事陈意：游说者省略其事，直接陈述己意。 [23] “虑事广肆”句：广读为“旷”，远也。此句谓游说者谋虑远而放纵无所收束，则曰鄙陋而倨傲侮慢。 [24] 凡说之务：大凡游说君主时的要务。 [25] “知饰”句：旧注：“凡欲说彼，要在知其所矜则随而光饰之，知其所耻则随而掩灭之，如此则顺旨而不忤。”矜，自夸。 [26] “彼有”二句：当他有急欲作为的私意时，说者就须表示也合乎公义的态度来鼓励他。强（qiǎng抢），勉励。 [27] 下：不满。少其不为：以不做这种事为遗憾。 [28] 高：羡慕。多其不行：称赞他不做这种事。 [29] “有欲矜以智能”五句：言君主以智能自夸，就多举他事之同类者，多替他找些依据，令他无形中采取我的说法；而我佯作不知，使君主自言，则智慧就成为他的，这就是“以资其智”。 [30] 欲内相存之言：内，同“纳”，进献。相存，相容，与下“危害”对举。 [31] “誉异人与同行者”六句：赞美别人与君主有同样行事者，而其人有污点，则必大事粉饰其无害；规画别一件与君主同样计画的事，而其事失败，则必公开粉饰其并非失败。异人、异事，即他人他事。 [32] 自多其力：即自夸其力。概：干扰。 [33] 自勇其断：自以其所决断为勇敢的。谪：过失。 [34] 自智其计：自以为其计明智。穷：窘迫。 [35] 拂悟：《史记正义》:“拂悟当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违也。忤，逆也。”[36] 系縻：束缚。别本作“击摩”,《史记》作“击排”，摩擦、抵触之意。以上二义均可通。 [37] 伊尹为宰：《史记·殷本纪》云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宰，厨夫。关于百里奚的传说甚多。《孟子·万章上》:“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史记·商君列传》:“五羖大夫（即百里奚），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同“鬻”，卖也）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此皆与“干其上”有关者。 [38] 吾言：今人高亨云：“按‘言’字衍文，即‘吾’字之复而误者。”[39] 听用而振世：被倾听采用而救世。《说文》:“振，举救也。”[40] 割：剖析。 [41] 饰：通“饬”，整饬。 [42] 郑武公：姓姬名掘突，周宣王庶弟郑桓公（名友）之子。胡：国名。《史记·楚世家》:“楚灭顿，灭胡。”《正义》引《括地志》:“故胡城在豫州郾城县（今属河南）界。”或谓胡有多族，此郑灭其一耳。[43] “此二人”三句：二人指大夫关其思与邻人之父。厚者、薄者，犹言重者、轻者。 [44] 处之：指处置其所知，谓关其思与邻人之父将所知的实话说不说出来。 [45] “故绕朝”三句：晋大夫士会，以事得罪于晋，逃奔秦国，秦康公用为谋士。晋人患士会在秦常为晋乱，乃使魏邑大夫魏寿余诈叛入秦，得见士会，设计与之归晋。临行，秦大夫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盖绕朝识破晋人之计，阻止士会之行，而秦康公不用之。关于绕朝“为戮于秦”事，《左传》、《史记》皆不载。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所载大体同于《左传》，后文云：“二子（指士会与魏寿余）畏其后事，必谋危之，士会果使谍谗之曰：‘是知余事，将因我干晋。’秦大夫信之，君杀晓（绕）朝。”则此篇所说“为戮于秦”亦非无据。或云韩非据秦史而言。绕朝赠策之“策”有二义，一为策书，一为马鞭。《文心雕龙·书记》云：“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则用前一义。 [46] 弥子瑕：卫灵公宠幸之臣。 [47] 人间往夜告弥子：应作“人间夜往告弥子”，即人伺隙于夜间往告弥子之意。 [48] 婴：触。

说难，游说人主之难。全文紧扣住一个“难”字，论述游说之术在于曲意迎合人主。它在客观上显示出封建君主的自私、虚伪、专横和残暴，同时也暴露了那些游说者只知猎取功名利禄，不顾公义是非，一味玩弄权谋以求迎合人主的丑态。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总的论点，开头用“凡说之难”总挈全篇。接着，先强调“难”不在游说者一边而在人主一边；再突出游说之难，难于知人主之心。然后用“名高”、“厚利”为例，具体说明人主之心所以难知，是由于人主的所欲不同，表里不一。指明了“难”之所在，第二部分就从不同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第三部分是结论，以龙为喻，指出游说者要“无婴人主之逆鳞”，用这样的比喻结尾，既进一步突出中心，又生动形象。第二部分为全文的主体，是从三方面周密论证并显现封建君主和游说者的人物形象的：

一、列举十五种情况从反面论述游说之难。先连用七个“身危”，说明触及其一，游说者即有生命危险：其一“语及所匿之事”——被疑为知其隐私；其二“知其所以为”——知其意图，引起顾忌；其三“规异事而当”致“事泄于外”——被误认为泄密；其四“语极知”——交浅言深，以致误解；其五“明言礼义以挑其恶”——被认为挑剔过错；其六“与知其事”——被疑为居功；其七“强以其不能为，止以其不能已”——被认为强其所难。这七个“身危”表明：人主不管游说内容的是非曲直，也不顾事实的真相，只凭他自己的爱憎和私欲，任意残害游说者。接着，又连用了六个“则以为”、两个“则曰”，进而表明：人主无端怀疑，任意诬陷，只要一不称心，游说者就身临危境。文章具体分析的是游说之“难”，而封建君主的自私、虚伪、专横残暴的形象却透过字面活现在读者眼前了。当然，韩非是极端的君权论者，主观上不会去揭露人主的；但由于他对人主心理了解得那么深刻，分析得那么精密，以致切中要害，客观上就起着揭露人主的可憎面目的作用了。

二、针对游说之难，从正面提出十二种游说之术。先总的指出：“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这句话的实质是说：游说之术就在于曲意迎合人主。接着，就列举了十二种游说之术，具体分析了人主充满私欲而又表里不一的心理，针对各种心理如何阿其私欲，投其所好。举其二“术”来剖析一下：人主起了一种卑下的念头，想做某种事，心知不对，但不做又不甘心，游说者就要夸饰这种事是美好的，对人主不去做反而表示不满意，以示人主不能控制自己不是毛病，去做倒是应该的；人主起了一种高尚的念头，想做某事可实际又办不到，游说者就要指出这个意图的错误，表明做这件事的坏处，并对不去做这种事表示赞扬，以示人主不做不仅不可耻，反而是正确的。如果把这十二种游说术的内容依次排列，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贯穿其“术”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讲公义，不问是非，不择手段，只求迎合人主心意！最后小结指出：游说之士只有固结人主之心，取得宠信，才能游说成功。并说：这种做法“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士所耻也”。这是韩非的政治观点在这方面的表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韩非子批判》中说：“君臣关系，在韩非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成牧畜，另一种是看成买卖。”“君既是虎豹，臣也就应该甘心做爪牙，只要把老百姓镇压得住，摄取他们的血汗和生命，那就国富兵强，主安位尊，而天下太平了。”我们读“游说之术”这段文字，尽管也明白作者的主观意图，但从他的细致论述中受到感染的，却是眼前活现出那些为猎取功名而不顾公义是非，只求曲意迎合而卑躬屈膝的丑恶形象，情不自禁地产生憎恶之感。

三、再举出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进一步论证游说之难。主要是三个故事。郑武公伐胡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主的表里不一，忠直之臣就惨遭杀戮。邻人之父被疑的故事以及附带提及的关于绕朝的事，用以说明由于亲疏不同，处境各异，以致忠言者反遭谤毁。弥子瑕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主的爱憎无常，是非无准，人臣的荣辱立变。这三个故事总的突出游说之难。这样运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来作论据，使文章生动，更深一层地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在客观效果上，那些封建君主和游说者的形象则更活现了。

这篇文章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韩文的特色。论述透辟，锋芒锐利，形象生动等艺术成就，固可以有所借鉴；而其社会作用和认识意义更值得注意。韩非是先秦“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社会的极端君权论者。他把君臣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各图私利，要施展“抱负”的人，必得依附强力，才能“听用而振世”，因而也就可以不问公义是非，不择手段，只求投人主所好。作者分析精密，论述透彻而又生动形象，大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认识封建制度的丑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引录《说难》全文之前，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又慨叹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是封建专制暴力的鼓吹者，也是封建专制暴力统治下的被害者；他自身的遭遇，就是一个可悲的历史教训。

（蒋锡康）

自相矛盾

《韩非子》

历山之农者侵畔[1] ，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2] 。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3] 。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4] 。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5] ，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6] 也，舜其信仁乎[7] ！乃躬藉[8] 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9] 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10] 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11] ，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12] 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13] 。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14] ，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15] 。’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16] 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17] ，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18] 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19] 庸主之所易，道[20] 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注〕 [1] 历山：地名，在今山东济南东南，也有说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山西永济东南等，说法不一，相传舜耕于此。畔：田界。 [2] 期（jī基）年：一整年。甽（quǎn犬）：田间的水沟。甽亩，同“畎亩”，田地。 [3] 河滨：濒临黄河之处。坻（chí迟）：水中的小洲或高地，渔人的立脚处。让长：让与年长者。《淮南子·原道训》：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4] 东夷：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陶者：生产陶器的人。苦窳（gǔyǔ古禹）：器物粗劣。牢：坚固。 [5]非舜官：不是舜所担负的份内职事。 [6]救败：补救缺陷。 [7]信仁：的确是个仁者。 [8]躬藉：亲身实践。 [9]圣人：指舜。德化：用道德的力量进行教育、感化。 [10] 圣尧：以尧为圣君。这里“圣”是动词，意动用法，下文“贤舜”同。 [11] 上位：指舜所居君主之位。 [12] 楯（dùn遁）：同“盾”，盾牌。 [13] 同世而立：同时存在。 [14] 已一过：制止一种过失。 [15] 中程：符合法规标准。诛：惩罚。 [16] 毕：完毕，指所有问题都解决了。[17] 尧令从己：己，指尧而言，应属上句。 [18] 骄：通“矫”，匡正。 [19] 释：放弃。 [20] 道：行。

本文选自《韩非子·难一》，题目为编者所加，主要批判儒者所提倡的尊崇圣贤的人治德化思想，提倡法家的法治学说。

文章一开头写舜在三年之内躬亲化民，先后去干耕种、打鱼、制陶之事，解决了田界纠纷，培养了谦让风气，改善了器物质量。接着引出孔子的赞叹，突出了舜的救败功绩与儒家的德化主张。

在先秦时代，儒家为显学，上述观点与主张，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但儒家在无限美化圣君以宣扬德化思想时，却留下了逻辑上的破绽。

韩非善于辩驳，笔锋犀利。针对儒者逻辑上的漏洞，假托某人向儒者劈头发问：“方此时也，尧安在？”这位儒者只好回答说“尧为天子”。于是，韩非借某人之口分三层展开了批驳。

第一层，揭露儒者既“圣尧”又“贤舜”而在逻辑上产生的自相矛盾，特别是“楚人有鬻楯与矛者”的寓言故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说明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矛盾律，这在思想史上是有重大贡献的。韩非写这则寓言故事，意在说明“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从而揭露了儒家极力美化尧舜的荒谬。为了宣扬人治德化的政治主张，儒家曾把尧舜理想化，把他们描绘成完人、至人、圣人、超人，无形中也就制造出了新的迷信。因而韩非对这一问题的揭露，对于人们破除迷信也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层，进一步对比德化与法治的得失。首先指出舜之“救败”，一年才解决一个问题，舜这种人是有限的，寿命也是有限度的，而天下的过失（弊端）却没有穷尽。凭着有尽的年寿去纠正那无穷的过失，那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文章在破了儒家这种德化人治的观点后，紧接着提出了正面的法治主张，认为如果坚持信赏必罚，十天之内海内就会太平。

第三层，再进一步继续用对比手法，说明躬亲化民，哪怕是尧舜都会感到为难，而处势行法，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会觉得易于统治。因而治理天下，绝不能“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

总之，本文通过对儒家自相矛盾的言行的揭露，着重抨击了儒家的“人治”主张，认为依靠个别的圣君贤臣事事躬亲去治理国家，肯定是治不好的，只有依靠“法”、“术”、“势”，才能治理好天下。韩非的“法治”主张对儒家的“人治”学说来说，确有补弊纠偏的作用，但不应把“法治”和“人治”绝对地对立起来，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仍然需要重视居上位者个人的才能、表率作用以及“躬亲化民”的精神。

（张葆全）

扁鹊见蔡桓公[1]

《韩非子》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2] ，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3] 。”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4] 。”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5] 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6] 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7] 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8] 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9] 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注〕 [1] 本篇节选自《韩非子·喻老》，题目为编者所加。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市鄚州镇）人，以其医术与黄帝时名医扁鹊相似，故亦以“扁鹊”称之。其行医事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述，多不可考实。蔡桓公，即蔡桓侯，名封人，春秋时蔡国（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国君，公元前714—前695年在位，比扁鹊早近二百年。《史记》载此事则属之齐桓侯，齐亦无桓侯。此处只是作为故事中人物来说明道理，不可拘泥。 [2] 腠理：皮肤的纹理。 [3] 寡人无疾：原本无“疾”字。此是蔡桓公对扁鹊所言“君有疾”的答辞，“寡人无”即“寡人无疾”，无“疾”字亦可通。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疾”字，不必。 [4] 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此句言医生总喜欢为无病之人治病，作为自己的功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作“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刘向《新序·杂事》作“医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为功”。“好”字下以补入“利也欲”三字，意义较为充实。 [5]还：通“旋”，转身。 [6]汤熨（wèi畏）：汤，通“烫”。汤熨为用药热敷，熨贴患处。 [7] 针石：即针灸。古代以砭石（磨制的尖石或石片）为针，后代改用金属针，合称针石。 [8] 火齐（jì剂）：古代清火去热的汤剂。 [9] 司命：掌管人的生死之神。

先秦诸子文章的特色之一，是用短小精悍的故事比喻和象征类似的情事，使抽象的道理变得具体形象，浅显易懂，具有说服力。《韩非子·喻老》在阐述《老子》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一哲学观点时，即讲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春秋时蔡桓公讳疾忌医，不听名医扁鹊的劝告，以致极易治愈的小病发展为大病，不治身死。它启示人们，要想避免祸患，就应该在发现祸患苗子时，及早防止；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酿成大祸，无法挽救。

文章开头先交代人物及其身分：名医扁鹊和蔡国国君桓公。继而写扁鹊在蔡桓公面前“立有间”。这一动作简单，含蕴却十分丰富：“立”就是站在蔡桓公面前，“有间”就是站了一会儿。他发现蔡桓公有病，观察诊断，就在这一短短时间中完成，并考虑是否要将结果告知蔡桓公本人。“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就是他深思熟虑后向蔡桓公的进言，语气明确肯定，无可置疑：一、君有病；二、病情不重，可以治好；三、如不治疗，病情要加重。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作出这样确凿无误的诊断，并敢于直言不讳，表现扁鹊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照常理，桓公应当感谢扁鹊，欣然接受他的治疗；可是他却断然拒绝，说“寡人无疾”，语气生硬、坚决，其自以为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态度，跃然纸上。扁鹊离去，他还背地指斥扁鹊是“好治不病以为功”。寥寥数语，就把扁鹊的医道高明，忠于职守，与蔡桓公的昏庸、固执、多疑善忌，表现俱足。

接着，用三个“居十日”，揭示了蔡桓公的病情从“腠理”发展到“肌肤”，深入“肠胃”直到“骨髓”的全过程。病在腠理和肌肤，是表面的，轻微的，发展到肠胃甚至骨髓，虽已深重，但未暴露，还在潜伏期，所以蔡桓公自己一直毫不觉察。而临床经验丰富的扁鹊却洞若观火，一次又一次地指出疾病之所在，并不厌其烦地警告“不治将益深”。几次确凿无误的诊断，诚诚恳恳的劝告，蔡桓公由于无知，偏见，刚愎自用，却“不应”、“又不悦”、“又不应”、“又不悦”，态度冰冷，神情厌烦，甚至怀有敌意。扁鹊最后一次见蔡桓公，“望而还走”，这与前几次谒见时靠近桓公细看，报告病情，请求为他治疗的从容态度判然有别。而这一切，昏昏然的蔡桓公是不能理解的，“故使人问之”。扁鹊解释道：“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补充交代了前三次治疗方案，并说明今番病“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已不可救药，自己也无能为力，故而“还走”。这一段是核心，关前顾后，可以看出作者的寓意。

最后写桓公体痛而死。“居五日”，写桓公的病急转直下，再过五日就急性发作“体痛”了。“使人索扁鹊”，一个“索”字，描绘了桓公派人到处寻找扁鹊的急切心情，前后对照，判若两人。“已逃矣”，说明扁鹊料事如神，对统治者惯于诿过迁怒的作法早有戒备。“桓侯遂死”，总束全文，证明扁鹊对蔡桓公病情所作的分析，与客观实际丝毫不爽。

这篇故事文字简练精妙，生动传神，读来趣味盎然。故事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早从事焉。”阐明一切祸患（上文“祸福”偏义于“祸”）都有其发生、发展即由小到大的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应该及早消灭它于萌芽状态之中，这是整个故事的寓意，也就是《老子》第六十三章所说的“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谓始终不忽略其为“细”之时，始终不放过祸患初起之时，不待酿成大问题才着手，所以能成大事）。这一论点的形象化解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周艺）

猛狗与社鼠

《韩非子》

宋人有酤酒者[1] ，升概[2] 甚平，遇客甚谨[3] ，为酒甚美，县帜[4] 甚高，著然[5] 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6] ，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7] ，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故桓公问管仲[8] 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9] 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10] ，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11] ，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12] 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13] ，诸臣百吏以为富[14] 。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15] ，此亦国之社鼠也。”

故人臣执柄而擅禁[16] ，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而龁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17] ，国焉得无亡乎！

〔注〕 [1] 酤（gū沽）：同“沽”，卖。 [2] 升：量酒器。概：古代刮平斗斛等量具的器具，此处作“量”解。 [3] 遇：接待。谨：恭敬。 [4] 县：同“悬”，挂。帜：指酒旗。 [5] 著：积贮。或改“著然”为“然而”，非。 [6] 明：说明，禀陈。万乘（shèng剩）之主：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国君。 [7] 蔽胁：受到蒙蔽和挟制。 [8] 桓公：即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管仲（? —前645）：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齐桓公任命为卿，尊为“仲父”。[9] 社：古指土地神，民间常筑坛植树来祭祀它，以祈求幸福。社鼠：在社坛下掘穴而居的老鼠。 [10] 树木：竖立木板。涂之：在木板周围涂上一层泥。这是古代社坛建筑的方法，所以下文说用烟火熏恐怕烧坏了木板，用水灌又恐怕泥土崩坏。 [11] 阤（zhì至）：崩塌。 [12] 间（jiàn见）：窥探，侦察。 [13] 外内为重：在外的权臣和在内的国君左右的人互相倚重。[14] 富：富于权势。一说富当作“辅”。 [15] 据而有之：指国君的左右依靠国君而握有重要的权势。 [16] 执柄：掌权。擅：专擅。禁：禁令，法令。 [17] 壅（yōng庸）：堵塞，蒙蔽。

本文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文中写了两个故事，一是狗恶酒酸，一是社鼠为患。作者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和鞭笞了封建社会中一种习见的丑恶现象：奸臣当权，妒贤嫉能，堵塞贤路，蒙蔽君主。作者把当道的奸臣巧妙而又非常贴切地比喻为猛狗和社鼠，刻画出了这一类人的丑恶嘴脸，很富于形象性、概括性和典型性。

第一个故事写一个卖酒的宋国人，量酒量得很公平，接待顾客很恭敬，酿出的酒很甜美，悬挂的酒旗也很高。按一般常理，他生意必定很好，可是酒竟卖不出去，变酸了。故事一开始就揭出了这一矛盾现象，不但这个宋国人觉得奇怪，就是读者也会感到奇怪。他去请教老人杨倩，杨倩劈头就问：“你的狗凶猛吗？”问得突兀，却切中要害。经过杨倩解释，原来是顾客怕狗，至此读者疑团才冰释。接着笔锋一转，“夫国亦有狗”，那当道的奸臣就如猛狗一般，横在国君与有道之士的中间。“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简要明快地揭示了故事的寓意。

第二个故事是管仲在答齐桓公问中说出的。桓公问管仲道：“治理国家最担心什么？”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以为管仲将要说出一番内忧外患的大道理来。可是回答却出人意料：“最担心社鼠啦！”这是为什么？不但齐桓公不明白，就是读者也觉不解。问题揭出后，管仲接着又从容予以解释：社坛本是神圣的地方，社鼠挖掘洞穴寄居其中。社坛是用木板和泥土筑成的，如果用烟火熏，就恐怕烧坏了木板；如果用水灌，又恐怕泥土崩塌。国君左右亲信中就有这样的人，在朝廷外谋求尊权重势而从人民中搜刮财富，在朝廷内互相勾结而对国君隐瞒他们的罪恶。由于他们是国君的亲信，“投鼠忌器”，极难根除。文中以社鼠为喻，十分准确地勾勒出了这种左右亲信的特征。

最后一段综合前面两个故事的寓意，说明一个国家，如果有大臣如猛狗一般咬有道之士，国君的左右亲信又如社鼠一般窥探国君的情况，国君却不觉察，像这样的国君哪能不受蒙蔽呢？国家哪能不灭亡呢？最后两个反诘句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向统治者敲起了警钟。

两个寓言故事的内容或喻意虽然大体一致，但又各有侧重。猛狗着重比喻排挤贤能的朝廷大臣，社鼠则着重比喻蒙蔽人君的左右亲信；猛狗一段重在说明奸臣妒贤的危害，社鼠一段则重在说明铲除奸臣的艰难。两个故事中都穿插了议论，夹叙夹议，相得益彰。在形式上，前者是作者的直接议论，后者则是记管仲对齐桓公的回答。这些都表明了作者行文的巧妙和富于变化。

两个寓言故事也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即看问题要有全面的观点，事物和事物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复杂关系，如狗猛和酒酸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并非一下子就能被人所觉察。如果我们在观察问题时遗漏了某个重要的环节，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张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