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典籍介绍】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订为三十三篇。此书记载春秋以后至楚汉之起的二百四十五年间史事（前453—前209）。内容主要为当时策士、谋臣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有关主张、言辞。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元吴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

苏秦[1] 始将连横，说秦惠王[2] 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3] 之利，北有胡貉代马[4] 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5] ，东有肴函[6] 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7] 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8] 。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9] 之，愿以异日[10] 。”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11] ，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12] ，尧伐驩兜[13] ，舜伐三苗[14] ，禹伐共工[15] ，汤伐有夏[16] ，文王伐崇[17] ，武王伐纣[18] ，齐桓任战而伯天下[19] 。由此观之，恶[20] 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21] ，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22] ；书策稠浊，百姓不足[23] ；上下相愁，民无所聊[24] ；明言章理，兵甲愈起[25] ；辩言伟服，战攻不息[26] ；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27] ，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28] ，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29] ，诎敌国[30] ，制海内，子元元[31] ，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32] 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屩[33] ，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34] ，状有归色[35] 。归至家，妻不下纴[36] ，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37] 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38] ，见说赵王[39] 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40] ，受相印。革车[41] 百乘，锦绣千纯[42] ，白璧百双，黄金万溢[43] ，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44] 。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45] 。”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46] ，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47] ，伏轼撙衔，横历天下[48] ，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49] ，天下莫之能伉[50] 。将说楚王[51] ，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52] 可忽乎哉！”

〔注〕 [1]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人，与张仪为同学。初以连横说秦失败，后来说六国合纵成功；但为时不久，齐魏共伐赵，赵王责苏秦。苏秦又去燕，再至齐为燕国做间谍，骗取齐王信任，终为人所暗杀。 [2] 秦惠王：即惠文王，孝公之子，名驷，前337—前310年在位。[3] 巴蜀汉中：巴为川东一带，以重庆为中心；蜀为川西一带，以成都为中心，巴蜀皆置郡。汉中在今陕西南部地区。 [4] 胡貉（hé曷）代马：胡指北方匈奴族地区，产貉，似狐，皮可制裘。代指山西北部，产良马。 [5] 巫山黔中：巫山在今重庆巫山县东，黔中包括今湖南西北及贵州东部地区。限：险阻。 [6]肴函：肴山在今河南洛宁北。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为秦东方关塞。 [7] 奋击：奋勇作战之士。 [8]“文章”三句：意谓国家法令制度未完整，树立德望不厚，政治教化未顺利施行，则不可以执行征伐，驱使人民作战，烦劳大臣用兵。 [9] 俨然：持重端庄的样子。庭教：亲自来朝廷指教。 [10] 愿以异日：希望将来再领教。 [11] 神农：传说中的三皇之一，曾伐补遂部落。 [12] 黄帝：五帝之一，号轩辕，都有熊（今河南新郑），败九黎部落酋长蚩尤于涿鹿（今河北涿鹿西南），据《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南。 [13] 尧：姬姓，名放勋，国号唐，曾放逐其乱臣驩（huān欢）兜于崇山（传云在今湖南境）。 [14] 舜：姚姓，名重华，国号虞，曾伐三苗，即古代苗族，在今湖南溪洞一带。 [15] 禹：姒姓，名文命，国号夏，治水有功，受舜禅为帝，曾放逐暴臣共工。 [16] 汤：商开国君，本为夏诸侯，因夏王桀无道，攻桀建商朝。有夏，指夏王桀。 [17] 文王：姬姓，名昌。殷纣时为西方诸侯首领，攻伐助纣为恶的崇侯虎。 [18] 武王：文王子，名发，起兵灭纣，建周朝。 [19] 齐桓：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尊周攘夷，为诸侯盟主，称霸天下。伯，通“霸”。 [20] 恶（wū乌）：怎么。 [21] 文士并饬（shì式）：指各国使者和策士用巧饰语言游说诸侯。饬，同“饰”，巧伪。 [22] “科条”二句：谓各种规章条款具备后，人民小心防范，多作虚假情态。 [23] “书策”二句：谓文书法令多而乱，百姓生活困苦。 [24] “上下”二句：谓因法乱，民苦，因而君臣犯愁，民不聊生。无聊，无所依赖。 [25] “明言”二句：谓道理愈讲明，战争愈接连不断。 [26] “辩言”二句：谓善辩的策士使者，穿着庄严礼服活动，战争并不停止。 [27] 舌弊耳聋：形容讲的疲累，听得厌烦。 [28] 五帝、三王、五伯：五帝，《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系三朝开国君主。五伯指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 [29] 凌万乘：凌驾万乘兵车的大国。 [30] 诎敌国：使敌国屈服。诎，同“屈”。 [31] 子元元：抚爱人民如同儿子。元元，庶民。 [32] 惛：同“昏”。 [33] 羸（léi雷）縢（téng滕）履屩（jué决）：缠着绑腿布，穿着草鞋。羸，通“累”，束缚缠绕。縢，绑腿布。屩，草鞋。 [34] 犁黑：黑黄色，状憔悴困顿。犁，通“黧”。 [35] 归色：归当作愧，以音相近，故作“归”。 [36] 纴（rèn任）：织布帛的丝缕，代指织机。 [37] 太公：姜姓，名尚，周文王臣，佐武王伐纣有功，封于齐，传曾著作《阴符》，为兵法书。[38] 摩燕乌集阙：摩，接近。燕乌集，阙名。阙，古代宫殿前的高建筑物，因以为宫门的代称。[39] 赵王：指赵肃侯，成侯太子，名语，前349—前325年在位。 [40] 武安君：武安为赵国城邑，在今河北武安西南，邯郸西北。按此处记封苏秦较史载时间大有提前，《史记》列于苏秦既约六国合纵之后。 [41] 革车：战车。 [42] 纯（tún屯）：束，把。 [43] 溢（yì益）：通“镒”。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44] 关不通：函谷关口被堵住，指秦兵不能东出关口攻打六国。[45] “式于政”四句：谓用在政治而不用在武力；用在朝廷之内而不用在边疆之外。指在外交上取胜而不在战场上取胜。式，用。 [46] 炫熿于道：在路上张扬显耀。 [47] “且夫”二句：谓苏秦只不过住在僻巷窑洞内（“掘”通“窟”），桑木作门户，弯桑条作门轴的寒士罢了。棬（quān圈）枢，以弯木作门轴。 [48] “伏轼”二句：谓乘车凭依车前横木，勒住马缰，经历天下而不受任何阻挡。轼，车前横木。撙衔，勒住马缰。横历，横行。 [49] 杜左右之口：堵住各国君主亲信的口，使他们不敢主张连横和反对合纵。 [50] 伉：同“抗”。 [51] 楚王：指楚威王，熊姓，名商，宣王子，前339—前329年在位。 [52] 盖：通“盍”，犹“何”。

本文选自《战国策·秦策一》。考以史实有所出入：苏秦发愤刺锥读书，本在入秦之前；说惠王时，巴蜀黔中实尚未归秦属；合纵国间有利害冲突，“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秦策一》），更不可能“相亲贤于兄弟”。但苏秦廷说各国联合，确曾迫使昭王放弃帝号，合纵影响直到苏秦死后犹在。故《史记·苏秦列传》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者，皆附于苏秦。”作者为了对照苏秦发迹前后的矛盾主张，突出某些策士的个人奋斗目的，揭示当时炎凉冷暖的人情世态，展示连横的夸诞说辞，宣扬合纵的卓异功效，在叙事中参照传说附会，对个别情节稍稍调整组合，作了艺术渲染加工，但总的说来，并未违背基本史实。

本文论叙交错。前面详陈苏秦对秦惠王的说辞，篇幅几占三分之二，然后叙其说秦失败、读书揣摩和说赵成功，再用大段文辞颂扬合纵效用，结叙苏秦成功后的显荣而以其自诩语作收。文章结构组织奇妙，生活情节提炼精工。论评比重虽居大半，但重点在于突出策士苏秦的人物形象、性格，而对其家庭成员的情态刻画，也嘲讽了富贵利达对世俗的诱惑。为此士子们刻苦奋勉，驰骛奔走，不择手段，也因此破坏了家庭间温情脉脉的伦理关系，颇富教育意义。苏秦说秦惠王，特在“将连横”前着一“始”字，暗示这与他后来所倡的合纵截然不同。苏秦分别采用两种相反的外交策略“说人主”，其终极目的殊途同归。苏秦失败时的激励语“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与成功时的得意语“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前后串联，一脉相承，苏秦毕生为此奋斗不懈。

早在秦孝公任商鞅，“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上》），内政重在明法、富国、强兵，外交即用连横策略，意图“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过秦论上》）；而山东六国则仍是旧贵族当政，国势积弱，必须联合才能对付秦国。因此，苏秦揣摩天下形势，首先相中富强的秦国，企图说服惠王通过战争“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但当时秦国虽然变法成功，旧贵族仍势盛，惠王被迫“诛商鞅，疾辩士弗用”（《史记·苏秦列传》），他深感“文章不成”, “道德不厚”, “政教不顺”，进攻时机尚未成熟，“愿以异日”，不肯轻举妄动。苏秦的期待落了空，后来精研兵书，再度揣摩形势，适应六国在合纵抗秦上有共同利害关系，一举说服六国君主“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满足了个人尊荣的目的。作者特立一段评论，高度正面赞扬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实际从反面暴露了苏秦始倡连横时叫嚣唯战争论的险恶用心。作者不厌其详地阐述苏秦的战争论调，又反复表彰“式于政，不式于勇”。前后论评，互相发明，借此映衬事实，披露人物，运笔高妙。

春秋战国之际，阶级升降变化剧烈，士受器重。苏秦为“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属社会下层人物。正因他“无洛阳负郭田二顷”（《史记·苏秦列传》），没有产业包袱。富贵欲望强烈的招诱，家庭成员冷遇的刺激，使他决心摆脱现实困境，大干一番。文中言语、情节，随处流露他钻营富贵的狂热劲。其对秦王说辞云：“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惟恐不当王意，几乎是在哀告。“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虽感被用已无把握，仍怀侥幸心理。最后借指“今之嗣主”，直斥惠王昏乱、迷惑、沉溺不悟，意欲用激将法引他上当。面谈失败之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敝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回家时困顿狼狈，状有愧色，所惭恨者，入秦富贵落空，喟叹“是皆秦之罪也”，所切责者，自我功夫不到。他不怨天尤人，反躬内省，确能穷且益坚，知耻愤发。“夜发书”, “引锥自刺其股”，这一深夜苦读的典型细节，鲜明妙肖。“陈箧数十”是博览，“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是深研。苦功既下，对“说人主”显示自负；期年以后，对“说当世之君”益感自信。因“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 “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赵策二》苏秦说赵王语），故苏秦改以合纵说赵王。赵王大悦，证实他的“揣摩”成效卓著。然而苏秦的忍辱、刻苦、坚韧、勤奋种种品格，都是围绕着个人对“位尊而多金”的贪欲体现出来的，知识、辩才只是他恃以飞黄腾达的资本，苏秦公开散播“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庇护）之术，非进取之道也”（《燕策一》苏秦对燕王语）的处世哲学，则其人品可知。作者就合纵止战之功，评价苏秦为“贤人”，而先此已将他的好战言辞淋漓铺陈，让他自我暴露卑庸、虚伪的人生观。这一人物形象的优劣主从，读者不难剖判。

作者通过鲜明对照，描摹人物穷形尽相，传神写心。失志时“羸縢履屩，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愧对家人见于颜色；得志时“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骄其妻嫂流于言辞。家人情态表现，也各恰如其身分：苏秦失志归家，先见其妻，妻居家主织，不下机，写其目中无夫；嫂留家司爨，不为炊，写其目中无叔；亲生父母冷淡，不与言，写其目中无子。苏秦得志后路过洛阳，并未归家，父母先以一家之长，带头隆重远迎，写其屈尊俯就；妻最亲昵，接见时不敢仰视正听，写其惶惑不安；嫂曾得罪，匍伏拜谢，写其惊恐畏惧。作者特以苏秦“嫂何前倨而后卑”的调侃语，逗引出其嫂的表白和自家的总结。这些坦率的心声，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直接指摘了当时的庸俗世态。

作者在议论中善用类似辞赋的夸饰铺张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如苏秦为了突出秦为“天下之雄国”，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极力吹捧秦王之贤，军事之强。经此一番渲染，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在列举历史典故时，也一气连用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的九件征伐事例，以增强论证力量，凌厉挥霍，先声夺人。在综叙外交、策论、法令、文教、信义等徒劳无功时，于“古者使”三字后边，竟叠用二十五个四字句作分层排比，辞意纵横，炜晔谲诳。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当之势。又如秦王答语，由一个飞鸟的妙喻，引出三句“文章不成者”云云互文排比，精微朗畅。作者高度评价苏秦合纵决策的作用和功效时，则相继使用了“天下之大”与“不费斗粮”等九个四字排比句，充分肯定，反复强调。但苏秦论战一节，虽运用演绎归纳，着意渲染秦国用武的有利条件，却未顾及其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虽引证古今，兼从正反两方立论，大肆宣扬攻战之利与不战之弊，却回避和抹煞治国安民、统一天下的其他条件。这种“片面夸饰、不及其余”的辩论方法为策士所惯用。这段对秦说辞尽管语繁意复，逻辑绵密，声张而势实虚，气壮而理不直，不符秦王此时此际国策要求，其结果倒是“舌弊耳聋，不见成功”了。

文章语言流利，音调铿锵，文势起伏不平，声律抑扬多变，用韵不定而自天成。论“古者使车毂击驰”以下一节，句句用韵，随辞意之停顿而频换韵脚，大抵两句一转，读来尤感繁弦急节，累累如贯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童明伦）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邹忌脩八尺有馀[1] ，而形貌昳丽[2] 。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我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3] ，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4] ，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5] 。期年[6] 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7] 。

〔注〕 [1] 脩：同“修”，长。 [2] 昳（yì逸）丽：漂亮，气度不凡。 [3] 旦日：明日。[4] 孰：同“熟”，仔细。 [5] 时时而间进：隔一些时候，间或有人进谏。 [6] 期年：一周年。[7] 战胜于朝廷：身居朝廷而战胜敌国。谓政治修明，不必用军事行动就能使敌国畏服。

邹忌是齐国有辩才的策士，善鼓琴。齐威王廿一年（前338），忌以琴见威王，三日后拜为相。当时齐国有名的辩士淳于髡和门徒七十二人都瞧不起他，故意以很多涵义隐微的难题难他，邹忌却应答如流，使众人倾心折服。一年后，又封为成侯，大得信任。本文就是写他巧妙规劝齐王纳谏除蔽的故事。

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一、二自然段）写邹忌在与徐公比美的过程中，觉悟出受妻、妾、客三人的奉承蒙蔽；第二部分（三、四自然段）才正面写邹忌讽齐王纳谏及其效果。前者是生活小事，后者是政治大事，通过二者的内在联系，由此及彼，因小见大，由一件日常生活小事引发出政治生活中一番治国宏论，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手法高明。这是本文最显著的一大特点。《战国策》中常善于通过寓言来说理，本文就是突出的一例。作为文体，寓言往往是通过一个小故事，借以引起人们的联想，获得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教训。作为修辞手法，寓言其实就是一种引喻：“援引前言以证其事”（《文则》）。而从逻辑上看，寓言又是一种类比推理。明乎此，便不难理解本文一、二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了。邹忌分别问妻、妾、客：“我与徐公相比谁美？”三人所答虽程度有别，却都说徐公不及邹忌美。但当邹忌亲自见到徐公，始则“孰视之”，再则“窥镜而自视”，便知“弗如远甚”了。于是觉悟出自己受蒙蔽的原因：妻之赞美是出于偏爱；妾之赞美是出于畏怯；客之赞美是出于“有求于我”。由此教训，作为发端，从小悟大，联类而及于齐王：既然自己在小家庭里尚容易受蒙蔽，那么齐王拥地方圆千里，城邑百二十座，岂不更易受蒙蔽？古人总是把“治国”视为“齐家”的扩大，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的取譬类比：齐王后宫嫔妃成群，恰如自家之妻，无不对齐王偏爱；朝廷文武众臣之于齐王，犹如自家侍妾之于丈夫，无不畏惧；四境之内的臣民，犹如自家的来客，没有不有求于齐王的。所以齐王不可能听到逆耳忠言，而只能听到阿谀逢迎的假话。于是得出结论：齐王受蒙蔽一定到达极点了。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寓言的巧妙在于把寻常现成的东西表现得具有不能立即察觉的普遍意义。”本文中妻、妾、客对邹忌的奉承，就是“寻常现成”的生活现象，一般人就不易“立即察觉”出它对于安邦治国要善于纳谏这一“普遍意义”。邹忌不愧是策士谋臣，始则存疑“不自信”，继则通过“孰视”、“窥镜”比较等亲自考察，又“暮寝而思之”，才获得了启迪，发现了它的“普遍意义”。这种运用寓言、引喻、类比的妙处，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的要义就在于意义与形象的联系和密切吻合。”（《美学》）这既是邹忌精于思考、巧于讽谏成功的秘诀，因而对读者富于哲理的启迪；也是本文在谋篇布局、表现技巧上的妙谛所在，从而使文势获得曲折动人，叙议妙合无痕的艺术效果。

善于以精练的语言、细微的笔法刻画出人物鲜明的形象、性格，则是本文的另一大特色。文中描写邹忌其人，只开头两句用旁观者口吻写其外貌：身材之魁伟，容貌之漂亮。往下即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言语的描写，展示其内心活动：朝服衣冠，窥镜，问妻，这三个行动表现出邹忌自觉其美、顾影弄姿的得意，而又故意问妻、颇有炫耀之意的微妙心态。但其妻的过分赞美之词和徐公乃齐国著称的美男子这一客观事实，又使他反而不敢自信，刻画出他尚有自知之明；于是又有“复问其妾”、再问来客等行动。这正是他很想胜过徐公，但又怀疑不如徐公这种矛盾意识的外化。故当徐公来时，他当面“孰视之”，发现“不如”徐美；还不甘心失望，又“窥镜自照”加以比较，更觉“弗如远甚”。这又写出他不肯盲目轻信，事必躬亲考察的细致求实精神。妻、妾、客的奉承，与实际情况相反，促使他“暮寝而思之”，终于从三人同声赞美中分析出其不同的心态：分别出于“私我”、“畏我”、“有求于我”，则又刻画出他的善于思考分析、体察人情物理。文中只以“于是入朝”一句，就把上述生活体验联想推论到“讽齐王纳谏除蔽”的大事上。对齐王先叙述自己比美一事，仅用了五句话，只说结论而省略了细节过程，于此可见语言精练，剪裁得宜；但又不能完全省略，因为这正是他运用寓言进谏，取譬类比，证明齐王受蔽的前提和论据，从而与下文“私王”、“畏王”、“有求于王”构成类比。唯其先以自己家庭小事的体验上切入讽喻正题，才显得自然亲切、入情入理、委婉含蓄、娓娓动听；先动之以情，再喻之以理，才使齐王易于接受。这就刻画出邹忌早就存心讽劝齐王纳谏，关心国家大事，而又及时抓住生活体验，善于巧妙进谏这一谋臣辩士的性格特征。其他如妻、妾、客三人的语言，虽同属赞美谀词，而语气程度各别：妻之“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是极尽赞美的偏爱感情；妾之答话中少了句“君美甚”，不如妻之热情，显示出畏怯心理；客之“徐公不若君之美也”，语气更轻，是一种有求于人不得不敷衍逢迎的心态。三种不同语气的细微差别，展示出三人不同的微妙动机。这些都是笔法细致入微处。至于国王，一个“善”字，刻画出他听后的倾心折服；“乃下令”三字，则表现出他纳谏后立刻付之实施的决心；分“面刺”、“上书”、“谤议”三等赏赐，从横向空间展示出他广开言路，虚怀若谷，听取批评的胸襟；“令初下”、“数月之后”、“期年之后”三个阶段，则从纵向时间表现进谏者由多渐少至无这一渐进过程，暗示其蔽已彻底根除，突出纳谏的卓著效果。从语言上，比美中的三问三答，讽喻中所列齐王周围三种人的心态，以及下令中的三等赏赐和进谏中的三个阶段的不同情况，均用排比铺陈手法，参差整齐的句式，构成了纵横恣肆的语言风格。至于结尾写四国“皆朝于齐”，更显出于史无征、夸张扬厉的特点。结句“此所以战胜于朝廷”，与《苏秦始将连横》中“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的主张，精神一致，反映出纵横家贬战尚谋的倾向。从形式上则相当于《史记》列传后面“太史公曰”的论赞。所以，从全篇情节的生动完整、人物形象的鲜明和结尾论赞的体例来看，实乃《史记》纪传体之滥觞。

（熊笃）

齐人谏靖郭君城薛

《战国策》

靖郭君[1] 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2] ，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3] !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4] ，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5] 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夫[6] 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

〔注〕 [1] 靖郭君：齐威王的少子田婴。 [2] 谒者：指为靖郭君通接宾客的近侍。[3] 有于此：谓对此当有说明。 [4] 亡：通“无”，谓不要紧，不加责。 [5] 荡：放荡、放纵。[6] 夫：当作“失”，王念孙《读书杂志》引《韩非子·说林下》及《淮南子·人间训》文，并作“失齐”，可证。

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一》。据《资治通鉴·周纪二》, “显王四十八年（前321），齐王封田婴于薛，号曰靖郭君。”其中即载谏城薛事。靖郭系孟尝君之父。孟尝曾从谏，在薛“市义”；靖郭亦纳谏，“乃辍城薛”：同是反映了统治者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认识。春秋以来注重民本思想，而以儒家较为突出。孔子常以水譬喻人民，以舟、盂、鱼等譬喻国君，其语散见于《国语》、《孔子家语》、《韩非子》、《尸子》等书引文。《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尸子》载子夏答孔子问：“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生动地比拟君民关系当以民为主体。齐、鲁滨海，喜借海说事。这位进谏的齐人熟悉海鱼习性活动，微言凿凿，妙喻翩翩。其说辞内容颇具民主意识。

本篇为寓言式的小品短文。“海大鱼”者，以海喻齐国，实以海水喻齐民；以大鱼喻靖郭君。大鱼在海最为得意，钩网对它无能为力。靖郭封薛，“长有齐阴（荫）”，亦须恃齐才能得势，不会轻易受到灾害。大鱼乘高潮而出，放纵游荡，必有搁浅失水之虞，将受制于蝼蚁。靖郭“隆薛之城到于天”，举措正是放肆失度，内则劳民招怨，外则疑王取祸，必将导致众叛亲离，舟中之人尽为敌国，后果不堪设想。譬喻生动活泼，引人联想自然，事浅义深，所以能打动靖郭君。

谏止“三言”（“海大鱼”），精选得当，无可再减。妙在客进“三言”之前的请谏，已故作十三字的危言：“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引发靖郭好奇心，从而打开其拒谏之门。靖郭自然不明“三言”的个中真意，求客说明，而客不急于表白，复进八言：“鄙臣不敢以死为戏。”真是郑重其事。最后的注释辞，计共五十六言；然而正文毕竟总为“三言”，的是“三言”。趋进、反走，写出客的惶遽态，使靖郭深感诧异，不能不问。靖郭以拒见表示拒谏，最后仍不能不接受这“三言”之谏。游戏之文，写得短小新颖，诘屈有致，真可谓别有天地。

（童明伦）

颜斶说齐王贵士

《战国策》

齐宣王[1] 见颜斶[2] ，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3] 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4] 。’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簴[5] 。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知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6] 。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7] 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8] ；及汤之时，诸侯三千[9] ；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10] 。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11] ？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12] 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倨慢骄奢，则凶必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13] 。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14] 。’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15] 。是以尧有九佐[16] ，舜有七友[17] ，禹有五丞[18] ，汤有三辅[19] 。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20] ，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21] 。’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22] ，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是其贱之本与[23] ? ’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24] ，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25] 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26] 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27] ，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28] ，非弗宝贵矣，然太璞不完[29] ；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30] 。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31] 。制言[32] 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

曰[33] :“斶知足矣！归真反璞[34] ，则终身不辱也。”

〔注〕 [1] 齐宣王：威王子，田氏，名辟疆，前319—前301年在位。 [2] 颜斶（chù触）：齐宣王时高士。 [3] 柳下季：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氏，名禽，字季。食邑于柳下，谥惠。 [4] 镒（yì义）：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5] 千石钟：百二十斤为石，钟为古乐器。簴（jù巨）：悬钟磬的木架。此二句意为齐王对礼乐很重视。 [6] 监门闾里：闾里的守门人。监门，守门者。闾里，人民聚居之地，每二十五家为一闾或一里。闾或里皆有巷，巷口有门，设一卒以守，故称“监门闾里”。 [7] 大禹：即夏禹。《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怀远），执玉帛者万国。”[8]“故舜起”二句：因此舜起于田间，出自乡野，而当上了天子。《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说法不一，《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云在济阴城阳，今山东菏泽附近，一曰济南历城山），渔雷泽（今山东濮县），陶河滨（今山东定陶），作什器（生活用具）于寿丘（在山东曲阜），就时（负贩）于负夏（卫地，处所未详）。”[9] 诸侯三千：汤会诸侯伐桀，传有三千诸侯来会。 [10] 乃二十四：据顾观光考：七国，泗上十二诸侯，东西二周，中山，安陵，越国，合为二十四。 [11] 得失之策：谓古诸侯多，由于贵士，故得策；今诸侯因不贵士，故失策，诛灭殆尽，因此渐少。 [12] 《易传》：所引文疑来自失传之商瞿《易传》。商瞿曾受易于孔子。[13] “是故无其实”四句：意谓没有真实才能却喜爱名位的人必致削弱；没有德行却企望获福的人必致穷困；没有立功却承受俸禄的人必致羞辱；灾祸必定紧随。约，减，引申为穷困。握，执，意谓紧随不离。 [14] “矜功”二句：意谓虚夸的功劳无法建树，虚假的意愿不会实现。 [15] “此皆”二句：这些都是喜爱虚名、浮华，却没有真实品德的人。 [16] 九佐：尧时有九官辅佐：舜为司徒，契（xiè谢）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农官），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礼官），皋陶大理（司法官），益掌驱禽（掌山泽之官）。 [17] 七友：传为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不虚、灵甫七人。 [18] 五丞：传为益、稷、皋陶、倕、契。 [19] 三辅：传为谊伯、仲伯、咎单。[20] “无羞亟（qì器）问”二句：谓不以频繁求问、向臣下求学为羞愧。亟，屡次，频繁。 [21] “无形者”四句：谓没有形象和端绪的东西（指才、德），是行事的主宰和根本。形之君，行为的主宰。[22] “上见其原”二句：谓从上去发现事物本源，往下去通晓事物演变。 [23] “虽贵”六句：引文见《老子》第三十九章，文字略异。 [24] 周成王：武王子，名诵，前1024—前1005年在位。周公旦：武王弟，采邑在周（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辅佐成王，摄政当国，受封于曲阜（在今山东）为鲁开国君主。 [25] 自取病：自讨没趣。 [26] 细人：小人，见识短浅者，此为宣王自谓。[27] 太牢：《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诸侯之祭，牛曰太牢。”一指牛、羊、豕三牲。 [28] 制则破焉：加工磨制就会破坏天然本色。 [29] 太璞不完：天然玉石就会缺损。太璞，指未经琢磨加工的玉石。 [30] 形神不全：身心都不完美（如璞玉受损害一样）。 [31] 虞：同“娱”。 [32] 制言：命令。 [33] 曰：此下为作者对颜斶的评论。一本作“君子曰”。 [34] 归真反璞：回复隐士的本来面目，正如雕琢之玉返回到自然之璞的状态。

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四》。士阶层本系西周等级分封制最下一级，没有封地，官位也不世袭。后来因社会阶级升降变化，这一阶层人数激增，成分复杂，名目繁多，如文士、武士、辩士、侠士、方士、隐士等，大抵皆具一定文化和技能，堪称各类人才。士的社会地位日益重要，被誉为国之宝，“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扬雄《解嘲》）。当时各国各级新旧贵族，为了自身利益，需要争士、争民，“得士者强，失士者亡”（东方朔《答客难》）。士既受养见用，遂为贵族出谋画策，著书立说。

本篇即以高士颜斶为主体，写他与齐宣王及其左右所进行的一场“王与士孰贵”的辩论。颜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气势凛烈，理正辞严，充分显示出寒士蔑视王权、勇于斗争的胆识。作者通过齐王心折，“愿请受为弟子”，论证士贵于王，德才重于名位权势，从而突出了士在治国安民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颇具民主意识。文中推崇儒家选贤举能、立功立德的进取思想，但也赞赏道家守贞返璞、知足不辱的隐退观点。结尾写颜斶在“尽忠直言”，说服齐王尊士、用士的“要道”之后，自己却辞禄归隐，甘守贫贱，向往自由生活，此与一般热衷利禄的俗士大不相同，塑造了一个作者心目中理想的高士形象。

全文运用齐王、左右和颜斶的对白形式，结合各人言辞具体内容，描述其发言时的神色、辞气，将他们的个性、品格及变化中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栩栩如生。起笔写齐王召见颜斶时倨慢失礼的一声传唤：“斶前！”紧接颜斶针锋相对的一声回报：“王前！”借此引入论事，突兀离奇，出人意表。颜斶的傲岸君王，不畏权势，一开始就给人以鲜明印象。作者一面写齐王震怒，左右声色俱厉；一面仅用“斶曰”、“斶对曰”以见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答辞内容却是对王进行当面教育，大胆批评，绝不鉴貌观色，更无阿附迎合。最后，当宣王被说服，“愿请受为弟子”，并以利禄相许时，“颜斶辞去”，语气平淡，表现情无波动，心无沾染，依旧不失贫贱骄人气概。作者附加赞语收束，寓意明白，耐人寻味。齐王表情则由“不悦”而“忿然作色”，提出“王者贵乎？士贵乎”、“有说乎”等系列质问，怒容如见；当他听了“生王不及死士”的论证，“默然”无辞以对，强抑怒气，心实难服；最后认输，发出无可奈何的嗟叹，自拟“细人”而称斶为“君子”，辞色虽转卑恭，仍图用荣华作笼络，富贵骄人习气确难改移。文中两次插叙左右侍从者对颜斶的呵斥作陪衬，他们见王“不悦”，急忙揣摩王的心思，摹拟王的腔调，先以君臣身分诘责，继作虚声恫喝，连呼“斶来”，夸张齐王威势，贬低士的地位，强要“天下之士”皆来接受“役处”。汹汹声势，咄咄逼人，其先意承旨、谄上压下的俗态流露无遗。在“士”与“势”的关系上，齐王矜势而非真正好士，左右慕势而贱士，颜斶却鄙势而以士自豪，互为鲜明映衬。

文章中颜斶批评齐王即从“慕士”与“趋势”对举立论。慕是仰慕，意含尊敬、器重；趋是趋附，意含俯就、屈从，下字确切。据后文强调：士必具有“仁义”之德，“辩知”之才，能为国君“成道德”、“扬功名”，传世不朽；而王则具“居上位”，能致富贵的身分。颜斶论王因权势而贵，故“不贵”；士之贵在德才，乃真“贵”。士若“趋势”，则身蒙玷辱；王若“慕士”，则长享尊荣。照应结尾，隐括了他对王的“尽忠直言”和所言“要道”。

颜斶溯史探变，“上见其原，下通其流”。据名实、本末、主从关系，论述王者行事，必需“德厚”、“明学”、“贵士”。王因“南面称寡”, “名华”显赫；士虽“生乎鄙野”, “实德”昭著。德才相对于王位、富贵的虚名，确是“无形”、“无端”；但却很实际，是行事的主宰（君）和根本（本）。先王为政以德，奉行推贤进士，治国安民，故能立功受福，保有王位；世俗之王不知求实务德，“无其实而喜其名”、“无德而望其福”，必致事愿相违，非特如此，“未得其实（贵士、重才德）以喜其为名（王号、爵位、富贵）者”，还会因贵而骄，因富而奢，从而错误地遵奉骄奢以行事，后果是“则凶必从之”、“祸必握”。精微剖析，中情合理，最能触动宣王心灵，使他考虑到“倨慢骄奢”，将致“灭亡无族”，怵然戒惧。

本文妙用典故、引证、譬喻，辩证地阐明王和士的关系。所举齐国本国王和士的故事，是现实的反面例证，对齐王最具有说服力；所举历史上被公认的圣君贤王故事，是古代的正面例证，正反相辅相成，真理愈辩愈明；所引《易传》、《老子》之言，稍经发挥，说明问题恰到好处，所用璞玉譬比朴实之士，也很得体。

颜斶论证“生王不如死士”一节，陡下惊人之笔。齐有高士柳下季，秦王重之，齐王反漠然置之，可见他徒拥名位富贵，不爱才德。名位致争，使他取祸，齐王的头倒成为别人猎取富贵的手段，岂非绝妙讽刺？而柳下季才德俱备，不必求名位，却自流芳千古。“生王”受辱，生不若死；“死士”享荣，虽死犹生。颜斶就地取材，以生死殊途的王、士对举，事真理直。宣王听此，只好悻悻地收敛起骄矜之气了。

宣王及左右仅据身分地位而论贵贱，颜斶提出德才作为贵贱准则来加以批驳。针对左右所论“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他特引“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说明卑贱之士亦可转化为天子之尊。尧传舜，舜传禹。尧、舜、禹在践天子位前，都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士。再从历史推溯：“自禹之时，诸侯万国”直到“当今之世，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其间侯王“稍稍诛灭”者可谓多矣！其兴亡的原因，正在于“得失（得士和失士）之策”。当侯王遭诛灭，其族荡然不存，命运远落士后，“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可见王也应贵才德，向士学习，“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又可见王须引用才德之士，一如“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得士愈多，其德愈隆，其功愈高，自能趋吉避凶；又可见士亦不可无功受禄，尸位素餐，如果贪恋禄位，德才受损，则致“形神不全”，反而失掉士的本色。颜斶的话，自己身体力行，迥异苏秦、张仪一流名利之徒。

颜斶引《老子》的话论证贵贱高下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关系。高以下为基而体现，贵因贱为本而显示。位极高贵的侯王，却以“困贱下位”的“孤寡”自称，说明侯王应守卑而尊下士，辞当理惬，齐王不能不服。

本文与战国策士徒事敷张扬厉的说辞不同，求翔实，去夸诞，虽有危言奇语，亦皆本乎情理，颇中肯綮。逻辑严谨，前后呼应；议论透辟，别开生面。

（童明伦）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1] ，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2]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3] 。”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4] ，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5] ? ”冯谖署曰：“能[6] 。”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懧愚 [7] ，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 [8] ，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 [9] ，载券契 [10] 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 [11] ? ”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12] 。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13] ；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14] ，因而贾利之[15] 。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16] ，曰：“诺。先生休矣[17] ! ”

后期年[18] ，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19] ! ”孟尝君就国[20] 于薛。未至百里[21] ，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正日[22] 。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23] 。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24] 。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25] ，以故相[26] 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27] ，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28] ，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29] ，被于宗庙之祟[30] ，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31] ，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32] 。”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33] 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注〕 [1] 孟尝君：即田文，齐靖郭君田婴少子，袭其父职为齐相。 [2] 食（sì饲）：给食物吃。草具：装盛粗劣饮食的食具。 [3] 车客：能乘车的食客，比食鱼之客高一等。 [4] 出记：出通告。 [5]“谁习”二句：计会，会计。责，通“债”。薛，孟尝君的领地，今山东枣庄市附近。[6] 署曰“能”：签名于通告上，并注曰“能”。 [7]“文倦”三句：倦于事，为国事劳倦。愦（kuì愧）于忧，困于思虑而致心中昏乱。懧，同“懦”，怯弱。 [8] 不羞：不因受简慢为辱。 [9] 约车治装：预备车子，治办行装。 [10] 券契：债务契约，两家各拿一份，可以合验。 [11] 何市而反：买些什么回来。市，买；反，返。 [12] 合券：核对债券（借据）、契约。 [13] 下陈：后列。[14] 拊爱：即抚爱。子其民：视民如子。 [15] 贾（gǔ古）利之：以商贾手段向人民谋利。[16] 不说：不悦。 [17] 休矣：犹言得了，算了。 [18] 期（jī基）年：一周年。 [19] 齐王：齐湣王。先王：指齐宣王，湣王之父。田婴相宣王，田文袭之为相，故云先王之臣。这是齐湣王听谗罢免孟尝君的借口。 [20] 就国：到自己封地（薛）去住。 [21] 未至百里：距薛地还有一百里。[22] 正日：犹终日。一本无此二字。 [23] 梁：魏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王䓨（即梁惠王）迁都大梁，国号曾一度称“梁”。 [24] 放：弃，免。于诸侯：意谓正给诸侯重用他的机会。 [25] 虚上位：空出最高的职位。 [26] 故相：原来的宰相。 [27] 三反：往返三次。 [28] 文车二驷：套四匹马的绘或刻有文饰的车两辆。服剑：齐王自用的佩剑。 [29] 不祥：不善。 [30] 被于宗庙之祟：受到祖宗神灵的惩罚。 [31] 不足为（wéi围）：不值得顾念帮助。 [32] 立宗庙于薛：因上文齐王有“愿君顾先王之宗庙”的话，孟尝君与齐王同族，故请求分给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将来齐即不便夺毁其国，若有他国来侵，齐亦不能不救。这是冯谖为孟尝君所定的安身之计，为“三窟”之一。 [33] 纤介：细微。介，同“芥”。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出现了“士”（包括学士、策士、方术士、食客等）这一最活跃的阶层。由于天下大乱，宗法制度遭到破坏，诸侯国王和贵族等领主势力受到削弱，他们迫切需要大量的拥护者和谋画者，于是王侯将相争相养士，蔚然成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各养士数千，号为四公子。本文出于《战国策·齐策四》，就是叙写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由微而著的经历，赞扬了策士冯谖重视民心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斗争中的果断善谋，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养士和士为知己报效的社会风气。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本文最成功之处，就是通过曲折多致、引人入胜且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首先是用欲扬先抑、对比衬托的手法，写冯谖故意藏才不露的试探和由此受到的轻视。孟尝君早以礼贤下士之名著称于世，但冯谖却不亲自干谒，而请人嘱托孟尝君，表示“愿寄食门下”，这已有试探之端倪；介绍情况时，又故意说没有什么擅长、爱好和技能，试探对方是否真是像传闻那样“客无所择，皆善遇之”（《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则透露出他既有点轻视，但仍慷慨收罗的微妙心态。接着冯谖又进行第二步试探，他不满足粗糙食物的最低食客待遇，弹着剑靶唱道：“长剑呵，我们回去吧，连鱼都吃不上！”孟尝君听到后，就吩附和门下食鱼的门客同等对待。但冯谖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出门坐车、供养家口等要求，一次比一次升级，孟尝君也逐步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三次“弹铗而歌”，通过孟尝君“左右”的态度来对比衬托，就十分耐人寻味：始则“食以草具”，继则“皆笑之”，终于“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手下人这种态度，又根源于主人孟尝君对冯谖一开始的轻视：“左右以君贱之也……”但孟尝君却到底又一次次满足了冯谖的要求。这就给读者造成了迷魂阵似的悬念：冯谖到底是个贪而无能者还是大才不露者？孟尝君是个平庸势利者还是个明察知人者？这就引人急于去阅读下文，然后你才会发现：冯谖的藏才不露，装愚守拙，巧于试探的性格，正是为其后来大显身手伏根；孟尝君虽无先见之明，却有宽容大度，不善知人，却不失善于养士的作风，正为他后来地位失而复得起了巨大作用；“左右”人的平庸无知，只会看主人眼色行事和以势利量人的眼光，原是常见的人情世态。这一切，全都在这“三次弹铗”的情节中获得了初步的展现。一个情节，同时牵动出很多人不同的情感心态，这就极富于戏剧性了。

第二是善于通过典型情节和生动细节来刻画冯谖的远见卓识和果断善谋的性格，如第二部分写“收债于薛”就是如此。其中又分冯谖署记、矫命焚券、市义复命三个层次。当孟尝君出文告征问门客，要找一个熟悉会计业务，能到薛地收债的人选时，一向装作“无好”、“无能”的冯谖，却毅然自荐，签名表示能当此任。这种情节上的突转，大有出人意外的效果，使文势顿生波澜，故孟尝君始而以之为奇怪，继而深自内疚：“我亏待了他，还不曾接见过他。”终而公开向冯谖道歉：“以前把先生得罪了。”这一情节，展示出冯谖在上述试探之后，决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展露才华。“士为知己者死”是当时策士的信条，他也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知己之恩。而从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 “吾负之，未尝见也”等细节中，也可见他对冯谖确实一向轻视怠慢，以致从未接见过，竟连姓名也忘却了。这就进一步刻画出孟尝君缺乏知人之明，但又能知错必改，公开赔罪，委以重任，并让其权宜行事，故仍不失君子长者风范。如果仅写冯谖按期收债而归，则一般能干的食客也可办到，故不足奇；奇在他全部核验诸民借据之后，竟假托是奉孟尝君之命，以债全部赐还百姓，“因烧其券，民称万岁”。这一生动细节，集中刻画出冯谖具有民本思想的远见卓识和临机大胆决断的性格特征。他认为孟尝君宫中珍珠宝玉、狗马玩好、美人婢妾都不缺，唯一缺少的是仁义爱民，所以矫命焚券，买回民心；他批评孟尝君好利不爱民，反用高利贷剥削他们，其动机虽仍是为孟尝君政治地位着想，但这种爱民思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他奇才远识的过人之处。又可奇者，还在于他虽大胆矫命，却又细心地抓住了孟尝君的口实把柄：“视吾家所寡有者。”——并未具体指示买回什么东西；现在“市义而返”，既经事前请示，又未违反原则，这又表现出冯谖办事的大胆而细心，果断而讲策略。所以孟尝君虽然不悦，说“先生休矣”，但也无可奈何。通过这个情节，冯谖与孟尝君二人在政治见识上的远近轩轾，也从对比陪衬中隐显互见而相得益彰。

另一个精彩的典型情节就是冯谖“经营三窟”，帮助孟尝君恢复并巩固了相位。“三窟”即三层：一是孟尝君罢相至薛，深受百姓拥戴；二是冯谖游说于梁，巧借诸侯重聘孟尝君造声势，帮助其恢复相位；三是让孟尝君立先王宗庙于薛，帮助其巩固相位。罢相就薛一层，通过薛地百姓扶老携幼，到百里之外夹道欢迎和孟尝君深受感动这两个细节，既进一步突出冯谖政治远见的结果，也刻画出孟尝君对“市义”的思想转变，与上文“不悦”形成对比；同时在结构上又起着承上启下的衔接过渡，收束上文“收债”的结果，引出下文“复凿二窟”的大显身手。冯谖西游于梁，说服梁王三遣使者以千金百乘聘孟尝君为相，为抬高孟尝君的威信而虚张声势，给齐王造成“有眼不识泰山”的错觉，感到大贤外流的“恐惧”，达到重新重用孟尝君为相的目的。从中则展现出冯谖洞悉齐、梁二君的用人心态，善于利用矛盾，见机而作，足智多谋的性格。写梁王的重聘求贤，与上文齐王的罢相弃贤形成鲜明对比；而与下文齐王对孟尝君的谢罪和重新起用，则又形成有力的衬托。而孟尝君的言听计从，也与前面“市义奈何”、“先生休矣”的不信任态度构成鲜明对照。三层中以“设计复位”一层写得最详，其余二层皆略，详略分明，堪称剪裁高妙。

在全篇中，冯谖和孟尝君的性格同是富于发展变化，也同是由隐而彰的。但冯谖是由藏才不露、初试锋芒到大显身手的，其才能的展现和信任的获得，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而孟尝君对冯谖的认识和信用，则是始而轻视而留有余地，继而重视（收债）而又存疑（不悦），终而折服而言听计从，是随着自己得势、失势，再大得势这种起伏之势而曲线波动的。故二人性格的发展变化情势，其同者形成互相衬托，其异者则构成彼此对比。正是在这种衬托对比中，生动微妙地展现出人物各自的性格心态和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

孟尝君虽养士三千，但大多数正如王安石所说的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像冯谖这种策士中的佼佼者，实乃凤毛麟角。难怪太史公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亦将冯谖事迹大加突出。然而，本文结尾的评论，却未免过甚其辞，这正是《战国策》铺张扬厉之处。

（熊笃）

赵威后问齐使

《战国策》

齐王使使者问[1] 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2] ，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钟离子[3] ，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4] ，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5] ，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6] 也？叶阳子[7] 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8] 无恙耶？彻其环瑱[9] ，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10] 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11] 乎？於陵子仲[12] 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注〕 [1] 问：聘问、问候。 [2] 说：通“悦”。 [3] 处士：未作官或不作官的士人。钟离：复姓。 [4] 食（sì饲）：拿食物给人吃。 [5] 衣（yì意）：给人衣服穿。 [6] 业：使之做官而成就功业。 [7] 叶（shè涉）阳子：齐处士。叶阳，复姓。 [8] 北宫：复姓，婴儿子，是其名。[9] 彻：通“撤”。环瑱（tiàn）：耳环和戴在耳垂上的玉。 [10] 朝：谓使之为命妇而朝见君主。[11] 王（wàng旺）：统治。子万民：以万民为子，意谓为民父母。 [12] 於（wū乌）陵子仲：於陵，地名；子仲，人名。

赵威后是赵惠文王之妻，赵孝成王之母。公元前266年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以其年幼，故由赵威后执政。本文就是记叙赵威后接见齐国使者的一次谈话。

文章之奇，在于通篇只是记言。既无一句人物外貌、举止、行为、心态之类的描写，也无任何环境烘托或细节刻画，只紧扣题目中一个“问”字，主要写赵威后的七次提问，就鲜明而传神地勾画出一位洞悉别国政治民情、明察贤愚是非、具有高度民本主义思想的女政治家形象。写七问又非一气连问，而是笔法富于变化顿挫。开始会见齐使，尚未拆开齐王来信就连珠炮似地连发三问：“年成还不错吧？百姓也平安无事吧？齐王也还健康宁泰吧？”活画出她的坦率爽直，不拘常规的气度以及她对问题的关切。但首先关心的是年成和百姓，而不先问候齐王健康，以致使者不高兴：认为这是先问卑贱者而后问尊贵者，所问失序；而且自己是奉齐王之命来问候赵威后的，那么赵威后也理当先问候齐王。但赵威后却反驳他说：“假如没有好的年成，靠什么来养育人民呢？假如没有人民，又怎么能有国君呢？哪有舍弃根本而问末节的呢？”两个假设反问，以前句结论为后句前提，逐步推理，正确而又简明地论证了“岁”、“民”、“君”三者的主次本末关系。这种鲜明的民本思想，上承孔子“载舟覆舟”、孟子“民贵君轻”之说，下开郦食其“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之论，体现出赵威后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开明态度。以下四问，又以“乃进而问之曰”一句过渡领起，其间赵威后拆书展现的过程、使者对后四句的回答，都省略了，因为它们与刻画赵威后这一主旨无直接关系。剪裁之高妙和语言之精练均于此可见一斑。在以下四问中，从内容上看：钟离子、叶阳子皆贤德处士，但前者是帮助齐王养育百姓的人，后者是帮助齐王使百姓得到生息蕃衍的人。“养其民”，是就民之处常者而言；“息其民”，是就民之处变者而言，故有细别。而北宫氏则是一位带领百姓奉行孝敬父母的孝女典型，与前二人又自有别。但因这三人都属于封建社会有德的贤者，故皆以“无恙耶”热情询问，而以“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三句小结，作一顿挫。然后再问於陵子仲，因他是个不忠不孝、带领百姓无所事事而对国家没有用处的人，故所问用“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作结，与前三人形成鲜明对照。这四问代表了正反两类四种典型，虽各有侧重，但都属于“民”的范围，故是篇首“民亦无恙乎”这一问的具体化和进一步，而又与“苟无民何以有君”的思想首尾呼应。可见通篇所问皆以问民为主，显示出她重视民心向背的政治远见。因为年成好坏在古代非人力所能左右，故前面问后，无须再加申述；而人民的治乱却是可以靠人为的力量左右的，故是关键，须“进而问之”；至于国君，人民治理好了，国君自然“无恙”，故下文只间接与国君行“王法”相关。这是后四问何以单与前三问中“民亦无恙耶”一问发生逻辑结构联系的关键，也是从结构上理解全文主旨的关键所在。再从对这四个人“其为人也”的评述中，刻画出赵威后对齐国政治民情的了如指掌，洞察入微；从对这四人“何以至今不业”、“胡为至今不朝”、“何为至今不杀”的不同询问感叹中，又可见赵威后对贤愚是非明察秋毫的眼光和赏罚分明的态度。从语言章法上看，虽然对四人都是用先询问、继评述、再叹问的形式，但句法却各自不同，错综变化：问钟离子时，是用“有粮者亦食”等四个五言句作正反排比铺叙；问叶阳子时，是用“哀鳏寡”等四个三言句作并列铺排；问北宫女时，则用“撤其环瑱”等三个四言句构成因果倒装变句来评述；问於陵子仲时，又用“上”、“下”、“中”三个两短一长的“不”字句构成连续否定的排比。而且，又分别用“何以……不业也”、“胡为……不朝也”、“何为……不杀乎”等不同虚词组成的感叹性反问句，表达出不同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连写七问，有错综变化之妙，无呆板枯燥之感。《古文观止》评曰：“通篇以民为主，直问到底；而文法各变，全于用虚字处著神。问固奇，而心亦热。末一问，胆识尤自过人。”的确颇中肯綮。

（熊笃）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

赵太后新用事[1] ，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2]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3] 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4] 。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5] 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6] 。”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7] 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8] 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9] 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10] ，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11] ，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12] 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13]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14] 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注〕 [1] 赵太后：即赵威后。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卒，以其子孝成王年幼，故由威后执政。用事：执政。 [2] 长安君：威后少子，孝成王弟，长安君为其封号。质：作抵押的人质。按据《史记·赵世家》，此事发生于孝成王元年（前265）。 [3] 左师：官名。触龙：人名。按“触龙言”三字，原本作“触讋”。现据《史记》及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改。 [4] 揖：据清人王念孙考证，当为“胥”字传写之误。胥，同“须”，等待。 [5] 郄：当作“ （jù剧）”，劳累。[6] 耆：通作“嗜”。少益耆食，谓稍渐增加食欲。和于身：使身体舒适。 [7] 贱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 [8] 黑衣：指卫士。当时赵宫廷卫士皆著黑衣。 [9] 填沟壑：指死亡。 [10] 燕后：赵太后之女，嫁燕王为后，故称燕后。 [11] 赵之为赵：指赵氏由晋国大夫，与韩、魏分晋后成为赵国国君之时。 [12] 重器：宝物。 [13] 山陵崩：喻指国君死亡，此指赵太后去世。[14] 子义：赵国的有识之士。

本文是《战国策》中写谋臣巧谏成功的最佳篇什之一，出《赵策四》。其所以能千载传诵，历久不衰，就在于它富有永远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和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迪。

全文描写的重点就在一个“说”字。因此，善于用轻松细致的笔触，描写人物委婉亲切地说辞，来表现人物隐约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乃是本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触龙劝说赵太后的目的，是让她同意将爱子长安君入质于齐，以换取齐国派兵来解除秦对赵的军事威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太后真正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个道理，这是劝说的主旨。但他谒见太后时所面临的困难僵局，一是“大臣强谏”均无效，而且已当众宣布“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二是听说触龙要来谒见，太后正气鼓鼓地等待着他。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任何高深的大道理都将无济于事，反会自取其辱。触龙真算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灵魂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他的说辞是分五步进行的。第一步：必须从感情上消除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恭敬而亲切地说明自己谒见的目的，是因有足疾，久未见面，担心太后玉体有所劳累；故先问起居，次问饮食，再谈养身之道，绝不提起长安君。这一番热情的体贴关怀，终于使“太后之色少解”。紧张气氛缓和了，于是进入第二步：闲谈老年人溺爱幼子的心情，以期进一步从感情上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出太后的心事，妙在只叙说自己的幼子舒祺，仍然绝不提长安君。但触龙所说舒祺最小，不成器，而老臣已年老体衰，私下又特别宠爱他。这些情况，不是和太后之爱长安君极相类似吗？故其实已隐约流露出长安君的影子。接着就说自己冒着死罪来向太后请求，趁自己未死之前让太后安排舒祺当一名宫中卫士，把前程安排好，自己才放心。这番话，既为下文要讲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一主旨伏根，又能使太后触类旁通，意识到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问题在于如何爱法。果然太后感兴趣地问道：“男子汉也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这句话意味着此前一批大臣只知道从国家利益出发讲大道理，让太后舍子入质，却没有人能理解、体贴妇人对幼子那种母爱的特殊感情，现在总算遇到一个“知音”了！触龙深知已触动太后心事，便抓住这句话，进一步反激太后说：“比女人爱得还厉害。”于是引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她终于由“盛气”, “色少解”，到高兴地“笑曰”了，并且毫无戒心地暴露出自己的心事。这就顺理成章地为过渡到闲谈应当如何爱子这个话题奠定了基础。所以，善于洞悉对方心理变化的触龙，立即成功地进入了第三步，仍然不正面说长安君，而是借燕后作反衬，反而说太后疼爱燕后胜过疼爱长安君。这种反激法立刻奏效，引发出太后的反驳：“你错了，我疼爱燕后远不如疼爱长安君那么厉害。”这正是触龙千回百折希望得到对方的一句话，他才好由此委婉批评太后爱长安君爱得不深，应当像爱燕后那样才算爱得深远。于是他从容举出太后当初送燕后出嫁时，握着女儿的脚后跟，为之哭泣悲伤；走了以后，每当祭祀总要为之祝福，祈祷着希望女儿不要被休弃了回来，希望女儿子孙后代世世在燕国为王等事实。表面上似乎撇开了长安君，在争论太后疼女儿甚于幼子；骨子里却是旁敲侧击，曲意批评太后：真要疼爱长安君，就该像对燕后那样，为他长远前途着想。由于触龙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批评她不该溺爱幼子，而恰相反，是批评她溺爱得还不够，要像溺爱燕后那样才算爱得深远，所以太后听着自然十分顺耳；又因为触龙设身处地进入角色，与太后一起动感情回忆疼爱燕后的那一幕幕真情实景，致使太后不知不觉完全落入老臣彀中，而回答说：“然（确实如此）。”一个“然”字，说明她已完全接受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个道理。于是触龙进入第四步：先连发两问：三世以前赵王子孙封侯的，而今其后裔还有没有仍然为侯的？不仅赵国，其他诸侯国的后裔还有没有仍然为侯的？太后回答都说没有。于是触龙精辟地揭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子孙们地位尊贵而无功劳，俸禄优厚而对国家毫无贡献，所以无法保住王侯地位，必然会被别人取而代之，自己还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说二、三两步说舒祺、说燕后，与长安君保住王侯的关系距离还稍远，因而言辞曲而较缓，那么第四步则是说赵国王子王孙的命运，与长安君的关系距离则颇近，因而言辞直而趋急，步步紧凑。于是不容太后插话，触龙又进入第五步：直接把问题引到长安君身上进行类比论证，批评太后如今只给予长安君尊贵的地位、肥沃的封地、众多的宝物，却不趁现在让他为国立功，树立威信；一旦太后驾崩，长安君凭什么保持他在赵国的地位呢？此前无数曲折，至此方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痛快淋漓而又句句力重千钧。然后语势顿缓，无限痛惜地说：“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计短”，正与前文“计深远”、“计久长”遥相对应，而又仍然巧妙地归结到“爱长安君不若燕后”的话题上，始终都是顺着太后“爱子”、为长安君本身利益着想这一心态出发的。这种急中缓煞、刚而转柔的收绾方法，仍留有不直接揭穿入质问题的余地，这就既说服了太后，又给她巧妙地留了个体面的下台台阶。果然太后终于被深深感动而醒悟，答应：“好。那就听凭你安排他吧！”同样妙在不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这句话，彼此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但又都不显尴尬，这正是触龙控制的最佳火候和分寸。至此，触龙忠诚为国，而又善于体察女人心理，巧于言辞，循循善诱，老谋深算而又热情真诚的谋臣形象，赵威后溺爱少子，始而专横气盛，泼辣固执，但又有母爱柔肠的满腹委屈，终而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太后形象，主要通过他们各自的语言声情，其次是他们各自的动作神态（如触龙的“入而徐趋”、“至而自谢”等，太后的“盛气而胥之”、“色少解”、“笑曰”等），极为鲜明地活现在读者眼前。

其次，精于剪裁和严于章法，也是本文一大特色。篇首众多复杂事件，三言两语即交待清楚，篇末长安君入质于齐及评论，也都惜墨如金，高度简洁；而中间写“说”的过程却详而细腻，层层转进，写法或侧或反或正，时而闲话琐叙，时而追忆感叹，时而反问议论，极尽铺衍婉曲之致。且前伏后应，曲尽其妙：如触龙前述“不能疾走”、“殊不欲食”，皆述己老态，以起下文“填沟壑”之语；前曰“太后玉体有郄”、“日食饮得无衰”，皆指其老态，以起下文“山陵崩”之语；前称舒祺之“最少，不肖”，故后有位尊无功、奉厚无劳之说；前伏请补黑衣卫士令其有所自托，后应“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前有“计深远”、“计久长”之伏，后有“为长安计短”之应……

从篇末的评论中，不仅反映出战国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斗争，表现出对世袭分封制的某种冲击，而且对如何教育子女不要依仗父母财产权力的荫庇坐享其成，而应鼓励他们培养独立奋斗、创业立功的自立精神，也富于深刻的启迪。至于触龙说服太后的巧妙婉转的方式方法，对人的灵魂洞察入微的心理把握，处处从对方本身利益着想的亲切热情的真诚态度等，对后世亦颇多启迪和教益。

（熊笃）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

《战国策》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1] 使于秦。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2] 。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3] 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4] 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5] ，彗星袭月[6] ；聂政之刺韩傀也[7] ，白虹贯日[8] ；要离之刺庆忌也[9] ，仓鹰击于殿上[10] 。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11] ，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12] ，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13] ，长跪[14] 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注〕 [1] 唐雎：一作“唐且（jū居）”，人名。按战国时名唐且者有数人，并非同一人。[2] 不错意：不介意，谓不加疑。错，通“措”。 [3]布衣：平民，此指“士”。 [4]免冠徒跣（xiǎn显）：除掉帽子，赤了脚。以头抢地：用头触地。 [5]“专诸”句：春秋时吴国公子光养勇士专诸，在宴会上藏短剑于鱼腹，刺杀王僚。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及《史记·刺客列传》。[6] 彗星袭月：彗星尾部光扫及月球。 [7]“聂政”句：战国时韩国大夫严仲子派侠士聂政刺杀宰相韩傀。事见《战国策·韩策二》及《史记·刺客列传》。 [8] 白虹贯日：白虹的光彩从太阳穿过。 [9]“要离”句：公子光夺王僚位后，派勇士要离暗杀吴王僚之子庆忌。 [10] 仓鹰击于殿上：苍鹰飞到殿上搏击。仓，同“苍”。 [11] 休祲（jìn浸）：休，吉祥；祲，妖气。指上文彗星袭月等事。 [12] 天下缟素：指秦国君主被杀，全国都须穿着丧服。缟素，白色的丝织品，此指丧服。 [13] 色挠：挠，屈。此言神色沮丧。 [14] 长跪：古人席地而坐，臀着于脚踵，身躯挺直离脚即成跪状。

本文选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灭韩”在秦王政十七年（前230）, “亡魏”在二十二年（前225）。此文所记之事，当在秦王政二十二年以后。安陵，小国名，本为魏之附庸，其地在今河南鄢陵西北。魏襄王封其弟为安陵君，奉魏为宗主国而保持相对独立，封地仅五十里；因此秦王灭魏之后，对安陵无须用战争方式豪夺，而欲用欺诈方式巧取。秦国是“虎狼之国，无礼义之心”（《战国策·赵策三》），易地之说，分明欺诈。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不载于正史。据《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故唐雎以外来使臣带剑上朝，“挺剑而起”，词涉夸饰。文章系寄托作者憎恶强权、反抗暴秦的理想，颂扬一介布衣敢与强国君主面折廷争，卒能夺其骄气，挫其淫威，扫其凶焰，充分表现出豪侠之士的英勇精神，由此亦可见士在战国时的积极作用。

本篇人物描写以唐雎为主，秦王为宾，安陵君为陪从，两两对照，交互映衬，通过对白言辞，分别显示出三人的容色、情态、品性。秦王传话“安陵君其许寡人”，纯是强迫命令口吻。意愿未获满足，立斥“安陵君不听寡人”，简直是悖逆、不识抬举，声色俱厉，盛气凌人。在拒绝秦王无理要挟“易地”的问题上，安陵君是在自己封壤面对使臣，然而措辞平和，赞许秦王是“加惠”，并称“甚善”，然后才以“受地于先王”，宗庙陵寝在此的正当理由，委婉谢绝，先肯定后否定；唐雎则是在秦王蓄怒待发时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然而措辞强硬。他不承认秦王强加的“逆命”、“轻视”的指责，断然峻拒讹诈，且将否定推进一层：“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安陵君的忠厚、诚悫，然而谨慎、畏葸，低声下气恳求，与唐雎的沉着镇静，复又刚毅果敢，抗声奋气痛驳，自成鲜明对照。秦王怒气冲天，并就“怒”字生出文章，直以战争屠杀相迫胁；唐雎泰然处之，从容反问，针锋相对地仍就“怒”字发挥，直以行刺暴君作威慑，并抓住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立付行动。秦王由虚声恫喝而“色挠”，跪谢，语无伦次，自我解嘲；唐雎则由神色自若而激昂，愤慨，“挺剑而起”。暴君的恣雎凶残，而又怯懦怕死，外强中干，与侠士的忠肝义胆，宁死不屈，正气凛然，亦自成鲜明对照。

说辞内容善作对比，前后系联，呼应自然，涉笔妙趣横生。如秦王一方面用武力灭人之国，一方面却愿以施舍广人之地，实际通过矛盾言行揭露了自己，其称安陵君为“长者”，无非教他识相一点，主动献地纳款。又如秦王以五百里，“十倍之地请广于君”，唐雎再翻一倍，强调“千里不敢易”，秦王既以“流血千里”相恐吓，五十里更不在话下，腾腾杀气，狰狞之貌毕露。再如秦王“天子之怒”，唐雎让他炫耀自白；唐雎“布衣之怒”，则听秦王嘲弄代答，然后引出三“怒”相较。庸夫之怒，仅是不能有所作为；天子之怒，无非能制造尸山血海惨祸；侠士之怒，却偏能免人民于战争灾难。“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大胜“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的价值，轻重判然。写天子以怒杀人，却不能格天；侠士因怒刺天子，却能惊天。刺可胜杀，唐雎从“刺”字上生发，宣扬专诸刺王，聂政刺相，要离刺王子，使天上日月星辰异变，苍鹰飞来王宫助威，衬出自己怀怒欲刺天子，效应昭彰自不待言。此借天人感应作浪漫主义夸张，渲染神奇气氛，振起高亢情调，从而赞颂了侠士之怒的作用。秦王最后被迫承认“韩魏灭亡”，虽由自己武力；“而安陵以五十里地独存”，却得力于唐雎的义勇。此与前面所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的强辞夺理，亦复相映成趣。

通篇用人物对白体，稍加一二句插叙作为过脉。起始叙“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自然地引入使者与安陵君的问答，写事情的原因和开端；“安陵君因使唐雎于秦”，导致秦王质询与唐雎驳斥，写事情的发展；“秦王怫然怒”，借唐雎就怒字反击秦王挑衅，写事情的高潮；唐雎“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以秦王的话收束，戛然而止，写事情的终局。层次清晰，而把“怒”和“劫”作为重点突出，情节紧张，转折急凑，气势激扬，风格雄奇，短句迫促，辞锋犀利，读之使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童明伦）

乐毅报燕惠王书

《战国策》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1] 而攻齐，下七十馀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2] 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3] ，疑乐毅，而使骑劫[4] 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5] 。齐田单[6] 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馀城以复齐。燕王悔，惧赵用乐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7] 。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8] 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9] ，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10] ，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11] ，有高世之心[12] 。故假节于魏王[13] ，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14] ，而使臣为亚卿[15] 。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馀教，而骤胜之遗事也[16] 。闲[17] 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18] 。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19] 。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20] ，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21] 。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22] ，故鼎返于历室[23] ，齐器设于宁台[24]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25] 。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惬其志，以臣为不顿命[26] ，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27]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28] ，及至弃群臣之日，馀令诏后嗣之遗义[29] 。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30] 者，施及萌隶[31] ，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32] ，故吴王远迹至于郢[33] ；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34] 。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35] 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36] ，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37] 毁辱之非，堕[38] 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39] ，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40] ；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41] 。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注〕 [1] 合五国之兵：即并合赵、楚、韩、魏及燕国之兵。 [2] 三城：指聊城、莒县和即墨，今均属山东。按“未下”者实仅莒县、即墨二城。 [3]用：以，表原因。齐人反间：指田单所散播的乐毅欲据齐自立的流言。 [4] 骑劫：人名，燕将。 [5] 望诸君：封号。时赵国封观津（今山东观城，时为赵地）与乐毅，而以望诸（今河南商丘虞城间，本为齐地入赵）之号封之。[6] 田单：齐国大将，坚守即墨，以火牛阵败骑劫，收复齐七十城，以功封安平（今山东益都西北），号安平君。 [7]且休计事：暂且休息，以后再议国事。此是夺其兵权的遁辞。 [8]斧质：古代杀人刑具。质通“锧”，腰斩用的砧垫。 [9]“以伤”二句：意谓自己如果被杀，会损害昭王知人善任的明察，也会损害惠王的义名。无罪而杀为非义。足下，称惠王。 [10] “臣恐”二句：意谓我恐怕您不理解先王为什么要厚待他所亲信的臣子（乐毅自指）的道理，也不明了我为什么要事奉先王的心意。两句指燕昭王和乐毅自己理想的君臣关系。侍御者，意同“左右”、“执事”之类，不欲直指对方本人，以此代称。 [11] 错：通“措”。 [12] 高世之心：高出于当世常人的见解。 [13] 假节于魏王：节，符节，使者所持信物。魏王，魏昭王。 [14] 父兄：指同姓群臣之尊长者。 [15] 亚卿：职位仅次于正卿的官。 [16] “夫齐”三句：意谓齐国曾作为霸国，留下争夺霸业的传统经验，有战争屡胜的形势。骤，屡次。 [17] 闲：通“娴”，熟习。 [18] 莫径于结赵：没有比直接联合赵国更好。径，径直，直接。 [19] “且又”二句：谓并且从齐国夺取淮水以北和旧宋国土地（今河南商丘一带），这是楚和魏国共同的愿望。 [20] 顾反命：不久返回复命。[21] “随先王”句：随着昭王全部占有齐国黄河以北而直抵济水（源出河南济源，流经山东齐境入海）之上。 [22] “大吕”句：大吕（钟名）放置到燕国元英殿。 [23] “故鼎”句：燕国过去被齐夺走的宝鼎又回到燕宫历室。 [24] “齐器”句：齐国贵重器物陈设在燕都宁台。《括地志》:“燕元英、历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25] “蓟丘”句：蓟丘（在今北京西南，燕都）所植的植物，种植到齐国汶水（济水支流）的竹田里。篁，竹田。 [26] 不顿命：不负使命。顿，挫阻。 [27] 《春秋》：古代编年史的通称。 [28] “夷万乘”二句：平定了有万辆兵车的强国，收得齐国建国八百年来蓄积的财富（齐国从姜太公尚至齐湣王时约八百年）。 [29] “馀令”句：先王遗下对子孙良好的告诫。令诏，良好的告诫。 [30] 顺庶孽：使庶出之子顺从国君。庶孽，庶出子。 [31] 施（yì义）及萌隶：指昭王遗教推广到平民。施，延及。萌隶，氓隶，谓平民。[32] 伍子胥：春秋时楚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逃到吴国，劝说吴王阖闾攻楚。 [33] 远迹至于郢：指吴王行军远征，直抵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附近）。 [34] “夫差”二句：谓阖闾的儿子夫差不以伍员为是，不听从他乘胜灭越之谏，赐剑逼他自尽，并盛其尸于革囊，抛入江中。鸱夷，革囊。[35] 先论：预见。 [36] 不同量：胸怀度量不同。蚤，通“早”。 [37] 离：同“罹”，遭受。 [38] 堕（huī灰）：同“隳”，毁坏。 [39] 以幸为利：以侥幸助赵伐燕谋私利。 [40] “交绝”句：断绝交往时不谈己方之长与对方之短，即不说伤感情的话。 [41] 不洁其名：不说自己的名声清白。意同《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不说人以无罪”。

本文选自《战国策·燕策二》。据《资治通鉴·周纪四》，田单破燕复齐及乐毅报书，事皆在赧王三十六年（前278）。乐毅为战国时卓越的军事、政治人才，诸葛亮隐隆中，慕其伟抱，曾以自许；韩愈送董邵南，仰其高风，亦致凭吊。《报燕王书》总的精神是以直报怨，以诚对诈，委婉自解，含蓄寓评。文中倾吐肺腑之言，如泣如诉，其情真挚恳切，其度恢弘豁达，充分体现出乐毅磊落忠厚、坦率谦和的崇高品德。《史记·乐毅列传》载：“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可见其感染力之强。

篇首先简括乐毅复书的时代背景，并交代惠王原书。叙事含评，有揭示原书作用。两书参照，惠王的用心可见，乐毅的表白自明。故先行介绍，有助于加深对乐毅复书内容的理解。昌国君是燕昭王赐给乐毅的封号，乐毅为昭王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君臣遇合，成功立名，深契乐毅理想。只余三城未曾攻下，说明齐仍反抗，而乐毅不急于作武力征服，欲施德化。适逢燕昭王死，惠王在作太子时与乐毅有隙，他的即位，为齐人行反间计提供了机会。惠王竟如此昏昧，轻信敌人计谋，怀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为将，导致全功尽弃。骑劫轻易地被欺诈，可见他远非田单对手，亦可见惠王用其亲爱，妒贤害功，咎由自取。乐毅曾使赵结盟，故受疑后奔赵，赵王重其声威，故封以为望诸君。燕惠王所悔者，乃是乐毅出走为赵用，惧怕他承燕之弊以伐燕，全是私心度人，并未反思补过。使人致书乐毅，主旨明确，辞语却甚闪烁。惠王“让”是实意，切责乐毅“捐燕而归赵”，是“过听”和“自为计”，计虑个人荣利，辜负昭王恩遇，意在召回，然后问罪。“谢”是虚情，既夸耀“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何以又会轻易为左右所“误”？何以又必“使骑劫代将军”，硬要“召将军，且休计事”？强辞夺理，实难自圆其说。一边诿过左右，死要面子；一边设置圈套，引人入彀。乐毅不得不复，不能不辩。

乐毅复书通篇针对原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的质询立言。前后四次谈“臣闻”如何如何，都说明他是奉“古之君子”行事，作为自己的学习楷模。据此，他提出君择臣，臣亦择君，君臣契合，贵在成功立名，作出一番事业。君欲成功，需求臣辅，故应“察能而授官”，不可任人惟亲，徇私偏爱；臣欲立名，需得君用，故应“论行而结交”,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孟子·离娄下》）。再推进一层，只有贤明之君，才能功立而不废，但贤明之君生前能立功，善作善始，却不能保其死后必不废，善成善终；“蚤知之士”处此，则应力争“名成而不毁”。乐毅以君子和忠臣的名义作证，诚挚地回答了“何以报先王”的问题。过去为先王复仇立功是“报”，现在功虽见废，退而求其全身免祸，不受谤名，“以明先王之迹”，这也是“报”。追溯“遁逃奔赵”的原因，实是考虑不愿罹谗冤死，致损害先王的明察，毁坏先王的声誉，决非贪生计利，更非背主求荣；离君去国，仍须存忠守义。在昔屈意蒙诟，至今抑志忍尤，诬枉且不急辩，恶声尚不出口，何至“以幸为利”呢？正因图报先王，所以应当辞召留赵，所以不会借赵伐燕。逻辑严密，理无可驳。这样，惠王算计虽然落空，疑虑却自消释了。

乐毅通过详细剖明昭王“畜幸臣之理”和自己“事先王之心”，发人联想，暗与惠王对照，实寓批评于其中。义婉而正，辞深而显，气平而和。乐毅报书推崇“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确知昭王能为“成功之君”，因此通过魏王派遣使燕，使昭王亦能知己。昭王果然察己之能，破格擢为亚卿，乐毅则自勉作“立名之士”以相报。他满怀衷诚，歌颂了君臣相知的鱼水深契和风云际会，这种关系是惠王所“不察”、所不能理解的。在用人问题上，重贤与私亲，尚功与随爱，专信与轻疑，暗相对照。先王成功和个人立名之举，集中表现在败齐复仇的辉煌业绩上。复书高度赞扬先王图强雪耻的雄心，言听计从的笃信；并以豪迈挥洒的笔调，畅叙自己辅佐先王制定决策：外交方面迅速实现与赵、楚、魏等四国联盟，军事方面进攻所向披靡，“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对自己的“过举”以及“裂地而封之”，在先王为知人善任，故能成功；在己为“不顿命”，故能立名。自信不负先王委任，自问无愧先王加封，所以两度皆“受命而不辞”，这种关系又是惠王所“不白”，所不明了的。在功名问题上，赏贤和妒能，封侯和夺将，制胜和取败，也暗相对照。

乐毅还特别论及昭王的余令、遗义，垂训后世，能使庶孽不争，大臣循法，百姓拥戴，惠王才得安继大统，其责备惠王背离父道，辜负先君重托，意透言外。所引吴国典故，对此妙相印证：吴王阖闾听信子胥的谋说，远征至于郢，几乎灭楚；嗣君夫差疑忌子胥，赐他自尽，卒为越国所灭。乐毅正因为对惠王有“蚤知”，所以才幸未重蹈子胥覆辙。

书中善作铺张排比。如攻齐一段写进军、破敌、收京、逐王、取宝、返鼎等，从多方面渲染战功，气势磅礴，气氛热烈。论述君臣正道、用人原则、功名官禄的关系、立废成毁的转化，表明心迹等，常运用对偶排比句。遣辞则精当委曲，柔中带刚。如“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实指惠王违逆先王意愿，自己无法迎合；在“不肖之罪”前置一“负”字，意谓勉强承担所妄加的罪过；写夫差“沈子胥而不悔”，是揭示惠王陷贤的行为至今未改；言所“临”之罪“不测”，洞悉惠王欲加害的险恶居心；不便直斥惠王，而用“侍御者”指代，用“恐”字表对惠王的担心，以“不察疏远之行”说惠王不能理解自己，再对照“亲左右”，揭其亲小人，远贤臣。通篇构思缜密，字斟句酌，锤炼工巧，允称千古佳作。

（童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