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作者小传】

（约前372—前289） 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曾为齐宣王客卿。其主张不见用，晚年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发展孔子“仁”的观念为“仁政”学说，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其文气势磅礴，持论说理以雄辩胜。现有《孟子》一书，记载了他和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为研究孟子及思孟学派的主要材料。

齐桓晋文之事章

《孟子》

齐宣王[1] 问曰：“齐桓、晋文之事[2] ，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3] ，则王乎[4] ? ”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5] 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6]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7] ，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8] ? ’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9]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10] 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11] 知之？王若隐[12] 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13] 。而易之以羊也[14] ，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15] 。”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16] 也。”

王说[17] 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18] 。’夫子[19] 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20]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21] 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22] 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23] ，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24] ，而不见舆薪[25] 。’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26] ，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27] 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28] ，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29] ，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30]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31]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32] 。诗云[33]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34] 。’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35] ，然后知轻重；度[36] ，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37]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38] 不足于口与？轻暖[39] 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40] 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41] 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42] ，朝秦楚[43] ，莅中国而抚四夷[44] 也。以若[45] 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46] 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47] 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48]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49] 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50]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51]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52] 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53]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54]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55] ，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56] ，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57]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 [1] 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姓田，名辟疆。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宣”是他死后的谥号。 [2] 齐桓、晋文之事：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五霸之首；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继齐桓称霸。事，指称霸诸侯的事。宣王想效法齐桓、晋文，谋为霸主。 [3] 无以：如果不能不说的话。以：同“已”，止。 [4] 则王乎：那就说说行王道的事吧。王（wàng旺），作动词用，行王道以统一天下之意。 [5]胡龁（hé合）：人名，宣王左右的近臣。 [6]衅钟：古代新钟铸成，要杀牲取血，涂抹钟的缝隙，因而祭之。 [7] 觳觫（húsù胡速）：恐惧战栗的样子。[8] 与（yú鱼）：同“欤”，疑问语气助词，用于句末。下同。 [9] 爱：吝惜、舍不得。 [10] 无异：不要奇怪。 [11] 恶（wū乌）：怎么。 [12] 隐：可怜，不忍。 [13] 我非爱其财：一般选本，此句未加句读，但这是宣王先为自己申辩，并非舍不得（一头牛的）财，是个判断句，故句断。 [14] 而易之以羊也：而，当译作“可是”。宣王的意思是自己一时疏忽，易之以羊，造成事实。 [15] 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这是主谓倒装句。牛的价值大，羊的价值小，以羊易牛，则百姓之谓我爱财也宜矣。 [16] 远庖厨：远，使动用法，使厨房离居室远些。 [17] 说：通“悦”，高兴。 [18] “诗云”三句：下引诗句见《诗·小雅·巧言》。 [19] 夫子：先生，这里指孟子。 [20] 不得吾心：即吾心不得，心里想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 [21] 戚戚：心情激动的样子。 [22] 复：报告。[23] 钧：古代重量单位名称。三十斤。 [24] 明：视力。秋毫之末：鸟兽秋天新生的羽毛的尖端，极其纤细。 [25] 舆薪：整车的柴。 [26] 今恩足以及禽兽：前省“孟子曰”，表示语气紧凑。恩，恩惠。恩及禽兽，指齐宣王不忍杀一头牛。 [27] 形：具体体现。 [28] 太山：即泰山。北海：渤海。 [29] 为长者折枝：有三说：一、枝通“肢”，对长辈弯腰作揖；二、枝通“肢”，替长辈按摩肢体；三、替长辈折根树枝。总之，都表示很容易做到的事。 [30] 前“老”字作动词用，尊敬。后“老”字名词，老人。 [31] 前“幼”字动词，爱护幼小。后“幼”字名词，小孩。 [32] 天下可运于掌：天下可以在手掌上运转。比喻很容易治理。 [33] 诗云：下引诗句见《诗·大雅·思齐》。 [34] 刑于寡妻：先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刑，通“型”，榜样；这里活用为动词。寡妻，寡德之妻，诸侯对自己妻子的谦称，如诸侯自称“寡人”一样。御：治理。 [35] 权：秤锤。这里用作动词，用秤称。 [36] 度：用尺量。 [37] 度（duó夺）之：慎重考虑这桩事。 [38] 肥甘：肥美鲜甜的食品。 [39] 轻暖：轻软暖和的衣服。 [40] 采色：文采美色，指绘画装饰。 [41] 便嬖（piánbì骈蔽）：在王的左右被宠幸的人。 [42] 辟土地：扩张地盘。 [43] 朝秦楚：使秦国楚国来朝贡。 [44] 莅（lì利）：临，这里引申为统治。中国：古指北方中原地区。四夷：指四方的异族。 [45] 若：这样，如此。下句同。 [46] 犹缘木而求鱼：好比爬到树上去捉鱼，喻根本不可能实现。缘：攀登。 [47] 邹：当时的小国，在今山东邹县东南，只有几十方里土地。楚：当时的大国，拥有今湖北、湖南、安徽等广大地区，战国时疆域又有扩大。 [48] 盖：发语词，有承上启下作用。一说盖通“盍”，何不。本：根本，指行王道。 [49] 惛（hūn昏）：同“昏”。头脑昏乱。[50]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放，放荡，放纵。辟，同“僻”，行为不正。邪，和“僻”同义。侈，和“放”同义。总的是指不遵守封建社会的规章制度，干犯上作乱的事。 [51] 罔民：欺骗陷害人民。罔，同“网”，意为张网捕捉。 [52] 制：制订，规定。 [53] 五亩之宅：古代行井田之制，一夫（有劳动力的男丁）可以分得五亩住宅土地，一半在田中，一半在村庄。春耕开始，居田中之宅；冬天农事完毕，还居村庄。树之以桑：在住宅墙下种桑。 [54] “鸡豚”二句：豚，小猪；彘（zhì至），大猪。此二句说各种家畜不要在交配生育的时候随便宰杀，以利于繁殖。 [55] 百亩之田：古时一个劳动力受田百亩。勿夺其时：不要耽误农时，即不在农忙季节征徭役。 [56] 谨：重视。庠（xiáng祥）序：地方上的学校名称。殷代叫“序”，周代叫“庠”。 [57] 颁：同“斑”。颁白，头发花白的老人。负：背上背东西。戴：头上顶东西。此句说百姓都知道敬老，可以替老年人出力。

这是《孟子》七篇中少数千字以上的长文之一。虽然形式上全属对话，实际上却是一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的政论文。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即行仁政、“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也充分体现了孟子善辩、善譬的语言艺术和纵横捭阖的文章气势，是《孟子》的代表作品之一。兹举其要者予以鉴赏。

一、高屋建瓴，片言居要。

战国时代，列强纷争，以征伐为能事，都想以武力兼并别国，于是就出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惨烈局面，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而齐国在东方诸侯中又号称强国，齐宣王之父威王曾两次大败魏军（一为前353，于桂陵；一为前341，于马陵），并以善于纳谏著称，有“战胜于朝廷”之誉（《邹忌讽齐王纳谏》）。宣王本人也曾攻破燕国都城（前314），威震诸侯；并且继承其父威王遗业，在稷下（齐都城临淄稷门附近地区）扩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孟子这时也正以客卿身分在齐宣王身边供职。宣王野心勃勃，很想凭武力称霸中原，所以劈头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其用心至为明显。但是孟子是极端鄙视霸道的，曾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他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高瞻远瞩，独倡王道，意在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提倡仁爱，提倡礼义，借以缓和矛盾，发展生产，从而达到天下统一、长治久安的目的。这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也表现出孟子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的深切同情。现在面对宣王的问题，该如何回答呢？桓文之事，孟子并非真的不知（在《论语》和《孟子》两书的其他篇章中都有所评价），而是不愿讲，不屑讲；可是如果直接这样回答，那么谈话就无法再进行下去，而孟子要想说服宣王行王道的意图，更是无法实现。于是孟子一方面保持他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又巧妙地采用“求同”的战术，设法把对方引入自己所要劝说的范围之内。他用“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的话，就轻轻把宣王的问题推掉；接着又用“无以，则王乎”一语，把问题拉到自己铺设的轨道上来：真有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尽管宣王对王道并不热心，可是他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也就是说，希图能够统一天下，而行王道可以不战而统一天下，这“统一天下”，正是孟子所要“求”的“同”；宣王也想听听，于是又有“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再问。孟子及时抓住这个机会，用极其明确的、斩钉截铁的语言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以此作为全篇立论的总纲，真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孟子的这一观点，正是他的“民贵君轻”、“得民心斯得天下”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二、因势利导，层层紧逼。

孟子是很善于根据对方心理，因势利导地进行说理的。孟子深知宣王虽然颇有兴趣地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可是实际上宣王非但没有“保民”的行动，甚至连“保民”的念头过去也根本没有动过。因此，如果在这时就直接向宣王宣传“保民”的做法，是根本没有基础的，在论辩上就不能求速胜（欲速则不达），而应采用因势利导、由近及远、由小及大，欲擒故纵、步步紧逼、穷追不舍的方法，以求全胜。请看文中四大论辩回合的表现。

首先，帮助宣王树立起“保民而王”的信心。谁都知道，善于发掘对方的长处，也就容易讨得对方的欢心。在这一回合中，孟子抓住“以羊易牛”这件小事，抓住宣王说过“吾不忍其觳觫”这句话，大做其文章，先肯定宣王有不忍之心，而此心正是能“保民而王”的基础。但孟子并不满足于自己来下结论，于是又借“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这一误解，并特意强调“以小易大”，让宣王陷入窘境。这时“王笑曰”的“笑”，乃是一种无可奈何、自我解嘲的笑。接着孟子代为辩解，帮他摆脱困境，肯定“是乃仁术”，并且说不光你宣王是这样，君子也都是这样。这就使得宣王十分高兴，把孟子看成是“深知我心”的人。经过这样一擒一纵，孟子不仅向宣王宣传了有了“不忍之心”，就可以“保民而王”的道理，而且博得了宣王的欢心，大大缩短了彼此的思想距离，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接着，解决宣王主观上“为”与“不为”的思想矛盾。宣王被孟子说动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忍之心“合于王”的道理，说明他的思想基础仍很薄弱，他的思想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如果这时就直接告以“老吾老”、“幼吾幼”的推恩方法，那只能是一种生硬的灌输，效果肯定不佳。必须首先解决他思想上的矛盾，使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完全能够做到“保民而王”，目前之所以未能做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于是孟子连续用了三个贴切生动的比喻，由小及大，由此及彼，让宣王自己开动脑筋，既作出了否定判断，又提出了问题；然后亮出主旨：“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即不能“推恩”。因为按照儒家说法，仁爱是有等级的，先“亲亲”，后“仁民”，最后才是“爱物”。现在宣王既能“爱物”，那理应能够“仁民”了。这样，就打消了宣王的畏难情绪，调动了他行王道的勇气。在这基础上再正面说理，应该如何推恩，推恩的好处，不推恩的害处，并以古人为榜样，鼓励宣王效法古人，语重心长地请宣王深思猛省。至此，宣王除了默认之外，已无话可说，孟子又取得第二回合的胜利。

再次，排除宣王“保民而王”的巨大障碍。孟子深知此时的宣王，虽然理性上已不得不承认王道学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灵魂深处还存在以战图霸的“大欲”，凭武力统一天下这一条所谓“捷径”的幻想，而这是行王道的巨大障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因此，孟子主动挑起第三回合的论辩，以便把问题讲深讲透，将障碍排除。这里，孟子又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迂回战术，避免一上来就正面强攻，直接点穿。他故作不知，反复设问，旁敲侧击，先逼出宣王自己说“将以求吾所大欲”，再逼出宣王自己说“吾不为是也”，在这基础上，才以排山倒海、不容申辩的气势，连用“辟土地，朝秦楚”等四个排比短语，揭示了宣王“大欲”的实质；紧跟着，用“缘木求鱼”作喻，点出图霸根本不可能实现，让宣王死了这条心。但宣王还是不死心，认为孟子言过其实。孟子干脆乘胜追击，强调指出“缘木求鱼”，只是徒劳无功，而以武力图霸，将招惹灾祸。为使宣王心服，再用“邹与楚战”作喻，点明胜负、强弱之理。至此，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孟子所说是完全正确的。破了以后就得立，最后孟子又用一连串排句从正面为宣王描绘了一幅“发政施仁”以后的美好图景，与上文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打中了宣王好大喜功之心，宣王不得不为之心折，说了一番诚恳请教的话，表示愿意试行“王道”。通过第三回合的论辩，孟子才完全取得胜利。

最后，向宣王阐述“保民而王”的施政纲领。在宣王虚心求教、愿意试行的基础上，孟子这才拿出他的一整套施政纲领来。这个纲领的要点有二：一是“制（规定）民之产”（富民），二是“谨庠序之教”（教民）。先使民“仰事俯畜”无虞（即达到温饱水平），这是“王道之始”；再使民懂得礼义，这是“王道之成”。在孟子看来，除士之外，一般百姓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也就没法讲求仁义（与管子《牧民》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意有相近之处）。这里虽然存在着封建士大夫鄙视劳动人民的不正确成分，但是这一看法，已初步接触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观点。

当然，孟子的“王道”主张，最终还是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肯发善心、并懂得推恩的基础上，在战国列强纷争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虽能言善辩，说得齐宣王口服心服，但事后宣王并没有真正采纳孟子的主张，并付诸实施。孟子在齐国呆了几年，也曾多次企图说服宣王行王道，但始终不得志，结果只能悻悻离去。

但从论辩的角度说，确实不愧为大手笔。全文先后有序，环环相扣：王天下的关键在乎保民；保民的前提是要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要不断发扬推广，即善于推恩；推恩的具体表现是摈弃武力征战，重视富民、教民。真好比一路斩关夺隘，最终直捣黄龙，值得认真体会学习。

三、比喻精当，气势磅礴。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数善于运用寓言、比喻来阐明抽象、深奥的道理，而孟子尤为突出。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的文章“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是颇有道理的。

本文多处运用比喻来说理，在第二大部分的论述中已有涉及，现再举几例。如“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这个问题要想正面回答是很困难的，但孟子用“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这两个夸张性比喻，就把“不为”与“不能”的区别一下子端在对方面前。又如用“天下可运于掌”比喻懂得推恩，天下就很容易治理，真是简练鲜明之至！再如，用武力争霸天下的困难与危害，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孟子用了“缘木求鱼”、“邹与楚战”两喻，就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更妙的是“邹与楚战”一喻，让宣王自己先得出“楚人胜”的结论，这样，宣王企图“以一服八”的谬误，也就不言自明了。

全文采用层层推进的方法来论辩、说理，就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特别是文中多次使用了排比句，极尽铺排的能事，读来气势磅礴，音调铿锵，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此外，如“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的反复逼问（前一问偏于疑，偏于责，后一问则偏于启发与期望）, “盖亦反其本矣”、“则盍反其本矣”的两次呼告，都如见其色，如闻其声，语意关切，令人心动。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曾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欣赏孟子的文章，对韩愈这句话，就会体会得具体而深刻了。

（卢元）

天时不如地利章

《孟子》

孟子曰：

天时不如地利[1] ，地利不如人和[2] 。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3] ；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4] ，战必胜矣。

〔注〕 [1] 天时：一般指时令、气候，但这里偏指时日干支、阴阳五行、孤虚旺相之类是否对作战有利。地利：指城高池深、山川险要等对攻守有利的地理形势。 [2]人和：指内部团结一心及人心所向等。 [3] 畔：通“叛”，背叛。 [4] 君子：指推行仁政的明君。有不战：意指不应或不必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战争。

这篇短文选自《孟子·公孙丑下》，观点正确鲜明，论证严密有力，无论思想内容或说理方法，都值得肯定和借鉴。

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确，即高度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阐明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得道”（即能不能推行仁政）。孟子的这个结论，和他一贯宣传的“民为贵，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 “得其民斯得天下，得其心斯得民”（《离娄上》）, “与百姓同乐则王”（《梁惠王下》）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孟子的这个认识，正是总结了人们的认识经验和历史教训而获得的，因而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的。不过，孟子处在列强纷争，崇尚武力，蔑视仁政的动乱时代，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

从写作上看，作者确有匠心独运之处。文章一开头就用两个层递句把天时、地利、人和排列在一起，以两个“不如”加以比较，说明了三者的关系，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这不但显得论点十分明确，而且以此统率全篇，决定了全篇的布局。

接着，分两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证。二、三两个自然段是第一方面，它用实际战争结果来证明，属于事实论证部分。先证明“天时不如地利”，是宾；再证明“地利不如人和”，是主。在证明“地利不如人和”时，连用了四个并列排比句，每句又用双重否定的句式，极写“地利”方面的优越条件，为下文蓄势；一句“委而去之”（这里省去了主语“守土的人民”），用语极其冷峻，表明了上述一切优越条件毫无用处，这就充分突出了“人和”的无比重要。这里有一桩非常典型的历史事例。《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懿公好鹤，让鹤食禄乘轩，一点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后来，狄人侵伐卫国，卫懿公正想载鹤出游，闻讯大惊，才考虑征发人民战守。结果人民、士兵都逃避山野，不肯出战御敌，一些被抓回的士兵仍拒绝出战，说：“让鹤去！鹤享有官禄官位，我们哪里能作战？”最后，卫国的国都被占领，懿公被杀，国家几乎灭亡。这不正是“委而去之”的生动体现吗？

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末段再从另一方面，即政治方面来证明，属于道理论证部分。这部分也可分作两层。第一层先用“故曰”来承上启下；然后紧接连用三个并列排比句，以三个“不以”（不能只依靠）进一步强调物质条件的不足恃，从反面说明了“人和”的重要；最后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警策性断语，从而指明了能否获得“人和”的先决条件，在于能否“得道”（推行仁政）。这样，文章就不仅分析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孟子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吧。第二层又承上将“多助”与“寡助”的结果作一番鲜明的对比（“天下顺之”与“亲戚畔之”），从而自然地得出了“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结论。这个结论，和本文开头提出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论证的两个方面的安排，孟子也是有用意的。因为第一部分是事实论证，事实胜于雄辩，结果易为人们所知，结论也就容易被人们接受；第二部分是道理论证，这种结果不易被人们看出，因而接受结论也就需要有个思考过程。但是有了事实论证为基础，人们对于道理论证也就易于接受了。所以这种安排论证的方法，是符合从已知到未知、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的。

全文不仅气势充沛，而且章法严密，逻辑性很强，确实不愧是一篇传诵千古的政治短论。

（卢元）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孟子》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1] 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2] 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3] 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4] 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5] ，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6] ，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7] 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8] ；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9] 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10] :‘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11] 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12] 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13] 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14] 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15] 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16]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17] 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18] ，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注〕 [1] 廛（chán缠）：古称一家所居的房地。 [2] 捆屦（jù具）：捆，叩击；屦，鞋。织鞋欲使其坚牢致密，故叩击之。 [3] 耒耜（lěisì磊四）：古代一种像犁的农具，亦作农具的统称。[4] 饔飧（yōngsūn雍孙）：早餐为饔，晚餐为飧。 [5] 甑（zèng）：瓦制炊具，形状似蒸笼。爨（cuàn窜）：炊。 [6] 登：（谷物）成熟。 [7] 敷：施。 [8]“瀹（yuè月）济、漯”三句：瀹，疏导。济、漯、汝、汉、淮、泗、江，均为水名。 [9] 艺：种植。 [10] 放勋：尧之号。 [11] 皋陶（yáo姚）：舜的司法官。 [12] 则：效法。 [13] 倍：通“背”，背叛。 [14] 暴（pù曝）：晒。 [15] 鴃（jué决）舌：比喻说话像鸟叫那样不好懂。鴃，伯劳。 [16] “戎狄”二句：戎狄，西北的少数民族。膺，击。荆舒，荆为楚国旧称，舒为周时小国，荆舒地处南方，春秋时被中原人士认为是落后地区。 [17] 贾（jià价）：通“价”。 [18] 蓰（xǐ洗）：五倍。

本篇节选自《孟子·滕文公上》。滕（今山东滕县）是个小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滕文公是孟子周游列国碰到的唯一信服孟子主张的国君。这篇文章是在滕文公接受孟子意见，国家很有声望时发生的一场辩论，是孟子对农家思想的有力批判和对儒家治国主张的根本方针的进一步发挥。从这场论辩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善辩的高度技巧和他对社会分工的具体思想。

全文可按内容分成六大段。第一段是论辩的起因，可以分三个层次。从开始到“捆屦织席以为食”为第一层，写许行到滕。这里一方面表示滕国行仁政名声远扬，一方面看出农家自食其力的苦干精神。这是引起陈相兄弟崇拜的根据，是这场辩论的潜在因素。神农是传说中远古帝王，他教民耕种以兴农业，并发明医药，农家引以自重，所以“为神农之言”代表农家学说。从“陈良之徒陈相”至“愿为圣人氓”为第二层。这里在“陈相”之前加上“陈良之徒”四字，是因为他背叛师门，这是为后文训斥他预埋伏线。许行称赞滕文公只说“行仁政”，陈相就说是“行圣人之政”，这在语言上的变化，表示陈相本来的儒家观点，因为滕文公的一套是孟子教的。两批人都是慕名而来，但在叙述剪裁上毫不雷同。譬如对许行交代了“文公与之处”，对陈相也必然如此，就省去这种交代。从“陈相见许行而大悦”是第三个层次，也是这一段最重要的内容。陈相背叛儒家投向农家，倒过来又用农家的“君臣并耕而食”的观点来否定他原先尊之“是亦圣人也”的滕文公，不但不是“圣人”，连贤也谈不上。联系“滕君则诚贤君也”这句话来看，就是批评孟子用儒家思想把滕君教坏了。这是骂上门来的，孟子当然得应战，一场精彩的论战就这样挑起来了。

孟子批判陈相，实际是批判农家学说，宣扬儒家观点。分成两部分，先破后立。第二段是破农家“君臣并耕”反对分工的荒谬主张。孟子这一段用的方式可以说是“请君入瓮”或者叫“诱敌深入，一举攻克”。一问一答看似谈家常，而且先问种粟，这是农家的宗旨，答案也在孟子预料之中。然后一样一样问下去。问之中，详略又有变化。“许子冠乎”一问，用了四个回合，使陈相不自觉地作出“害于耕”的答复。如果性急，这里就可以说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的话来。但是孟子却从容不迫，要陈相说出这个结论，所以又问出烧饭耕种的械器（陶冶），使陈相重复一次“以粟易之”的话。孟子仍旧从容不迫，但包围圈却暗中收紧，扣紧第一段“厉民”的“厉（损害）”字进行驳斥，至“岂为厉农夫哉”，已经说足了，却偏偏再设一问：“且许子何不为陶冶……何许子之不惮烦？”“舍”字可以解释为“啥”，指无论什么东西。宫为房屋的通称。古人住的房子都可称“宫”，不像秦汉以后那样专指帝王所居的房屋。这一段问话略带讥刺：“何许子之不惮烦？”逼出陈相“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一面耕种一面又做百工之事是干不了）的结论。至此已经看出陈相完全落入孟子的牢笼，所以下面专就治天下一事，加以申论。

“然则”一句是结束上文，用反诘语气，斩截有力。上文陈相已经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所以这一反问，陈相是无词以对。然后分几层申述儒家主张而处处回应，扣紧对许行主张的驳斥。“有大人之事”至“是率天下而路也”，说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否定这种分工，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能构成社会（使天下都变成互不相干，像在路上碰到的人一样。也有人把“路”释成“露”，表示困苦不堪，不如直作“行路”解有力。朱熹注说是“奔走道路，无时休息”，其实不如指取消了相互交换的社会关系，使人无法生活）。“故曰：或劳心……”至“天下之通义也”，是这篇辩论的核心。所谓“大人之事”即“劳心”，所谓“小人之事”即劳力。这个观点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必然分工，较之以前是一大进步。自然生产力有了进步，社会必须分工。孟子的“劳力者”即指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第二段里所说的“百工之事”和耕种都属这一类。所谓“劳心者”即指管理社会的人，上文的滕文公，下文的尧、舜、禹、益、后稷、契、皋陶都属这一类。在阶级社会中，有生产者，也必然要有组织者、管理者。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去考察，孟子这种劳心劳力分工的说法是反映历史进步的观点。必须申明的，孟子指的“劳心者治人”，是指把天下事办好，而不是指可以任意鱼肉百姓，这有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为证。至于后世无道之君，贪残之吏，杀人害物即豺狼，不能归罪于孟子这个进步的观点。不管你主观上如何看，这种生产和管理的分工是社会进步所必需，孟子能把这看成“天下之通义”，识力的确惊人。这几句对下面几层说是论点。因为陈相了解儒家对古史的说法，所以一层一层举儒家典籍传说为论据。

“当尧之时”至“虽欲耕，得乎？”是第一层论据。从尧、舜、益到禹，说明“大人之事”。开头描写尧时的洪水之灾，这几句非常形象地写明灾害之多。“尧独忧之”，这个“独”字很有分量，因为他是天下之君，就该忧天下之事，这就是上文的“大人之事”的最突出的表现。下面举舜用益用禹，这和后面“为天下得人”相呼应。禹的劳绩是各家公认的，所以说得特别详细。“虽欲耕，得乎？”仍然回应篇首，批判君臣并耕的谬说。

“后稷教民稼穑”至“而暇耕乎”是第二层论据。强调圣人之忧民，不止是教民稼穑（这一点农家是赞同的），还要重视教育，讲究人伦道德，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各种关系，这是“契为司徒”的工作。放勋就是尧。“曰”字焦循《孟子正义》认为是“日”字，表示下面那些话是尧每天关心的工作。但作为“曰”字，指尧督促下面做到这样，使老百姓各得其所，更切合最高人物的职责。“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仍然扣紧篇首。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至段末是第三层论据。中心在“为天下得人”。以尧、舜为榜样，引述孔子之言为根据。后面“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仍然回应篇首。应该注意这三层收尾都回到篇首，但用语各别，一方面看出孟子散文的变化自如，另一方面要注意三次结尾的次序一次重于一次。前面两次说：“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还讲客观上不可能并耕。而这次则认为：“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主观上的用心也当着眼于大处，不当用于耕。这是用尧、舜来说明滕文公做得对。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暗以相比，不算僭越。这样把陈相所述的许行的理论批得淋漓尽致。这是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先破后立，立中有破，使对方无反驳余地。

“吾闻用夏变夷者”这一段是对陈相品质的批判责难，是承前文“陈良之徒”四个字来的。头两句是原则，应该用中原的高度儒家文化改变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陈良正是这样“用夏变夷”的模范。这几句既交代了陈良的情况，予以充分肯定，又是对陈相“师死而遂倍之”的严厉鞭挞。但是没有接着批他，却暂时停下，又举孔子死后，学生们的深情怀念来做对比。这里重点是两个弟子：一是子贡三年丧（对父母的最重的丧礼，他们用来对老师）毕又庐墓三年，这是感情上的深挚。另一是曾子对孔子死后尊严的维护，也就是对儒家宗师的尊崇。两个榜样，都给陈相“师死而遂倍之”以着力的敲扑。“今也南蛮鴃舌之人”的称呼看出对许行的鄙视，这不是地域偏见，而是由理论上的对立形成的，上文对陈良只说“楚产也”，毫无鄙视的意思，而对同样来自楚国的许行就称为“南蛮鴃舌之人”，这一点称呼的变化也看出孟子行文的谨严。下面进一步引《诗》来说明该学周公、仲尼之道。“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这个“变”字又紧扣段首“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两个“变”字，紧相呼应。

陈相明明输透了，他偏偏还要找点理由来为“许子之道”辩护，强调一个“市贾不贰”来。他不知道价格应该反映劳动的耗费，劳动耗费有大小，价格就有高低。所以又被孟子抓住批判：“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这两小节看似辩论的余波，但有补足上文的作用。因为百家争鸣都以自家之道最能“治国家”，陈相认为许行之道可以治国家，所以想用“许子之道”来改变滕文公推行的孟子之道。孟子的反击是从人情物理入手，证明其误，而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样圆融之说。这也看出，孟子是用辩证观点战败陈相所述的许行的机械观点。

从内容看，这段文章是孟子理论的精华所在，谈到治国家的思想原则，比《梁惠王章》只讲一些具体措施要更富于理论性，它里面涉及社会分工的历史进步观点和对事物分析的辩证观点，是研究孟子思想的重要章节之一。孟子以善辩著称，在这篇里我们可以领会孟子辩论的技巧，这些对散文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孟子是先秦著名的散文家，我们从这篇中一方面看到组织的严密，另一方面又看到行文的从容不迫，变化多姿。如两次辩论，使用的方式有详有略，几个结尾都回应篇首，却无一雷同。开合擒纵，高下在心，确实令读者心服。

（周本淳）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1] 良人之所之也。”

蚤[2] 起，施[3] 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4] 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5] 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6] 矣。

〔注〕 [1] 瞯（jiàn见）：偷窥。 [2]蚤：通“早”。 [3]施（yí夷）：斜行。 [4]墦（fán凡）：坟墓。 [5] 施（yí夷）施：喜悦得意貌。 [6] 希：通“稀”。

本文选自《孟子·离娄下》。

孟子的文章以论辩见长，气势磅礴，力量充沛，令人不得不为之口服心折。但《齐人》这一章，却从另一角度显示他的文学功夫，读来另有一番情趣。无怪乎后人有的称之为开小品之先河，有的把它看做小说的雏形。因为全文虽只有二百余字，可是含有辛辣而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且初步具备了作为小说所必需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

孟子对待富贵利禄的态度是，不是完全排斥它，而是要取之以其道，不能强行乞求，更不能不择手段，丧失本性、气节。这一态度，在《孟子》一书中有多处直接表示，本文的结尾一段，正是用简洁的语言点明题旨，给人以棒喝作用。但是，文章之所以能给人如此鲜明的印象，而且回味无穷，主要倒是因为前面那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故事内容完整，却又重点突出。开头和结尾部分，用概述性的笔法，而中间写过程部分（妻子由怀疑到跟踪，到发现真相，到妻妾对泣），则用了具体描写手法，写得有声有色，起了很好的揭露和讽刺作用。全文主要写了两个人：齐人和他的妻子。对齐人，作者着墨不多，但已充分揭露出他可鄙、可憎、可悲、可笑的两面性格。明明是靠向别人乞讨残羹冷炙以求一饱，但在妻妾面前却硬充阔佬，诡称都是跟富贵人家一道吃喝，甚至当妻妾已明真相，“相泣于中庭”时，还“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我们姑且不谈是否实有这个“齐人”（因为有人提出这样问题：既然齐人以乞讨为生，怎么家中还有妾，同时妻妾又何以为生），但从这一形象中，却会很自然地想到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明一套、暗一套，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肮脏不堪的诸多人物。因此，“齐人”也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对齐人的妻子，则作了较多的正面刻画，显示她是个颇有见识和骨气的人物，对齐人起强烈的反衬作用。妻子的怀疑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习惯——礼尚往来，哪有丈夫经常到富贵人家去吃喝，而“显者”却始终不来光顾一次的道理呢？既然有疑，就得解开，于是她决心“将瞯良人（丈夫）之所之”。果然，她一早起来，“施从良人之所之”，跟踪偷看，就属必然的发展。待揭穿秘密，目睹丈夫的丑态以后，回家“与其妾讪其良人，相泣于中庭”，以一泄满腔悲怨之情，更是应有的结局。这里，有语言，有动作，有情态，刻画人物的各种手段，差不多全用上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其妻告其妾的先后两次语言，写法也富有变化。第一次为了一再强调齐人可耻的谎言，故不惜重复开头已作概括叙述的话（“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尽富贵也”），可谓该繁则繁；第二次因真相已经大白，故跟踪所见只需用“今若此”三字即可，而且增强了悲怨色彩，有不忍卒言之味，可谓该简则简。环境方面共提到三处，一是齐人家中，一是都城中各地，一是东郭墦间，都是为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服务的。

孟子借用“齐人”这一故事，却并不限制在故事本身的意义上，而把它的主旨升华了一步，用来揭露讽刺社会上那些“昏夜乞怜（于权门），白日骄人”，一心追求利禄，不惜出卖灵魂的人们，这就使这个故事的社会意义扩大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这种人难道还见得少吗？就是到了今天又何尝绝迹？这对于读者，自然有着教育和认识的作用，本文的客观意义正在于此。

至于用如此简练的文字，写出如此生动的故事和人物，那更值得欣赏、借鉴。篇末点题，尤为后代寓言、小品乃至人物传记作者所效法。无怪乎历代的散文家，都要奉孟子的文章为圭臬了。

（卢元）

鱼我所欲也章

《孟子》

孟子曰：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1] 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2] 食，一豆[3] 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4] 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5] ，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6] 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注〕 [1] 辟（bì避）：同“避”。 [2] 箪（dān单）：盛饭用的竹器。 [3] 豆：古代食器，有木制、陶制等，形似高脚盘。 [4]嘑（hū呼）：同“呼”。 [5]万钟：指优厚的俸禄。钟，古量器。辩：通“辨”。 [6] 乡（xiàng向）：同“向”，往昔。

这一段选自《孟子·告子上》，题目是根据第一句话加的。

孟子主张性善，主要表现在《告子》篇。他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仁义礼智”之端。圣人有，普通人也有，区别在于能不能保持、发扬、充实这种人性固有的美德。这一段朱熹《孟子集注》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

这一段和其他章节的与人辩论不同，是孟子一个人的论述。除“孟子曰”三字外，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两句话，一句譬喻是宾，一句正意是主。以“二者不可得兼”为纽带，把譬喻和正意联系起来。“二者不可得兼”是假设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舍彼取此。以鱼和熊掌作比，是取饮食之物，熊掌远比鱼贵重，故舍鱼而取熊掌就是常理。用这层日常饮食的关系为比，使人易于理会义比生命还重要的命题。

第二段承上一命题说明儒家的生死观。“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这里虽未明言什么有甚于生，什么有甚于死，但上文有“舍生取义”之说，读者自然不会误会。生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但却有更重要的“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这是从正面陈述“舍生取义”的问题。

第三段再用假设的方式一正一反地论述上一段的话，说明“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道理。“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最后一句是总上三段说的，和这一篇前面章节紧密相连，表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性善的主张。“贤者能勿丧耳”，在结构上是引出下文“此之谓失其本心”，表明平时修养之重要，就在于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使之勿丧。

第四段分两层，到“乞人不屑也”是用生和羞恶对比，证明上一段“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连“乞人”都有这种羞恶之心，而不愿受侮辱去得那点饮食来活命。“行道之人不受”，道理也一样。《檀弓》里记载的一个饿者“不食嗟来之食”而宁愿饿死，可以和《孟子》这里说法相印证。这一层讲的是平民乃至乞丐，下一层讲的是高官。“万钟”是最高的俸禄，和“一箪食，一豆羹”（豆是高脚盛羹汤的食具，容量很小）真是天差地别。但“行道之人”乃至“乞人”在生死关头还辨礼义（有羞恶之心），而有的为了“万钟之禄”就“不辩（辨）礼义而受之”，不是十分荒谬吗？这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从三方面分析“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原因。“宫室之美”和“妻妾之奉”指自家方面，“所识穷乏者得我”指周济别人，要人感恩戴德。总之，不外乎这几方面。这一句是总提，说得委婉，然后一层一层和本段上一层做对比。这里有意三次重复“乡（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为之”，以加深印象。这一对比，说明“不辩礼义”受“万钟”的荒唐，“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劝止之词。如果照上面的对比一想，就该废然知返了。“此之谓失其本心”，就是说完全丧失了固有的羞恶之心，才会出现上面对比的那种荒谬行为。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采用层层对比，逐渐深入的办法，像剥笋似的，最后才点出中心，批判那种为利忘义的行为是丧心病狂（失其本心）。因为他善用比喻，能近取譬，所以使人易于明白。孟子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主要思想是可以从《论语》里找到源头的。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是对孔子的话进一步发挥，表明儒家的生死义利之辨。这一点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精华。文天祥被囚三年，元朝百般诱降，他毫不动摇，最后就义时，在衣带中留下这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孟子这种“舍生取义”的观点影响的深远。

（周本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