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1] ，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2] ，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3] ，他邑唯命。”请京[4] ，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5] 曰：“都城过百雉[6] ，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7]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8] ，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9] 。公子吕[10] 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11]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12] 。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13] 。”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14] ，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15] 。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16] 。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17] ，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18] ，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19] 之。”公曰：“尔有母遗，繄[20] 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21] 。”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22] 。”其是之谓乎！

〔注〕 [1] 郑武公：姬姓，名掘突。申：国名，姜姓，侯爵，故城在今河南南阳。 [2] 寤生：寤乃“牾”之借字，犹言逆生，指婴孩足先出。 [3] 虢叔：东虢国君，姬姓，立国于今河南荥阳东北。虢叔恃其地势之险固，有骄侈怠慢之心（《国语·郑语》），公元前767年为郑所灭。[4] 京：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 [5] 祭（zhài债）仲：郑大夫，亦称祭足。 [6] 都城过百雉：都，都邑；城，城垣。城长一丈、高一丈谓之堵，三堵为雉，故雉为高一丈长三丈，百雉为长三百丈。《战国策·赵策三》马服君对田单曰：“且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与《左传》“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相符。 [7] 参国之一：参，同三。国，国都。此言大的都邑，其城不过国都三分之一。 [8] 不度：不合法度。非制：非法制所许。 [9] 西鄙北鄙贰于己：谓将郑西部与北部边境之二邑既属于郑，又属于己，为两属之地。 [10] 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 [11] 无庸：庸，用。无庸，犹言用不着。将自及：谓祸将及其自身。 [12] 廪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延津附近。 [13] “不义”二句：不义不昵，不义则不昵。昵，据《说文》当作“䵒”，黏连的意思。二句谓不义就不能团结众多的人，势力再雄厚也要崩散。 [14] 完聚：完，完（坚牢）城郭。聚，聚粮食。缮甲兵：修缮盔甲兵器。具卒乘：具，充足；卒，步兵；乘，车兵。 [15] 鄢：郑国地名，在今河南鄢陵附近。 [16] 共（gōng恭）：本为国名，后为卫别邑，在今河南辉县。 [17] 寘：同“置”。城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临颍西北。 [18] 颍考叔：郑大夫。颍谷封人：颍谷，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封人，管理边界的官吏。 [19] 遗（wèi畏）：赠与，送给。 [20] 繄（yī衣）：语助词。 [21] 泄（yì义）泄：舒散快乐的样子。 [22]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竭尽；锡，赐予。意为孝子孝敬父母无竭尽之时，所以能经常感化族类的人。

公元前722年，在郑国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这就是《春秋》上所谓的“郑伯克段于鄢”。《公羊》、《穀梁》都提到这件事，发表了一些议论。但从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画方面来说，《左传》的文字写得最具体精彩，历来脍炙人口。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郑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到武公的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串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十分险要。姜氏为共叔段要求封制的居心何在，郑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直截了当地告诉姜氏：“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郑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得而求京，这也在郑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算一开始就落入郑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能缓解他们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从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年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地表现了郑庄公蓄谋之久，甚至连他的左右大臣也察觉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的时候，郑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威胁呢？”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块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郑庄公设下的陷阱，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处在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的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己”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己有，封地扩展到廪延也好，郑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甚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郑庄公的深藏不露，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确切时间之后，郑庄公才发布讨伐共叔段的命令。长期郁结的怨恨一下从“可矣”二字中迸发了出来。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郑庄公又亲自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会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而且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比，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逼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郑庄公为他设下的陷阱。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若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部署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郑庄公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了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宋廓）

《左传》

【典籍介绍】

《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亦称《左氏春秋》。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近人则以为非一人一时之作，于战国初编定成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同《公羊传》、《穀梁传》用义理解释有异。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附记灭智伯之事（前454）。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该书每与《春秋》合刊，作为《十三经》之一。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止于襄公五年）。另有宋林尧叟注，常与杜预注合刊。

曹刿论战

《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1] 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2] 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3] 。”对曰：“小信未孚[4]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5] 。”对曰：“忠之属也[6] ，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7]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注〕 [1] 间（jiàn见）：参与。 [2] 牺牲：祭祀时供献的猪牛羊。 [3] 信：诚。谓祭祀必以诚。 [4] 孚（fú福）：取信于人。 [5] 情：实情。 [6] 忠之属：此谓尽心于民的一类事情。[7] 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北。

鲁庄公十年（前684），齐桓公由于鲁国曾经帮助过公子纠和他争夺王位，因此发动了一场攻打鲁国的战争。这就是春秋时代所谓的长勺之战。这次战役，强大的齐国反而被弱小的鲁国打败了，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左传》的记载，突出地说明了鲁国之所以战胜的原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卓越的人物，他就是曹刿。

曹刿前人多认为就是曹沬，但说法不一。《史记·刺客列传》曾记载齐鲁两国在柯地会盟时，曹沬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归还侵鲁土地的故事，写得虎虎有生气，与《左传》所写的曹刿的气概非常逼似。“刿”与“沬”音相近，极可能是同一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管子》、《荀子》、《战国策》、《国语》、《史记》等书所载齐鲁之事，互有不合处，疑窦不少。看来曹刿（曹沬）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史家之笔与民间传说交糅在一起的。这些情况说明，曹刿确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齐军压境，鲁庄公准备迎战的关键时刻，曹刿请求见庄公。在这之前，曹刿的乡人曾劝阻他说：“让那些肉食者去考虑对策吧！你何必参与进去呢？”“肉食者”为习语，是当时人们对权贵的代称。不说当官的而说成是“食肉的”，本身就很有点嘲讽的味道。乡人的看法当然是消极的，反映了当时的世俗之见，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完全合拍；同时也透露了一般人民与权贵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这就为鲁国能否抵御齐国的入侵投下了一束阴影。对此，曹刿开门见山地指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充分表达了他对那些尸位素餐、误国偾事的权贵们的蔑视。在当时那是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说的。这说明曹刿是一个热血男儿，在国家危难之机，敢于挺身而出，献策出力。曹刿的态度显然很积极，与乡人之说是大相径庭的。文章起笔陡峭，显得跌宕有力，轩昂不群。

曹刿和庄公的对话，写得既条理分明，又错落有致。曹刿劈头先问：凭什么条件进行这场战争？从战略上来讲，这个提问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庄公接连回答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是对贵族统治阶级来说的。第二个条件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牺牲玉帛，皆祭神之物。这是对天地神灵而言。这两条都被曹刿否定了。只有第三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得到了曹刿的肯定。如果冤案太多，怨声载道，不能取信于民，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所以民心的向背，至关重要。曹刿的注意力只集中到人民的身上，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对话显示了曹刿与庄公见识之高低，使“肉食者鄙，不能远谋”的观点得到了具体的验证。这说明曹刿参与这次战役该有多么重要！

曹刿不仅勇于提出意见，而且积极要求参战。这就使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血肉饱满，奕奕动人。在交战中，曹刿两次阻止了庄公的轻举妄动；而当认为“可矣”之时，才让庄公击鼓冲锋或追逐败退之敌。然而文章只有可、否之辞，只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这是因为在紧张的战斗中，无暇多言；因而巧妙地形成了“悬念”，为下文的释疑解惑埋下了伏笔。这段文字，只是通过曹刿短促的语句和敏捷的动作，就生动地勾勒了人物的特征，渲染了战争的气氛。剪裁精当，笔墨可谓精练之极。

直到战斗结束，庄公还弄不清取胜的原因，这又一次说明庄公的懵懂，肉食者之不能远谋，与曹刿的精明机智更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曹刿对庄公的解答，是这次战役之所以取胜的最好总结和说明。这画龙点睛之处，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总之，士气和战机，在军事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乘“彼竭”之虚，奋“我盈”之威，故能克敌致胜。同时，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方可作出准确的判断。所以，曹刿仔细观察到齐军败退时“旗靡辙乱”的情景后，才让庄公乘胜追击。兵不厌诈，在战争中必须高度警惕，慎重从事。结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支持的先决条件，可以看出，曹刿的战略思想确有指导意义。曹刿的解说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语气舒缓而充沛，反衬了前段行文节奏之短促，而与战后宽松的环境和喜悦的心情完全吻合。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左传》的文字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个特点。

本文有叙有议，叙中有议，议中有叙，相得益彰。全文只有二百二十余字，记叙了一桩有始有末的战争故事，描绘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总结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曹刿论战”这个题目是《古文观止》的编者加上去的，很有道理。因为它始终以曹刿的言论贯穿全文，中心突出，桴鼓相应，无一处无照应，无一处有破绽。

（宋廓）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晋侯、秦伯[1] 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2] ，秦军氾南[3] 。

佚之狐[4] 言于郑伯[5] 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6]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7] 之往来，共[8] 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9] ，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10]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说[11] ，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12] 戍之，乃还。

子犯[13] 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14]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15] ；以乱易整，不武[16] 。吾其还也。”亦去之。

〔注〕 [1] 晋侯：晋文公。秦伯：秦穆公。 [2] 函陵：郑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北。 [3] 氾（fàn范）南：氾，水名。此指东氾水，在今河南中牟南，现已干涸。 [4] 佚之狐：郑大夫。[5] 郑伯：郑文公。 [6] 执事：左右办事的人，实际指秦穆公。不敢直指，故称其左右。[7] 行李：使者。 [8] 共：同“供”。 [9] 焦、瑕：二城名，故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10] 东封郑：东取郑地作为自己东面的疆界。封，疆界，此作动词用。 [11] 说：同“悦”。[12] 杞子、逢孙、杨孙：皆为秦大夫。 [13] 子犯：晋大夫狐偃的字。 [14] 微夫人：微，无；夫（fú扶）人，那个人，指秦穆公。 [15] 所与：同盟国，秦、晋同盟。知：同“智”。 [16] 以乱易整，不武：秦、晋两国整军而来，若互相冲突，变整为乱，即胜也不威武。

本文写的是郑国在兵临城下的紧急气氛中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描绘了一位有勇有谋的外交家形象。

这件事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当时已取得霸主地位的晋国，联合西邻秦国去攻打东邻郑国。晋、秦两支大军驻扎的函陵和氾南，都是郑国的地方。

晋国为什么要来攻打郑国呢？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无礼于晋，指的是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文公亦不礼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当年，郑文公缺乏远见，没有理睬重耳。“贰于楚”，是指在晋楚城濮之战以前，“郑伯如楚致其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郑国准备派兵帮助楚国对晋作战，后来虽未参战，却因此得罪了晋国。“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对意欲扩张的霸主来说，可谓信手拈来的藉口。

两国军队同时入侵，郑国君臣惊恐之情可想而知。大夫佚之狐却胸有成竹，他给郑文公出主意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退走。烛之武何许人也？他有什么妙法可以使秦退兵？不禁令人产生悬念。郑文公接受了这一建议。“辞曰”和“许之”是烛之武对郑文公请他出使说秦的态度。过程交代十分简略。烛之武在使命面前，先辞后受，这看似闲笔，却有重要作用：一是交代了烛之武的境况，是一个不被重用的老臣；二是委婉地批评郑文公不能用人，但在关键时刻，作为国君尚能接受规谏，诚恳自责；三是点明烛之武深明大义，以解国难为重。文章到此，立即回到如何解围的问题上来。这一段，在重兵压境、国家危难的大背景下，粗线条勾勒出烛之武其人的形象，用笔简洁，并为下文作了必要的铺垫。

第二段正面展现烛之武见秦穆公、巧退敌兵的场面。“夜缒而出”，交代他出城的时间和方式。敌军围困，自然不能开城出入；夜间行动，又可避人耳目。此次说秦，重在离间秦晋联盟，因此，尤不能让晋人知道。从中，还可以看出烛之武奔赴国难的义勇精神。

在见到秦穆公之后，这位外交家既非据理质问，又不苦苦哀求，而是以超然事外的姿态开始了他的劝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假如灭郑对秦国有好处，那就麻烦您来吧。接着，烛之武就秦、晋、郑三国关系，从四层意思上对秦穆公进行说服。第一层意思：“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秦在西，郑在东，中间隔着晋国。秦要超越晋国，把郑国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作为自己的边邑，这是很难办到的。“亡郑”之后，郑国的土地不为秦所得，必会为晋所有。“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陪，当“增益”讲；邻，指晋国。不直指其名，表现语气的委婉。采取疑问句式，既加重亡郑不利于秦只利于晋这一论点的分量，又显示出态度的恳切。第二层是从正面向穆公提出建议：“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困乏，君亦无所害。”舍郑，就是放弃郑、不灭郑的意思。郑国在秦国的东方，因此可作为“东道主”。那么秦国使者往来，遇到资粮不足，郑国便可尽地主之谊，给予供应，这有什么不好呢？第三层，烛之武进一步指出晋君不可信。二十年前，晋公子夷吾流亡时期，秦穆公接夷吾入秦，然后帮助他返回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惠公。所以说，“君尝为晋君赐矣”。当时，夷吾曾把晋的焦、瑕二邑许给秦国，作为酬谢。但他早上渡黄河归国，晚上就设版筑城，修建工事，与秦国对抗了。“朝济而夕设版焉”，朝夕并提，说明晋君态度变化之快。这里，烛之武重提秦穆公亲身经历的这段往事，巧妙而有力地指明晋君实为忘德背信之徒，不可与之共事。把过去晋惠公的事扯到眼前的晋文公身上，看似无理，其实也有内在关联，并且可以触动秦君之心。第四层，烛之武直截了当地指出：晋国哪会满足？已经在东边向郑国开拓土地，又要恣意向西边开拓。不损害秦国，到哪里取利？损秦以利晋，请您自己考虑吧。至此，烛之武从地理位置、历史事实和逻辑推理诸方面，把秦、晋之间的矛盾全部揭示出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事实上，秦穆公也确实被打动了，所以，他一直未打断烛之武的话，说明他听得十分入神。

这一大段，作者在“退秦师”的“退”字上做足了文章。一位勇赴国难、知己知彼、善于辞令的外交家形象跃然纸上。

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话，很高兴，爽快地跟郑国订立了盟约，并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驻兵为郑国防守。秦穆公自己则率大军回去了。

那么，晋文公又怎样了呢？晋国大夫子犯请求攻击秦军。此时，晋文公还比较理智，他说：不行。没有他人的助力，我们到不了今天。我还是回去吧。

晋文公流亡时由楚国到秦国，是秦穆公帮助他回晋做了国君。“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说的就是这段经历。晋文公讲了他不可攻击秦军的道理，可以说是为自己下了台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撤军。这是烛之武退秦师成果的延伸。从全文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烛之武说服秦穆公“舍郑”退兵，拆散秦晋联盟，改变了中原形势，从而使郑国转危为安，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作者对晋文公这位中原诸侯盟主善于权衡利弊，自我克制，从而作出撤军决定，也是肯定的。

全文以“退秦师”为中心，从秦晋围郑开始，到秦晋退兵终结，突出了烛之武有勇有谋、能言善辩的形象。文章详略得当，语言精练，尤其是在运用对话方面，达到了纯熟的艺术境界。首先，用对话写人物和事件的发展。烛之武其人，作者始终没有直接评论，完全通过人物对话来体现。写烛之武的外交才能，有佚之狐的举荐作为事前铺垫渲染，有他自己说秦穆公的话作为正面描写。读者从他柔中有刚、委婉透辟的言辞中，自然看到了一位古代杰出外交家的形象。刘勰说：“烛武行而纾郑，……亦其美也。”（《文心雕龙·论说》）的确，烛之武为郑国解围，他的精神和才能，都是美好的。除开篇叙述形势外，其他人物，从佚之狐善于识人，郑文公急切中起用烛之武，到结束时晋文公说“吾其还也”，全以对话表现。

其次，寓褒贬于对话之中。正面描写烛之武如此，反面批评郑文公不能用人，也是如此。作者不发议论，而倾向自现。寓倾向于叙事写物之中，这是《左传》，也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可为一例。

（董扶其）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1] ，寇不可玩[2] 。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3] ，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4] 。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5] ；为文王卿士[6] ，勋在王室，藏于盟府[7]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8] ？亲以宠逼[9] ，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10]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1]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12]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13] 。’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14] 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15] ! ”

……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注〕 [1] 晋不可启：谓不可使晋国扩张其野心。 [2] 玩（wàn万）：习于其事而忽视它。[3] 辅车相依：一说辅为面颊，车为牙床骨，互相依存。另一说认为辅为车两旁之板，用以夹车者。《诗·小雅·正月》:“其车既载，乃弃尔辅。”《吕氏春秋·权勋篇》:“宫之奇谏曰：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车载物，用辅支持，所以辅与车有相依关系。当以后说为是。 [4]“大伯”二句：大伯、虞仲，大王之子。“大”同“太”。古代宗庙规定：始祖神位居中，子在左叫昭；孙在右叫穆。 [5]“虢仲”二句：虢仲、虢叔都是王季之子，王季在宗庙为昭，故虢仲、虢叔为穆。 [6] 卿士：官名，掌管国政的大臣。 [7]“勋在”二句：有功勋于王室，其受勋的文书藏于盟府。盟府，专管盟书的官府。 [8] 不唯逼乎：唯，犹“以”也。（据王引之说，见《经传释词》）逼，逼近，此处有威胁的意思。 [9] 亲以宠逼：近亲由于位尊而相逼。 [10] 神必据我：据，依。此句为神灵必定保佑我的意思。 [11] “皇天”二句：皇天对于人没有亲疏的关系，只有有德的人才保佑他。 [12] “黍稷”二句：黍稷并不是馨香，光明之德行才是馨香。黍稷，为古人祭祀常用之谷物。 [13] “民不”二句：人们用来祭祀的祭品并不改变，只有德行可以充当祭品。繄（yī衣），句中语气词。 [14] 冯：同“凭”。 [15] “虞不”三句：虞国等不到腊祭了！就在这次要灭掉虞国，晋国用不着再举兵了。

春秋时鲁僖公二年（前658），晋国以宝玉、骏马为赂，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贪而愚的虞公不仅答应借道，而且还要同去攻打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向虞公进谏，但听不进去。这次战役晋国拿下了虢国的下阳。事过三年，即僖公五年（前655），晋献公又向虞公借道，再次去攻打虢国，昏愦的虞公又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关系到虞国的存亡，善于料事的宫之奇不得不向虞公再次进谏。宫之奇讲的话，在《左传》中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春秋时代贵族统治集团尔虞我诈、以强凌弱的尖锐矛盾，而且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较高的认识事理的水平。

面对严峻的形势，宫之奇首先向虞公提出警告。他说：虢国与虞国的关系是辅车相依，唇亡则齿寒，“虢亡，虞必从之”。这个论断乃一篇之警策，提挈全文。由于比喻的生动确切，使人感到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虞公却执迷不悟，提出了两条理由，作为可以放心给晋国借道的依据。对此，宫之奇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有力的反驳。作为论据，进一步夯实了论断的基础。

针对虞公提出的“晋吾宗也，岂害我哉”的谬论，宫之奇首先列举史实，说明即使是同宗或近亲，也不可靠。他先从虞国说起。原来周代以后稷为始祖，太王（古公亶父）为后稷之第十二代孙。太王之子是太伯、虞仲、季历（即王季，文王之父）。太伯出走，由季历承嗣，传说虞仲也跟随出走，但据崔述《丰镐考信录》说，虞仲为虞国之始封君，这是可信的。由此可见虞国和晋国（晋国第一代国君叔虞是周成王之弟）都是姬姓，是同宗。而虢仲、虢叔是季历之子，虢仲为西虢之君，虢叔为东虢之君。不仅如此，当年虢仲、虢叔还担任周文王的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晋国能够攻打同宗的虢国，为什么不能攻打同宗的虞国呢？这是就源远流长的宗祖关系来说的。下面又从近亲的关系上来加以剖析，进一步说明同宗不可靠，近亲亦不可信。桓叔和庄伯是晋献公的曾祖和祖父。由于这两支宗族的子孙后代人多势大，晋献公感到威胁，竟然杀害了他们。何况虞有一国之利，晋国能够相容它吗？至此，同宗不害我之说被事实完全驳倒了。

针对“享祀丰洁，神必据我”的谬论，宫之奇先指出：“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认为鬼神不是随便亲近哪个人的，强调只保佑有德的人。他又引证了《周书》上的三段话作为论据，反复阐明这个道理。《文心雕龙·论说》云：“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就是说议论文字犹如劈柴，最重要的是要依照木料的纹理来下手。驳论更应如此。在这里，宫之奇紧接着顺势深入批驳，反诘道：如果晋国夺取虞国，修好德行，祭祀神灵，难道神灵会拒绝他们的祭供吗？这样，就使虞公所谓的“神必据我”完全失掉了支撑点。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这几句话，充分体现了宫之奇民本位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管宫之奇把形势分析得如何严峻，道理讲得如何透彻，虞公还是我行我素。最后，宫之奇率族出走，并断言：“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这是对一开始就提出的论断作进一步补充和呼应；而“虞不腊矣”，则又是对所谓“享祀丰洁，神必据我”的辛辣讽刺。通篇浑然一体，发挥得淋漓尽致，晋灭虢之后灭虞的过程，文中记叙得很简略，其主要作用在于对宫之奇料事的验证。文中叙事和议论交织一起，但着重点在以事记言，言详而事略。深刻透辟的剖析，有条不紊的论证，正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晋国大夫荀息曾说：“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左传·僖公二年》）虞公不听宫之奇的进谏，这算是被他料到了；但他对宫之奇为人的评价，却未必公允。从宫之奇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善于料事，而且能够直言不讳。他敢于断言“虢亡，虞必从之”；敢于宣称“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这能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吗？他慷慨激昂，无所顾忌，言辞犀利，鞭辟入里，不愧是一个有胆有识、直言敢谏的臣子。他的毅然出走，应该说也是一种智慧和果敢的表现。

（宋廓）

秦晋殽之战

《左传》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1] 。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2]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3]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4] 。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5] ，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6] 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7] 。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及滑[8]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9] ，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10] 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11] ，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12] 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13] ，则束载、厉兵、秣马[14] 矣。使皇武子辞焉[15] ，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16] 。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17] ，犹秦之有具囿[18] 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19] ，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

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轸[20] 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21] ，天奉[22] 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23] 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24] ，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25] ! ”遂发命，遽兴姜戎[26] 。子墨衰绖[27] ，梁弘御戎，莱驹为右[28]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29] 。

文嬴请三帅[30] ，曰：“彼实构吾二君[31]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32] ，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33] 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34] ，以公命赠孟明[35]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36] ，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37] 。”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38] 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39] 掩大德。”

〔注〕 [1] 曲沃：古邑名，在今山西闻喜东北，晋文公祖庙所在地，故文公停棺待葬于此。[2] 中寿：一般老年人的寿命，约六七十岁。尔墓之木拱矣：你墓上所植的树木已可合抱了。[3] 殽（xiáo）：亦作“崤”。崤山在今河南洛宁西北，西接陕县，东接渑池，为晋国的关塞要道。[4] 殽有二陵：即东、西崤山。二山相距三十五里，山路绝险。夏后皋：夏朝君主，夏桀的祖父。文王：周文王。辟：同“避”。 [5] 周北门：周朝都城洛邑，北门名“乾祭”。 [6] 王孙满：周襄王之孙，后为周大夫。 [7] 脱：脱略，即满不在乎。 [8] 滑：滑国，在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9] 以乘韦先：先送秦军四张熟牛皮。古时乘车必驾四马，因以“乘”为“四”之称。 [10] 不腆（tiǎn舔）：不丰厚。为当时客套惯语。 [11] 从者：跟随你的人，此指其部下军士。淹：留。居：住。积：日用供应，如米面、肉食、柴薪、马草之类。 [12] 遽：驿车。每过一驿站就换一次马赶路，引申为急骤之意。 [13] 郑穆公：名兰，郑国国君。客馆：指秦国留驻在郑的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居住的馆舍。 [14] 束载：可载于车上的什物皆已捆束。厉兵：兵器皆已磨利。秣马：马匹皆已喂饱。 [15] 皇武子：郑国大夫。辞：辞谢，意思叫他们离开。 [16] 脯资、饩牵：脯，干肉；资，粮食；饩，已宰杀的牲畜；牵，未宰杀的牲畜。竭：罄尽。 [17] 原圃：郑国的猎苑，在今河南中牟西北。 [18] 具囿：秦国的猎苑，在今陕西凤翔境内。 [19] 以闲敝邑：让我等得到闲暇。按以上皇武子一番言语，皆示意其离开，故知其欲为秦军内应已经失败。下文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皆逃向东方，恐晋、郑重兵在西防秦，怕被截获故也。 [20] 原轸：即晋中军大将先轸。原（今河南济源北）为其食邑。晋人多以食邑为氏。 [21] 以贪勤民：因为贪得无厌而使人民劳苦。 [22] 奉：给。又作“助”解。 [23] 栾枝：晋将名。其为死君乎：为，有；死君，指新丧的晋文公。栾枝此两句意谓文公受秦之恩惠，尚未报答，反伐秦师，是心目中无先君也。[24] 伐吾同姓：指秦伐郑、灭滑而言。郑和滑与晋同是姬姓之国。 [25] “谋及子孙”二句：意为伐秦乃为子孙打算，可以对先君有交待。 [26] 姜戎：姜氏之戎。戎为西方少数民族之称。姜戎处于晋国北境，与晋友好。 [27] 子墨衰绖：子，晋襄公，名驩。其父文公已死未葬，故称“子”。墨衰绖，将其丧服染成黑色。丧服本为白色，不宜从军，故染黑。黑色本为戎服之色。衰（cuī崔），亦作缞，麻衣。绖（dié迭），麻带，在头上的叫首绖，在腰间的叫腰绖。 [28] 梁弘：晋大夫。御戎：驾战车。莱驹：晋大夫。车右：为车右武士。 [29] 墨以葬文公：穿着黑色的丧服来安葬晋文公。晋于是始墨：晋国从此开始以黑衣为丧服。 [30] 文嬴请三帅：文嬴，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晋襄公嫡母。三帅，指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请求将三位主将释回国。[31] 构：挑拨离间。二君：秦、晋两国国君。 [32] 原：战场。暂：猝然之间。或云“暂”借为“渐”。渐，诈欺。谓文嬴所说皆是谎话。堕（huī灰）：通“隳”，毁坏。军实：作战中的俘获。[33] 阳处父：晋大夫。 [34] 左骖：古代一车以四马驾之，在两旁之马曰骖，在左旁者为左骖。[35] 以公命赠孟明：阳处父假托晋君之命，把左骖送给孟明，意在诱使他们上岸拜谢，然后捉住他们。 [36] 不以累臣衅鼓：没有把我们这些俘虏杀掉。累臣，俘囚之臣。衅鼓，古代有“衅祭”仪式，凡新制成的钟鼓之类，都杀牲涂血于上，然后祭之。此言“衅鼓”，犹言杀戮。 [37] 三年将拜君赐：三年拜赐，意为三年之后将复此仇。后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 “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即回顾此时言语。[38] 不替：不废弃，不撤换。 [39] 一眚（shěng）：一次过失。

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在晋国发生了著名的殽之战。使后世人们得以了解这场战争始末的，就是记事散文《秦晋殽之战》。

提起战争，似乎就意味着厮杀；许多记述战争的文字也大都写了这些。《秦晋殽之战》不然，它没有一处从正面描述这次大战，只写了这样一些场景：

晋文公显灵。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死了。移灵出国都绛的时候，忽然棺材里发出如牛的吼声。卜筮之官名偃的立即叫众大臣拜伏在地，说：“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西师，指的是秦国；我，当然是晋了；过轶，是说秦国的军队将穿越晋国，去袭击东面的郑国。不难看出，这一段意在报告军情，预示胜负，说明晋人对未来的战争有所了解和分析。也可能是《左传》的作者要把事件的结果预先提示出来，借用卜者之言附会其说。《左传》多有这类手法。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战争的渊源：秦本是西方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国，但到了穆公任好，国力日益强盛，开始向东方发展，欲称霸中原。秦晋本是盟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接壤，而且世代联姻。秦穆公的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所谓“秦晋之好”就是从这儿说起的。晋文公重耳遭迫害逃亡在外时，郑没有以礼相待。文公返国后，秦晋就以此为理由包围了郑国。鲁僖公三十年，郑国大夫烛之武面见秦君，说服了秦君撤兵回国，还派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驻扎在郑，帮助抵御晋国。当时晋文公念及秦穆公当初的扶助之恩，未与之决裂。两年后，晋文公死了，秦穆公就动了独吞郑国的念头。战幕终于拉开了。

国主新丧，国家处于戒备之中，偏偏又得到了将有西师过境的情报，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在这个关头，也只好借助文公亡灵发出备战的命令。文章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一种神秘的战争气氛之中，既有引人入胜之妙，又告诉读者战争的被动一方是从容不迫，信心十足的。

蹇叔哭师。秦穆公得到了在郑国的杞子等人的情报后，专门走访了他的得力谋臣、七八十岁的蹇叔，不料遭到了这位元老的强烈反对。蹇叔谏阻秦穆公不要冒险行事，理由有三：第一，“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秦穆公为向东扩张势力而采取的这个战略行动。秦军长途跋涉，师劳力竭，作战不利；再说，将士们一路辛苦，谁能保证不生离异之心呢？第二，“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届时，郑国有备，秦军疲劳，根本谈不上胜利一说。第三，“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千里东征，攻伐郑国，中途穿过晋国，这就意味着非但伐郑难以成功，还有可能遭受其他国家的袭击。蹇叔的话虽委婉含蓄，却一针见血；固执的秦穆公不听蹇叔的话，下达了出征的命令。

此行不可免，蹇叔很伤心。他哭着对孟明说：“我看见军队出去，却看不见归来了。”蹇叔的警告不但没有使孟明等警惕起来，反而招来了秦穆公对他的一顿诅咒。军队集合在东门外，蹇叔又哭送自己随军出征的儿子。这次蹇叔明明白白地发出了“晋人御师必于殽”的预示，“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在蹇叔的哭声中，秦兵向东进发了。这一段，作者借蹇叔之口分析了此次出征的不利因素。

王孙满观师。第二年春天，浩浩荡荡的秦军经过周都洛邑的北门，被王孙满看见了。按周时的礼节，诸侯国军队路过天子都城，一律要免胄，去甲，束兵器，步行。但秦的军士只是去了头盔，并不去甲束兵，而且刚刚下车又跳上去了，显得轻狂无礼。据此，年幼的王孙满预言：“轻而无礼，必败。”

王孙满当时还是个孩童，但就是这一双不谙世事的眼睛看出了秦军的傲慢、粗疏，得出了秦师必败的结论。尽管角度不同，却与蹇叔不谋而合。这就从另一角度强调了秦师必败的结论，可以看出作者“异曲同工”的匠心。

弦高犒师。预示毕竟是预示，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呢？准备去周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弦高行至滑时，与秦军巧遇，并且很快弄清了秦军的去向。他马上机智地扮作郑国的使者，带着礼品慰劳秦军，同时派人火速回国报信。郑穆公得信后，派人去杞子等居住的客馆巡视，果见他们做好了接应秦军的准备。郑国果断地对这三人下了逐客令，断了秦军的内线。孟明发现郑国有了准备，还算理智，“郑有备矣，不可冀也”，于是只好退兵，“灭滑而还”。

弦高遇秦师，乍看偶然，实际上有其必然性，也就是前面蹇叔预料过的，“勤而无所”（劳而无功）。蹇叔的话应验了。

晋原轸论伐秦师。严密注视秦军动向的晋国对这一切情况自然了如指掌；打不打秦军，成了个关键问题。原轸坚决主张伐秦，他认为，“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 “奉不可失，敌不可纵”；否则“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栾枝则认为，“未报秦施”，不应出兵袭击。原轸辩驳：“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最后原轸占了上风，下令征伐。于夏四月辛巳（十三日），在殽地大破秦军，俘获了孟明、西乞、白乙等主帅三人，秦兵尽被歼灭。蹇叔的话全部得到了印证。

文嬴请三帅。秦穆公的女儿、刚即位的晋襄公的母亲文嬴，请求将俘虏放回，由秦君去处置他们。既然母亲求情，襄公未及多考虑就同意了。原轸上朝陈述利害，襄公后悔不已，连忙派人去追，孟明等人已在船上了。

秦穆公素服于郊，向着归兵而哭，见到放归的孟明等人后，并没有怪罪他们，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孤之过也。”

作者所表述的似乎都是些片断内容，只有一句“败秦师于殽”直接写到殽之战。但谁也不能否定它是一篇出色的记述战争的文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记录下的这些片断，件件与殽之战有关。无一处写战，却又处处是写战，正是本文独特的手法。通过这些事件的描写，人们十分清晰地了解到这场大战的前因后果，幕前幕后各色人物的主张、部署等，从头至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战争气氛。

“春秋无义战”。殽之战涉及四国，主动者为秦，被侵扰、被吞并的是晋、郑、滑。当然，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生产力较发达的大国必然要向外扩张，实现地区性的称霸，直至统一海内。但这一切毕竟是通过野蛮的战争来实现的。在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本文作者从文章伊始，就有了明显的倾向。

从施以重墨的“蹇叔哭师”中，人们不难感到，这位史实的记录者对秦穆公“劳师以袭远”、“以贪勤（劳）民”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体现在文章中，就是通过蹇叔之口冷静地、精辟地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蹇叔是秦穆公手下得力的老谋臣之一。对秦的称霸、扩张，他并不反对，甚至还为之作过贡献。他反对的是秦穆公那种急躁的、不慎重的行动。作者抓住这一点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征战观点。战前两次记述晋人言行的文字也是如此。秦晋之战，本无正义可言。这一阶段，正是两国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之时，只不过秦正在势头上，而晋已是强弩之末了。晋文公做霸主的时候，秦还是它的属国。在这场战事中，首先是秦打入了晋的势力范围（吞并郑）。原轸出于忠心，坚决主张伐秦，加上他的老谋深算，抓住了战机，利用了地形，所以告捷。作者的笔下，晋人是信心百倍，理直气壮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文章的最后一段。孟明等主帅由文嬴求情被释放了（招致了原轸的唾骂），秦穆公素服郊次，向师而哭，主动承担了责任，没有怪责败将。和那个轻信的晋襄公相比，穆公是有远见、有霸主的胸怀的。所以晋国的胜利，并不使人感到轻松、快悦，因为这不过是暂时的；而秦国，与其说它失败，不如说是它称霸过程中的一个挫折。在记述完殽之战后，作者的这一段描写是意味深长的。

至于说到郑、滑，当然最令人同情。两年前，烛之武退秦师，虽暂免战祸，但秦穆公在郑安下了内线。两年后，终被秦穆公视为向东扩张的棋局中要吃掉的第一枚棋子，幸而弦高赤心为国，使秦失去内应，只好“灭滑而还”。尽管这仍然是暂时的免祸，但作者写到弦高犒师时，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

《殽之战》通过“显灵”、“哭师”、“观师”、“犒师”等侧面的描写，揭示春秋时代那个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现实。今天读这篇文章，除分析它的历史、军事价值外，很大程度是作为文学名篇来欣赏的。它写的虽是一次战争的始末，但“蹇叔哭师”也好，“弦高犒师”也好，都可以独立成篇；然而连贯起来，却又浑然一体。一场战争牵扯了几个国家，若干人物，记述起来不免头绪众多，事件繁杂，但作者写来并不慌乱。文章从头至尾，有一中心，就是殽之战；有一纵线，就是时间。具体的时间出现过三次：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死，战争开始；三十三年春，秦师东征路过洛邑北门；夏四月，战败。事件则是侧向的，无论怎样枝蔓，叶落归根，最终还是回到了殽之战这个中心点上，结构严谨，线索分明。

在叙述战争的过程中，几个人物形象也先后立起来了，尽管所用的笔墨不多，色彩却很鲜明。秦穆公的贪心、固执是很可恨的，但战后他勇于自责，素服郊次，又是很感人的（当然这里面隐藏着更大的野心）。原轸在大夫栾枝的反对声中，坚持原则，决不让步，同时又深谋远虑，稳操胜券；战争一开始，晋的成竹在胸，与原轸的自信和谋略不无关系。在某些方面，晋原轸和秦蹇叔倒是共通的，尽管他们各事其主。蹇叔、原轸分别是秦晋成就霸业的中坚力量。蹇叔哭师，出于对秦的忠诚；原轸伐秦师，出于对晋国的热爱。这两个人物都处于事件的中心，随着战争的发展，形象也渐见丰满，终于栩栩如生地立在读者眼前。还有一个给人鲜明印象的就是郑人弦高。他是一个商人，本可以无忧无虑地做他的买卖；但他却拿出自己的货物，充当使者，不动声色地犒劳秦军，争取时间报信。他见义忘利的爱国行为是十分感人的。

（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