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劫后社会的重建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美国秩序对列宁主义大家庭的统战和分化,因此只有苏联以外的次级政权才能从改革开放当中获利。如果说不结盟运动其实是投机者对美国反共斗争的消费,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投机者对苏联革命斗争的消费。改革并不重要,开放才是关键,开放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放出的输液管,犒赏反戈一击的共产主义小兄弟。如果没有背叛的对象,改革就是毫无意义的喃喃自语。
苏联不仅认可、而且加入改革开放的行列,只能证明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苏联的资源已经无以为继,而且看不到扩大捕食范围的希望。其二是苏联领导人已经丧失了理解世界格局的能力,忘记了自己outlaw的身份和使命。第二种可能性如果存在,也只能在第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以后,因为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紧紧抓住幻想,将失去用武之地的聪明才智投入抗拒现实入侵的斗争。苏联背叛自己,一劳永逸地堵死了次级政权背叛自己的可能性,以最有效的方式报复了背叛者对自己的伤害
8 。南斯拉夫作为改革开放(背叛红利)最初和最成功的消费者,为过去的投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预示了类似投机者在未来的命运。
世界秩序的外围已丧失大部分被颠覆、收买的价值,产生了一系列遭到遗弃的国家。美国的罗马性日益凸显,独自屹立在万国与毁灭之间。威尔逊主义以北约的形式,向苏联留下的真空地带输出秩序,将集体安全的边界推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欧洲边界。集体安全意味着中世纪秩序以后民族国家形式复辟,将民族国家分割开来的国内宪制和国际体系重新结合起来。威尔逊主义要求其成员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和决策透明度,非如此不足以保证集体安全体系必需的高信任度。北约成员国的宪制因此不能视为纯粹的国内事务,中欧各国加入北约的路线图和宪制重建的路线图在技术上没有区别。这些成员国的宪法地位与其说接近十九世纪的主权国家,不如说更接近南北战争前的北美各邦,介于主权国家和半主权邦国(quasi-sovereignty)之间,不能完全脱离没有主权概念的各邦联盟制约。
人类很容易有秩序而无自由,却很难有自由而无秩序。列宁主义残酷而彻底地收割了革命对象的秩序生产力,割草机瓦解后,劫后社会的生态多样性并不能自动恢复。波兰依靠天主教会的保护,将损害降低到邻邦称羡的地步,但即使波兰复国以后的最初几次选举,列宁主义政党的残余组织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前共产党的组织相对稳定,非共产党的反对派联盟由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型小团体组成,直到法统重光二十年后,稳定的天主教保守政党和稳定的自由主义政党才最终取代前朝余孽。东欧其他各邦的社会生态通常不及波兰,巴尔干尤甚。他们的加盟与其说是对北约力量的加强,不如说是对美国秩序输出的消耗。鉴于党国集中了所在社会的近乎全部组织资源,诸如此类的现象并不令人惊讶。
孤立无援的个人谈不上立场和主张,正如圆形和三角形谈不上红色和蓝色。只有在丰富繁茂的组织网络和关系网络存在的前提下,个人的判断和选择才有意义。组织资源的生长和积累当然需要充分的时间,收割和破坏却是迅速而容易的。割草机蹂躏后的荒地即使重新长满青草,生态多样性通常都恢复不到收割以前和没有经过收割的外邦水准。某些草地经过收割以后,就会永远沦为沙漠,或是退化为生态多样性较低的另一种社会。
掠夺性的专制主义自古以来就是造成文明衰亡、退化或受限于低天花板的主要原因,罗马以后的西亚和秦政以后的东亚就再也没有恢复希腊和诸夏的璀璨。列宁主义的收割能力为历代专制主义所未有,它是否能成功入侵就是对目标社会的考验和甄别。如果列宁主义确实承载了某种历史使命,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淘汰和筛选。
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堪称欧洲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铁幕背后的东欧各邦,值得予以特殊的重视。东欧的民族发明是1848年原则的最初和最经典实践,不仅解构了大德意志、大俄罗斯和奥斯曼主义,而且将历史上的大波兰和大匈牙利重新解释为高度同质化的小共同体,预先扫清了从族群到民族、从民族到国族的道路。苏联的征服仅仅带来了共产主义的楚门世界,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没有明显的妨碍。波兰和爱沙尼亚只需要摆脱苏联,就会比较廉价地返回欧洲各民族国家的行列。贝尔格莱德的民族发明在欧洲属于特例,走上了大德意志、大俄罗斯和奥斯曼主义的路径,企图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建立超民族的帝国结构,却又不具备圣彼得堡、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秩序输出能力,结果结合了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弱点。这样的政治实体得以产生和存在,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敌人的站队错误和自己的投机正确。
列强允许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统治欧化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主要是为了惩罚哈布斯堡家族投靠德国,正如盟国允许蒋介石统治满洲和台湾,主要是为了惩罚日本背叛英美。否则东方化的落后者企图统治欧化的先进者,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激起剧烈的冲突。西方资助和保护红色南斯拉夫,主要是为了奖励铁托对斯大林的背叛,正如美国禁止莫斯科核平北京,并不是认为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优越。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烟消云散以后,第一南斯拉夫很快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苏联解体以后,第二南斯拉夫不可能长期维持。米洛舍维奇的站队错误加速了瓦解的过程,破坏了捷克式和平过渡的机会。结果大大延长了塞尔维亚人融入欧洲的时间表,进一步扩大了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之间的文明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