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远东的秩序孑遗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欧洲冷战结构已经片瓦无存。威尔逊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反复和斗争，大体上实现了1919年的期望。远东的安全结构仍然延续了旧金山诸条约的框架，只是冷战边界的对面突然沦为孤儿：北京丧失了出卖莫斯科的红利，重要性急剧下降；平壤失去了操纵莫斯科和北京的红利，迅速沦为饿殍；河内丧失了向莫斯科出卖北京的红利，转而依靠向西方出卖北京的红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亚大陆各自寻找自己的角色，北京与河内的代理人战争随之丧失了投名状价值

10 。北京的处境比河内更加困难而复杂，恰好就是因为它廉价地继承了共产国际和新三民主义的双重遗产——如果河内的共产主义崩溃，法国人发明的国语和天主教会足以保障一个、或南北两个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如果北京面临同样的处境，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可供回归的波兰共和国法统和波兰民族共同体。

除了残余的列宁主义结构以外，东亚、内亚别无秩序可恃。如果西方遗弃了这片广大的土地，列宁主义团体和流民散沙就会濒临相互残杀和吞噬的命运。非洲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就切实体会了遗弃比干预更加可怕的残酷事实。外来的秩序无论多么恶劣，至少还能防止无政府状态。如果社会内部缺乏产生自发秩序的能力，又没有可以依托的政治框架，那么外力的撤出非但不会带来自由，反而会导致社会的瓦解和长期的动乱。只有对于有能力产生和输出秩序的共同体，外来干预才是负面因素。若非如此，秩序赤字就比秩序输入危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