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中国走向市场列宁主义

八十年代中共的整党大致恢复了苏联的干部党模式，前毛泽东时代的苏联班底肃清和屏蔽了梁山好汉。情治单位一直是他们的保留领域，即使毛泽东的风暴都只能扰动表面。邓小平提拔数理化干部，刻意绕过老列宁主义者的禁脔，插入地方、经济和科教文卫部门。后者更加引人注目和有利可图，但在信息和组织方面仍然处于劣势。计划生育制度完善后，计划经济体系终于补上了最后一个缺环。劳动力供应、生产规划、消费规划三者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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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巅峰就是毁灭的开始。不完善的计划经济能够勉强维持，是因为体制边缘的灰色地带还有残余的自留地和黑市。体制一旦完善，就会立刻停止运转。列宁主义者必须选择，首先牺牲哪一部分。邓小平决定抓紧政治和文化，放松经济，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对他的团体最不重要。如果失败，体制遭到的冲击最轻。邓小平别无选择，走上了市场列宁主义的道路。

苏联解体恢复了一战以前的全球化格局，只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威尔逊主义体系取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列宁复辟政权可以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将散沙劳动力出售给世界市场。九十年代的改革反映了权力结构的发展趋势，继续以避重就轻为主要原则，巩固接近中央和核心的组织，遗弃基层和外围的组织，部分引进了桑弘羊和王安石的技术，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托勒密社会主义”，将国家机器变成了盈利活动的主体，尽取地方膏脂充羡余，应验了聚敛之能臣、财聚则民散的古训。地方民政机构涣散，中小城镇社会解体。《东京梦华录》和《金瓶梅》时代的消费性第三产业取代了斯大林主义的废旧工业，重现了蔡京承诺的丰亨豫大之盛。

市场列宁主义意味着东亚、内亚居民分为两个社会：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和无组织的劳动力。无组织劳动力属于世界市场外围，得以避免张献忠社会应有的命运；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向散沙劳动力征收组织红利，得以避免张献忠社会应有的命运。无组织劳动力包含了廉价的意义，但不限于廉价：待遇是权利的外围，而权利则是组织资源的外围。自由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团体应该为苦力的命运负责，社会主义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应该为苦力的命运负责。显然，双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只要莫斯科的原材料仍然能够出口，俄罗斯就能在威尔逊体系之外继续存在；只要北京的无组织劳动力仍然能够出口，中国就能在威尔逊体系之外继续存在。

二十一世纪初，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达到最高峰。世界贸易组织为东亚人力资源的出口提供了方便，经济融合的发展遮蔽了安全困境。前者源于无组织劳动力，后者源于列宁主义残余。时间放大了冬虫夏草共和国的形态分裂，东食西宿变得越来越困难。邓小平时代的内外分割产生了类似明治宪制的效果，“摸着石头过河”解决不了十字路口的抉择。

列宁党核心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性，必须证明全世界的错误，否则他们入侵东亚、内亚的历史进程就足以给自己定罪。韬光养晦和改革开放本身都只是工具，最终目标仍然不能超越列宁主义原则允许的范围。外围党

12 为了长期享受全球化经纪人的利益，渴望将冬虫夏草改造或伪装成正常的昆虫。他们像昭和帝国的国际协调派一样，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因素，注定居于劣势。他们无法提出体制可以接受的国家目的，除了其他集团无法分享的自私利益以外。他们只是体制和国际社会的中介，在内外双方都没有足以形成力量的组织资源。他们唯一的优势在于，他们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和列宁主义残余的结构性冲突，然而除非否定后者的正当性，就无法将真正的理由解释清楚。历史犹如投入水中的石块，波澜从中心向边缘不断扩展。中华民国继续生活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直到短暂的二十世纪以共产国际的形式破门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继续坐在旧金山体系的旁枝上，而且还要竭尽全力砍伐身后的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