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与挑战

威尔逊主义根植于清教徒的古老传统，本能地厌恶帝国的负担，然而即使在冷战胜利以后，现实政治仍然只能满足威尔逊主义的最低标准，仅仅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实现法律对权力的征服。威尔逊主义的最高标准要求政治德性相近的各成员共同维护集体安全，结束势力均衡定期破裂造成的战争。由于各行为主体的政治德性和政治制度相去甚远，威尔逊主义从来没有实现其最高纲领。事实上，美国推动集体安全的努力将世界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威尔逊世界构成世界秩序的核心区，建立在价值观同盟的基础上，实现了北约和其他主要盟国的整合。霍布斯世界由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中间层国家组成，延续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外交模式，不断引起争夺势力范围的局部战争。达尔文世界由名存实亡或名实具亡的外圈国家或地区组成，不能有效地保护或管理其居民。这里的居民依靠亚国家层次的小团体维护自己的安全，暴力通常是小团体相互交流的主要语言。

美国对待中间层和外围并无善策，只能摇摆于输出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和养痈遗患的绥靖主义之间。今天的霍布斯式国家虽然为数众多，只有俄罗斯、中国、伊朗三者有能力、欲望和机会攻击威尔逊世界及其集体安全主义。其他霍布斯式国家，例如印度或印尼，如果能够得到机会，更加乐于加入威尔逊世界，即使做不到，也没有推翻世界秩序的能力或动机。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对世界体系的挑战性日益上升。俄罗斯虽然在军事上比中国更强大，但其认知结构和历史路径融入国际体系的广泛和深刻程度非中国所能比拟。俄罗斯虽然坚持一战前的霍布斯式博弈模式，不肯完全接受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但其觊觎范围和冲突风险局限于本国周边地带，没有在全世界范围扩展势力的迹象，更没有颠覆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和期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虽然遍及全世界，但其挑战仍然很难达到主权国家的层次，除非被更有力的挑战者利用，不大可能造成危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局面。

第二次金门危机以后，旧金山条约体系长期没有遭遇挑战。1996年台湾危机重新启动了沉睡已久的军备竞赛，预先断送了市场列宁主义自发演化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机会。北京由此体会到没有苏联可以背叛的灾难性后果，看清了美国秩序当中没有自己希望和需要的位置。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释放了更加明确的信号，威尔逊体系的扩张必须以牺牲错误的建构为代价。核心党必须建立足以抵抗美国秩序的强大力量，全球化贸易的红利必须用于长时段的军备竞赛，保证2016年面临同样的对抗时，不致于遭到同样的羞辱。这项计划大体上获得成功，证明市场列宁主义仍然是列宁主义。韩国或智利的威权政府如果面临同样的挑战，根本不具备自力更生重振旗鼓的能力，然而正是因为国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幼弱的市民社会才有长大的机会。

东亚资本主义的成功转型主要是美国秩序保护和约束的结果，旧金山条约边界对面的流产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太平洋边界的封闭导致了内亚边界的开放，上海合作组织恢复了蒋介石1935年和毛泽东1954年的致命布局：背靠俄罗斯和内亚，以太平洋海权为假想敌。如果世界上存在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战略，二十世纪的三次内亚战略就是最经典的例证。1972年外交革命提供的保护一旦解除，北京的幸运就到头了。挑战性的安全政策和附庸性的经济政策总有一方会吃掉另一方，否则就会引起内部的撕裂。如果前者吃掉后者，北京就会在一场小型冷战中扮演前苏联的角色。如果后者吃掉前者，实际上等于以更高的成本返回比1989年更恶劣的地位。旧金山体系在解除了苏联的主要威胁以后，应付这样的次要威胁并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