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扭曲的认知结构

问题在于：威尔逊体系的力量就在于普遍性，万国不能片刻丧失罗马-美国的护法者职权。如果美国失去其罗马性，无论原因在于外交问题还是国内的孤立主义，维持远东秩序的一系列俾斯麦式承诺就会丧失可信度。在新的势力均衡体系建立（如果能够建立的话）以前，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远东格局势必重现。尽管如此，中国精英阶级仍然非常有可能支持、至少表面上支持这种冒险行动。他们出于政治低能和历史认知的缺陷，已经在类似的不利情况下，为了追求性质类似的目标，支持了蒋介石政府的冒险行径，为自己的毁灭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国统治核心由于认知结构和信息传导渠道的缘故，从来不曾正确解读美国的信号。他们与其说维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不如说维护原有解释体系的完整性。他们拒绝集体安全的基本原则，偏爱势力范围的逻辑，不是因为理解力的缺陷，而是因为不能承受修改认知结构的后果。威尔逊主义要求各主体具备高度的互信，实际上就是要求后者的宪制向合众国看齐。中国统治核心对罗马-美国的宪法仲裁权怀有极度的恐惧，才会将拒绝这种仲裁的特权列为首要的核心利益。

依据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中国的理性决策者肯定会发现：依附美国的利益明显大于建立平行体系的利益。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中国决策者如果口头强调理性，实际上就是希望一面发展经济合作，一面建立平行的安全体系。后者肯定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破坏和平和发展必需的背景条件，就像一个人坐在树枝上砍树。黄岩岛事件暴露了中国的诡诈，使得美国完全丧失了诚实公正地调解中国-菲律宾纠纷的兴趣。双方分别向美国承诺撤出黄岩岛，然而中国人却在菲律宾撤离后开了进去。这种做法其实在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后发生过多次，绥德和苏皖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的黄岩岛。黄岩岛在军事和经济上毫无重要性，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暴露了北京的心态变化。他们已经丧失了1996年的敬畏，开始把美国看做另一个可以推翻的国民政府了。扭曲的历史认知使他们无法看清大部分蠢人都能看到的格局，陷入国民政府抗战前夜处境的角色恰好就是他们自己。蒋介石在上海扩大战争的决策肯定不是理性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国族构建蓝图。中国现在的外交路线同样不是理性的，原因在原因在于联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虚构。扭曲的认知结构导致他们在原因、结果和现象之间建立错误的联系，因此一再错误地解读美国发出的善意和公正信号，造成了一种只能依靠暴力有效沟通的局面。

所以，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伪问题。这种冲突如果当真存在，其实不难以类似英法协约的方式解决。真正存在的冲突属于另一种性质：两种无法相容的解释体系都在伸张自己的正义。太平洋也许足够辽阔，足以包容中美两国的现实主义利益。然而地球显得过于狭窄，不能允许两种解释同时存在。200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日益增加。它将中国的扩张主义迹象解释为恃强凌弱，然而这种理解并不符合中国的认知结构。中国与其说针对具体的目标，不如说针对异质的国际秩序。恃强凌弱意味着承认国际秩序，但自己要追求霸权地位。韬光养晦的意思是：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并不比国民党的宪法秩序、苏联的社会主义秩序更神圣，我方仅仅因为实力不足的缘故予以违心的承认。承认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成功以后自然没有必然继续承认。进攻如果失败，不能解释为目标错误，只能解释为斗争形势和实力对比的误判。例如：没有估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和复杂。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错误。中国只会宣布：某些统战对象（包括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应该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再打倒，因此现在打错了，我们必须改正，继续争取他们的友谊。在这种解释体系中，如果中国改变现状的手段越来越露骨，那就说明它认为韬光养晦已经完成了任务，某些统战对象已经丧失了继续统战的价值。它修改这种判断，总是在遭到具体和物质的失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