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的车臣化或朝鲜化

威尔逊体系不可能尊重中国自己划定的核心利益，这样等于承认威尔逊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美国外交界和知识界存在大批现实主义和势力范围的支持者，但他们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一方面，美国群众政治对外交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势力范围的成功会使中国后悔索取太少。同样的游戏将会一再重演，直到决策责任从精英手中落入民众手中。这时，类似麦卡锡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情绪势必卷土重来。斗争一旦演变成具有十字军色彩的善恶之争，就只能通过中国的瓦解而结束。九一一事件前夜，中国一度濒临这种处境。目前的中国由于自己的举措，正在迅速陷入同样的处境。美国支持日本重新武装的措施，已经放出了足够严厉的信号，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机会窗口正在关闭，模糊空间不大可能维持到2016年大选以后。规训的失败一旦明朗化，outlaw就会丧失世界体系的保护。蒋介石政权在革命外交以后，普京政权在克里米亚危机后，都陷入了这种不值得羡慕的处境，沦为境内外众多冒险家的竞技场。一个失控的世界无疑是黑暗的世界，但同样无疑会孕育大量的潜在可能性。美国影响或任何影响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重大的路径差异，造成的后果最有可能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在一个极端，中国可能不复存在，甚至长期无法形成有效管制的政治组织，沦为车臣或顿巴斯的放大版。在另一个极端，中国可能强化列宁主义的传统，牺牲人口中不够重要的部分，沦为朝鲜的放大版。两极端之间形成某种意义的连续统，将机会交给擅长把握机会的幸运儿。美国的举措同样最有可能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在一个极端，它在混乱中寻找库尔德式的潜在盟友。在另一个极端，它在混乱中打击伊斯兰国式的潜在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