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标准

应该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这回印发的4个《意见》，回应了专门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对“宽严相济”的法律需求。

一方面，“恶势力”必得等同于其他一般犯罪分子，必须严惩。事实上，更能威胁人民群众安全的可能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是分布甚广、无处不在的“恶势力”。

最近几年，笔者身边就遇到过亲人遭受“恶势力”不同程度滋扰、威胁的情况，有一位几乎被逼自杀。如同4个《意见》所提及的，“恶势力”的确够不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要件，但这些犯罪分子沆瀣一气，为祸乡里，且借用熟人社会网络，更容易给群众造成恐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

从源头看，此前“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乡里，恰恰是因为他们躲避了法律制裁——并不是公安机关不作为，而是他们钻了法律的空子。公安机关采取的措施，对这些人而言只能算是伤及皮毛而已。

一些“恶势力”，甚至还将受到专门机关的打击视为“资本”，被惩罚之后，嚣张更胜从前。毕竟，就黑恶势力的组织文化而言，“争勇斗狠”是获得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而为了减少这种“逆向激励”，提高惩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就成了关键。我们看到，此次的《意见》中，对于认定后的“恶势力”应该采取何种惩罚措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另一方面，“恶势力”不能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完全等价的处理。此次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在这个层面上，用1600余字的篇幅详尽规范了“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更明确的是，对首要分子、重要成员和主犯，“从重从严”，而对“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这并非“轻轻放过”。如前所述，很多“恶势力”的成员其实就是专司“争勇斗狠”的“临时工”。他们虽为“恶势力”干活，但他们的确拿的是“工钱”，并没有获得多大利益，甚至对每次集体行动的背后组织意图也不清楚。这些没有组织身份的“小混混”当然不能和首要分子混为一谈，如何规训与惩罚，需要酌情、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