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针锋相对

修约还是制宪

6月9日，佩特森第一次发言。

佩特森不愧是律师出身，思路清晰，做事老到。他的发言，并不纠缠鸡毛蒜皮的细节，而是直击麦迪逊他们的要害──擅自制宪是否合法？佩特森指出，召开本次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的一项决议和各邦议会的授权，而邦联议会的决议和各邦的授权态度都很明确，就是修补和完善邦联。因此，《邦联条例》是本次会议全部议程的适当基础。我们应该恪守这种限度，否则我们的选民就会指责我们篡权。最后，佩特森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利坚人民正拭目以待，不容欺骗！

没有人正面回应佩特森的这一指责。他们只回答了他提出的其他问题。显然，麦迪逊们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和佩特森过招，而宁愿用实际的制宪行动来反击和抗衡。在那些主流派的控制和推进之下，会议甚至在6月13日提出了一个“全体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共十九条，内容涉及立法、行政、司法诸方面，许多未来宪法的要点都得到了确立。尤其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提出，全国议会参众两院的席位分配，都将不再遵循《邦联条例》制定的原则（即每邦一票制）。一部基本符合麦迪逊、伦道夫他们愿望的新宪法，眼看就要出笼。

佩特森只好再次出手。6月14日，会议刚刚开始，佩特森便提出，有几个代表团，尤其是新泽西代表团，希望能多给一点时间，让他们认真考虑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以便整理出一份与此报告“恰成对照”的方案。于是伦道夫提议会议休会。这项提议得到佩特森的附议。佩特森也提出动议，把对全体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推迟到明天。这项动议同样得到伦道夫的附议。看来，交战双方都希望暂时休战，以便厉兵秣马、决一雌雄。

6月15日，一份由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代表团（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可能也参加了）协商制订的新方案（史称《新泽西方案》），由佩特森提交制宪会议。大会决定，将《佩特森方案》（《新泽西方案》）提交全体委员会。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案即《伦道夫方案》（《弗吉尼亚方案》）也重新提交全体委员会。这个决定，对佩特森他们来说是不小的胜利。因为这等于废掉了麦迪逊他们好不容易才弄出来的那个《全体委员会报告》。会议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而且变成了两个方案的正面交锋。

于是，6月16日，另一位剑客兰辛便出手了。

兰辛是纽约代表团代表，而纽约则是罗德岛之外最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邦。如果说新泽西是“第三世界”（小邦）的“领袖”，那么，纽约便可以说是“第二世界”（中等邦）的“野心家”（人口第六，土地面积第四）。此刻，它正雄心勃勃地要当“春秋五霸”，因此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最高政府”不感兴趣。1787年2月21日，邦联议会做出召开费城会议的决议，纽约迟至5月才勉强同意派代表参加。讨论是否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时，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耶茨反对），等于弃权。那还是因为兰辛没来。兰辛如果到会，纽约代表团投的，可就是反对票了。

三十三岁的兰辛是纽约邦首府奥本尼市的市长，也是坚持反对制宪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个是纽约的耶茨、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弗朗西斯·默瑟）。但他不像耶茨那样不发言，只投反对票。他可是得理不饶人。在全体委员会讨论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时，他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佩特森。兰辛的理由很简单：本次会议根本就无权提出和讨论伦道夫那样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没有什么被采纳的可能。因为邦联议会的决议、各邦的授权，还有各邦议会派遣代表时的总体意向，都是修订《邦联条例》，不是制定《联邦宪法》。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越权。这既无必要，也不合适。如果纽约事先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就决不会如此合作，派什么代表团来开会！

佩特森和兰辛的发言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仅此一拳，便已击中麦迪逊们的命门。实际上麦迪逊们最心虚的，就是制宪非法。于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威尔逊便只好出来打圆场。他的说法是：本次会议确实没有被授权做出任何结论，但可以自由提出任何建议。这是聪明的辩护，也是软弱的辩护，因此兰辛轻而易举地就把他顶回去了。在6月20日的发言中，兰辛说：威尔逊先生说制宪会议只是推荐方案，高兴怎么推荐就怎么推荐，我不这么认为。这次会议如此受人敬重，不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不成功，就会导致崩溃。这意思是说，制宪会议又不是学术研讨会，哪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同一发言中，兰辛还驳斥了伦道夫的说法。伦道夫说，对当前危局的忧虑，压倒了对制宪会议是否得到足够授权的怀疑。对此，兰辛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忧虑和这种怀疑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当然无可辩驳。因为谁都知道用“非法”的手段来“救亡”，无异于饮鸩止渴、浇油救火。看来，无论威尔逊的“推荐无须授权论”，还是伦道夫的“救亡压倒授权论”，都缺乏说服力。

真正有理有力的，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梅森所做的辩护。汉密尔顿虽然也是纽约代表团代表，却和兰辛、耶茨完全对立。他为制宪会议辩护的理论依据，可谓“目的高于手段论”。6月18日，汉密尔顿在发言中说，各邦派我们到这里来，是指望我们能把合众国带出困境。如果仅仅因为弄不清楚我们的权限，就死抱着不能挽救危机的方案不放，或者拒绝可以挽救危局的方案，那就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了。也就是说，各邦的授权固然重要，授权的目的却更重要（即立法精神比法律条文更重要）。这当然十分在理。

麦迪逊的反击则更为有力，而且抓住了要害。在6月19日的发言中麦迪逊说，有人（指佩特森）提出，邦联是经过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一致同意才能解散，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在法理上有什么依据。因此他很想请教这位先生，你是把《邦联条例》看作契约呢，还是看作条约？如果看作契约（即国内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那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内法原则，多数完全可以废除旧的契约，签订新的契约，甚至为社会全体成员制定一部新的宪法。那样一来，新泽西的那位先生，恐怕就会不幸落入最后被承认的人群了。如果看作条约（即国与国之间的结盟），那么，根据自由结盟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一方如果违背任何一项条款，结盟便可视为解散，其他各方也就取得了自由，除非他们选择使用非常手段迫使违约的一方改正。可惜，《邦联条例》中没有可以动用武力迫使违规之邦就范的条款，而违背《邦联条例》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且行径恶劣。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例子之一，就是新泽西的一项立法。根据这项立法，新泽西代表在邦联议会中的作用，似乎就是专门唱对台戏（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疑云重重”之“麻烦与问题”一节）。麦迪逊的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维护邦联吗？你们不是说《邦联条例》神圣不可侵犯，动都动不得吗？然而带头违背和破坏条例的恰恰就是你们！

佩特森当然无言以对，只有兰辛在6月20日重提会议无权制宪的旧话。于是梅森（弗吉尼亚）便不客气地说，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拿这种观点来胡搅蛮缠！老实说，本次会议到底是否有权制宪，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事实上，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突破授权才有出路。想当年，我们和英国谈判时，正是因为谈判代表大胆突破了邦联议会目光短浅的桎梏，才为国家赢得了体面和幸福的和平，也使自己成为比铜像还要经久的纪念碑。这意思也很清楚：制宪和独立一样，也是一次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婆婆妈妈。什么授权不授权，在革命时期和紧要关头，授权也是可以突破的！

这种说法，佩特森、兰辛他们还同意吗？恐怕不会。

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辩论。大会和委员会都没有对会议的性质问题进行表决。做结论的是会议的实践。随着会议朝既定目标前进，一个新的条例便逐渐浮出水面。当它最后终于成形时，谁都明白，这就是一部宪法。

至于授权问题，麦迪逊们采取了一个高明的（也可以说是狡猾的）策略──“以人民的名义”。《联邦宪法》的序言这样写道：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和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而《邦联条例》的序言则是：

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之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

这就很清楚了：《邦联条例》是各邦授权，《联邦宪法》却是人民授权。或者说，制定《邦联条例》的是十三个邦，制定《联邦宪法》的是“美利坚人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邦联和《邦联条例》的基础，用人民（people）这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政治群体作为新国家的奠基人和新政府的授权人，并以他们的名义实现了国家性质的转换。

谁来批准宪法

制定宪法的既然是“人民”，那么，有权批准宪法的当然也就同样只能是“人民”。这也是麦迪逊他们早就想好了的。在他们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中，就明确规定“对《邦联条例》的修改意见”（实为新的《联邦宪法》）应由“人民代表大会”（convention）批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咱们的“人大”。它是专门为批准宪法（包括批准本邦宪法和联邦宪法）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译为“制宪会议”（本次费城会议的英文名称就是convention）。不过费城会议的代表是各邦议会任命的，将来批准宪法的convention，其代表则应由人民直接选举。会议的方式，可以是全国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会，也可以是各邦代表大会分别讨论。总之，批准宪法的，是人民代表大会或各邦制宪会议，不是各邦的议会。

这一提案同样遭到反对改变会议性质和反对建立全国政府的人的反对。6月5日，当会议讨论到这一条款时，康涅狄格的舍曼立即表示：这种由全民批准的程序没有必要。他的理由是：《邦联条例》已经规定，更改条例只要取得邦联议会和各邦议会批准就行，交由人民批准是多此一举。

这道理当然谁都明白。但问题是，麦迪逊他们的目的是制定宪法，而不是修改条例，岂能按照条例的规定去做？按照《邦联条例》的规定，“除非取得邦联大会同意，并在事后得到各邦议会确认，任何时候不得对《邦联条例》做任何修改”。这其实等于说，《邦联条例》是不可修改的，更不用说重新制宪了。所以麦迪逊回应说，《邦联条例》在这方面本来就有问题，弄得许多邦的议会动不动就以不批准相要挟。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各邦议会在批准过程中是权力的失去者，他们怎么会赞成？也就只好另想办法。

所谓“另外的办法”在后来的讨论中成熟了，这就是：将新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代表由各邦议会推荐，人民选举。那么，这和各邦议会批准又有什么不同呢？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难道各邦议会的议员不是？当然也是。不过，邦议员虽然也由人民选举，邦议会却只代表各邦的利益，并不代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代表全体“美国人民”。换句话说，制宪会议代表和参众两院议员的代表性是不一样的。各邦议员和各邦议会代表的是“邦权”，各邦代表和代表大会代表的是“民权”。所以，哪怕最后各邦选出的制宪会议代表就是他们参众两院的那些人，这会议也得叫“制宪会议”或“代表大会”，不能叫“各邦议会”。

看来，不但我们中国人重视“正名”，美国人也不马虎。不敢马虎的原因，是他们特别看重授权，尤其是立法的授权。在他们那里，授权人的地位，是要高于接受授权者的。在所有的授权人当中，又以人民的地位为最高。如果新宪法由各邦议会批准，就意味着各邦议会是授权人。这样一来，联邦宪法就无法高于各邦宪法，全国政府也无法高于各邦政府。因为各邦宪法和各邦政府都是人民授权的。人民授权各邦，各邦授权全国，如此说来，联邦宪法和全国政府岂不是变成“孙子”了？这当然和制宪的初衷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麦迪逊在6月19日的发言中有所阐述）。显然，唯一的办法，就是新宪法和新政府都直接由人民授权，而且必须用“合众国人民”这样一个集体的名义。也就是说，未来的新宪法和新政府，只有当其授权人不但是人民而且是合众国人民时，才能高于各邦人民授权的邦宪法和邦政府。

这就必然要遭到极力维护各邦主权的那些“邦权主义者”的抵制。如果说，6月5日舍曼的话说得还算比较委婉（没有必要），那么，6月20日兰辛发言时就不很客气。兰辛先生的发言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各邦的存在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邦里，和自己的邦息息相关的。因此他认为，议员也好，代表也好，由各邦议会选举也好，由各邦人民选举也好，他们代表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一个由人民结合而成的拥有主权的邦”，而不是“散沙似的为数众多的个人”。也就是说，不要指望参加制宪会议的“人民代表”只代表民权，不代表邦权。他们同样是会维护邦权的。至于指望各邦“自愿放弃主权”，兰辛认为想都不要想！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相信他说这话时嘴角一定挂着冷笑）：“连指望一个邦放弃主权都不可能，何况十三个！”

马里兰的路德·马丁也态度强硬，旗帜鲜明。他说他宁可牺牲全国政府，也要保全各邦政府。马丁说，当年脱离英国时，美利坚人民原本是可以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但他们宁愿把自己建立为十三个分开的主权，也不想融合为一个主权。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权利和安全，都寄托给这些分开的主权了。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依靠这些主权。这意思也很清楚：你们不是讲民权吗？那我告诉你们──邦权即民权！

6月20日的辩论除梅森说了句“认可之权，不在这里，而在人民”外，并未交锋。交锋主要是在7月23日。在讨论宪法批准方式时，康涅狄格的埃尔斯沃思提议将新宪法交给给邦议会批准。新泽西的佩特森附议，梅森和伦道夫反对。梅森说，把新宪法交给人民这个权威，是所有主张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各邦议会无权批准这部宪法。因为议会是宪法的产物，岂有反过来批准宪法之理？如果今天的议会有权批准，那么明天的议会就有权否定。这样一来，岂非置全国政府于脆弱动摇之基础，不得不听命于各邦之立法？何况不少邦的宪法本身就没有通过人民批准，这些邦的政府也没有得到明确的、无可置疑的授权。他们的宪法和政府，是建立在假设的授权基础之上的。这意思等于说，邦宪法和邦政府的合法性本来就有问题，如果再由邦议会批准新宪法，岂非双重的“不合法”？

接着，伦道夫又补充说，难怪在某些邦里，习惯法要高于《邦联条例》了。因为《邦联条例》只得到各邦议会批准，没有得到人民这个最高权威批嘛！因此，“只有直接诉诸人民，才能解决问题”。

这一回轮到反对派理屈词穷了。他们也作了反驳，但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格里（马萨诸塞）的观点是：如果诉诸人民，结果就会一团混乱，因为人民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埃尔斯沃思则说，过去，邦联议会向谁申请权力呢？是向各邦议会，不是向人民。何况《邦联条例》也有规定，只要各邦议会授权，就可以修改条款，我们何必另搞一套呢？

埃尔斯沃思的这个说法被古弗尼尔·莫里斯称为“一个没有前提的推理”。因为今天的这个制宪会议，当年的邦联根本就没有料到。而且，古弗尼尔·莫里斯和戈勒姆（马萨诸塞）都指出了极为关键的一点：按照《邦联条例》，任何一丁点修改都必须得到十三个邦的一致同意。此言一出，众人缄口。因为谁都知道，罗德岛至今不肯派代表参加。如果按《邦联条例》来设计宪法批准程序，等于不批准。于是，7月23日，大会以九邦赞成一邦（特拉华）反对的票数通过了麦迪逊他们主张的宪法批准方案。

批准的问题解决了，授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8月6日的“详情委员会报告”（宪法初稿）中，授权制宪的已不再是十三个邦，而是“我们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人民”，即“十三个邦的人民”。在这个表述中，既有“人民”，也有“邦”。民权与邦权之争，表面上看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民权主义者。这个工作是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完成的。9月8日，会议经过书面投票，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校订已经通过的条款，形成文字风格和排列顺序，所以又叫“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现在看来，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并不仅仅只是“形成文字风格和排列顺序”这样一种技术性处理。他们还在非常关键的地方做了手脚。我们知道，在9月10日“第三阶段辩论小结”（即《提交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的辩论结果》）中，授权的也还是“十三个邦的人民”。但到9月12日（即两天以后），在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宪法成稿）中，十三个邦的名字不见了，授权的变成了“我们合众国人民”。当然，不改是不行的。因为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种植地并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岂能“盗用”其名义？只写十二个邦的名字更不行。罗德岛本来就存有戒心。你把它的名字拿掉，它就更不肯或者更有理由不加入联邦（事实上罗德岛也是最后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所以，将“十三个邦的人民”改成“我们合众国人民”，也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政治智慧的“技术性处理”。

但这样一来，就不仅是移花接木，而且是偷天换日了。因为授权的如果是“十三个邦的人民”，则“美利坚合众国”仍可视为邦联。现在，授权的是“合众国人民”了，这就意味着国家的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当然不会不引起争议，只不过争论发生在他们“做手脚”之前。事实上，在权力基础和国家体制这两个问题上，双方的争论都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不但在于权力的基础究竟是邦权还是民权，也在国家的体制应该是共和国联盟还是单一共和国。或者说，是邦联（confederation）、联邦（union），还是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

合众国向何处去

前面说过，所谓“合众国”（unitedstates），可以是邦联（confederation），也可以是联邦（union）。邦联和联邦是不同的。邦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联合体。邦联成员国保留主权，但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联邦则是由若干个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邦或州）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它的特点，是全国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各行政区域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前一条，把联邦和邦联区别开来。后一条，把联邦和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一制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没有区域宪法和依据区域宪法设立的政府，邦联则没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唯独联邦都有。另外，邦联的成员（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完全没有主权，而联邦制度中的邦或州则既有主权，又部分交出主权，可以说拥有“半主权”。

这样看来，1787年以前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点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她固然不是联邦，更不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邦联。因为她的成员并不是真正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这些邦是“联合独立”（即“联合建国”）的，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不算主权国家。所以，这个联合体不变不行。当然，变，也有两种变法。一是十三个邦完全独立，各自建国。建国之后，愿意联合，就组成邦联；不愿意联合，就各自散伙。或者愿意联合的就联合，不想联合的就不联合，也可以三三两两地联合成好几个邦联（南北战争时南方各州就搞了这样一个“邦联”）。另一种变法，则是十三个邦完全放弃主权，组成一个统一共和国，即变成“一个主权，一部宪法，一个政府”的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麦迪逊、伦道夫、汉密尔顿他们最早的想法，就是后一种。

所以，费城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把“全国最高政府”的口号提出来了。从理论上讲，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谁都知道，邦联的情况不佳，就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所以这一提案在会议一开始便以六邦赞成（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一邦反对（康涅狄格）、一邦弃权（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通过，成为制宪会议的第一个政治决议。

不过，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这个政府应该怎么建，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具体的方案也众说纷纭。比如全国议会，有主张两院的，也有主张一院的；行政长官，有主张一人的，也有主张多人的；最高法院的下级法院，有主张设立的，也有主张不设的。至于议员、总统、法官的任期、报酬、产生方式等等，更是难以统一。这些想法如此同床异梦，甚至背道而驰，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会议也就从原来设想的百米赛变成了中长跑，最后又变成了马拉松。于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代表们发现，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连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都认为仅仅改良邦联体制已无济于事。里德在6月6日的发言中说，对旧邦联体制做些修修补补，不过是在旧袍子外面套新衣服。邦联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些临时性原则基础之上的，不可能持久，也没法修补。唯一的出路，是在新基础上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也是大多数代表的共识。看来，这次会议的任务不但要由修约变成制宪，同时还要由改制变成建国。

建国的关键，也在授权，但情况与制宪有所不同。制宪要解决的，是新宪法从哪里获得授权；建国要解决的，则是新宪法向什么人授权。也就是说，制宪的麻烦是“谁来授”（人民授权还是各邦授权），建国的麻烦是“授给谁”（全国政府还是各邦政府）。因此，制宪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邦权与民权之争；建国的分歧，则主要表现为邦权与国权之争。用兰辛6月20日的话说就是：制宪会议到底是坚持现在的邦联制，还是要背离这个基础？而用伦道夫6月16日的话说则是：是死守联盟方案不放，还是实施建国？

麦迪逊他们当然是主张建国的。实际上，按照麦迪逊最初的想法，是要没收各邦政府权力，集中于“全国最高政府”，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明确说出这一主张的是汉密尔顿，时间是在6月18日。汉密尔顿是5月18日到会的，但整整一个月基本保持缄默。一是出于对那些年长资深、德高望重的代表的尊敬，二是因为自己处境尴尬──他和本邦代表团另外两位代表的观点实在是根本对立。但在6月18日，他忍不住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制宪纲领和建国主张。他认为，如果还让各邦抓住主权不放，那么，无论对邦联制度如何修补，都将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把全部主权都集中到一个总体政府，哪怕这个政府是君主制的。因为在他看来，大不列颠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而英国人能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则要归功于他们杰出的宪法。因此，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如果我们的君主还是选出来的，那就更好了。相反，要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则叫人绝望；而再给邦联议会扩权，则不是造成一个坏政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就是不再有政府（政府权威被各邦瓦解）。反正，在同一疆域内，不可并存两个主权。所以，总体政府必须吞并各邦，否则它就会被各邦瓜分。

显然，这是典型的“国权主义”言论。“国权主义”通常称作“国家主义”。其政治纲领和观点，是主张建设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与此相对应，主张将美国建成联邦（union）的，则被称为“联邦主义”。但联邦是最后妥协的结果，此前并没有什么“联邦主义”，也没有国家主义和联邦主义之争，只有强调国权的一派和强调邦权的一派。后者被称作“邦权主义者”。邦权主义和强调国权的主张相互妥协，就产生了“联邦主义”。所以，在双方达成妥协之前，“邦权主义”的对立面就应该叫“国权主义”，不应该叫“国家主义”，就像《联邦宪法》生效以前的state应该叫“邦”不能叫“州”一样。妥协之后，仍主张建设单一制民族国家的，就叫“国家主义”；仍主张维持邦联制度的，就叫“邦联主义”；而同意国权与邦权并存的，则叫“联邦主义”。我认为只有这样说，才是尊重历史，也才能解释为什么原来的“国家主义者”（实为“国权主义者”）后来会变成“联邦主义者”。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开始也是“国权主义者”，不过不像汉密尔顿那么激进，也不像他那么锋芒毕露。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建立全国最高政府”的主张。但即便如此，一个“全国”，一个“最高”，便足以让许多人产生疑虑。事实上会议刚刚开始，就有南卡罗来纳的两位平克尼代表提出了疑问，其中查尔斯·平克尼先生问的，就是“伦道夫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完全废除各邦政府”。此后，6月2日，特拉华代表迪金森；6月6日，特拉华代表里德；6月8日，马萨诸塞代表格里，也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人并不是或不完全是“邦权主义者”，却也都主张保留或适当保留邦权，可见事情绝非汉密尔顿想象的那么简单。

坚定的“邦权主义者”主要是马里兰的路德·马丁和纽约的兰辛。而且，他们都拿英国来说事。兰辛在6月20日说，“国权主义”将要造成的伤害，比起当年的大不列颠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路德·马丁在6月19日的发言中则说，脱离了大不列颠，就使十三个邦处于自然状态，只不过结成联盟罢了。它们加入邦联时是平等的，现在也是平等的。如果谁要把它们弄得不平等，他自己是决不会让步的。

路德·马丁的这个说法遭到了威尔逊的反驳。威尔逊说，谁说各殖民地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时它们也就彼此独立了？《独立宣言》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把《独立宣言》又读了一遍）。《独立宣言》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可见，各邦是独立了，但不是“单独独立”，而是“联合独立”。而且，独立之时，即已是邦联。这意思当然很清楚：没有联合，就没有独立。我们这些邦，和本来就独立的那些国家不是一码事！

不过，话虽这样说，但威尔逊也好，麦迪逊也好，伦道夫也好，甚至汉密尔顿也好，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各邦政府是不能完全废除的，各邦邦权也是必须适当保留的。因为合众国毕竟是各邦联合的结果。没有联合，固然没有各邦；没有各邦，也不会有联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拉华代表迪金森的观点是对的──邦，是未来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因此，6月20日，即制宪会议第二阶段的第一天，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制宪方案中“全国政府”（nationalgovernment）这个称谓，改为“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oftheunitedstates）。这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偷换概念，而是建国理念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国权主义和邦权主义心照不宣的暗中妥协。因为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意识到，邦联制和单一制恐怕都行不通。他们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将是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联邦。

事实上，要想既树立国权，又保留邦权，就只能实行联邦制。因为只有联邦才既有全国宪法和全国政府，又有各邦宪法和各邦政府。不过，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却又是由另一个难题引起的。这就是：蛋糕应该怎么分？

蛋糕应该怎么分

其实也就是议会的席位应该怎么分配。

在这里，我们必须交代一下“政府”这个概念。制宪会议要建立的“全国政府”（nationalgovernment）或“合众国政府”（governmentoftheunitedstates），其名称都是government。这个government，和我们国家“四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中的“政府”，不是一个概念。他们的那个“政府”（government），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合起来才叫“美国政府”或“联邦政府”。这三个部门当中，最重要的又是立法部门（国会），至少在制宪会议代表眼里是这样。所以，国会如何建立，就成了讨论的重点，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席位的分配。因为大家都明白，谁占有了议席的多数，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

这当然非争不可。其实，所谓民权与邦权之争，或者邦权与国权之争，甚至民主与共和之争，说穿了就是席位之争。席位的安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口或财富为基数，按一定的比例分配，比如每四万人选举一名议员，这个叫做“比例制”。还有一种是不论大小贫富，每邦一票，邦邦平等，这个叫做“平等制”。比例制和平等制都有道理，也都有依据。比例制依据的是民主原则。既然要民主，则民意代表（议员）的名额当然应该按选民的人口来分配。平等制依据的是共和原则。既然要共和，各邦的主权就应该平等。何况所谓作为邦联的“美利坚合众国”，本来就是平等各邦每邦一票联合起来的。所以邦联议会也好，这次制宪会议也好，一旦需要表决，都是按邦计票。

这样一种表决方式是麦迪逊他们要改革的重点。因为麦迪逊他们的想法，原本是要建立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把十三个邦变成类似于省的行政区域，岂能再同意每邦一票？何况这种表决方式明显有利于小邦，对大邦不够公平。所以会议一开始（5月30日），麦迪逊、伦道夫、汉密尔顿等人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或者主张明确规定“全国议会的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或者建议措辞为“全国议会的席位分配不再遵循现行体制”。但不管话怎么讲，意思都一样。麦迪逊明确表示，不论平等表决制当初形成时有多少理由，由拥有主权的各邦建立起来的联盟总归是邦联。现在我们既然要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种状况就应该终止。

这立即引起了小邦的不满，特拉华甚至扬言要撤团走人。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了。麦迪逊他们只好先绕开这个难题。好在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连特拉华都投了赞成票，只有康涅狄格和纽约的耶茨反对。第二天（5月31日），又一致同意全国议会实行两院制。这样，就可以分别讨论两院议员的产生方式了。

伦道夫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方案，是全国议会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各邦人民选举产生。这一提案立即遭到舍曼的反对。舍曼的情况我们前面说过。他是康涅狄格代表，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领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是《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位老革命出身贫寒，年轻时开过铺子，做过木匠、铁匠和土地测量员，赚了钱就自费印刷论文，出版年历，还把自己对宇宙的观察和创作的诗歌印在上面。他在耶鲁大学开过餐馆和书店，也做过律师和法官，而且一直做到康涅狄格大法官，还当过纽黑文市的市长。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舍曼相貌难看、面无表情、举止怪异、性格奇特，无论公开演讲还是私下谈话，满嘴都是粗话俚语，甚至切口黑话，但他却“值得无限赞扬”，因为“再无一人有他那样的好心肠和清醒的头脑”。他的思路有章可循，思维融会贯通，论辩技巧非凡，说话入木三分，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舍曼是最早起来反对《弗吉尼亚方案》的，比佩特森和兰辛都早。在讨论是否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时，康涅狄格代表团的两位代表舍曼和埃尔斯沃思，都投了反对票，可见他们是连制宪会议的第一项政治决议都不同意的。威尔逊提出议员由人民选举，舍曼也表示反对。他认为老百姓对建立政府根本就插不上手。这个说法得到马萨诸塞格里的赞同。格里也是一个唱反调的，前面已多次提到他。格里干脆反对民主，认为“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因为并不缺乏德行的人民总是受到阴谋家的蛊惑。

舍曼和格里的观点遭到梅森、威尔逊和麦迪逊的反驳。梅森和威尔逊坚决主张第一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因为“第一院是政府体现民主原则的最大宝库”（梅森），“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治久安”（威尔逊）。麦迪逊则认为，要建立一个自由政府，至少有一院必须由人民选举。至于第二院议员、行政官和法官，可以考虑通过其他方式产生。麦迪逊这一态度极为重要，因为这等于是为“两院两制”的方案开了口子。

全体委员会对这一提案进行了表决。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邦赞成，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两邦反对，康涅狄格、特拉华两邦赞成反对各半，马里兰无投票记录。5月31日这天，马萨诸塞应该有四位代表：鲁弗斯·金、戈勒姆、斯特朗、格里。马萨诸塞投了赞成票，说明反对的只有格里一个。康涅狄格赞成反对各半，则说明埃尔斯沃思投票赞成。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舍曼和格里是少数派。

于是威尔逊决定再接再厉，提出全国议会两院都由人民选举。但这回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就连“第二院由各邦议会提名，第一院选举”的原方案都未能通过，竟遭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七邦反对，只有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三邦赞成。

非但如此，6月6日，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和拉特利奇还大做翻案文章，提议“全国议会第一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举，不由人民选举”。南卡罗来纳原本就是反对众议员由人民选举的，他们提出这个动议并不奇怪。不过他们的支持者也不多，就连格里也转变了态度，支持众议员由人民选举，但希望参议员换一种选举方式。表决结果，八邦反对，康涅狄格、新泽西、南卡罗来纳三邦赞成，会议否决了查尔斯·平克尼和拉特利奇的提案。前次表决肯定了《伦道夫方案》，这次表决又否定了反对意见，众议员由人民选举便成为定论。

表面上看，这次表决是麦迪逊、威尔逊一派不小的胜利。因为表决结果不但再次肯定了他们的方案，而且支持他们的邦由六个增加到了八个。尤为可喜的是，特拉华由赞成反对各半变成了支持，纽约也未因兰辛的到会而和他们唱对台戏。但麦迪逊和威尔逊应该清楚，他们的这个胜利是有代价的。赞成反对各半的特拉华固然站了过来，同样赞成反对各半的康涅狄格却也站了过去。更重要的是，许多反对派支持他们，是为了在另一院（参议院）的问题上和他们讲价。也就是说，众议员，我们同意你的方案，由人民选举。参议员，就不能再由人民选举了。你们得同意我们的方案。

这一层意思，格里已经表达了，迪金森就讲得更清楚。迪金森的情况我们前面也简单讲过。他是美国独立运动初期的精神领袖，早在《独立宣言》问世前九年，就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并预言北美和英国的关系必将由武力来解决，因此被誉为“革命文人”和“世俗圣人”，是比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资格更老的革命家。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讨论通过《独立宣言》时，作为《邦联条例》起草委员会主席的迪金森投了反对票，并在九天以后提交了由他起草的《邦联条例》。正是这个条例，第一次将这个新生的国家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所以，称迪金森为开国领袖，那是当之无愧的。

迪金森也是特拉华代表，但比贝德福德态度温和，也显得老成持重。在6月6日和7日，他作了两次发言，阐述邦与全国政府的关系。他把美利坚合众国比作太阳系，各邦比作行星。太阳系不能没有太阳，这就是全国政府；也不能没有行星，这就是各邦。应该让行星在自己适当的轨道上自由运行。所以，消灭各邦是不对的。改革只是把十三条溪流汇成大河，而不是相互反对。因此他认为：第一院由人民直接选举，这一点至关重要；另一院由各邦议会选举，也十分妥当。邦政府和全国政府的这种结合，政治上既高明，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因为保留各邦政府势在必行。当然，这样一来，各邦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会产生摩擦。但迪金森认为，这种摩擦并不可怕，因为这样便正好实现了相互制衡；而这种制衡，又恰恰是我们建立共和政府所希望的。

这是深谋远虑，也是高瞻远瞩。因为迪金森设想的这一方案，基本上正是后来美国实行的政治模式。美国人民能有这样一种比单一制政体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其实是要感谢那些制宪会议上的反对派，尤其是迪金森这样反对派当中的折中派的。

可惜，迪金森这种老成持重的意见，麦迪逊他们暂时还听不进去。他们一意孤行，甚至出言不逊。这就逼得小邦不能不奋起自卫。结果，制宪会议的空气中就充满了火药味。争论的双方不但唇枪舌剑，而且剑拔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