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原则与妥协

读完美国宪法诞生的这段历史，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她不是先建国后制宪（夺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颁布宪法），而是先制宪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然后依照宪法建立国家体制），至少也是制宪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即建国过程。当然，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这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却只是从原来附属于其中的那个国家里独立出来，并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国家。路德·马丁6月19日在制宪会议上说，脱离了大不列颠以后，他们就回到自然状态去了，只不过结成邦联而已。这个说法虽然遭到威尔逊的批驳，其实却是事实。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只不过是十三个各自为政的“半国家”和“准国家”的松散联盟，而且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则几乎样样没有。《独立宣言》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并没有把这个国家真正缔造出来。

使这些“半国家”和“准国家”联合成为真正国家的，是《联邦宪法》。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和大法官，都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把十三个state看成一个统一国家，承认自己是这个统一国家公民的观念，也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此前则只有“美利坚人”的民族概念，也只有“特拉华公民”或“弗吉尼亚公民”的公民概念，没有“美国公民”这个概念。可以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事实上的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华盛顿一个人称为“美国国父”就极为不妥了。不但“国父”这个词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缔造者”），就算准确，“国父”也应该是《联邦宪法》。或者说，“父亲”是《联邦宪法》，“教父”是《邦联条例》（为合众国命名），“上帝”是《独立宣言》（赋予建国理念和精神）。开国领袖们是通过这三个文件来缔造国家的。

同样，“联邦宪法之父”也不是麦迪逊一个，而是所有为制定和批准宪法作出了贡献的人，包括华盛顿、威尔逊、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鲁弗斯·金、戈勒姆这些“制宪积极分子”，也包括多次发表不同意见、最后却签名支持宪法的舍曼、佩特森、布瑞利、贝德福德；包括以其政治智慧使制宪会议转危为安的富兰克林、迪金森、约翰逊、埃尔斯沃思，也包括最后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名的格里、梅森、伦道夫；包括虽然维护本邦利益却也积极促成宪法的里德、布朗、戴维、巴特勒、平克尼、拉特利奇，也包括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耶茨、兰辛、默瑟、路德·马丁，甚至包括反对批准宪法的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乔治·克林顿，等等。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反对派（包括批准过程中的反对派），《联邦宪法》不可能那么完善，宪法修正案也不可能诞生。所以，上述所有这些人都是“宪法之父”。他们，还有那些起草、签署了《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人，也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这些“国父”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领袖，就像他们的会场一点都不庄严神圣。他们没有撰写过《建国方略》之类的伟大著作，也提不出什么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除了多少还能使用诸如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公民权利等有限的几个词汇，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政治理论、远大理想、主义主张，更谈不上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对制宪会议能不能成事底气不足，还有人干脆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管投票，滔滔不绝讲个没完的也主要是在讨价还价。这样一伙人，居然能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制定出来以后还能维持二百多年不变，这真是个奇迹。

现在看来，事情可能好就好在这些领袖当时都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联邦宪法》就是“有话好好说”商量出来的结果。能够商量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不指望完美。这些简单、朴素、实在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所以他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富兰克林的说法：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会有瑕疵的。

这种务实的态度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开国领袖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事情会是怎么样。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固执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唇枪舌剑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家与人民于水火。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这才能达成妥协，也才能完成制宪。事实上，妥协的结果并不坏。至少，在参众两院席位分配问题上的妥协，就不但使联邦宪法得以成立，联邦政府得以建构，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已被实践证明更符合权力制衡原则，也更能体现共和精神和宪政精神。可见妥协并不一定消极，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相反，制宪代表们都是一些责任感很强的人。想想梅森的话吧！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作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想想格里的话吧！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时，大家都像兄弟，共同属于一个家庭，事先应该随身带来政治家谈判的精神。再想想伦道夫的话吧！他说当务之急是形势紧迫，挽救共和国的命运已刻不容缓。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解决办法，就辜负了人民的委托。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制定宪法，实施建国，千万不要错过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这三位，都是最后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实际上却对制宪会议和联邦宪法一往情深。正是他们，给我们描述出本次会议政治妥协的原则底线。

这个底线有三条：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可以说，正是这三条原则，决定了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最后妥协。因为如果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行妥协，就无法实现最高目的和坚持最高原则。唯其如此，制宪会议才阴云与曙光同在，妥协与原则共存。王希先生有一本研究美国宪法精神与实践的著作，书名就叫《原则与妥协》（北京大学2000年版），是非常准确和到位的。

这三条底线是大多数制宪代表的。为了守住这三条底线和这三项原则，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个人观点，接受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并在宪法上签名。佩特森和迪金森还特地赶回来或委托别人替自己签字。但在梅森等人那里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尽管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决不能因此而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梅森他们看来，这是比前面三条底线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因为《独立宣言》说得非常清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当打算组织政府的人要从人民那里获得授权时，也就是说，当他们要从人民和公民那里拿走部分权力的时候，必须事先保证，他们拿走这些权力，只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还必须保证，有些权利和权力，是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剥夺和拿走的，这就是“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还有公民和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包括避免、揭露、防止、抵制政府作恶的权力。这是衡量一部宪法和一个政府好坏的第一标准。缺少这样一条比前面三条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宪法就是不可接受的。这正是梅森等人拒绝签字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反对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得到解决。《联邦宪法》这才站住了脚，才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才开始成为美国人民世俗的《圣经》。看来，有些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美国人的底线就很简单，只不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几个字。即便展开来，也不过这样一些内容：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

然而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却是他们的生命线和命根子。在他们看来，如果宪法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就宁愿不要宪法，也不要什么美利坚合众国。所以，简单的东西未必简单。而且，唯其简单，才是真理；也唯其简单，才可坚持。真理从来就不是什么天花乱坠或者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应该是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能掌握的。同样，唯其简单，才是底线；也唯其简单，才可坚守。底线弄复杂了，就弄不清，也守不住，最后只能是不再成其为底线，或者不再有底线。相反，如果底线简单朴素，大家都明白，也都能守住，剩下的事情也就都好商量，都可以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和调整。即便有错误，有瑕疵，也顶多只是走些弯路，惹些麻烦，不至于动摇根本，酿成大祸。

看来，我们实在应该庆幸当年制定《联邦宪法》的那些“建国之父”，不过是些“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正因为他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理论”，反倒比他们有文化的同胞（英国人）和有理论的朋友（法国人）干得更出色。当然，我们更应该庆幸，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和理论，却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十分敏感和执着。否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受到万众拥戴的华盛顿就一定不会变成希特勒或者萨达姆。要知道，希特勒和华盛顿一样，也是通过选举上台，而且也是没有亲生子女的。

想到这些，二百多年前那艰难的一跃，留给我们的就不会只是一点日出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