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祸起萧墙
根本的共识
现在想来，1787年费城会议的代表们费尽心机，花那么多时间来设计连环扣、构筑防火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这一共识虽然在会议开始时就已达成，但重重疑云却也因此而笼罩会议上空，反对和质疑的意见不绝于耳。因为对这个拟议中的未来政府，所有人（包括麦迪逊、伦道夫）心里都没有底，谁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万一设计失误，弄出一个专制机器来，而且这专制机器还是个庞然大物，那麻烦就大了。这就不能不让人警惕。
更何况许多人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全国政府”，因为他们在英国人那里受够了。正是由于受不了大英帝国最高政府的统治，他们才拿起武器和英军作战。也就是说，美国人民毅然进行独立战争，不是为了进行统治，反倒是为了不受统治。这正是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军将士打下了江山却不坐江山，以弗吉尼亚为首的十三个邦联合起来争取了独立，胜利以后反倒分道扬镳的原因。现在他们重新坐到一起，讨论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点办法，他们就不会要这个政府。当然，他们也知道不要不行，便只好硬着头皮来倒腾。但不管怎样设计，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决不能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第二个大英帝国，把英国人的专制统治换成美国人自己的专制统治。
所以，会议刚开始，他们就确定了一条原则：这个未来的全国政府，必须是三权分立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反对。还有一点意见也很统一，那就是：尽管必须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既不能集权于个人（比如总统），也不能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只能集权于法（宪法）。具体来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
有趣的是，这个动议并不是所谓“国权主义者”提出来的，反倒是那些“邦权主义者”提出的。具体来说，就是佩特森他们在《新泽西方案》中提出的。实际上，小邦并不一定反对建立全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时新泽西不在场，特拉华投了赞成票，佩特森等人回去后都积极促成宪法的批准），也明白一旦建立全国政府，各邦就至少要部分交出主权和权力。他们的意见只是：一、各邦主权不能全部上交，必须有所保留；二、能少交就少交；三、实在要交，也不能交给他们不放心的人（比如被大邦控制的议会），而只能交给法。因为法律是“铁面无私”的。交给法，要比交给人让人放心得多。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小邦在《新泽西方案》中提出了“邦联条例、邦联立法和邦联条约是邦联最高法律（supremelaw）”的议案，而且规定：对那些反抗和拒绝邦联最高法律的邦和团体，邦联有权动用军队迫其就范。
这其实是支持《弗吉尼亚方案》基本思想的，却比麦迪逊他们还要激进，所以梅森和伦道夫都批评佩特森“滥用武力”。但佩特森他们之所以提出使用武力，是为了解决邦联体制软弱无能的问题；而他们之所以坚持邦联体制，则是为了保住邦权，尤其是保住各邦的平等表决权。所以，他们虽然提出了“最高法律”的概念，但仍视这些最高法为邦联的法。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确立“邦联条例、邦联立法和邦联条约是邦联最高法律”，又有强硬手段来制裁那些“违法乱纪”的家伙，不必改变邦联体制也能达到建国的目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具有激进宪政意义的思想，即认为只要有一部或若干“最高法律”和一支“执法部队”，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未必一定要有“坚强之全国政府”。所以，他们提出议会实行一院制，席位实行平等制，行政官实行多人制。议会实行一院制，是为了便于立法（人少好办事）；席位实行平等制，是为了保住各邦（邦联体制不改）；行政官实行多人制，则是为了权力制衡（防止独断专行）。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已无法想象，如果制宪会议接受了佩特森他们的方案，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这个只要宪法和军队、不要或基本上不要政府的方案没有被通过。
事实上佩特森的方案恐怕也行不通。对此，伦道夫和梅森有很好的说明。6月16日，伦道夫说，统一国家不能动用武力，只能通过立法，而邦联议会无法胜任。过去立法和行政的权力混杂在邦联议会一个机构里，居然平安无事，其实多亏了这个机构的无能。梅森也在6月20日说，美利坚人民对自己的利益是如此小心警惕，对自己的公民权利是如此留心提防，他们决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和权利都拱手相让，决不会把剑和钱袋都交给一个单一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又不是他们直接选举出来的。
不过，随着“全国政府”被改称为“联邦政府”，制宪会议也同意参议院实行平等表决制，小邦担心的问题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提出的“最高法原则”，就突显出它的法治意义和宪政意义，或者说就只剩下法治意义和宪政意义了。如果吸纳这一议案，《弗吉尼亚方案》希望的“全国政府”的权威性和崇高性，也就有了法律依据，而且将被法治化。可见这两个方案其实是互补的，两派之间的妥协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会议达成“伟大妥协”的第二天，即7月17日，路德·马丁提出动议，要求把“最高法原则”写进新宪法。这一动议被一致通过，并被写进了后来的详情委员会的报告中。
详情委员会的报告其实就是宪法初稿。《新泽西方案》的这一原则成为宪法初稿的第八条，只不过将“邦联”改成“联邦”，将“邦联条例”改成“联邦宪法”，并删去了动用武力的部分。8月23日，制宪会议一致通过了经拉特利奇提议修改过的这一条款（8月25日经麦迪逊提议又修改一次）。它后来成为《联邦宪法》第六条的主要内容。这一条款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议员，联邦和各州所有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拥护本宪法。
我们知道，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最高法原则”实际上独占了第六条（另一部分谈债务问题），可见其重要。
当然重要了。因为正是这一条款，体现了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当然不一定）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立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司法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行政官员执行立法机构所立之法，司法官员解释立法机构所立之法，立法官员则根据宪法来立法。立法官员所立之法如果违宪，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只不过立法官员执行的是宪法规定和赋予的责任而已。而且，无论立法、执法、司法，最终都必须服从宪法。也就是说，在人（执法者）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应该说，这是制宪会议达成的最根本的共识，也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宪法既然是第一位的，当然马虎不得，必须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这就是会议代表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妥协、宪法初稿也出台以后，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其间，8月15日和8月18日，拉特利奇两次抱怨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乏味，结果还是马拉松。因为不但老问题悬而未决，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副总统就是个新问题；修正案，也是新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会议第三阶段最后三天提出和讨论的。但好歹，9月10日，代表们在讨论了宪法修正案和新宪法的批准问题以后，决定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前天（9月8日）选举的“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这是制宪会议任命的最后一个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其中，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文笔最好，定稿的任务主要由他完成。
三天以后，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交了委员会报告。从5月25日会议开始，到9月12日宪法成稿，制宪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四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吐鲁番的葡萄眼看就要熟了，不少代表都有一种丰收在望的感觉，谁也没有想到竟会祸起萧墙。
拒绝签字
9月12日至15日，制宪代表对宪法成稿进行了最后的讨论。这是制宪会议的第四个阶段。许多代表已经显得不太耐烦，然而三个重要的人物——伦道夫、梅森和格里，却在15日提出了先不要通过这个方案，再开一次制宪会议的动议。这当然不会被同意。查尔斯·平克尼说，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重要时刻，如此受人尊敬的先生们提出这种宣言，使人感到此刻特别庄严神圣。他说，制宪是严肃的事情，不应该重复。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宪法草案也有意见。但考虑到思想混乱和只能用剑来收拾残局的危险，他愿意支持这个方案。
其实，早在8月31日和9月10日，即宪法成稿提交会议之前，伦道夫就两次提出了这个动议。他主张，将目前这个方案不加限制地交给各邦制宪会议，让他们自由地提出修正意见，提交第二次总体制宪会议，授以全权，最后决定宪法。但大家都不同意。许多人都不愿意自己三四个月的劳动前功尽弃。到15日，他们当然更不同意了。于是表决：
是否同意伦道夫先生的主张？所有各邦都说否。
是否同意经过修改后的宪法？所有各邦都说是。
于是命令将宪法文本誊清。
于是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人宣布拒绝签字。
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位代表拒绝签字，对会议是不小的震撼，也是不小的遗憾。我们知道，这次费城会议的代表名额是七十四名，实到只有五十五名，到最后完稿签字时，则只剩下四十二名。6月4日，弗吉尼亚代表威思因故退席，16日正式辞去代表职务。6月6日，新泽西代表豪斯顿因病退席。7月1日，佐治亚代表皮尔斯因故退席。7月10日，纽约代表耶茨和兰辛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7月下旬，佐治亚代表胡斯顿因故退席。8月5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因没有从政经历和兴趣退席。8月13日，北卡罗来纳代表戴维因故退席。8月18日，马里兰代表默瑟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8月下旬，北卡罗来纳代表亚历山大·马丁因故退席。8月27日前，马萨诸塞代表斯特朗因故退席。8月27日，康涅狄格代表埃尔斯沃思因故退席。9月4日，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退席代表十三人。
其实9月17日签字时不在现场的还有特拉华代表迪金森。他因病于9月15日缺席，但委托里德替他签名。退席代表也并不都反对宪法，斯特朗、埃尔斯沃思、麦克朗、亚历山大·马丁、戴维、皮尔斯、胡斯顿都赞成。坚持反对到底的，只有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他们回去以后也大唱反调。耶茨和兰辛还出版《揭秘》一书，矛头直指麦迪逊。原来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佩特森和贝德福德则转而支持宪法。佩特森7月下旬离开会议，最后赶回来，似乎只是为了签字。之后他回到新泽西，也积极促成该邦尽快批准新宪法。
这可真叫“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佩特森和贝德福德成了支持者，伦道夫和梅森倒成了反对派。伦道夫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疑云重重”之“始作俑者”一节中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说梅森。梅森是一个农场主，也是一个政治家。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看事明了透彻，辩论说服力强，而且立场坚定，坚持原则。从会议辩论记录不难看出，梅森非常重视民权。他后来甚至被称作美国“权利法案之父”。这也正是他反对宪法草案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梅森和伦道夫都是弗吉尼亚代表，伦道夫三十四岁，梅森六十二岁，正好一老一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作为弗吉尼亚代表，他们本应和华盛顿、麦迪逊同舟共济的。何况制宪会议的主题，原本就由伦道夫揭开；联邦宪法的许多内容，也凝聚了他们两人的心血，怎么说不签字就不签字了呢？
这里面无疑有多种原因。
我们知道，9月12日提出的宪法成稿，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和许多人的观点并不相同，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最初的方案，包括和梅森、伦道夫以及麦迪逊原来的想法，更是相去甚远。问题是麦迪逊在会议过程中不断调整态度、转变立场，以求适应事情的变化。这种做法，你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也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还可以说是放弃原则，但非如此不能达成政治妥协，而如果没有妥协，也就没有政治。麦迪逊这样做，显然是对的。
然而梅森和伦道夫却是原则性极强的人。梅森是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却积极主张废奴。他当然也不赞成宪法对奴隶制的纵容，因为这和他的人道主义原则不符。8月22日，梅森语气激烈地说，每个奴隶主都是天生的暴君，买卖奴隶则是一种罪恶的勾当。这是要遭报应的。我们的国家必因这种罪恶遭到上苍的惩罚，而且结局就在今世！
梅森的疾恶如仇不肯妥协随处可见。7月17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提出动议：行政官行为良好就可以继续任职，得到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和特拉华代表布朗的附议支持。梅森却不肯给他的同事面子。梅森说，这不过是终身制的一种温和的提法。实现了终身制，再往前稍微走一步，轻而易举地就走到了世袭制。如果这一动议终于成功，他很有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一场革命。如果他自己看不到，他的子孙也一定会看到。
麦克朗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是一名医生，为人谦逊，对政治不感兴趣，参加制宪会议也勉为其难，因此讲话不多。这次发言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行政官独立于议会，并无他意。麦迪逊料到他的动议会引起麻烦，特地抢先作了辩解（发言内容见本书第六章“严防死守”之“防官如防贼”一节），仍然引来梅森的慷慨陈词。梅森的原则性由此可见一斑。
伦道夫也一样。1789年，华盛顿就任合众国总统，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伦道夫为联邦检察总长。1793年，杰斐逊因为和华盛顿意见分歧，辞去国务卿职务，华盛顿任命伦道夫接替。一年后，伦道夫也和华盛顿意见分歧，也辞去国务卿职务。这可以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美国建国之初从事政治活动的，大多是些有理想的人。他们是政治家，不是政客。他们对职务地位之类不很看重，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十分较真。梅森和伦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当然看不惯麦迪逊的随波逐流，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签字。8月31日，梅森甚至说，他宁愿斩断自己的右手，也不愿意举手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宪法。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前面的部分，便不难发现他们两人这样耿直倔强的言论很是不少。细心的读者当然也不难发现，梅森、伦道夫和麦迪逊其实早有分歧。6月4日，全体委员会表决是否设立一人为全国行政官时，弗吉尼亚代表团就内部分裂，华盛顿、麦迪逊、麦克朗、威思赞成，伦道夫、梅森、布莱尔反对。在其他场合也一样。他们可不管是不是一个代表团的，要不要“统一口径”，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不留情面。8月13日，讨论众议员公民资格问题时，麦迪逊说舍曼的意见乖张无理，梅森马上顶回去，说舍曼的意见恰如其分。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梅森和伦道夫配合默契，逐渐与弗吉尼亚代表团分道扬镳。麦迪逊的同盟军，其实是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和纽约的汉密尔顿。
现在我们要说到格里了。四十三岁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是马萨诸塞代表，十八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二十八岁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堪称老革命。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的第一品德，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直言不讳、不屈不挠。这也是有事实为证的。1779年，格里进入第二届大陆会议财政委员会，主持过一段工作。1780年，邦联议会决定改组财政委员会，格里大吵一架，愤而出走，三年不参加邦联议会工作。在制宪会议上，有代表说“凡不是格里提出的动议，他都要发表不同意见”，看来是个唱反调的专业户，或者说是一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检索制宪会议纪要，格里反对的动议有：第一院议员人民选举（后改为同意，但希望另一院改变选举办法）；行政官全国议会选举（主张各邦议会选举）；宪法由人民批准；全国议会有权否定各邦立法；全国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审；行政官可以连任，设立副总统等。主张的议案有：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可以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否决；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新邦的席位不得超过大西洋沿案各邦等。不难看出，这些意见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不过，格里的动议虽然常常被否决，却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第一院由各邦人民选举，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这个方案，就在诸多方案中独树一帜。格里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看来，格里、梅森、伦道夫拒不签字，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但这样三位举足轻重的人在最后时刻不肯合作，总归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富兰克林只好再次出面劝说。
最后的劝说
9月17日，坚持到底的四十二名代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富兰克林就拿着一份讲稿站了起来，并请他的同事、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富兰克林不能久站，每次书面发言都由威尔逊代读。在这篇深情而智慧的讲稿中，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他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而更尊重别人的意见。富兰克林说，的确，大多数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认为是谬误。就连许多平民也都是这样。这种自以为是，曾被一位法国太太表现得极为自然。她在和妹妹发生争执时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妹妹，可是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永远正确的人，除了我自己。
富兰克林接着说，先生，从这种感觉出发，我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一个总体政府，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如果人民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理，就是他们的福音。我甚至进而相信，这一次可能天下大治若干年，然后以专制收场，就像以前那些共和国一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一旦过于腐败，就会需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但我也怀疑，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会议产生完美无缺的成果吗？
先生们，令人惊诧的是，现在制订的这套方案，如此地近乎完美。我认为，这部宪法也会使我们的敌人惊诧。他们正幸灾乐祸地等着，以为我们开会，也和巴比伦人造通天塔一样，每次都是劳而无功；以为我们各邦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此后每次见面，都不过是为了掐断对方的喉咙。先生，为此，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还有更好，也没有把握说它就不是最好的。为了公众利益，我决定牺牲自己认为宪法中还有谬误的私人之见。
富兰克林说，我从未在外面窃窃私语。我的话语在此四壁之内诞生，也将在此消失。我不希望每个回到选民当中去的人，都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世界各国和我们人民中间产生高尚效果和巨大好处的，只能是我们的全体一致，不管这种一致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任何政府，为了获得和保障人们的幸福，必须有力量和效能。大部分力量和效能，取决于民众对政府、对治理者智慧和人格的良好印象。为此我希望，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采取全心全意、高度一致的行动，尽我们力所能及推荐这部宪法，以便将我们的思想和努力转向安邦治国。
最后，富兰克林说，我希望制宪会议中每位对宪法或许还有异议的代表和我一起，就此机会略微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这份感人至深的书面发言后，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因为他认为，不会有九个邦批准这个方案（依据《联邦宪法》第七条的规定，只要有九个邦制宪会议批准，即可在批准的邦之间生效），混乱势必接踵而至。因此，他不应该也不能够宣誓支持这部宪法，限制他采取自认为最符合公众利益的行动。
伦道夫发言后，许多代表都来劝说。汉密尔顿表示了他的焦虑。他说，几位影响巨大的人物拒绝签字，犹如釜底抽薪，民众拥护宪法的热忱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无穷后患不堪设想。汉密尔顿说，大家都知道，再没有一位代表，比他的思想离宪法更远。可是，一边是无政府状态和动乱，一边是指望这部宪法引出良好转机，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平时很少发言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也接着表态。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他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他也不想使自己妨碍一个事实，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
古弗尼尔·莫里斯则是劝说最力的一个。他的发言在汉密尔顿和布朗特之前。古弗尼尔·莫里斯说，他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他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他说，大多数人已经决心赞同，他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一个全国政府，还是不要？结论是要。那就只好签字。何况签字也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出席各邦一致同意。
古弗尼尔·莫里斯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会前，他曾拟定了一种签名方式，并把它交给富兰克林：“耶稣纪元1787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后第十二年的9月17日，经出席各邦（state）在制宪会议上一致同意，完成这部宪法。我们谨在此签名作证。”也就是说，签字只是“作证”，并不表示对宪法赞同或部分赞同。而且，一致同意的也只是十一个邦（纽约已无表决权），不是每一个人。
但伦道夫显然并不认为这样就能如何。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伦道夫回答说，这和在宪法文本上签字没什么两样。他还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他的良知迫使他这样做，不可改变。
伦道夫说完后，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之一，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他别无选择。因为这个方案拿出去，必定导致在批准过程中的两派对撞，那将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看来，两种意见可谓针锋相对。汉密尔顿他们认为不拿出宪法天下大乱，伦道夫他们认为拿出宪法将国无宁日。这就谈不下去了。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将军说，与其疑神疑鬼，不如实事求是，让签名表达实质。至于他自己，将诚心诚意地签字，并全力支持和维护。
签字之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表决（编号569），讨论决定如何处理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当时有两种办法：一是销毁，以免被会外反对宪法的人利用。另一种是交主席保管。因为万一谣言四起谬种流传，文件又被销毁，可就死无对证了。表决结果，除马里兰因为要回去汇报而反对外，其他十邦一致同意：将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交主席保管。
于是，代表们陆续离座，在宪法草案文本上签名。他们是：制宪会议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新罕布什尔代表约翰·兰登（又译兰登）、尼古拉斯·吉尔曼，马萨诸塞代表纳撒尼尔·戈勒姆（又译戈勒姆）、鲁弗斯·金，康涅狄格代表威廉·塞缪尔·约翰逊、罗杰·舍曼，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新泽西代表威廉·利文斯顿、威廉·佩特森（又译帕特森）、戴维·布瑞利（又译布里尔利）、乔纳森·戴顿，宾夕法尼亚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菲茨西蒙斯、托马斯·米夫林（又译米夫林）、贾里德·英格索尔、罗伯特·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乔治·克莱默、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代表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又译巴西特）、冈宁·贝德福德、雅各布·布朗、约翰·迪金森，马里兰代表詹姆斯·麦克亨利、丹尼尔·卡罗尔、圣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弗吉尼亚代表约翰·布莱尔、詹姆斯·麦迪逊，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休·威廉森、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南卡罗来纳代表约翰·拉特利奇、查尔斯·平克尼、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佐治亚代表威廉·菲尤、亚伯拉罕·鲍德温。另外还有一个证人：制宪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
当最后几名代表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对身边的人说了本书开头引用过的那番话。他说他一直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太阳，究竟是旭日还是落日。现在终于有幸知道，它是在升起，而不是在落下。富兰克林确实可以这样说。因为这部经过了五百六十九次表决才制定出来的宪法，总算可以交给人民了，尽管这是一次阴云与曙光并存的艰难的日出。
富兰克林所说的太阳，可能是指新宪法，更可能是指他的国家。如果指他的国家，应该说是不错的。如果是指新宪法，则未免稍嫌乐观。因为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由于还有一些国家的权力没有得到明确的限制，一些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不但导致格里、梅森、伦道夫三位代表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而且引发了批准宪法时的一场斗争。
两种反对派
9月17日，会议还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呈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的《联邦制宪会议决议》。署名的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十一个邦和纽约汉密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耶茨和兰辛退席后，纽约代表团已无表决权。汉密尔顿不能代表他的邦，只能代表他个人。另一份文件是制宪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致邦联议会的信。在这封由古弗尼尔·莫里斯起草并署有“经制宪会议一致同意”的信中，华盛顿说：我们现在有幸向邦联议会呈交我们认为最值得推荐的宪法文本。或许不能期待每一个邦都完全彻底赞同，但我们希望并相信，出现少数例外，是在合理预期的范围之内。这部宪法若能促进我们如此亲爱的国家的永久福利，保障她的自由和幸福，是我们最热烈的希望。
这封信很有必要。毕竟，费城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2月21日的决议召开的，必须对邦联议会有个交代。但邦联议会的态度如何，许多人心里没有底，因为费城会议走得实在太远了。邦联议会当时的决议，只是要对《邦联条例》做一些修改，谁想到他们居然另起炉灶，弄出个《联邦宪法》来，还要把邦联（confederation）改成联邦（union）。
值得庆幸的是，1787年9月28日，邦联议会（当时的主席是宾夕法尼亚的亚瑟·圣克莱尔，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制宪会议代表）通过决议，驳回指责制宪会议和邦联议会越权的动议，同意将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
当然，新一轮的斗争也就开始了。10月4日，梅森在费城出版的《邮报》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0日，伦道夫在弗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理由。18日，格里在马萨诸塞作了相同的陈述。他们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争取民众，延缓批准宪法。
支持宪法的人也不甘示弱。10月21日，汉密尔顿以“联邦党人”的名义发表论文，批驳反对派。此后一年间，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时任邦联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三人共发表论文八十五篇，为宪法辩护，并于178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他们一派，通常被称作“联邦党人”（federalists），反对派则被称作“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但我们要讲清楚，这里说的“党”，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它是政治派别，不是政治组织，既没有入党手续，也没有党员登记，与其说是“党”（party），不如说是“派”（faction），因此federalists和antifederalists也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
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所谓“联邦主义者”，原本是“国家主义者”。后来和“邦权主义者”达成妥协，才变成“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其实也不是“反联邦”，而是“反宪法”。准确地说，是反对费城会议制定的那个宪法。反对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只要修改《邦联条例》即可，有的则主张另搞一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反对派都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唱对台戏，就把他们混为一谈。
反对批准费城宪法的理由，主要有三：制宪会议越权，缺少权利法案，危害各邦存在。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时持这三种观点。不满宪法缺少权利法案的，是一些“民权主义者”；认为宪法危害各邦存在的，则是一些“邦权主义者”。后者主要是后来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那些人，即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在他们看来，尽管大家都是“美利坚人”（americans），但并不共一个国家。各邦（state）才是各自的“祖国”，合众国则不过是一个“多国联盟”。或者说，“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联盟”。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是自食其力，小国寡民，即小国家、弱政府、非君主、自立宪，有点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6月6日，舍曼在制宪会议上说，许多事情还是放在各邦政府手里好。人们生活在小邦，比生活在大邦幸福。邦或许就应该像罗德岛那么小。太大了，政府就鞭长莫及。埃尔斯沃思在6月30日也说，全国政府只应该分担国家安全，他想要的却是邦内的幸福。每个公民的幸福只能在他的邦内获得，也只有在自己的邦里他才能有所指望。他的幸福有赖于邦权的存在，就像新生的婴儿需要母亲哺育一样。舍曼和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并非邦权思想最重的人，最终也都支持宪法。他们的想法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其实也是有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强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强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显然，邦（state）就是美国人的country，合众国（unitedstate）则是他们的nation。对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国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充满乡土气息的country是亲切的，而那个远在天边、八竿子打不着的nation，还有那个什么“全国政府”，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那时的美国，还是一片蛮荒大陆，没有飞机、火车、高速公路，谁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个什么玩意，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country），他们的邦（state）就是他们的country，为什么还要另外弄一个nation，而把他们的country毁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邦权主义者是不乏拥趸的。
民权主义者的情况又不同。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她的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那就是一个好国家；她的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好政府，有没有效能倒在其次。当然，政府应该有效能，但不能为了效能牺牲公民的权利。如果效能和民权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么，应该舍去的是效能。因为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这就很清楚了：政府，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才建立的。如果不能保障，要它做什么？
宪法也一样。一部宪法，如果在向政府授权的时候，居然只字不提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又是什么狗屁宪法？
这正是梅森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梅森对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不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维护陪审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宪法，实在是糟透了。
梅森这样指责宪法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权利法案之父”，正如麦迪逊是“联邦宪法之父”。1776年，梅森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公民权利法案”，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十三部邦宪法中唯一具备权利法案的。制宪会议最后几天，准确地说就是9月12日，梅森向会议提出增加公民权利法案的动议，而且可以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并不困难，几个小时就能弄好。梅森的动议得到格里的附议，却遭到舍曼反对（可见民权主义者和邦权主义者不是一回事）。舍曼说用不着。因为各邦都有权利法案，并不因这部宪法而废止，只要继续生效就行了。梅森说恐怕不行。宪法是最高法律，高于各邦权利宣言。宪法里面没有权利法案，公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表决结果，除马萨诸塞不在场，纽约无表决权外，其余十邦都反对，梅森的动议被否决。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倒不是因为制宪代表不重视公民权利，更非他们反对权利法案，只不过在他们那里，当务之急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会议已开了很久，大家都很疲劳，也有些不耐烦。再说舍曼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依照民主和法治的观念，但凡未经人民和宪法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联邦宪法既然没有授权政府侵犯公民权利，自然就不能侵犯。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岂不更糟？
然而在梅森看来，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误。他和伦道夫都坚信，实行这部宪法的结果必定是虐政。9月15日，梅森说，这部宪法是在不了解人民想法的情况下制定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对人民说：要么接受，要么一无所有。宪法弄成现在这样，实在让人无话可说。我在这里不同意，回到弗吉尼亚也不支持；我在这里不签名，回去以后也决不投赞成票。他的意思和伦道夫一样：难道要我去推销一套必将以虐政告终的方案？
不能说反对派的意见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历史的车轮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转动的。就在反联邦主义者抗议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批准宪法的进程却在节节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