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尘埃落定

旗开得胜

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是北方小邦特拉华，时间是1787年12月7日。

作为当时最小的一个邦，特拉华在制宪会议上叫得最凶，批准宪法却最早。这看起来有点怪，其实不难理解。6月28日，麦迪逊曾在制宪会议上说，与大邦相邻的小邦其实更应该寄希望于总体政府，因为只有总体政府才能一视同仁地在大邦和小邦之间进行治理。实际上这也正是特拉华内心的想法。特拉华原本是纽约南部的三个县，俗称“下三县”，后来划归宾夕法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共一个总督。1776年9月21日，特拉华在乔治·里德等人的领导下，通过了宪法，建立了政府，但经济上仍受宾夕法尼亚影响和控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须途经费城出口，贸易权完全掌握在宾夕法尼亚的手中，甚至被看作“费城商业帝国的一部分”。沉重的出口税，往往压得特拉华喘不过气来。在新宪法下成为新国家的一分子，无疑更有利于特拉华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可以避免出口邦的欺压。所以，特拉华对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是有兴趣的（表决时投票赞成），五名代表也都坚持到底，并在宪法上签名。他们在制宪会议上据理力争，只不过害怕被大邦吞噬。后来既然争到平等表决权，自然乐观其成。他们甚至决定抢在宾夕法尼亚之前行动，争取最先批准的荣誉。于是，特拉华代表大会全票通过批准案（三十比零），议会甚至决定在威尔明顿割让一块土地作为联邦的首都。

接下来就是宾夕法尼亚了，时间只比特拉华晚五天，即1787年12月12日。宾夕法尼亚也是对建立总体政府感兴趣的邦。作为大邦和中部诸邦的领袖，宾夕法尼亚希望成为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核心，通过联邦政府获得与其他邦尤其是特拉华和新泽西更坚固的联盟。因此它派出的代表团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古弗尼尔·莫里斯和威尔逊在会上频频发言，富兰克林则每到关键时刻便出面调停斡旋，说服劝解，实际上影响甚至控制着会议的进程。“邦联最高政府”（federalsupremegovernment）和“全国最高政府”（nationalsupremegovernment）的区别，就是古弗尼尔·莫里斯解释的，威尔逊则几乎一直和麦迪逊并肩作战。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内部意见也比较统一，八名代表都坚持到底，并在宪法上签名。制宪会议后，宾夕法尼亚第一个举行代表选举，第一个召开批准会议。如果不是特拉华抢先一步，宾夕法尼亚就是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

不过宪法的批准在宾夕法尼亚并不顺利，而且实际上是一场尖锐的党派斗争。结果是赞成宪法的战胜了反对宪法的。威尔逊在邦议会慷慨陈词，说反对宪法的人是自私的。他们满脑子想的不是邦的自由，而是自己的财富。反对派的处境却很不利，报纸甚至拒绝刊登他们的言论。反对派见大势已去，便拒不出席会议，想让会议达不到法定人数，结果却被拥护宪法的市民“绑架”到场。最后，批准联邦宪法的动议被代表大会以四十六比二十三通过。

新泽西第三个批准联邦宪法。新泽西是由两个殖民地合并而成的。一个东泽西，一个西泽西，合起来就叫新泽西。东西两部分在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东部比较激进，联邦党人多。西部相对保守，反联邦党人比较多。不过反联邦党人最终还是对宪法投了赞成票。原因主要是反联邦党人意识到，由于缺乏港湾，只得依赖纽约和费城的港口，而纽约不断提高关税，又几乎使该邦无利可图。新宪法却可以使十三个邦的经济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沉重的债务也可以转嫁给联邦政府。经济利益是比政治原则更现实的东西，老百姓可不听你们夸夸其谈，反联邦党人被迫做出让步。在布瑞利（他曾在制宪会议上和佩特森并肩作战）的主持下，新泽西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三十八比零）批准宪法议案，时间是1787年12月18日，只比宾夕法尼亚晚六天。

第四个批准联邦宪法的是佐治亚。作为排名倒数第三的南方小邦，佐治亚充满矛盾。它一方面有着很大的领土野心，另一方面又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西班牙在南面的佛罗里达半岛盘踞，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则与之作战多年。这使佐治亚邦政府财政几乎陷入绝境。一个邦，如果又弱小又贫穷，一身是债、还不安全，又想增加土地，除了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佐治亚代表团在制宪会议上，几乎从不加入邦权主义的大合唱，反倒每每支持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方案，只要不反对它们买卖和使用奴隶就行。1788年1月2日，佐治亚批准联邦宪法，而且也是全票通过（二十六比零）。

7天以后，即1788年1月9日，康涅狄格成为第五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康涅狄格代表团在制宪会议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该邦的政治精英则多为联邦党人，舆论也站在他们一边（仅有五篇反对的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出现）。原因之一是征税权给予联邦政府后，各邦的税务负担将是均等的，康涅狄格在竞争中将不再处于不利地位，还能确保社会稳定。于是康涅狄格以压倒优势批准了宪法（一百二十八比四十）。

马萨诸塞批准联邦宪法是在1788年2月7日，比特拉华整整晚了两个月。马萨诸塞虽然是个大邦，但它的财政在邦联中是最糟糕的，不仅有国债，在独立战争中还拖欠了大笔的邦债。正是债务引起的问题，导致了1786年的谢斯起义；而这场起义，则又是召开制宪会议和建立总体政府的理由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萨诸塞最应该批准宪法。问题在于，马萨诸塞反对派的力量太强。他们的领袖，一个是塞缪尔·亚当斯，一个是约翰·汉考克，再加上一个在制宪会议上拒绝签名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实非联邦党人所能对付。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过字的（约翰·汉考克还担任过大陆会议主席）。而且，在这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的马萨诸塞人，也就他们三个。其中塞缪尔·亚当斯更是非比寻常。他是公认的“美国革命之父”（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的列宁”），1764年起就开始闹革命了。殖民地人民反印花税法的斗争，就是他号召和领导的，格里则是他的追随者。我们前面说过，马萨诸塞是美国独立思想发源地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塞缪尔·亚当斯则是马萨诸塞的革命领袖。这样一个人反对宪法，这可如何是好？

好在反对派最后也认识到，在规范贸易、组织防御方面，邦是无法与一个联合的国家相抗衡的。何况马萨诸塞的情况实在欠佳，也硬不起来。6月29日，戈勒姆在制宪会议上劝说小邦不要只顾反对。联盟决裂，对谁都没有好处。比如特拉华，难道就不会受宾夕法尼亚的摆布？特拉华代表团团长里德马上就顶了回去，说特拉华如果和马萨诸塞做邻居，倒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特拉华一直享受着平静嘛！里德这样说，当然是因为马萨诸塞发生了谢斯起义，而特拉华没有。

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邦，其实并没有多少本钱硬撑下去。但他们希望最好既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各邦又能独立自由。于是，塞缪尔·亚当斯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支持宪法，但敦促修改。联邦党人也同意在新宪法正式运行后增加《权利法案》。达成妥协后，马萨诸塞以一百八十七比一百六十八的微弱优势批准了宪法。

马里兰的批准原本应该是有些麻烦的。因为坚持反对宪法的“四大金刚”（耶茨、兰辛、默瑟、路德·马丁）有两个在马里兰。默瑟和路德·马丁分别于8月18日和9月4日拂袖而去，回到马里兰也大唱反调，成为马里兰的反对派领袖（另一位反对派领袖是蔡斯）。但马里兰的大多数人却意识到，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联盟中，马里兰才能获得均等的庇护和机会，并成为地区贸易的中心和南北方在大陆经济扩张中的重要纽带。结果，马里兰以六十三比十一的压倒多数批准了宪法，时间是1788年4月28日。

和其他邦不一样，南卡罗来纳人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他们的“固定资产”──奴隶。在这个问题上，制宪会议是有妥协的。一是规定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禁止各邦自认为“应该入境的人”入境，实际上是默许了奴隶贸易。二是同意每个奴隶按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人口，使蓄奴邦比不蓄奴邦获得了更多的人均政治代表权。这就让南卡罗来纳代表团觉得自己不辱使命，甚至占了便宜，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回报。于是代表们回到南卡罗来纳，便大讲宪法的好话。赞成宪法的人还安慰那些心存疑虑的人说，尽管国会可能在二十一年后禁止奴隶贸易，但到时候是否当真如此，也未可知，不如先同意了再说。何况即便政府禁止进口奴隶，也不要紧。有二十年的进口，加上奴隶的自然增长，数量很是可观，况且还会有国内的奴隶从北方流入。所以，尽管新政府对我们的“固定资产”保护不充分，但与宪法将提供的众多利益相比，那又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南卡罗来纳几乎所有的实力阶层都站在联邦党人一边，宪法以一百四十九比七十三的极大优势被批准，时间是1788年5月23日。

一个月后，即6月21日，新罕布什尔成为第九个批准联邦宪法的邦。新罕布什尔是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作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新罕布什尔人担心政府对宗教的忽视会破坏宗教信仰的道德基础。联邦党人看出问题所在，提出增加《权利法案》以为安抚性措施，使一些代表也改变了反对的初衷。在五个反对派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新罕布什尔以五十七比四十六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宪法。

千呼万唤始出来

新罕布什尔的加盟，使批准联邦宪法的邦达到了法定的多数（九个）。问题是这九个邦数量不少，分量不重。除宾夕法尼亚以外，马萨诸塞债台高筑，康涅狄格规模有限，马里兰我行我素，南卡罗来纳自顾不暇，新泽西、特拉华、佐治亚、新罕布什尔都是小邦（五个小邦四个加盟，看来新宪法还真是对小邦有利）。单靠这九个邦组成联邦，不但成不了什么气候，国土也不像样子，──纽约被撇到了一边，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之间，又被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隔断。

何况剩下的四个邦也非同寻常。罗德岛也许无足轻重，北卡罗来纳却是人口和土地排名第三的大邦。弗吉尼亚和纽约在邦联中更是地位特殊。这两个邦和宾夕法尼亚，不但是合众国的地理中心，更是它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没有这两个邦的加入，联邦仍是空中楼阁，宪法仍是一纸具文。看来，千里之途半九百，这话一点也不假。

不过，前面说的那九个邦批准宪法以后，剩下的四个邦就比较被动了。何况这九个邦的批准，基本上不太勉强。特拉华、新泽西、佐治亚是全票通过，康涅狄格、马里兰是压倒优势批准，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的表决成绩也不错，一个是四十六比二十三，一个是一百四十九比七十三，以微弱多数通过的只有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宪法还是受欢迎的，尽管有人认为它只不过受到小邦的欢迎。

现在，就看弗吉尼亚和纽约的了。

前面讲过，弗吉尼亚是当时美利坚邦联中的头号“超级大国”，人口第一，土地面积第二，历史最悠久。不但长期以来是南部联盟的领袖，也是十三个邦的带头人。这次制宪会议便正是弗吉尼亚倡议召开的。现在，带头的反倒成了拖后腿的，这种尴尬真不好说。

但是弗吉尼亚内部的斗争却很激烈。反对派领袖，主要是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以及在制宪会议上拒绝签名的梅森。理查德·亨利·李的情况我们在第二章“疑云重重”之“始作俑者”一节中讲过了，也是一个老革命，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都签过名。帕特里克·亨利更是来头不小。如果说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是“美国革命之父”，那么，帕特里克·亨利便是“美国革命之舌”。1775年春，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发表流芳百世的演说，要求议会立即批准建立民兵。帕特里克·亨利说，兵器的轰鸣即将伴随阵阵北风传到我们的耳边，我们的兄弟此刻已经开赴战场，我们岂可在此袖手旁观坐视不管？武装起来的三百万军民，将为自由而战斗。因为对我们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帕特里克·亨利发表这篇演说是在3月23日，实际离独立战争的正式打响（4月19日）还有将近一个月。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先驱”。此刻他带头反对宪法，又有理查德·亨利·李和梅森助阵，自然攻势凌厉。联邦党人本来力量不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华盛顿又没有参加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麦迪逊孤军奋战与之周旋，并不容易。

最后也只能晓之以利害关系。弗吉尼亚最为担心的，是北方联盟借由联邦政府损害南方的利益。这一点麦迪逊其实早有考虑。他反对“康涅狄格妥协案”，就是因为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北方已经占了优势。如果参议院再实行各邦平等表决制，北方的优势就太大了。所以他主张两院实行比例制，但第一院只算自由人，第二院把奴隶也算上，而且算百分之百。这样，南北双方就各在一院占优势了。何况，北方占优势是在众议院，南方占优势却是在参议院，南方更占便宜些。至于弗吉尼亚，则是在参众两院都可以占优势的。

麦迪逊打的是如意算盘，最后的结果却使他的美梦落空。按照现在这个方案，北方八个邦在众议院共有三十六席，南方五个邦则只有二十九席。参议院每个邦两席，则北方十六席，南方十席。两院都是北方占优势。弗吉尼亚虽然在众议院席位最多（十席），却不能“控股”，帮不了南方四个“小兄弟”。当然，南方五邦也有利害冲突。比方说，弗吉尼亚是当时最大的蓄奴邦，马里兰的奴隶也不少。奴隶人口再生率很高，这两个邦都需要把过剩的奴隶转卖到南部蓄奴邦（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所以它们都要求取消海外奴隶贸易，但对彻底废除奴隶制兴趣不大。怒斥奴隶制的都是北方代表，比如新泽西的佩特森、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和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为了控制和制裁南方，古弗尼尔·莫里斯还不得不面对现实，转而支持第二院席位平等的“邪恶原则”。

南方各邦在参众两院都处于劣势，作为南方联盟领袖的弗吉尼亚当然要拒绝批准宪法。为此，麦迪逊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指出：在南北方的竞争中，西部将是一支平衡力量。因为邦联议会在费城制宪会议开到一半时通过了《西北法令》，西部将出现许多新的state（州）。新州的感情和特征是倾向于弗吉尼亚的。总统因为在选举中需要依靠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必定会给南方与西部额外的保护，何况最有望成为首任总统的正是弗吉尼亚人华盛顿？

麦迪逊的工作说服了一部分人，伦道夫的反戈一击则帮了他大忙。伦道夫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大家都把他看作反对派。不料给帕特里克·亨利当头一棒的，正是伦道夫。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一开始，帕特里克·亨利便发起进攻，指出费城会议无权制宪，还责问宪法为什么用“我们合众国人民”的名义，不用“我们十三个邦”的名义。伦道夫却紧接着发言，说费城会议确实越权，但除此没有别的出路。他还说，用“我们合众国人民”的名义有什么不好？新政府难道不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伦道夫的态度使许多人目瞪口呆。事后有人说这是因为华盛顿收买了伦道夫（事实上后来华盛顿也委任他为第一任联邦检察总长）。这事当然查无实据，但反对派也因此元气大伤，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通过修改以求得额外的保护。结果，在联邦党人答应增加《权利法案》的前提下，1788年6月26日，弗吉尼亚以八十九比七十九的多数批准宪法。7月2日，邦联议会主席塞鲁斯·格里芬（弗吉尼亚人）宣布宪法生效，并同时启动政权移交程序。

消息传来，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在纽约遭到最激烈的反对。我们前面说过，纽约是除罗德岛以外最反对费城会议的一个邦。后来虽然极不情愿地派了代表，行政官签署的授权书落款日期却是“纽约独立第11年5月9日”，意思再清楚不过。派去的三个代表，两个专门唱反调，最后一走了之，回来以后自然也不会唱赞歌。这两个代表，一位是纽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耶茨），一位是纽约首府奥本尼市的市长（兰辛），再加上那位行政长官乔治·克林顿（他也是这次纽约代表大会的主席），“小字辈”汉密尔顿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就算和邦联外交部长约翰·杰伊联手怕也不行。汉密尔顿自己也说，反对派占有三分之二的优势，联邦党人则只有十九人，几乎是败定了。

汉密尔顿他们决定采取“拖刀计”，先拖延一段时间再说。于是他们提出由该邦的所有成年男子参加批准会议的选举，而且不设财产资格的限制。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788年6月17日，批准宪法的邦已经有八个了，纽约的代表大会才开幕。会议开始后，又由罗伯特·利文斯顿提出动议，要求对宪法进行逐条讨论。目的也有两个：一是让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先通过宪法；二是会期一长，乡村的反对派代表就会提前离开。

但是，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批准宪法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联邦党人就不拖了，要求立即做出决定。他们还同时准备了两手：一是建议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修改目前通过的宪法，这是安抚反对派的；二是警告反对派，如果宪法不能获得批准，由联邦党人控制的纽约市将单独加入联邦。拥护宪法的纽约市人民甚至在7月23日举行了庆祝宪法胜利的大游行（因为这时已有十个邦批准）。游行者特地做了一条装有轮子的胜利大船，在百老汇大街上招摇过市，而船名就叫“汉密尔顿号”。

这下反对派顶不住了。7月26日，纽约代表大会以三十比二十七的微弱多数批准宪法。同年11月，批准宪法的各州开始选举联邦议员和总统选举人。次年（1789年）2月4日，开始选举总统。3月3日傍晚，纽约民兵在位于曼哈顿南端的炮台鸣放礼炮，向旧的邦联体制告别。次日（3月4日），纽约全市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和隆隆的礼炮声一起，宣告新宪法的正式生效和新国家的正式诞生。

现在负隅顽抗的只剩下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不过这两个邦也真有个性。北卡罗来纳始终坚持先增加《权利法案》后批准宪法，并以一百八十四比八十三的压倒多数决定推迟批准，同时宣布无限期休会。直到1789年第一届国会通过《权利法案》并发送到各州，北卡罗来纳才在当年11月批准了宪法。

罗德岛的批准一直拖到1790年5月，而且不折不扣地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一方面联邦参议院通过了联合制裁法案，禁止罗德岛与合众国的海上和陆地贸易往来，还要求该邦限期偿还国债；另一方面联邦党人控制的普罗维登斯、纽波特和其他海滨城镇的商人也表示，如果再不批准宪法，他们将脱离该邦。罗德岛这才在反对派代表严重缺席的情况下，以三十四比三十二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联邦宪法，成为最后一个加入联邦的state，时间是1790年5月29日（以上过程及原因请参看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

活着的宪法

新宪法生效了。但这种生效，正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也就是说，批准是有条件的。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弗吉尼亚等都要求新宪法正式运行后增加《权利法案》。这些条件是附在通过联邦宪法的决议上的，是不能不还的“立法债”。北卡罗来纳更是坚持先增加《权利法案》后批准宪法。何况这也不是某几个人的意见。很多人都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不满。1776年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对宪法击节叫好，赞不绝口，但同时也表示他决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权利法案》的宪法。他甚至鼓励各邦以此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条件。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宪法的这一缺陷。我们知道，拉法耶特侯爵是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他的话，当然分量不轻。

实际上麦迪逊和华盛顿早就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格里、梅森、伦道夫三个人拒绝签名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意识到了。9月15日，格里在最后发言中坦陈他不同意宪法草案的理由，共有八条。然后他说，这些问题都可以让步，但是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可惜，当时一部分人太急于求成，另一部分人又疲惫不堪，大家都想早点把事情做完了事，硬是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条款。

现在看来，这种忽略当然很不应该。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人权。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这就是美国的革命精神，也是美国的建国理念。那么，草拟宪法的时候，怎么能没有《权利法案》？

于是，当第一届国会在1789年4月开始工作后，制定《权利条款》就成了它的首要议题。新任总统华盛顿，也写信表示他将支持国会制定这一法案。6月8日，麦迪逊向众议院提出了他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的议案，共十二条。他的意思，本来是要把这些法案编进宪法正文，但舍曼等人反对。经过辩论，最后决定采取“修正案”（amendments）的方式补入。结果，联邦宪法生效没多久，就有了自己的修正案。

根据《联邦宪法》第五条，参众两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还要再由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才能生效。1789年9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增加十二条宪法修正案的决议。从这年11月20日起，新泽西、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特拉华、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德岛、佛蒙特、弗吉尼亚在三年内相继批准其中的后十条。这样，到1791年12月15日，共有十一个州批准（佐治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都拖到1939年），超过当时十四个州的四分之三，被批准的十条法案正式成为《联邦宪法》的组成部分。

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这十条宪法修正案，因为都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因此叫《公民权利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条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一条，因为是以“不得立法”为关键词的，所以也叫“不得立法条款”。

很显然，这一条，是冲着国会来的。也就是说，修正案的制定者们首先要提防的“嫌疑犯”就是国会。道理就不用多讲了，前面已讲过多次。做法也不新鲜，宪法正文中就有。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下面一款即第十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几乎是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制宪会议讨论这两条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通过了。这说明大家对国会滥用权力都是小心提防的。

但人民还是不满意，因为权力的滥用实在防不胜防。何况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为行使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的种种权力”，联邦议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这一条款通常被称为“必要和适当条款”。制定这一条款，当然是“必要和适当”的。但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却最让人不放心。什么叫做“必要”？什么叫做“适当”？这个“必要和适当”又归谁说了算？到了国会想要制定某项法律的时候，难道还会是“不必要”或者“不适当”的？

这就必须把丑话说到前头，把人民认为最不能侵犯的权利确定下来，免得到时候国会以“必要和适当”为借口任意侵犯。也就是说，用“不得立法条款”来制衡“必要和适当条款”。这样一来，不但被人民授权的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通常被看作民意机关的国会也要受到限制。别看建国之初的美国人不过是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在根本问题上他们是不会打马虎眼的。他们很清楚，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群众，或者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绝对可靠。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法治和宪政。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比方说，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

于是，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的美国人民，又为自己的权利架起了第四道防火墙。我们知道，在立法问题上，《联邦宪法》原本已经设计了三道防火墙：两院分开立法一道，总统立法复审一道，法院司法复决又一道。那么，这第四道究竟有什么必要，是不是多此一举？显然不是。因为《公民权利法案》要保障的东西，是前面三道防火墙保障不了的。《公民权利法案》要保障的是什么呢？只要认真读读那短短十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公民的权利”，不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并不等于公民的权利，尽管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但正因为人民是公民的集合体，所以，人民的权利是整体性的，公民的权利却是分散的，属于每个个人的。整体的权利并不难得到保障。因为总统毕竟在名义上是人民选举的，议会在理论上也是“民意机关”。他们不大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侵犯作为集体的人民的权利。即便个别人立法失误，也还有三道防火墙，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公民的权利就难讲了。立法机关作为“人民代表”，完全有可能以人民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公民个人的权利，比方说要求局部服从整体等等。这就不能不防了。没错，局部是要服从整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公民有时（比如战时）也要牺牲个人利益。而且，为了获得公民权，个人也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但必须讲清楚：第一，权利不等于利益。利益可以牺牲，权利则未必。第二，权利的让渡要有一条底线。也就是说，有些权利是不可让渡的，比如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三，如何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国家和政府不能因为公民不行使这些权利而予以剥夺。比方说，如果有人愿意公开他的隐私，这是他的自由，你不能因此就剥夺他的隐私权。西哲有云：“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在这里正好用得着。

附在《联邦宪法》正文后面的《公民权利法案》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它明确规定了那些权利是属于每个公民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破房子”。这些“破房子”也许微不足道、并不起眼，但有了它，作为个人的公民才有了安全感。他们也才有可能在法律的保护下，真正享有《独立宣言》宣布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知道，《独立宣言》的发表日是被看作美利坚合众国生日的。那么，《公民权利法案》的批准日，就至少应该看作这个国家种“卡介苗”的那一天。

当然，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1791年12月15日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的美国，也并没有真正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真正做到每个人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妇女的权利、黑人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还有其他许多权利，都还要靠斗争去争取。但我们要记住，在这些斗争中，《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正是他们争取权利的思想武器和谈判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和贡献决不小于麦迪逊。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使美国宪法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我们知道，这部宪法自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后，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有着二十七条修正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修正案，才既弥补了宪法的缺陷，又不至于因频繁修宪而动摇国本，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实上，这部宪法的生命大大超过了当初的预期，为制宪领袖们始料不及（华盛顿就认为至多能维持二十年）。当然，它留下的余音和余波，也不止绕梁三日，或者转瞬即逝。

余音与余波

宪法生效以后，联邦政府开始建立并运作。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联邦大厅宣誓就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先期到达临时首都纽约的当选副总统亚当斯，坚持开国总统应有欧洲君主的礼仪，想出种种称呼请华盛顿选择，华盛顿却回答说“就叫总统先生（mr.president）”。其实，制宪会议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方案是称为“阁下”，所有代表也都同意。但后来这一条款在定稿时被删除。华盛顿一言九鼎，美国总统从此叫“先生”，不叫“阁下”，更不叫“陛下”。

然而，尽管华盛顿如此低调，他还是被尊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同样，参加制宪会议的其他五十四名代表，也被尊为合众国的“国父”。不过当时这些先生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国父感”，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感恩戴德，付以巨额报酬。相反，如麦迪逊、兰登，还是靠借债度日或者自掏腰包来参加会议。他们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和代表的义务。所以，制宪会议以后，他们就一哄而散，各奔前程了。没有人考虑趁机给自己在政府里占个“位子”，有的甚至拒绝或不谋求到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做官，比如耶茨、兰辛、迪金森、罗伯特·莫里斯、路德·马丁、戈勒姆、梅森、威思、麦克朗、米夫林、胡斯顿。

这些“国父”当中很有一些人下场悲惨，晚景凄凉。1789年，华盛顿当选总统，提名罗伯特·莫里斯担任财政部长，被他谢绝，宁愿去从事土地贸易。1798年，罗伯特·莫里斯投机失败破产，被投进费城的债徒监狱，1801年《破产法》通过后才获释。最后，这位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三份伟大文件上都签过字的老革命，只能在穷愁潦倒中度过晚年，而且据说无人能够弄清他到底有多少债务。

和罗伯特·莫里斯命运相同的，还有担任过制宪会议全体委员会主席的戈勒姆。戈勒姆也是不肯从政而要经商，最后资不抵债，五十八岁时死于穷愁之中。在制宪会议期间表现突出的威尔逊则从政、经商两不顺。新政府成立以后，他想当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华盛顿只任命他为六名大法官之一，结果还险遭弹劾。后来从事土地投机，又连连失利。因为担心负债被捕，威尔逊从费城逃到新泽西，1798年又逃到北卡罗来纳，精神已严重崩溃，三个月后不治身亡，终年五十六岁。

宪法的最后定稿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制宪会议以后投身商业，1789年去了法国，在欧洲滞留十年之久，其间奉华盛顿之命，担任过驻英代表和驻法大使。回国以后，古弗尼尔·莫里斯定居纽约，并和自己的女管家南雪结婚。这位南雪在当时被认为是个“坏女人”，因为她被怀疑与人私通并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后来又谋杀了自己的主人理查德·伦道夫。然而六十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却对自己能娶这个三十岁的女人为妻感到满意，还说他之所以长期单身就是要找一个“爱老人的好女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这个女人的照顾下安度晚年，同时也并没有忘记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在制宪会议上的盟友麦迪逊。顺便说一句，在南雪谋杀私生子一案中为之辩护的律师，就是后来在“马布利诉麦迪逊”一案中作司法裁决的约翰·马歇尔，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制宪会议后参加了联邦政府工作的代表也很不少。担任了第一届联邦众议员的有戴顿（新泽西）、卡罗尔（马里兰）、菲茨西蒙斯（宾夕法尼亚）、克莱默（宾夕法尼亚）、吉尔曼（新罕布什尔）和麦迪逊。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员的有巴特勒（南卡罗来纳）、巴塞特（特拉华）、约翰逊（康涅狄格）、斯特朗（马萨诸塞）、格里（马萨诸塞）、兰登（新罕布什尔）、菲尤（佐治亚）。康涅狄格的舍曼先担任联邦众议员，后担任联邦参议员，在参议员任上去世。佐治亚的鲍德温先是担任联邦众议员十年，后来又担任联邦参议员八年。佩特森（新泽西）和埃尔斯沃思（康涅狄格）都担任了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后来又都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埃尔斯沃思还担任了首席大法官。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是汉密尔顿的盟友约翰·杰伊，第二任是南卡罗来纳制宪代表拉特利奇（他也是首批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第三任就是埃尔斯沃思。1800年埃尔斯沃思因病辞职，接替他的就是约翰·马歇尔。另外，新泽西的布瑞利和特拉华的贝德福德，也都在1789年担任了联邦地区法官。

麦迪逊原本是想当联邦参议员的，可惜弗吉尼亚议会偏不选他。他只好回家乡选区，和自己未来的总统接班人门罗争夺联邦众议员席位。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则担任了联邦第一任财政部长。这个职务，华盛顿原本是想请罗伯特·莫里斯担任的，但罗伯特·莫里斯说，要解决联邦财政危机，非汉密尔顿不可。于是汉密尔顿走马上任，大显身手。那时政府的组成人员不多，均为一时之选。陆军部长是独立战争时期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检察总长是我们熟悉的埃德蒙·伦道夫，副总统和国务卿，则是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

这又是两个堪称开国领袖的人物，虽然他们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却分别是《权利宣言》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起草《权利宣言》的是亚当斯，时间是在1774年。起草《独立宣言》的是杰斐逊，时间是在1776年。这年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理查德·亨利·李（就是后来带头在弗吉尼亚反对批准联邦宪法的那位老兄）和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兄弟（即后来带头在马萨诸塞唱反调的“美国革命之父”塞缪尔·亚当斯和现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商量后，向第二次大陆会议提出了宣布“联合殖民地”独立的议案。为此，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这五个人是：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纽约的罗伯特·利文斯顿、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其中最有写作能力的是亚当斯和杰斐逊。但亚当斯要杰斐逊执笔，说“你的文笔比我好十倍”。于是杰斐逊成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这样两个人，应该说是情同手足的了。可是他们进入政府后，却逐渐分道扬镳，最后反目成仇。先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不和，华盛顿又多半站在汉密尔顿一边，于是杰斐逊一气之下掼了乌纱帽。后来，政界出现党争，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成为联邦党人，杰斐逊和麦迪逊成为共和党人（民主共和党，和现在那个共和党没关系），所以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也成为政敌。1792年，华盛顿连任总统，共和党推出当年反对批准宪法的纽约行政长官乔治·克林顿和亚当斯竞争副总统，结果亚当斯胜出。1796年，华盛顿不当总统了，共和党推出杰斐逊和亚当斯竞争总统。结果亚当斯得七十一票，杰斐逊得六十八票，亚当斯当总统，杰斐逊当副总统。1800年，美国第四次大选，杰斐逊以七十三比六十五的多数把亚当斯赶下台。

这次大选，不但杰斐逊和亚当斯两个老朋友翻脸，共和党内部，杰斐逊和他的搭档伯尔也窝里斗。最后还是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帮忙，杰斐逊才以多数胜出，结果害得汉密尔顿死于非命（参见本书第六章“严防死守”之“防官如贼”一节）。顺便说一句，制宪代表中死于非命的还有一位斯佩特先生（北卡罗来纳）。他是和联邦党人约翰·斯坦利决斗时饮弹身亡的，时年四十四岁。再顺便说一句，伯尔击毙汉密尔顿后逃往西部，与外国勾结，很可能有叛国行为，结果被杰斐逊送上法庭。把伯尔救出来的辩护律师，便是在制宪会议上专门唱反调的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主审法官则是约翰·马歇尔）。这位马丁先生很办了些有名的案子，但嗜酒过度，晚年颇为潦倒，伯尔还曾给过他一点小小的接济。

1800年和亚当斯一起与杰斐逊、伯尔竞选的是南卡罗来纳的制宪代表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即平克尼将军。这位平克尼将军也挺有意思。联邦政府成立后，华盛顿先后提名他当陆军司令、最高法院法官、陆军部长、国务卿，他都谢绝了。亚当斯请他当驻法大使，则欣然从命，却又被法国政府拒绝。1800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败于杰斐逊、伯尔后，1804年又作为总统候选人挑战杰斐逊，又以十四比一百六十二败北。到1808年第六次大选，平克尼将军再次作为联邦党总统候选人出山，再次以四十七比一百二十二败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迪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成了总统竞选的“常败将军”。

1812年第七次大选，联邦党不推平克尼将军做总统候选人了，改请乔治·克林顿出山，副总统候选人则是宾夕法尼亚制宪代表英格索尔。共和党这边，总统候选人是麦迪逊，副总统候选人是二十五年前在制宪会议上坚决反对设立副总统的马萨诸塞制宪代表格里。结果麦迪逊和格里胜，但格里只当了一两年副总统就在去参议院的路上中风身亡。1816年，联邦党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推出马萨诸塞制宪代表鲁弗斯·金为总统候选人，结果以三十四比一百八十三败于麦迪逊的接班人门罗。鲁弗斯·金在1804年和1808年都当过副总统候选人，支持平克尼将军竞选总统，两人都一败涂地。看来，制宪代表中唯独华盛顿和麦迪逊有“总统命”（均连任两届），其他人“官运”都不怎么好。顺便再说一句，麦迪逊和华盛顿一样，都是娶生了孩子的寡妇为妻。顺便再说一句，麦迪逊也是制宪代表中最后去世的一位，时间是1836年6月27日，享年八十六岁，可谓寿终正寝。麦迪逊留下遗嘱，希望将他在制宪会议期间的笔记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

二百多年过去了，所有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都早已作古，但《联邦宪法》作为他们的集体政治遗嘱，却获得越来越巨大的力量和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它甚至已成为美国的第二部《圣经》──世俗的《圣经》，也成为后来许多国家立宪、制宪的参照物。这，大约是可以告慰那些在天之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