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与政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垄断,特别是银行垄断的害处,应著名通俗杂志《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邀请,业已成名的布兰代斯开始写有关金融的专栏,从1913年8月持续到1914年1月。1914年,这些文章以《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如何使用它》[21]为名结集出版。在这本书中,针对美国经济市场日益高度垄断、金融帝国操控市场的现实,布兰代斯坚持中庸的原则,强调大的并非都是完美的,他极有预见性地指出：财富的积聚和规模的扩大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就会损害效益。托拉斯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消除了规模总是带来效益的幻觉后,他强调以个人的彻底发展来获得效益,指出这是经济民主的必由之路,要做到这一点,国家不能仅仅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了。由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国家应该积极地介入经济生活,才能维持市场的竞争秩序,保有经济民主和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经济规制理论的提出者,布兰代斯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反对自由,而是坚信自由的斗士。所以,对于种种社会和经济弊端,他在本书中提出的救济措施并非国家规制一切,而是主张实现公开性。“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这句公开性的经典概述就出自本书。人们有决定自己事务的自由,但是他有权利获得那些可以帮助其准确作出决定的信息。
为公众写作表明,布兰代斯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律师,而且是一个善于与普通民众对话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登记为共和党人,但是他忠于自己的理想和操守,不以党派画线,而是支持所有他认为倡导革新的政治候选人。1904年,他支持进步派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竞选总统,1908年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威廉·塔夫脱。1912年,他先是为著名的进步派候选人、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摇旗呐喊,接着又转向支持倡导新自由的新泽西州州长、民主党人威尔逊。布兰代斯转而支持威尔逊,一方面是因为拉福莱特气数已尽,另一方面,他非常赞赏威尔逊在新泽西州进行的一些进步主义改革。布兰代斯对威尔逊的公开支持,让威尔逊喜出望外,迅速将其纳入帐下,视为自己的智囊。
1912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激烈。除了拉福莱特和威尔逊外,现任总统塔夫脱和前任总统老罗斯福也投身其中。他们两人都是共和党人,而且,塔夫脱本来是老罗斯福的“钦定接班人”。但因为老罗斯福对塔夫脱缺少改革的施政不满,两人分道扬镳,老罗斯福另组进步党参选。共和党因此分裂,给民主党一个极好的机会。美国内战后,民主党一蹶不振,缺少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自1896年以来,就一直与白宫无缘。威尔逊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候选人,美国最早的一位政治学博士,做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但他的主要对手老罗斯福也非同一般。后者做过纽约州州长和七年总统(1901—1908),两人都属于改革派。
托拉斯问题成为1912年总统竞选的关键,他们两位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路。老罗斯福提出了“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新国家主义也倡导国家干预经济,借此实现社会正义。老罗斯福认为：“工业化时代中有两种势力威胁着国家利益,即只谋求本阶级利益的自私自利的大公司与试图通过暴力推翻私有财产的社会下层。”[22]要解除这种威胁,对大公司或者托拉斯进行管制和监督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拥有巨额财富的托拉斯本身就是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一部分,如果消灭它们不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只要对其进行规制,使其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就不会危及经济发展。
美国总统大选,更多的时候是一场政治营销和民众狂欢。不仅要抓住民众关心的问题,更需要有技巧地推销自己的主张。因此,通俗易懂、与众不同的标签口号极为重要。面对老罗斯福宏大的“新国家”,威尔逊以响亮的“新自由”与之抗衡。这一竞选纲领可以说深受布兰代斯的影响。在1912年8月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前,威尔逊就在一些演说中开始引用布兰代斯的系列观点。两人见面后,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布兰代斯告诉威尔逊,托拉斯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规模效益,不能因为其存在弊端就“逢托必反”。托拉斯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抑制了正常的经济竞争,妨碍了经济自由。因此,政府规制的重点是规范竞争而非管理垄断,以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威尔逊就可以把自己与反托拉斯杀手老罗斯福区别开来。后者认为可以将托拉斯区别为好坏两种,政府应该管理垄断;前者则认为管制竞争能够“使中小业主有平等的竞争机会”[23]。
在威尔逊接受自己的锦囊妙计之后,布兰代斯从8月底到10月25号这段时间,利用自己雄辩的口才在新英格兰、匹兹堡、底特律、圣保罗和奥马哈发表多次演说,为“新自由主义”摇旗呐喊,为威尔逊站台助选。不仅如此,布兰代斯还亲自写信给以前的朋友们,建议他们支持威尔逊。1912年总统大选以威尔逊的胜利告终。
威尔逊获胜后,非常感谢布兰代斯的贡献,自然要“论功行赏”,对其“加官晋级”。他曾有意任命布兰代斯为司法部部长,此前还没有犹太人入内阁的先例。布兰代斯的犹太人身份和进步主义倾向,让保守派认定他是危险的激进派。在一个保守派竞选资助者的劝说下,威尔逊打消了念头。好在,布兰代斯对很多人羡慕的“政治回报”并不热衷,继续其律师业务。同时,他继续为威尔逊出谋划策,成为一名“非正式”的智囊,甚至参与立法起草。
布兰代斯为威尔逊提供的众多建议中,有两点转化为威尔逊政府的显著成绩。第一是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威尔逊上台后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金融改革,从19世纪20年代,杰克逊总统扼杀第二合众国银行之后,美国已经有80多年没有中央银行了。在威尔逊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中央银行就没有管理货币供应的能力,也就无法掌控国家的经济,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如果不是摩根等几家大财团联合救市,美国股票及金融市场就会遭遇灭顶之灾。当时,他面前摆着两套国家银行体系的方案,一种是由私人银行家组成董事会来管国家银行(美联储);另外一种是由联邦政府组成文官委员会直接控制。民主党内自由派看好后者,保守派主张前者。威尔逊左右为难,只好咨询布兰代斯意见。布兰代斯强调“发行货币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政策和金融家、大资本家的欲望之间是一对永远难以调和的矛盾,对大资本势力的妥协最终只会是徒劳”[24]。布兰代斯认为,银行家一旦拥有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他们就会滥用别人的钱。最终,布兰代斯和自由派意见占据上风,由政府官员而非银行家们组成了大名鼎鼎的美联储。
第二就是增修反托拉斯法。19世纪末,国会就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因为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以宪法授权国会管理“州际商务”为由,将现代大型产供销一体的生产企业排除在该法管辖范围之外,导致法律的执行很不理想,垄断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1913年年末,布兰代斯向威尔逊政府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政策建议备忘录,其中包括了反托拉斯的立法建议。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是将反托拉斯法的重点放在会削弱竞争或导致垄断的州际商业行为;其二是建立监管和执行反托拉斯法的政府行政机构来保护公平竞争,纠正不利于竞争的贸易活动。次年1月,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威尔逊吸收了布兰代斯的建议,敦促国会尽快立法。秋天,这两个建议最终以《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形式通过。
威尔逊对布兰代斯的帮助始终铭记于心,一直等待答谢的机会。1916年机会终于来了。1916年1月初,大法官约瑟夫·拉马尔去世,威尔逊获得了第二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此时,他刚刚连选连任,无须再顾及党内外保守势力的作梗,下决心把布兰代斯送到最高法院法官席上。1月28日,在事先保密的情况下,他突然向参议院提名布兰代斯。就是这一提名,不仅成为到那时为止最长的一次大法官“任命战役”,而且也开启了参议院举行大法官提名听证的先河。
那些被布兰代斯公益诉讼搞得焦头烂额的有产者,城市电车、铁路、保险和公用事业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团结起来,试图阻止这一提名的通过,以报过去的一箭之仇。这些人把布兰代斯形容为“商业囮子(business-baiter),教唆者,惹是生非的诉棍,摧毁信心者,红包劫掠者(spoiler of pay envelopes)”。连他的律师界同行也不放过他。美国律师协会(ABA)七位前任会长也包括在内,联名给参议院写信,认为布兰代斯“不是一个合适的大法官人选”[25]。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辩论这一提名的听证会,断断续续拖了四个月之久。这一期间,布兰代斯丝毫不受影响,照常上班,从不反击,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最后,司法委员会以10 ∶8的多数票赞成提交全体大会,6月1日参议院以47 ∶22批准了布兰代斯的任命。据他自己回忆：“反对他的主要原因是,他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和一个犹太人。”[26]一位同情他的参议员认为：布兰代斯“唯一的罪过是他没有站在财神爷一边”。任命通过后,布兰代斯的朋友和支持者向他道贺,并为他打抱不平,但他却很坦然地说：让他不舒服的不是“反对者的攻击,无论它们多么恶毒和无中生有,而是那些并不反对我甚至是同情我的人的沉默和漠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