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浸透冷战意识的国际观念

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观念至今仍然承继毛泽东时代的冷战思维，甚至连“反霸权”、“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中国”这类用语都未从官方话语系统中退位，一旦遇到国际磨擦就会出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上，其结果是不断培养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近2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却改奉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即以利益为唯一导向。于是，冷战思维的僵硬刻板就不断与国家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往往被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意”突显出来。中国的民众一直受冷战思维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对国际关系的意见常常会反映出中共灌输的冷战意识。过去十多年来，由政府执导的“民意表演”一直是中国政府指挥如意的外交筹码，但近几年这种情形却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互联网为青年人提供了公开议论国际关系问题的空间，政府对“民意”的操控越来越不能收发随心，民族主义情绪有如从“潘多拉盒子”里冒出来的“妖怪”，再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掌控。

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从了解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战略”入手。这一战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推行，今天的中国政府只是改变了其中一些口号与字句，其敌视民主、自由、人权的实质却完全沿袭了毛泽东的精神遗产。

1、制造“敌人”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

近几年中国青年一代表现出强烈的“仇美”情绪。如果说在1999年以后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中国青年这类极端表现还可以归因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他们对于美国发生的任何灾难，如9·11事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堕毁等都要表示幸灾乐祸，则只能说是中共政府长期操纵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的直接后果。

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为自己制造“敌人”并广为宣传，这种宣传造成的结果是让公众形成一种印象，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灾难都是敌人造成的”。这种“敌人”来自国际与国内两方面：制造国际社会的“敌人”，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将国内社会矛盾引起的对当局的仇恨外泄，反美情绪就是通过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培养而成的。制造国内的“敌人”，如毛时代大力宣传并渗透于一切教科书的“阶级敌人”与“阶级斗争”之类说教，可以让生活状态本来不佳的社会公众发现，社会中竟然还有比自己地位更低下的“政治贱民”，并且还可以在中国当局鼓励提倡的那种对“政治贱民”的肆意蹂躏中获得极大的政治满足感。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控制的传媒一直充当制造仇恨的政治工具，媒体经常用轰炸式的宣传，鼓励人们在对“国内阶级敌人”与“国外反华帝国主义势力”的仇恨中生活。现在虽然已经不再谈“阶级敌人”了，但在中国的政治宣传中，“国外反华势力”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仍然是现成的代罪羔羊。不少深受这种宣传之蛊惑的中国人，不但不能分辨此中是非，反而觉得参与对“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乐在其中”。

在努力制造“敌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还得尽量为自己寻找一些“朋友”，以表明自己“得道多助”，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孤立。到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会发现一点：中国政府特别在意自己在国际社会有多少“朋友”，哪怕是一些对内荼毒人民、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的专制政权独裁者，如红色高棉(KhmerRouge)的波尔布特(PolPot)、菲律宾(Phillipine)的马科斯(F.Marcos)、利比亚(Libya)的卡扎菲（Moammaral-Ghadafi）等，都曾经是（或现在正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客”与援助对象。在1972年中美建交以前，上述独裁者的到访会成为《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当时中国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经常反复播放一首歌，歌词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在夸耀自己有多少“朋友”的同时，中国政府通常用更大的精力去抨击“敌人”，只不过随着时代变迁，“朋友”与“敌人”的名单以及“敌人”的位次有些变化而已。1949年至1971年，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而1960年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敌人则多了一个“苏联修正主义”（1968年以后将其改名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付这个“敌人”，当时还由毛泽东亲自执导，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九篇痛斥苏联的政论文章），痛诋“苏联修正主义”。这些文章不但发表于《人民日报》最显要的位置，还让男女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连当时刚进小学不久的孩子都被告知，世界上最好的文章就是这“九评”。1972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政府虽然将苏联与美国并称为国际社会中的“两霸”，但显然认为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宣传教育中的“国际反华势力”总代表就成了苏联，美国退居其次。1989年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外交战略，凸显了“美国霸权主义”这一国际社会的敌人－－对中国政府来说，必须制造一个“敌人”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象征，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出现问题，就无法找到代罪羔羊，将中国人民的仇恨外引。

在毛时代中国当局选择苏联做“敌人”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执行的政策比中国要温和一些，特别是“非斯大林化”和“反个人崇拜”的政策，这正好与毛泽东当时的政策针锋相对。第二，在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斗争中，毛泽东败北，因此心怀怨恨。

2、美国为何成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总头子”？

中共视美国为敌则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水火不相容，始终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死敌。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之所以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为寇仇，主要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存在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是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威胁。只不过后来的中国政府出于利益的考虑，从表面上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反美宣传却一直在意识形态教育与媒体宣传中贯彻始终。

4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非常简单，因为他们这几代人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凡是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民族与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头子”；“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在中国政府长期的“宣传教育”下，美帝国主义被说成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敌人”，“不但对国内人民残酷剥削压迫，还在世界上到处发动侵略战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罪行馨竹难书”。1972年中美建交以前，一支这样的歌从小学起开始教唱：“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天天都把坏事干，两手屠刀两手血。千件、万件、千万件坏事堆成山……”。

可以说，所有的媒体和教科书都把美国政府丑化成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到处发动侵略战争的恶魔。“美国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经常宣传的重要内容－－甚至在“改革开放”了22年之后的2001年，中国政府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美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称美国超市(supermarket)的收银员由于工作负担太重没时间上洗手间，只得系上纸尿布工作，因此美国是世界上人权状态最糟糕的国家之一。中共当局所有有关美国的宣传，都将美国社会描绘成一个充满了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暴力凶杀、吸毒卖淫的最反动、最黑暗的人间地狱。

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府和御用学者修改历史，隐瞒了很多真相。例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为维护中国的统一、反对列强割据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主动退还大部份“赔款”以资助中国留学生，但中共的历史教科书对此从不说明。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用该项退还款创办的，但无论是中共的官方教科书还是清华大学的校史，都长期隐瞒这一历史事实，该校的学生直到布什总统访问该校演讲时才得知此历史真相。又如中国的官方教科书说，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者突然进攻北朝鲜”，并想“以北朝鲜为跳板，进攻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一种完全正义的、保家卫国的行动”。可是，朝鲜战争的真相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不知道。

直到今天，中国的中学、大学的政治教育仍然在灌输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垂死挣扎、必然灭亡”之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在中国社会中磨刻出来的深刻痕迹并不能够轻易消除，它不但反映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还将在今后中美交往中继续发挥作用。尽管中美建交以后双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没有真正改变。虽然“文革”时期那种将美国“妖魔化”的宣传手法不便再用，但对中国这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则极端保守封闭的极权体制来说，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威胁。因为美国不仅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于饱经贫穷折磨、饱受专制摧残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美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方面承认美国的国力强大、经济发达，一方面又宣称它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成了中国政府充满矛盾与无奈的宣传方法。在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中国政府仍然宣称，美国式民主不适宜中国，而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即不能统一台湾），中国人民就不配享有任何民主ii。

可以说，中国政府早已经陷入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产生巨大分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为了掩饰这种无奈，中共一方面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坚持“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和新闻管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利益与全球战略上的一系列磨擦，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上的固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