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

由于各种信息渠道受到严格管制，中国民众很难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在意识形态教育宣传的诱导下，民众往往习惯于跟着官方宣传机器的宣传认识事物，缺乏独立判断事情真相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准备。甚至当人民对当局有所不满时，这种不满的表达在潜意识层面仍然被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操纵，结果无意中还是落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认知系统。一位退休官员对中国现任领导人非常不满与失望，而他的不满与失望却是用批评美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某一天笔者曾听他愤愤不平地说：“人家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敢对美国说‘不’了iii。”他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只有毛泽东敢和美帝、苏修抗衡，比现在的领导人强多了。在这个典型例子中，对当今领导人不满的表达却变成了赞扬现实政治的根源即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创者，也算是中国时下的黑色政治幽默。

在这种宣传教育的洗脑作用下，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及专制集团，很自然地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朋友”。从1989年开始，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但中国的新闻舆论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到那些摇摇欲坠的专制集团一边。哪个国家发生了支持民主的示威游行，中国的电视镜头总是出现那个国家的专制者身影，所有的媒体总会反复播送那些专制者的声音，并谴责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以前，中国政府通过媒体表示了对齐奥塞斯库(NicolaeCeausescu)这个专制者最有力的支持，他被处死的消息一直压到最后瞒不住了才以一句话新闻公布，官方媒体对此事的惋惜之情连媒体受众都能明显感觉到。

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中国的媒体天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反对霸权主义，将萨达姆·侯赛因(SadamHussein)当作“反霸权英雄”广为宣传。至于萨达姆·侯赛因到底依靠什么残酷的专制手段统治伊拉克，伊拉克民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中国民众则毫无所知。由于中国政府这种“孜孜不倦”的宣传灌输，萨达姆在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竟成了“十大青春偶像”之一，持这种看法的青少年的理由竟然是：“全世界有许多国家怕美国，而萨达姆不怕，他有骨气。”据报道，这位青少年是一位经过学校挑选的品学兼优的学生iv。这些天真的中学生有如此看法，当然是中国传媒坚持的“舆论导向”潜移默化的结果。在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Iraq）战争中，中国的官方媒体秉承政府旨意，继续支持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先是盼望他能击败美军，后来又为他的失败而惋惜。2003年12月，美军在伊拉克抓获萨达姆·侯赛因，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此新闻时，播音员的表情颇为沉痛，而当随后播出伊拉克发生袭击美军的事件时，播音员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2006年1月，萨达姆受审，充斥中国所有报刊与网站的竟是一边倒的报道“萨达姆再次出庭受审，高呼‘打倒’布什”（有的则为“打倒美国”）v。在中国媒体上，萨达姆永远是个反美英雄。

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齐(SlobodanMiloshevich)是中国媒体美化的另一个“英雄人物”，中国的新闻从不播放他一手制造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罪行，中国人民只能看到的他的“人民”用“肉体”去保卫大桥的“感人”（实则是愚昧）场面，只能听到他被国际法庭审判时振振有辞的辨护词，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位“英雄”正是被他的人民交到国际法庭的。由于根本听不到前南斯拉夫人民为这场国际大审判发出的欢呼声，只能听到中国媒体为米洛舍维奇的鸣冤叫屈声，以致于不少中国民众至今还在为这位“英雄”的结局难过，认为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犯下的又一罪行。

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对这种“宣传教育”有一些“免疫力”，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虚假宣传受到了几次致命的打击。一是毛泽东当年“最亲密的战友”、“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的“叛逃”事件，挫伤了一代中国人的心，让他们觉得毛泽东和政府的话不那么可信；二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敌”“友”变化太无常，原来中共唯命是从的“苏联老大哥”变成“敌人”之后，“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也接着成为“敌人”，而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后来又成了中国最看重的国家。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最初几年中，“美国侵略中国”之类的宣传完全从媒体上消失了，代之以大谈特谈美国的“飞虎队(FlyingTiger)”如何在第二次世界打战中援助中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hennault)的夫人陈香梅(AnnaC.Chennault)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她的中文传记都出了好几本。这种完全出于政治利益需要而不断改变的“宣传教育”，最后在真相被揭穿之日，让6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人对这种政治宣传逐渐产生了一些识别力。此外，中美关系的解冻也给当时极端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中国人多少知道地球上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代人当中许多城市青年曾在“文革”时期被迫迁居农村以农业劳动勉强为生，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共统治在社会底层最黑暗的现实，因此中共的欺骗宣传很难让这些人再度上当。

在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少数人敢通过国外电台的中文节目了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真相，但政府对收听国外电台的管制和惩罚非常严厉。那时，听“美国之音”(VOA)、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及设在香港的“福音之声”、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电台的广播节目均被当局视为“收听敌台”的严重“政治罪行”，一经发现会被判刑。直到毛死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贫瘠的中国大地才重新沐浴到欧风美雨，80年代对收听外国电台的限制有所松动。但是，最近两年“收听敌台”居然又成了当局抓捕一些异议人士的理由。

由于中国政府只推行经济改革而坚决拒绝政治改革，官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毛时代一脉相承。1989年的“六四事件”结束了80年代短暂的相对开明，中国政府总结该事件的“经验教训”时，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视为“六四”事件的根源，并重新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宣传确立为此后的操纵媒体方针，这套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针就是丑化西方社会和民主政治，灌输“民主会造成动乱”的说教。因此，90年代的宣传和教育领域内出现了明显的毛式意识形态回潮，现在中国的年青一代恰恰是官方严密控制的教育系统在这个“倒退时代”“造就”的“成果”。只要对中国政府现行的宣传和教育方针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其鼓吹的理念正好与人类文明所主张的理念完全相反。这样的宣传、教育系统对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都有着完全扭曲的解释。例如，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张，被中国政府宣传成“美国霸权主义借人权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60年代以后出生、成长于改革时期的中国青年，对当局的这种宣传并不具有“免疫力”。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但在中国的小学、中学里，教科书的内容变化不大，依然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始终，依然是空洞的“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意识形态说教充斥其间。整个学校系统里强迫学生年复一年地背诵这些政治教条，完全按照官方意识形态来实行奖惩。然而，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每天言传身教的却是他们那无耻的贪污腐败行为，与教科书上宣传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于是，年青一代从小就学着如何“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观念（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小学生里就培养“学生干部级别”概念的国家），社会道德崩坏由此而始。

对于历史真相，尤其是共产党建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至今官方都讳莫如深，一直采取遮掩甚至歪曲的态度加以粉饰。2001年7月，中国政府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光辉历程展览”，但在这一展览中，不但看不到“六四”天安门镇压的真实历史，甚至也看不到“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1957年“反右派”等残酷历史。这些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的历史完全被当局抹杀得干干净净，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完全被装点成另一幅模样。对年青一代来说，“六四”真相是什么已经众说纷纭；给中国民众造成重大伤害的“文革”更是恍如隔世。现在互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青人（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为“文革”招魂，说“文革”中没有贪污腐败，并且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大民主”，盼望着回到“文革”时代。在今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被圣化的符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带领中国人民反美反日的伟大民族英雄。

这些浸透中共意识形态的反美教育，长期以来起着潜移默化的“涓滴效应”，腐蚀着中国年青一代的心灵。即使是一些到美国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由于青少年时期在这种充满虚伪与叛卖（政治运动中需要检举他人以求立功或者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教育下养成的人格缺陷，也容易使得他们为了一些实际利益而说谎。比如一些海外留学回国工作的人，为了在政治上取悦当局，在中国称美国是“假民主，真霸权”、“美国的新闻自由完全是假的”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反美宣传起了中共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