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政府执导的传媒“仇美爱国秀”
这种“涓滴效应”培养了中国青年严重的仇美情绪，最后成了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刻意利用的外交筹码。从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Yugoslavia)大使馆被炸事件开始，到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国政府一直刻意通过传媒制造仇恨美国的“民意”，并放大而成“反美浪潮”。从下列这些事件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共宣传部门是怎样指挥媒体从事宣传的。
1、1999年“5·8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vi
谈到“5·8事件”，就必须追溯中国政府对待科索沃（Kosovo）战争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中国公众对这场战争的起因几乎一无所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政府对美国和北约(NATO)持批评态度，再加上信息闭塞、观念陈旧，大多数中国公众以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恃强凌弱的不义战争。当北约空军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设施时，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个地下室遭到北约空军数枚穿透式导弹的袭击，地下室内的设备被炸毁，有3人死亡。中国官方宣称死者都是记者，其中一位“属于”面向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光明日报》，该报现在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任何有别于中国官方版本的新闻在中国根本无法传播。于是一场狭隘民族主义的反美风潮便席卷全中国。在简单的“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逻辑下，中国传媒一方面抨击美国、主张“向美国讨还血债”，另一方面对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府寄予极大的同情。2001年6月底米诺舍维奇因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后，中国民众均感震惊愕然，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思考：自己当时是如何被政府有目的地加以蒙蔽。
1999年5·8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开始从上到下的动员－－这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经常使用的动员方式。在80年代，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从思想到行动上都表示抵制，这种动员方式较少使用。但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使用这种社会动员方式。这种动员方式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党政军民各系统的“单位”，向下逐级传达中央文件；二是让中共出钱豢养的“政治花瓶”如各“民主党派”、官办“宗教团体”等纷纷表态“支持中央的正确领导”；三是强迫民众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行动，并声称要将此作为“政治表现”记入个人档案。
5月8日当天，全中国只有中央电视台播了简短的消息，民众只能通过互联网知道一些信息片断。几乎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是在次日上班后被召集至各媒体的总编室开会，宣读中宣部的“紧急电话通知”（必须说明的是，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政府下达文件时有些文件只准念，不准听的人记录，文件的原件宣读过后全部要回收，以免泄漏出去造成“不良政治影响”。采取如此鬼鬼祟祟的方式，主要是当局担心其举动会传到国外，不留下任何文字证据就可以随时抵赖，避免被国际社会批评而承担政治责任）。该“紧急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只准采用新华社稿件与《人民日报》文章；不要受海外任何舆论影响。（2）各报必须根据中央精神撰写评论员文章，统一行动。既不能脱离中央精神，又要做到丰富多采，不可完全逐字逐句照搬新华社通稿。尽量不要让国际社会看出是政府领导下的统一行动。（3）每天的新动态报道，要根据宣传部具体指示。（4）如有违反党的宣传纪律者，要负重大政治责任直至追究刑事责任。（5）各学校党组织要组织学生游行，但企事业单位还应该照常上班。
此后的几天，各媒体每天的头版相关文章虽然是照抄新华社稿件，或根据新华社“通稿”的内容该写成“本报评论员”文章，但还必须呈报宣传部审看后方可登载。宣传部对于头版尤其是头条新闻的标题应该怎样做，文章中应该怎样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怒”，包括通栏标题（报纸从左到右排满称之为通栏）的字号，都有具体规定。即使是“表示愤怒”，也得要看“上级指示”，“上级让表示时就表示，上级叫停就得停止”。到了5月10日，笔者居住的深圳市各新闻媒体接到宣传部指示：深圳大学已经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各媒体记者赶赴现场“采访报道”。当记者们赶到现场，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姜忠得意地介绍，她是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让学生们“表达愤怒”，站在头一排的学生高举的标语是“反对霸权主义”，没有出现“不适当的口号标语”，所有的口号都是学生会干部在各系党支部亲自监督下制作的，学校里发钱给大家购买笔墨纸张，游行时所需要的汽水饮料、学生们的午餐补助费与教职员工的加班费已经全部发下去。然后她宣布：“现在一切已经就绪，记者可以开拍。”
这里需要说明什么是“不适当的口号标语”。5月9日北京各高校组织大学生上街游行时，有人写了一块“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牌子。中宣部立刻批评，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口号标语”，因为可能会让人怀疑中国要改变引进外资的政策，但中国今后还是需要大力引进外资。当天笔者接到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和湖南师范大学一位研究生的电话，表达了他们对这种由政府导演的“爱国主义大游行”的疑问。据他们讲，动员他们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强调：在这次“有关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当中的“表现”，今后会在个人档案中记载，并作为学生入党的主要考察标准。
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但宣传部又对这种刻板的“一致性”表示了不满，认为这种刻板的“一致性”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怀疑是中国政府刻意导演的结果。于是，广州一家报纸在标题的制作上发挥了“创造性”，既“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又不是照抄新华社通稿的标题，于是得到了中宣部的表扬。笔者所在的报纸某位副总编曾想在这场“反霸权主义的爱国主义”表演中表现一番“创意”，为一条本地新闻精心制作了一个标题，叫做“反美怒潮淹没了麦当劳，美国资本家惶惶然不可终日”，但总编辑认真思考了一番，担心这个“创意”不好反而受批评，“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稳妥求全为好，于是放弃了这个带“创意”的标题。
这种由政府导演的“反美爱国主义”表演一直持续到11日中午，正当各报准备再去拍摄深圳大学学生们的反美抗议大游行“新闻”时，接到中宣部通过深圳市委宣传部下达的电话通知：所有的学校应该即日起恢复学习，“党中央很理解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但现在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完成教学与生产任务，才是对霸权主义的最有力打击。此后只需要在一版的二、三条位置与二版头条继续登载一些文章，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怒就可以了”；“如果有新的动作，会由中宣部指示，所有媒体只要按中宣部指示办事就行了。”
这时候的中国，因为网民还不是太多，纸质媒体扮演了宣传的主要角色。只有邻近香港的深圳与广州市居民还有一些别的消息来源。这些消息并非来自于香港的电视新闻节目，而是来自每天因探亲返大陆的香港人带过来的香港报纸与杂志。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吸取“六四事件”的教训，只许深圳与广州两地居民使用政府控制的有线电视，每逢有“敏感”新闻，深圳和广州的有线电视台就会切断香港频道，转换到其它节目。而且香港各电视台在“九七”之后也开始“自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节目上不敢太过于自专。香港只有少数纸质媒体还在坚持报道一些中共不喜欢的内容，但在中共政府日益加紧的打击下，这些内容正在慢慢消失。
在只有一种声音、“一边倒”的宣传攻势下，不要说一般民众，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没法保持独立清醒的思考，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忙于发表各种反美言论，而表示沉默者却非常孤立。最恶劣的是，对美国炸大使馆行为的批评被延伸到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评，而这正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处心积虑想要达到的一个政治目的。
2、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在南海的公海上空，美军的一架侦察机遭到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斗机的超近距离拦阻，当战斗机从侦察机下方飞到侦察机正前方时，战斗机因距离过近其机翼擦撞侦察机的螺旋桨，结果战斗机坠毁，美国侦察机受损迫降在海南岛的中国海军航空兵机场。这就是“中美撞机事件”。
“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再次执导了一场“爱国主义剧目”。这次仍然由中宣部指挥，按照执导“5·8”事件“爱国主义肥皂剧（”soapshow”）”的模式如法炮制。中国官方把中国空军战斗机撞击美军侦察机的事实，歪曲成美军慢速的侦察机故意主动冲撞中国的超音速战斗机。纸质媒体的表演则完全按照中宣部的命令按部就班、“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当“新华社消息”的统一版本在全国大小媒体登载后，中国人再次表达出义愤填膺的态度，认为“美国太猖狂了，居然派飞机来我国领空挑衅”。中国的媒体在这次冲突中，从未挖掘有价值的新闻提供给社会公众，而是口径一致地要美国“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尽管一些人心存疑问：既然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反而让它把中国的飞机撞入大海呢？对这些疑问中国政府始终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是电脑模拟“高空飞行现场”。如果说那时中国有对政府的责骂声，也是骂“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美国佬欺人太甚”；还有人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老人家如果还在，哪里容得美帝国主义张牙舞爪，欺负我们中国人民”之类的话。可怜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中国政府告知公众的情况并非全部事实真相，公众又一次被“混杂着部分真相的说谎”有目的地蒙蔽了。
此次撞机事件其实只是中美双方军用飞机的一系列摩擦中的一次，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公海上空“斗智斗勇”早已为双方司空见惯。就在这次撞机事件发生前后，在中国的《舰船知识》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写于撞机事件之前的通讯，标题是“在南中国海上空巡航”，报道了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这次撞机事件当事人）和他的长机段辉以往“与外机斗智斗勇”的事迹：“按照国际法公约，如果都在公海上空飞行，双方必须保持上下左右300米×300米的安全警戒距离。然而，段辉知道面前的这位老对手狡猾得很，你往外逼，它就向外飞一飞；你向里靠，它就再往里飞一飞。双方斗智斗勇，就像空中拉大锯，你侦察我，我实施干扰反侦察你。”该文作者详细描述道：“段辉一边驾驶战鹰，一边观察外机侦察机的动机。透过座舱，他发现外机侦察机座舱里的飞行员在向他们作挑衅性的手势，有的用手指做成‘OK’形状，有的向他们挥手，有的还把‘圣诞帽’摘下来向他们比划着什么。”这位作者不明白，在美国人的肢体语言里，用手指做成“OK”形状的手势并非“挑衅”性动作，而是表示双方之间的情况“一切正常，没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无意中透露了一些真相，即中国的战斗机经常违反国际法公约关于公海上空必须保持安全警戒距离的约定，故意以危险动作接近速度远低于超音速战斗机的侦察机。在双方风驰电掣的飞行中，只有在非常接近对方的情况下，战斗机飞行员才可能看清对方用手指做成的“OK”状手势；既然战斗机飞行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对方飞行员的手指形状，说明战斗机一定已突破了300米的安全警戒距离。这位作者还进一步介绍了战斗机飞行员按照起飞前奉命排练过的动作所采取的行动：这一描述与撞机事件发生后网上的一份材料相吻合，即王伟在执行任务中有一种玩命的勇敢，他的危险动作是出了名的，因此美国飞行员都很怕他。
发生撞机事件后，中国人本应该获得这样的资讯：第一，按照国际法公约，美国侦察机究竟可不可以在中国领海附近的公海上实行侦察活动？第二，美国飞机是否已经侵犯了中国领空？但中国虽有庞大的传媒系统，却没有在关键情节上为民众提供确切可靠的新闻，甚至存在着某些有意识的误导。这种误导同样存在于互联网上。每当中国网站的主管看到一些网民从外国媒体转来的一些消息，只要认为其与中国政府的宣传不一致，或者不利于中国，一见就删，偶而有一两条被保留下来，后面必然跟上各种各样粗鲁之极的辱骂。所有各种痛骂美国的言论则长期在网上保留，所谓“自由讨论”区的BBS完全成了一边倒地骂街。
2001年4月3日下午，北京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题为“从中美飞机相撞看两国媒体的国家意识”的讨论会，讨论者分别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其身份分别为媒体问题专家、记者、学者和研究生。与会者认为，美国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非常热烈，但大陆的媒体相对冷淡，导致中国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有人在会上发言陈述以下事实：中国政府最初不发表声明，后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意思非常含糊的声明。外交部发表谈话后，外国记者采访国防部官员时，中国官员把电话挂掉了。分析者指出，中国国内最早的报道出现在“人民网”（即人民日报的网站）上，共计三篇，“新华网”有三篇，中央电视台也是三篇报道，从内容上看，大同小异。这些报道共分三部分，最早的报道是一条简讯，讲事件的简要经过；第二部分报道是讲外交部的声明和抗议；第三部分的注意力转到了失踪飞行员身上。主要是讲出动多少军力来搜索和江泽民对飞行员的关注。这些报道的水平远不如美国媒体，美国媒体对24名机上乘员的报道非常详细，包括他们的姓名、家人、年龄、职务、家乡等等，而中国媒体甚至连飞行员的名字都未写出来。
在这次会上，《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记者针对这些批评，比较委婉地指出，这不是媒体的责任，因为媒体报道什么不由他们自己选择。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新华社总共就中美飞机相撞事件播发了中文三条（即《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篇新闻），英文六条，稿件都是来自外交部的“新闻通稿”，根本不是记者采写的新闻。与会的香港《大公报》记者干脆承认，香港的一些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也是“党的喉舌”，其稿件也是记者到中国外交部“等来的”，只是拿到外交部稿件的时间比新华社还早，报道形式比中国大陆要丰富一些，有图片，还有新闻，有学者的评论，有外交部的发言等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