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人为什么对美国的“9·11事件”喝采？

如果说上述两次中国政府执导的“反美爱国秀”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了冲突，中国青年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渲泄了一种“爱国主义情绪”，那么在紧接着发生的与中国利益完全无关的“9·11”事件中，中国政府最初所表现的幸灾乐祸与冷漠，以及在这种官方态度暗示下中国网民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幸灾乐祸，则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美国公众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解到“中国人恨美国”。

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先是非常冷漠，直到美国多年的宿敌、古巴(Cuba)统治者卡斯特罗(FidelCastro)都发电文向美国政府致哀后，才不得不有所表示。而许多中国人却发出让国际社会非常震惊的一片喝采声。

中国媒体自然保持与政府一致的冷漠，“9·11”事件发生以后的两天之内，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络，都不向读者和观众提供详细的资讯，因此中国民众最初并不了解事件的背景和灾难状况。按传媒的职业要求，国际社会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负责任的报纸至少应该用主要版面详细报道最新消息，满足读者的“知情权”，甚至可以出版号外。可是，中国的主要官方媒体并未这样做，就连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也只是在第1版右下角发表了一则简单的消息。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更是少得可怜：它既未提供事发现场的实况报道，也不转播别家电视台的实况新闻；不但不安排专任驻外记者收集世界各地的反映，也不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事件的背景和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评论。这种做法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后那种喋喋不休的宣传，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中央电视台号称拥有10多亿观众，有“焦点访谈”、“直通现场”、“今日世界”、“实话实说”等节目，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活动中曾以现场直播等方式显示了强大的技术实力。然而，面对“9·11”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些名牌栏目与电视台的先进设备却完全未发挥作用。许多中国人为了及时获得信息，只好收看香港“凤凰卫视”的现场直播，一个耗资巨大的国家电视台竟如此丧失新闻敏感度，完全是政府操控的结果。少数头脑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就此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在中国国内没有可能发表，只能被千方百计送到海外杂志上登载，这些分析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即时记忆。

一位学者记述了中国人在“9·11”事件后的反应：在国际社会异口同声地谴责恐怖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时，中国人中“为这件事欢呼叫好的却大有人在”。他记述了以下细节：“记得消息传来的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信途中经过一个公共阅报栏，一个正在看报的工人模样的人忽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有人教训美国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叫好声，我为之愕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美国有那么大的仇恨，以致于丧失了一个人对无辜死难者的起码的同情。他见我没有回应，反而半是同情半是嗔怪地说：‘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无动于衷。’倒好像我是一个对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几天后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期间正好发生了‘9·11’事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好得很’。当我简单表达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后，另一位同事居然指责我是‘亲美派’。这吓人的‘帽子’让我实在不愿意再和他讨论下去”。“后来我还听说，‘9·11’事件发生后，许多教师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有的说‘活该’，有的说‘这是报应’，有的说‘美国咎由自取’，有的说‘本·拉登是英雄’，并因此而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为师者尚且如此信口雌黄、是非不分，年青人在网上对美国叫骂、为恐怖分子叫好，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为‘9·11’事件喝彩叫好的人决不是少数，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学者、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这种情况在非阿拉伯国家中并不多见”。

“911”事件后有那么多中国人幸灾乐祸、连声叫好，当然与阻碍信息传播的媒体管制有关。这位作者进一步分析：“这种落后的媒体管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又与有人(笔者注：指政府，因该教师在中国，不便直说)总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老百姓当作‘群氓’（愚昧无知者）有关。他们阻碍信息传播，限制新闻自由，不想让大家了解真实情况，无非是害怕他们‘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因而丧失其既得利益。在一个把新闻媒体当作‘喉舌’和‘工具’的国家，在一个想把人培养成‘奴才’或‘机器’的社会，大多数老百姓往往是任人摆布、备受愚弄。他们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利，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头脑简单、目光狭窄、人格扭曲的状况就代代相传下去。时间一长，整个社会便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大家不是反思自己不争气的历史，也不去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多年前误入歧途的原因，而是把中国的腐败落后归罪于外人。例如，前几年在国内引起轰动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就承认，他们小时候被教育成要敌视‘苏修’，长大后又被引导着‘仇恨’美国，他们的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有关。除了这种为自己在权势压力下的窝囊寻找外国‘代罪羔羊’的心态外，有些人还产生了一种‘不盼自己发财、只盼别人倒霉’的变态心理。在这次‘9·11’事件中，不少国人高声叫好、幸灾乐祸，其实也与此心理有关viii。”

在政府与媒体长期的误导下，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的中东与亚洲政策曾经严重损害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利益。更兼少数学者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从美国短期访问（1个月）回去后，将美国经济发展与美国人民的富裕说成是“美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这种以“了解美国”的学者身份说的话更具盅惑作用，促使中国公众将仇美情绪最后转化为质疑以美国文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并为伊拉克、北朝鲜等国的专制、独裁以及愚昧、阴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呐喊助威，这就是“9·11”事件以后不少中国人幸灾乐祸的原因。这种情绪从来就不曾消减，2003年1月3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一些中国人在网上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包括“放鞭炮庆祝”，“可惜死得太少了”，“感谢真主保佑伊拉克”这类言论都出现了ix，这只能说是中国政府敌视人道主义的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2003年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受伤害感，指使媒体为萨达姆叫好助威，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更是成了中国政府控制舆论误导中国民众的一个主要窗口。在这个频道中，许多有关战争的消息都是扭曲与不真实的，萨达姆·侯赛因继续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英雄”形象出现，其他的媒体自然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一些民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战争真实状况，对政府这种愚民控制表示了极大愤怒，但这种愤怒最终只能以在网上发贴子的形式渲泻x。

蛊惑人心的媒体和卑劣的大众心理，历来都与虚伪无耻的政府相辅相成。一个封闭、禁锢的舆论环境只能造就国民愚昧、狭隘、麻木、无知、虚骄、狂妄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与人类的理性和爱心格格不入，还容易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从而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造成危害。

中国仍然是一个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有更多的戏剧化场面，但可以辨识的事实却不多。(Chinastillisajournalist'sdreamandastatistician'snightmare,withmorehumandramaandfewerverifiablefactspersquaremilethananywhereelseintheworld.)

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