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府对信息源与记者采访的严格控制

中国的中央政府控制传媒依赖的是政治权威与科层组织一级级下传的高压政策。地方政府因为没有中央政府那种最高权威，控制手法则相对多样化：对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当地传媒利用政治控制，对不在自己管辖下的外地传媒则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一是暴力威胁记者，二是通过记者所在地政府管制记者的采访活动－－这种方式中国官场俗称“打招呼”，包括让记者所在地政府给传媒施加压力，通过传媒的负责人来限制记者活动。

这种控制首先从信息来源开始，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控制。信息来源可说是记者职业生命的血液，没有通过消息来源提供的线索，记者根本无法活动。对于记者的采访，信息源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信息源的直接与新闻价值直接相关。信息源越直接，就越可以保证消息的时效性与可靠性；其二，最大限度地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是一个记者从事采访的基本工作条件。因为新闻的本质就是反馈从受众那里获取的信息，并通过各种传媒，如报纸、电视、电台等将信息源扩展到最广泛、最普通的公众中。

中国政府的控制一方面是控制本国新闻记者的活动，通过多年压制让传媒养成“自律”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权力控制新闻来源，限制民众为国内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记者提供新闻来源，包括禁止学者们发表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这种控制除了通过第二章谈到的各种法规与政府文件，还有不少是属于地方官员根据中央管制传媒的精神进行的随心所欲的创造。在政府严格的管制下，中国许多新闻业界人士只能尽职地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或者想方设法利用“新闻”这一社会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但在新闻业的整体堕落中，还是有一些社会责任感强的记者努力做好“耙粪者”这一角色。在政治高压之下，他们只得采用一种有“保护色彩”的办法：假设中央领导是英明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并将地方政府的种种腐败行为及其恶果说成是少部分官员的个体行为。这些记者认为，只要他们能够写出反映真实情况的报道，让中央领导了解社会的阴暗面，这些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他们认为采取这种“只骂贪官不骂皇帝”的自我保护手法就能保证个人安全。在90年代前期中国地方政府还未“黑社会化”时，这种办法确实偶而有效。但越到后来，这些敢于揭露黑暗的记者所面临的困难越大，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对待新闻传媒态度上越来越趋向一致，不少记者在受到报社所在地政府的诬陷与打击时，其他地区的一些媒体勇敢地给予了支持，但中央政府却可耻地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其实就是对地方政府劣行的一种默许与鼓励。

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贪污腐败高发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如广西南丹矿山灾难、南京投毒案、辽阳工人持续请愿等类事故、事件频发，但这些消息很难顺利见之于国内媒体。几乎每一事故的披露，都是一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艰苦斗争的结果，其中的痛苦曲折多为公众所不了解。记者们与之艰苦斗争的主要对象，不只是被揭露报道的主体，而是中国各级政府。这些报道有时能见诸于媒体，迫使中国政府出面表态“解决问题”。但令人悲哀的是，这些报道的结果并没有为这些勇敢的记者带来荣誉，而往往意味着他们职业生涯的结束，甚至为他们带来牢狱之灾。

如果说中国政府治理国家无方，整个国家被官员们折腾得乌烟瘴气，但在控制新闻采访方面却狡计百出，让人不得不叹服他们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