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地“矿难”发生后例行的新闻封锁
从90年代中期以来，在地方领导亲自授意下，以暴力方式阻挠新闻采访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阻挠采访的人中，有醉酒闹事的地痞，有称霸一方的不法之徒，也有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这些人的背后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由于中央政府对这种屡屡发生的暴力干预采访事件保持沉默，地方政府越来越大胆，在广西南丹与江西宜春发生的几起阻挠记者采访事件当中，地方官员及公安、检察等执法机构竟公然出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冲沟煤矿大爆炸后，在现场指挥抓捕记者并强行将记者胶卷曝光的竟然是该省副省长刘长贵。曾亲身采访过一些大事件的广州记者赵世龙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发表，那里面记载的情节非常生动直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如何成为一个“高危行业”的ii。
1、2001年“7·17”广西南丹矿难
2001年“7·17”广西南丹矿难（死亡81人）发生后，南丹市政府部门欺上瞒下，想尽办法封锁消息，并下令警察看见记者就殴打。10天以后闻讯赶去的广西本地媒体有广西电视台、《南国早报》、《八桂都市报》，但都被当地政府拒之门外，并坚称该地并无任何事故发生。矿方也矢口否认发生了矿难。因为当地矿方与黑社会有勾结，矿工受到威胁，不敢与记者接触。
《八桂都市报》一位记者因为进不了矿区，就在事故发生地点附近一处山头上找到一处悬崖，想从那里拍摄往外淌水的出事洞口。结果树丛里钻出两名持刀男子，逼住记者喝问“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记者？”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做了（杀了）他，丢下去。”记者吓得半死，趁他们没注意，将裤袋里的记者证与身份证都丢下悬崖，谎说自己“是来找亲戚的”，那两名男子没搜到什么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将信将疑地将记者赶出了矿山。记者们后来经人指点，分别到了罹难矿工最多的贵州某县，拍到了多名矿工家人哭祭、焚烧死者生前遗物的镜头，才算是找到了一个采访突破口。
当记者拿着录相带请当地官员看时，还有官员质疑录相带的真伪，说是“假的”，坚决不肯承认。广西自治区一名副书记甚至指着人民网（《人民日报》办的网站）记者破口大骂，开事故报道“统一调度会”（即政府发布统一的信息）时将人民网记者拒之于门外iii。
2、2001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黄茅村爆竹厂大爆炸
由于中国政府在“南丹矿难”中积累了丰富的控制传媒经验，以后再发生这类突发性事件，记者们几乎无法再到现场采访，这里摘录江西省政府在江西万载县黄茅坑村爆竹厂爆炸事件中的新闻封锁资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在封锁新闻方面的“智慧”与“技巧”。
2001年“7·17南丹矿难”的悲伤还未从中国人心头消除，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再次发生特大爆炸，黄茅村爆竹厂方圆数百米尽成焦土，数百米外房屋尽数毁塌，数公里内的房屋玻璃窗几乎无一完好，连铁门也被气流震得扭曲变形。爆炸发生后，地方政府极力封锁消息，当地公安在出入黄茅镇的主要通道设立路障，阻止记者接近现场，即使接收伤者的万载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也派有武警驻守，江西当地传媒对事件更是只字不提。而新华社则报道截至31日凌晨，只掘出20具尸体，却绝口未提失踪人数。不过由于这次爆炸威力极为惊人，当地居民均难以相信仅有20人死亡，揶揄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统计学”iv。
由于当局严禁江西传媒报道，南昌市民竟不知本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爆炸事件。侨居国外的江西人从网上获悉此消息后，打电话回家，江西人才知道身边发生了如此恶性事故。对于万载县在一年内发生两大死伤枕藉的大爆炸，网民反应悲戚。但更令人震惊的则是万载爆炸案外的新闻“封锁”战。
《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5日曾有一篇详细报道谈当天各媒体记者的遭遇。因为同类事件在中国发生不少，此事颇有代表性，摘录如下：
事发当天，中央驻江西各新闻单位（除新华社外）得到有关通知，不要去现场。湖南部分媒体借助地缘优势，及时赶至现场，趁现场尚未来得及管制，拍摄了第二次爆炸等许多珍贵的镜头。当天下午，离现场10公里外，通往黄茅镇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除新华社和江西省主要媒体记者外，其他媒体记者不得进行采访。《人民日报》与《江南时报》的记者，当时来到离现场10公里处的潭埠镇时，通向黄茅的道路已被管制，除了警车和救护车，所有车辆都不得通行，连摩托车也不例外。于是转向离黄茅11公里的株潭镇，想从另外一条道路进去，结果发现同样是徒劳的。在领路人的介绍下，《中国青年报》记者只得花高价雇请3辆摩托车从崎岖小路前往。
湖南部分媒体记者的采访车只好折回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该地与爆炸地点相邻），采访爆炸事件中的伤员。没想到当天下午，医院来了几位穿公安制服的人，坚持要将在这里治疗的3位伤员转院到万载县，文家市镇医院坚持用救护车送伤员。晚上，这几名湖南记者躲在救护车里“混”进了现场。
12月31日上午11时许，《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在途中被拦下。他们在万载县宾馆的记者接待室发现这样的规定：“禁止所有记者到现场拍摄、录像；在各路口设卡检查，各站卡配备一两名宣传口的工作人员做说服工作，防止记者进入现场，并劝其回城。”
《羊城晚报》（广州）记者赵世龙在事故发生当天就赶到现场采访，但不久接到报社的电话，说江西有关方面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发了传真，报社领导要求记者撤回。
1月4日，听说通往事故现场的路已经取消管制，《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人驱车赶到黄茅镇，发生爆炸的攀达公司大门紧闭，一个记者模样的青年正被一群人围住，手中的照相器材被抢走，这群人叫嚷著：“到派出所去！”那群人中突然有人叫道：还有两个，把他们一起带走。一群人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包抄过来，厉声责问：“你们是哪里的？拿证件出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坚持要他们先拿出证件。正当双方处于僵持之际，一个穿皮衣的胖子跑过来，大喊：“把他们抓起来！”《中国青年报》记者要他出示证件，他把一个证件递过来，上写“万载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字样，名字还未看清之际，这位副检察长就将证件抢了过去。《中国青年报》记者吴湘韩随即出示了记者证，副检察长抢过去看后立即说：“这是假的”，并要记者与他们一起去派出所。一个50岁左右的人冲上来就把记者掀翻在地，并推搡著往前走。另一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李菁莹赶紧打电话和报社联系，那位副检察长叫道：把她的手机抢了！
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往浏阳方向赶，路旁的几个农民向记者招手，并把记者领去看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损坏的房屋。有的农民把记者领进山里面才敢反映情况，他们透露，镇里向他们打了招呼，不管谁来采访，都不要理睬（即不让农民向记者反映情况）。
下午，拿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名片的一年轻人秘密约见记者。他指证，其中将记者按倒在地的那个人是镇里聘用的一个“街痞子”（流氓），当地人见了就怕。他还说，与记者发生争执的那群人是专门在现场抓记者的。
爆炸后，万载县政府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派出大批公安堵截记者，并坚持只有9人死亡，其后才修正为14人死亡。由於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信，大陆传媒显然受到各种限制，连以前在揭露广西南丹锡矿惨剧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网这次也缄口不言。
江西省政府指万载县大爆炸是一名女工操作失当引起的“意外”，这种无耻的谎言终于引致该省政府管辖不到的北京报纸的猛烈抨击。北京《工人日报》2002年1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不能接受‘意外’”的署名评论文章称，“耐人寻味的是，南丹事故掩盖真相和粗暴干涉记者调查的现象，如今再一次在江西万载重演。现在，有的地方只要发生安全事故，当地官员就像惊弓之鸟，记者成了政府努力封锁的对象。这种企图掩盖真相的做法，究竟甚麽时候才能彻底结束？”文章最后表示∶“我们不能接受万载爆炸事故是一场‘意外’的说法，那些在爆炸中死去的冤魂更不能接受。”v
尽管官员们还是蓄意说谎，但网络聊天室里对真相的揭露到处流传，最后迫使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公开道歉。但这些记者们的行为并未得到任何一级政府的肯定，就在此次震惊国际社会的重大事故发生后的18天，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产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作出如此回答：“安全生产事故的报道，原则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道，伤亡人数，处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vi
上述被揭露的事件，只是中国每年许多矿难中的很少一部分。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一条简短的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接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就多达14,000起，大约15,000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400人－－每次事故只死亡了一个人，每100起火灾只死亡了不到一个人，这种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统计数字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南丹矿难”与江西万载两次大爆炸，只是掀开了中国频繁发生的企业生产事故的一角。每次事故后面都有不少人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而中国政府却只想控制舆论，粉饰太平，甚至连改善政府工作的愿望都没有。只要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控制舆论上，孜孜不倦地维持纸面上的“安定团结”，这种事故频发的状态就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