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殴打记者的暴力方式阻挠记者采访

在今天的中国，暴力殴打记者阻挠采访之类事情到处发生，但能见之于报纸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些案例而已。下面是一个记载详细的典型事例：

2002年1月5日，《济南时报》（山东省）记者赵京桥、吕廷川和《山东青年》杂志记者杨福成因接到山东省宁阳县泗店镇西孟村村民投诉，一起去该村采访。该村村民投诉村支部书记柳方柱贪污，私设“小黑屋”，动用刑具殴打村民。三人完成对村民的采访后离村，途中接到《山东青年》杂志社电话，说宁阳县公安局要追截记者，命他们立即返回济南。但不久，七、八部警车鸣著警笛全速追上来，拦下采访车。下午4：30左右，宁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纪伟建到场，将记者带回县委宣传部，交由泗店镇姓张的镇长审查。

张镇长指记者在西孟村唆使村民殴打镇政府的工作组人员，迫记者交出所有菲林、采访笔记、录音带等。晚上7：30左右，纪、张两名官员离开办公室，十多名便衣警察便冲进来，围住三名记者拳打脚踢，其中赵京桥头部受到重击，伤势沉重。随后，三名记者被带到公安局审讯。其间，赵京桥因指认打人的警察，再次被痛殴。当时这些警察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门口殴打记者，宣传部的官员们竟无一人出面阻止。直至夜间12点多，《济南时报》特派小组赶到，警察才放人vii。

其实，这种由政府指使警察与黑社会成员殴打记者，且无须负任何法律责任的事情在中国经常发生，起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在政府行为的影响下，凡自认为背后有政治靠山的人都如法炮制，殴打记者，阻挠采访。有心人曾整理见诸于报纸的事例，仅2000年9月～12月在中国就发生如下袭击记者事件：

9月16日，福建省宁德电视台记者在现场采访公判大会时，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邓强不但阻拦拍摄，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记者大打出手，扣押摄像机。

9月28日，中国质量万里行采访团与西安质量监督部门对当地的“野玫瑰”电脑城进行执法检查时，电脑城总经理钱小焰率人撕毁执法证件、追打新闻记者，中央电视台价值57万元的摄像机被损坏，两名记者、一名执法人员被打伤。据说这位老板在当地有政治靠山。

10月16日，《山西工人报》两名记者在该报资料室被山西医用电子仪器厂党委书记张秀英带领的20多人围攻，原因是该报刊发了一篇关于该厂兼并纠纷的报道。

10月16日，《南方都市报》两名记者在广州市白云区采访时，被护村队员用铁棒和木棒击中头部，当场昏迷，手机、采访本被抢走，现场群众无人报警。当时记者正在对一宗家族暴力事件进行暗访，打人凶手这样说：“记者又怎么样，敢来随便乱问，打死你们！”

11月7日，就是中国政府宣称要保护记者权益的“记者节”前一天，广州市郊一台资鞋厂发生特大火灾，1,000多平方米的3个仓库被烧毁，《羊城晚报》4名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被该厂指使的一群人恐吓、推搡、追打。

11月9日，记者节刚过，《南宁晚报》一记者在途中发现车祸，当即报警并拍照，受到酒后驾驶的当事人无理阻挠和推打。

11月20日，山东省济南市南郊热源厂的一处施工工地突发塌方事故，5名民工被埋，最终4死1伤。《生活日报》和《齐鲁晚报》的记者在采访拍照时，被工厂保安辱骂围殴，一名记者被打成脑震荡，摄影器材被毁坏。

11月22日，歌手毛宁被刺伤，《北京青年报》两记者在赶到朝阳医院采访时却遭到毛宁身边人的阻挠殴打，相机被抢，胶卷被曝光。此事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12月4日，陕西省《华商报》6名记者在山西河津采访天龙煤矿爆炸事故，被矿方的打手用砖头和棍棒袭击，记者组被打散，两名被打伤的记者失踪viii。

2007年1月9日，《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试用记者兰成长在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煤矿采访时，被该矿派出的一群打手打成重伤并于次日身亡，他的一名同事则被打断了腿。而最奇怪的是，大同市政府并未追查凶手，反而在兰成长死亡当日（即1月10日），大同市政府推出一项“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专项行动”，并为此次行动颁发了相关“决定”，规定“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ix――兰成长刚聘用半个月，不可能领到新闻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在当局眼中，兰成长被当成“假记者”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