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央文件汇编”竟然成了反动书籍

由一家官办杂志社将中共中央公开颁发的文件汇编成册，竟被地方政府指控为编“反动书籍”，这是一件可能让外国人永远也不明白，中国人虽然懂却很难向外国人讲明白的冤案。

1、悲悯农民之苦，一杂志出版“中央文件汇编”

中国农民的负担之重，是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从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多次颁发各种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简称“减负”）。江西省政府农村工作委员会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向农民征收各种根本不在政府规定之列的费用（政府将此种现象称为“收费搭车”）、强迫以资代劳（即随时下令要农民为政府出工，但最后又因为没有工可做，于是强迫农民出钱代工，实际上是为基层政府聚敛钱财找个合法借口）、教育集资（以振兴教育办学为名，向农民征收各种费用）等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因肆意乱收费而导致干部与农民关系极其紧张，冲突时有发生。

在此情况下，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下辖的《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桂晓琦认为，应该将中央历次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让农民根据这一手册所载的政府法规，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以减少农村基层政府乱收费而导致的官民冲突。出于这一想法，一本以《农村发展论丛》增刊名义出版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出版了。

即使按中国现行出版法规的严苛标准来衡量，这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也是合法的。该手册的内容共包括以下几部分：

主要内容：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政策法规，共计24篇；

（2）江西、湖南等省贯彻中央“减负”精神和村民自治、土地管理、移民建镇的文件及政策法规，共计15篇；

（3）由江西省“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蔡海康、江西省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盛长生等人撰写的“农民负担热点问答”，共计108题。

附录部分：减轻不合理农民负担的途径：A、抵制；B、举报；C、申请行政复议；D、提起行政诉讼；E、信访（指向上级政府部门写信反映情况）。

这本书的扉页上印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讲话，封二还提供了江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农村问题投诉电话号码。这本书未放在书店里公开卖，而是由农民直接到《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购买。从2000年7月29日到8月11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共卖出了12,000册，购买者全是清一色的农民。农民们拿着这本由政府文件汇编而成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等于拿到了法律依据，并据此向当地政府的基层干部据理力争，讨论哪种收费是合法的，哪些属于不合法的乱收费。

2、厄运降临，中央政府文件汇编成了“反动书籍”

然而这本经过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的宣传中共中央政策的书，却遭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最初，这本小册子被一些干部说成是“法轮功”编的“反动小册子”（注：199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与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是应该予以取缔的非法气功组织），要没收这本农民们千辛万苦买来的政府文件汇编。

2000年8月21日，正沉浸在“为农民办了一件好事”的喜悦中的《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销售《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并收回已经售出的书。接下来就是政府部门依据购书农民的登记地址，分头下乡，“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手册；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包括公安机关也接到指令，要求“挨家挨户”收回手册，不可遗漏。有的地方先是利诱，将回购书款提高到12元（原书价为10元），希望利用这2元钱的价格差促使农民主动交书。政府的口号是“书卖到哪里，不良影响消除到哪里”。

已经购买到书的农民不愿意交回书。起初，干部对农民说的收书理由是“因为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不当”，可农民说，那将封面撕下来还给你，我们留下《手册》内文不行吗？收书的人又将理由改成“正文校对有误”，农民说哪里有误我拿笔改过来不就行了？这让收书的人很尴尬，干脆什么理由都不解释，直接强行收书。一些基层干部威胁农民：“谁收藏书，谁负一切后果”。经过半个月的收缴，卖出去的12,000册书，共有11,000册被收缴上来，送回江西省城南昌市，存在仓库里。有一位乡村民办教师，因为将这本书复印后分发给其他的农民，竟然被诬以“散布反动书籍”罪名被捕。

发行这本书的直接责任人桂晓琦，先是被停职检查。在停职检查期间，江西省省委在讨论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有分歧。大多数省委成员主张严厉惩罚，但该省的主要领导不愿意承担责任（该省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李九莲冤案”而臭名昭著，本书第一章提到过此案），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同意将桂晓琦抓起来再定罪。桂晓琦得到消息，发现自己将成为第二个“高勤荣”时，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行出逃，出逃时间仅仅只比抓捕他的时间早了两小时。江西省的官员们发话：“除非桂晓琦不回江西，回了江西就让他进牢房！”直到现在，桂晓琦还在外流浪vii。

这件事情让中国政府陷入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悖论：政府发布各种政策法规文件，本来就应该让公民知晓，依法办事；但一向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的基层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中央文件于我们有利，我们就执行；于我们不利，那就不能让民众知道，必要时可以把中央文件定成“反动书籍”。

此案详情在影响很大的《南方周末》发表之后，不能说“中央政府”与“中央领导人”不知道，桂晓琦本人也到国务院农业部投诉过，但中央政府各部门居然没有一个官员就此事质问过江西省政府。这段经历让还想为“党的利益”做点事的桂晓琦特别寒心。在与笔者谈话时，他只好以自己的命运比高勤荣好一些来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