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
一
一个世纪以前，戴屯（Dayton）是田纳西州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
自从1859年达尔文建立学说，到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公立学校的生物学教科书里，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是一部重头戏，宗教气氛浓厚的保守的南方州也不例外。美国人，包括科学家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似乎可以和平共处，恰如布什总统曾经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气氛最浓的国家，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进化论教学在美国南方的展开，就是一个证明。
1921年，著名政治家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却发起了一个“反对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的运动。经过几年努力，他们在本州推动了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任何否定《圣经》创世说而代之以人类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成”的法律。它宣布教师在学校教进化论是违法行为，史称《布特勒法》（The Butler Law）。
布莱恩曾建议不要将惩罚内容写入该法，但州议员们还是写进了罚款。尽管如此，1925年3月21日田纳西州州长奥斯汀·佩里（Austin Peay）在签署此法案时宣布这只是“象征性法案”。所以此后，该州的学校没有变化，教师还是照讲原来的课本，并不担心受罚。而保守教派民众因推动立法成功，表达了自己反对进化论的立场，也感到满意。
有一个组织却把这个法案“认真”了，这就是成立于1920年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美国，ACLU近百年来独树一帜，名声响亮。它的宗旨是保护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布特勒法》是对进化论教学权利的限制和侵犯，他们就要去帮忙打官司。可要向司法挑战，必须有一个案子告上法庭。现在情况很特别：不是教师不敢教进化论，或是没有勇敢的人站出来挑战；而是《布特勒法》在田纳西州是个象征性法案，警察根本不去抓教进化论的教师。ACLU没有办法，就在田纳西州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承诺支付诉讼费用，“征”一名教师出来自愿“做被告”。
那是1925年的春天。在阿巴拉契山区的戴屯，小镇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度过一个艰难时刻。阿巴拉契山区居民点多半依矿产生存，戴屯的矿业公司刚刚破产，前景莫测，戴屯人十分沮丧。这时镇上来了一个纽约人拉帕耶，来处理矿业公司的破产。这位都市年轻人曾给几个报社写信，表示反对《布特勒法》。5月4日早晨，他偶然在报上看到ACLU的启事，突然念头一闪：这个面对厄运的无名小镇，干吗不借这个事件振兴自己呢？
他兴冲冲地来到镇上的罗宾逊药铺。美国的学校是校董制，校董会都是当地人选出来的，药铺的主人罗宾逊就是校董会主席。他听了这个主意很是兴奋，当即找来了校董会的其他负责人。大家拍手叫好。是啊，这么有刺激性话题的官司开审，一定会吸引人来。有人来，小镇就可以有钱赚。经济困境也许能就此摆脱——“为什么不呢？”
他们算了算，就数单身的年轻教师斯寇普（John Scops）无牵无挂，最适合当“被告”。他们派人去网球场找来了斯寇普，他当即就答应了。
生物教师斯寇普
此事有关宗教和科学，有关思想言论自由，小镇的绅士们完全明白这个案子“炒大”后的新闻性。他们特地拿来照相机，留下“历史性决定”的合影。然后叫来警察。虽然这个“象征性法律”并不要求警察主动执法，可有人坚称自己就是违法，要求被捕，警察只好去开逮捕证。斯寇普则又回到球场。第二天，斯寇普如约被捕，罗宾逊打电话给报社联系ACLU，事情就这么“启动”了。
小镇绅士们与斯寇普合影
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一种复杂的科学假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总是落实到“人是猴子变的”这个并不准确却很形象的比喻上。对斯寇普违反《布特勒法》一案的审判被称为“猴子审判”，轰动全国。小镇名流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不仅招来了全国的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带来了旅馆饭店客满的好生意，还招来了当时美国出了名最善辩的两个人：来自芝加哥代表被告的名律师戴洛（Clarence Darrow）和作为检方律师的著名政治家布莱恩。
“猴子审判”在1925年的炎热夏天开审。首先要判定的是《布特勒法》本身是否违宪。7月13日，被告律师戴洛作了精彩发言，要求判定《布特勒法》违宪。7月15日，这个要求被洛斯敦法官否决。既然法官判定《布特勒法》不违宪，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只是要证明被告是否违反《布特勒法》。因此，虽然被告律师戴洛从北方请来了一批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准备为进化论辩护，法官却否决了他们的出庭作证。不过在庭审第一阶段，辩方还是充分引用了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说明。
从7月13日到7月21日，这个审判一共持续了八天。最后，陪审团只花了九分钟就得出了确认被告违法的结论。然而，对于检辩双方的律师来说，法庭审判的结果是不重要的。站在戴屯的法庭上，通过新闻传媒，他们面对的是整个美国，他们在留下历史记录。
被告律师戴洛的演说尽管没有布鲁诺、伽利略面对死亡威胁的悲壮，却同样铿锵有力：“假如今天，我们容许‘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成为罪名，那么明天，在私立学校这样做也会成为罪名，而明年，在教堂的讲台上宣讲也会成为罪名。下一次的法庭上，我们禁止的就将是书本和报纸。无知和狂热总是在骚动、总是需要吞噬的，总是贪婪地要吞噬更多的东西。今天吞噬的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明天是私立学校的教师，再下面就是牧师和演讲者、杂志、书本和报纸。尊敬的法官，这是在鼓动人与人之间对抗，信念与信念对抗，如此下去，直到有一天，伴随着飘扬的旗帜和敲击着的鼓点，我们会倒退到十六世纪的光荣时代，在那里，盲从者点燃薪柴，烧死任何一个敢于将知识、启迪和文化带给人类头脑的人。”
法庭呈证的最后一天，经验老到的刑事辩护律师戴洛，居然要求检方律师布莱恩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布莱恩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出名的善辩，但是已经有三十年没有从事律师工作。这次他落入了戴洛设定的圈套。法庭对于证人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你只能对提出的问题做“是”或者“不是”的直接回答，你不能随意地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那是南方最炎热的七月中旬，当时还没有空调设备，热到如此地步，法官不得不宣布在室外一棵大橡树树阴下的草坪上开庭，上千民众把四周“旁听席”围得水泄不通。戴洛知道布莱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利用人们对《圣经》中一些传说的疑惑，通过法庭提问，用一个个《圣经》传说里的问题来“煎烤”布莱恩。他用这个办法让布莱恩表现得“愚昧”，一直到法官判定被告律师是在“骚扰证人”而宣布停止作证。
布莱恩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夏天的闷热里，他一杯杯地喝着凉水。他没有律师现场操作的经验，他知道在作证阶段，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庭审最后有一个双方律师分别结辩陈述的程序，那是可以全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所以，从此案一开始，他就在认真准备这个陈述。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戴洛耍了一个“程序性策略”，他宣布放弃他的结辩演说。这样，鉴于双方权利对等的原则，布莱恩也失去了最后陈述的机会。
最后，被告斯寇普被判罚一百美元。该案上诉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1927年1月，州最高法院以不符合程序为理由推翻了对斯寇普的判决，却并没有否决《布特勒法》。同时，州最高法院指示，为了维持田纳西州的宁静与尊严，任何检察官不得以该法再起诉任何人。使得《布特勒法》真正如布莱恩当初所建议的，成了一个非惩治的彻底的“象征性法案”。
戴洛一方，是典型的输了官司却赢得全国称道，此案成为“反现代宗教裁判”的著名案例，成为后世熟悉的故事。审判结束五天以后，1925年7月26日，在参加一场教堂弥撒后，睡眠中的布莱恩再也没有醒来。他被描述成一个悲剧性的负面人物，《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Henry Louis Mencken）对布莱恩“生命发端于一个英雄，结束于一个小丑”的评介，也广泛流传开来。
三
一年以后，布莱恩至死也没能面向全国发出的《最后的演说》出版了。可是事过境迁，再加上媒体倾向于被告，它并没有得到注意。布莱恩当年到底要说什么？如果我们今天仅仅用科学与宗教的对峙来看待这个事件，而不去深掘出它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会遗漏一些历史教训。在布莱恩的法庭辩论以及最后的演说中，有大量为宗教辩护的内容，然而，同时他也表达了清楚的超越宗教范围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即使是最贬低布莱恩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生命“发端于一个英雄”。布莱恩在政坛上几乎是一个神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的最低年龄是三十五岁，布莱恩刚满三十六岁就成为总统候选人。在他一生中，虽然从未当选总统，却总共有三次成为总统候选人。他被看作“英雄”，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历史进步的一端，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还有一些超前。从十九世纪末，他就开始反对财团的腐败，呼吁妇女的选举权，代表底层工人、农民的利益。他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普通人”。年轻的布莱恩非常英俊，是出名的银嗓子，他的政治演说和他的理念，都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只要是对美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三次入选的总统候选人，会轻易否定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有关公民权利的思想言论自由。
事实上，在达尔文学说刚刚出现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布莱恩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已经习惯宗教与科学的互容。一开始，他一直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进化论的。此后，达尔文进化论中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越来越普遍地被人们接受，被尼采等德国哲学家推向极端，这一切逐渐使布莱恩感到不安。他说：“达尔文学说声称，人类是在仇恨法则的作用下达到现在的完善程度的。进化论是一种没有怜悯心的法则，按照这种法则，强者群起杀死弱者。”他认为《圣经》是反击这种没有怜悯心法则的“爱的法则”。这正是他在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的重要内容——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一百年前的二十世纪初，清晰而道德中性的现代自然科学观念，事实上还没有形成。布莱恩所批评的，正是达尔文不应该把人类社会问题和动物进化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他引用了达尔文1871年的论述，达尔文说：在原始状态里，身体和精神上的弱者很快就灭绝了；存活下来的一般都显示出健康活力。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却尽其所能地抵挡这种淘汰过程；我们为低能儿、残废人和病人设立庇护所；我们设立贫穷救济法案；我们的医务人员竭尽其技能救助每个人的生命直至最后一刻。有理由相信，牛痘疫苗救下了成千上万以前会死于天花的人的生命。这样，文明社会的较弱的成员也在繁衍他们那种人。任何曾经饲养过家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做会极大地伤害人类种族。不注意这个问题，或者处理不对头，那么一点不奇怪，这会导致家畜品种的退化；几乎没有人会如此粗疏大意而任凭他的不好的牲畜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对自己这个品种却开了例外。
生物进化论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假说，它第一次把人类和动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发现、研究、接受它的初期，很自然地会从进化论的角度，思考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关系，甚至扩大外延，试图让人类社会沿用动物世界的法则，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包含的危险性，这种趋势非常容易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向尼采的“超人”，也走向种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作为美国中学生物学课本主体的进化论教育，也是如此。戴屯的中学所用的生物学课本，是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亨氏普通生物学》（Civic Biology Hunter, George William）。这是田纳西州也是美国很多学校普遍使用的一本教材。
这本教材在介绍了“自然竞争和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健康、体质和头脑强健者取胜”的生物进化理论之后，就将它引向人类社会。它指出，达尔文“给我们今天世界的进步提供了理论证明”。当时的进化论研究者普遍涉及的、非常容易失控而走向种族主义的人种问题，在教科书中也同样有所反映。《亨氏普通生物学》在“人类的种族”一章中，列举了五种“在本性和社会习惯方面，其基本构成都各自大不相同”的种族：发源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类型；太平洋岛的棕色种族；美洲印第安人；蒙古及黄种人，包括中国、日本和爱斯基摩人；最后，也是所有类型中最高的类型：白人，由欧洲及美洲的文明白人居民为代表。
经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论，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优生学”，成为必然结果。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在“人的改进”标题下，提出了通过生物进化“选择”的法则，“对未来人的种族进行改进”。课本中的“优生”理论，不仅仅讨论疾病和低能的遗传，还列出了后来恶名昭著的道格代尔（Dugdale）和哥达德（Goddard）调查报告，他们的调查“发现”：犯罪、酗酒、贫穷和娼妓，都是可以遗传的。
于是，在“寄生和社会代价”一节，课本这样教育孩子：“大量上述的家庭在今天存在着，向全国散布疾病、道德败坏和犯罪行为……就像某些特定的动物和植物，寄生在别的动物和植物身上，这些家庭成为社会的寄生者。”接下来，在“救治”一节，课本作者指出，“救治”这些社会问题的“优生”方法是：“假如这些人是低等动物，我们大概就杀死他们，以防止他们扩散。人道主义不容许这样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用庇护所、隔离区这样的种种方式防止生殖交叉，使得一个低等堕落退化的种族也可以生活着。”
布莱恩强烈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不道德”，指责这样的“进化理论”，把“丛林法则”引入社会，只谈弱肉强食而从来不谈人的合作，指责它把带有种族歧视、贫穷歧视、对弱势群体歧视的所谓“优生”，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的唯一方式。
当时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被一些德国哲学家接过去，用于解释战争的起因，标榜战争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举行的进化战”。事实上，这个理论的恶意推进和在德国得到刻意宣扬教育，成为民众支持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着进化论科学强劲的掩护，那些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种族灭绝理论，在当时才可能振振有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进行这样的教育同样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几个还存在种族隔离制的南方州。不能说这样的“科学教育”和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完全没有关系。一个含糊不清的进化论，给种族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
回首去看，并不是《亨氏普通生物学》的作者特别邪恶，而是达尔文学说盛行的初期，人们确实不知如何将生物和人类既在进化上连贯看待，又严格区分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法则。这些复杂问题，包括人的基因遗传的课题，直至今天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只是今天的人类，又进步了将近百年，懂得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问题了。而当时能够敏锐地指出其中的问题，能够在科学至上、新学科风靡一时的时候，提出潜在的道德问题却需要勇气。尤其是在美国，冒“反科学”、“反言论自由”之大不韪，更是需要加倍之勇气。
四
在法庭上，深知“言论自由”在美国的崇高地位的布莱恩，曾经说了一句让人惊心动魄的话：“思想也可以是危险的。”他提到了一年前的一桩刑事案件——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The Leopold and Loeb Trial）。这是他的对手戴洛经手辩护的一个著名刑事案件。
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是芝加哥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富家子弟，都聪明过人。罗伊伯狂热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1924年5月21日，他们无故杀害了一个十四岁的邻家孩子，只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智力高超，能够干成一桩“完美谋杀”而不被侦破。他们在法庭上被定有罪，戴洛律师要以辩护使两名被告免受死刑。戴洛在法庭上辩解说：“谁应该受到指责？大学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这个世界的学者们应该比他受到更多指责；这个世界的出版界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尊敬的法官，由于大学里教给他的哲学之过错，就把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吊死，这很难说是公平的。”戴洛的辩护成功了，也可见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风行的程度。具有嘲讽意义的是，仅仅一年以后，戴洛却又成了“捍卫科学教育”的英雄。
戴洛其实也知道，所谓“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和青少年教育问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的法庭上，戴洛曾经表示，他支持伊利诺伊州一年前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未成年人阅读有犯罪内容的故事，因为阅读这些内容是使他们产生犯罪思想的原因。可见他也并不把限制青少年阅读的范围，看作限制“思想自由”。戴洛在法庭上的立场态度之多变，是在一部分追赶新潮的人中间常见的现象。
相反，布莱恩去世的时候，有人评论说，随着他的逝去，“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因为像他这样全身心地追随道德目标，“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完全建立在宗教道德之上”的政治家，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罕见。这表达了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布莱恩对于这种变化充满忧虑。这也是他关注教育问题，认为教育不能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原因之一。戴洛律师则是一个风格完全相反的人。他是摩登的，带着无神论者对于宗教文化的倨傲。他曾经说：“我只相信人的头脑，我是不会为自己的灵魂担忧的。”
五
那么，布莱恩所主张的是不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大原则呢？
布莱恩在他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解释说，此案与思想自由无关，教师作为个人可以持任何观点，信不信神皆可；此案与言论自由也无关，作为个人他可以在任何议题上发表任何观点。但是，当他以州政府雇员身份出现，就受到一定的约束。布莱恩提到，在1925年6月1日的“俄勒冈判例”（Pierce et als. vs. Society of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Names of Jesus and Mary）中，法院认定州政府对教育有指导权，禁止教授“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内容。美国的公共教育事务由地方民众选出来的校董会决定，包括选用什么课本、聘请什么教师等等，政府有权指导，无权干涉。可是，有一条必须遵守，如美国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指出的，在任何行为“有违公共利益”时，立法机构有权禁止。简单地说，你不能在学校教孩子杀人、偷东西。这不是教师的“言论自由”。
考察当时公立学校的进化论教育，可以看到，它的某些重要内容是“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而当时的大多数人，不仅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他们自己也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进化论科学”照单全收地接受下来。在为罗伊伯辩护的时候，戴洛坚持罪犯不应该为谋杀负责的原因之一，是犯罪来自于遗传：“我不知道他的多遥远的一个祖先传给了他这样堕落的种子，我所知道的是，那是事实。而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会不支持我的说法。”对此，布莱恩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假如通过对孩子的教育，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普遍接受，那么，“自由意志（free mind）将被否定”，“这个世界有关责任和道德的信念，将会受到威胁和摧毁”。
戴洛（左）与布莱恩
布莱恩认为，除却当时的进化论内容违背了“不得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判定，还侵犯了该法律判定的，家长有保护自己孩子的宗教利益的权利。此外，布莱恩在这个案子里要求人们思考“科学”本身的界定方式。什么是科学，而什么不是科学。
这个案子很容易给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一种错觉：是宗教和科学在争夺教育阵地，保守的南方是想以基督教“创世说”来取代进化论教育。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在美国历史上，虽然很多地区的民众希望学校有宗教教育，也不断有少数人在做出尝试，但是，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公立学校不准教授任何一种宗教，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某一种宗教。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宗教，而是它吸取了欧洲和早期北美英属殖民地宗教迫害的教训，禁止多数人利用公共资源推行某一种特定宗教，而排斥或者迫害少数人的宗教。
1967年，田纳西州取消了《布特勒法》；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所有类似的反进化论立法为违宪，但是，必须同时看到，四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不仅进化论教育本身已经进步和改观，不再包括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而且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裔的立法，都已经在美国逐渐完善。但这个案子涉及的许多重大议题，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不是一句“科学反愚昧”就能一言而概之的。
戴洛律师一开始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要求他介入此案的。曼肯承认，他是带着偏见来戴屯的，他想象中这一定是个“肮脏的南方村子，黑人在懒散地打瞌睡，猪在房子底下乱拱，而住宅里不是蛇虫百脚，就是乌烟瘴气”，可是当他来到戴屯，他看到的南方小镇“不仅迷人，甚至是美丽的”，这使他“吃惊”。根据当时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大多数戴屯和田纳西州人对待整个事件和其中之争论，就如同他们引入这场“审判”的方式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他们编了许多诙谐幽默的乡村歌曲，调侃自己是不是“猴子变的”，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漫画，多与猴子有关。在审判期间，一名女士天天把自己的一只宠物猴子带来，替它每天换一套新的衣服。庭审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两位全国闻名的雄辩家身上，把被告斯寇普几乎遗忘了。斯寇普那几天在干什么呢？那几天他在顶替一位临时有事而离开小镇的记者写审判的报道，有空的时候，他还和协助检方工作的、布莱恩的律师儿子一起游泳，相处得十分愉快。小镇跟过节一样热闹。而不论审判前还是审判后，田纳西州都没有停止教授进化论，当时也根本找不到没有进化论的生物学课本。
每天换新衣的宠物猴子
六
布莱恩的突然逝世在美国底层民众中引发了极大悲伤。他毕生为“普通人”疾呼，拖着病体发出最后一次呼吁后，无声地死了。一列专车载着他的遗体前往首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路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列队铁路两旁致敬。戴屯人伤心痛哭，他们已经把他当作小镇的一员。1930年9月，在斯寇普教过书的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以布莱恩的名字命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校园今天扩展到了一百英亩的山岭。小镇人年年纪念这个审判。在三十五周年的1960年，当年的教师斯寇普重访小镇。他坦白说，自己其实并没有资格成为“被告”。他是生物教师，可也兼教体育，为了让学生多练球，他自作主张漏掉了许多课，结果进化论也就漏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讲授过进化论。可是，谁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斯寇普和那个《布特勒法》一样，只是一个象征。
政治家布莱恩
戴屯人就这样把自己“标上了地图”。而引出的恒久思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进入了空前经济大萧条，而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崛起。1933年6月24日，著名女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从德国发回来的报道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第一次报道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她指出，这一政策建立在一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这种科学理论认为，人的体力、脑力和精神因素植根于人类染色体中，是随着染色体的移动而遗传的，是会散布的。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染色体，由此而决定了他们体力、智力和文化上的特质。维护一个种族的文化特质，就依赖于维护种族的纯洁。纳粹用所谓先进科学理论使德国人民相信，日耳曼人种是最高等的人种，而犹太人是劣等人种。犹太人的存在，会在社会上散布堕落、疾病，并且会污染高等种族。所以，消灭犹太种族是日耳曼人保护自己生存的正当事业。
汤普森女士指出，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必须先局限于科学界按照科学原则来检验、来判断，也就是要看历史事实和生物学实验是不是能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在纳粹德国，这一理论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教条，没有一个科学家出来表示怀疑而不遭受迫害。希特勒用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这个口号，禁止人们自由地探讨科学，从而把当时的一种科学理论当成了政治工具。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得到德国几乎全民族的参与，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罪恶。
汤普森女士对纳粹运动的报道和分析，使希特勒十分恼怒。1934年，希特勒亲自下令驱逐汤普森，她成为第一个被希特勒驱逐的美国记者。她回国后，从1936年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主持叫做“立此存照”的专栏。她的专栏写作受到广泛关注，从1941年起被一百七十多家日报转载。在她的文章、无线电讲话和集会报告里，她再三提醒大众注意纳粹德国的活动。《时代》杂志把她评为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最受大众欢迎的妇女。
由于一代美国记者及知识分子的报道、分析和呼吁，在美国这个有着大量德裔移民家庭而且最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纳粹的种族理论没有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当种族偏见在科学的掩护下向人类良知挑战的时候，美国人的道德信念坚守了阵地。
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对二十世纪美国新闻业有重大影响的记者，就是报道猴子审判案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名记者曼肯。曼肯是德国人后裔，他对自己的血统非常自豪。这种自豪的来源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访问德国，热心寻根，却在自己的报道里对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只字未提。在1938年访问德国时，几乎所有访问过德国的美国记者都报道和谴责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曼肯却还是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是由于疏忽还是出于偏见？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曼肯的日记发表，人们才从日记的反犹言论中看到了他不为人所知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的来源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八
自从科学和神学分道扬镳，当代科学和宗教就在回应着人类不同精神领域的需求。科学寻求的是知识，宗教寻求的是意义。宗教不能代替科学为现实世界提供方案，同样，人类向宗教寻求的回答，科学也永远无法代替。布莱恩的历史局限，在于他有时试图让宗教越过这条界限。而事实上，人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近一百年来，我们民族的一代代仁人志士致力于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的启蒙和救亡刚好赶上了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背景下世俗化浪潮的尾巴。近百年来，德先生不幸经常缺席，而赛先生挟技术的冲击力，渐渐地成为一种语言强势。我们误以为有了赛先生就可以强国富民了。在引进的主义扫荡了传统儒佛道以后，我们把赛先生供了起来。
到了二十一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须的道德资源。
早晚有一天，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