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的故事

最近，看了一本很好看的书《一本书和一个世界》。

那是一些著名的翻译家之作。他们或写出一本书的翻译经验；或围绕原著、作者和译者叙述动人故事；或将几十年翻译生涯的体会娓娓道来。这些翻译家的年龄，从1909年出生到1954年出生不等，大多是年迈的长辈。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一些长者已经离世。这本文集的编辑，捕捉了他们生命烛火的最后一亮，并小心保存了下来。

翻译家似乎总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我看来，名翻译家都是功夫深藏不露的人。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磨炼文字、体验文学，对原著一字一句、一笑一颦细细地消化，又以自己的母语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他们让你读着优美的本国文字，异域之风却荡漾其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清楚译者的位置，在展露才能的时候，对自己很是克制。

就是这样一批有修养的译者，难得地从译著后面走出来，给我们透露一点他们自己。当然，这些文字风格各异，和读他们的译著感觉不同，这时候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

读了才知道，他们的故事原来并不是发生在文学仙境和幽静书斋里的。他们竟无法摆脱历史的纠缠，其中许多人几十年被政治风浪冲击，有些人几近没顶。当然，已经没顶的，哪怕是再著名的翻译家也消失了，无法再写出自己的故事，例如傅雷。仔细想想，仍然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译者和作者不同。作者写书，文责自负。如若说有人要加害作者，总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理由”，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是，照理说，要给译者加罪就很困难。因为译者只是语言翻译，只是力图准确转达作者原意。再“反动”的书，文责被作者“负”去，按说就没有译者的什么事了。就是有言论罪，对译者来说，言论也是他人的。《我的奋斗》几乎被译成全世界各种文字，从没听说有哪个国家宣称，他们国家的译者就是希特勒的代表。

可是，别不信，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了。

翻译茨威格著作的翻译家张玉书，曾经在得到一本茨威格的原作之后，“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有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不是翻译水平不够，而是当时“《二十四小时》的译者、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家纪琨先生为此受到牵连，理由是散布毒草，竟和当年在柏林焚烧茨威格的作品时为这位作家罗织的是同样的罪名”。

著名翻译家草婴回忆说：“1956年读到《一个人的遭遇》特别感动，并立刻把它译成中文，也是因为我对反法西斯斗争有了较深的感受，衷心希望人类不再受到类似的浩劫。但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人的遭遇》被说成是大毒草，我因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两次处于生死边缘……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肖洛霍夫的吹鼓手’。”1975年，五十二岁的草婴被强迫去背水泥，被水泥袋压断脊梁骨。因为他的翻译家身份，被医院拒收，“只嘱咐家属在家里搁一块门板，叫我仰天躺在板上至少半年”。

偷偷在家翻译也不行。1945年参加新四军的翻译家金中回忆说：“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连炕上的席子都被卷走。《风中芦苇》译稿自然逃脱不了厄运。我辛辛苦苦写下的几百页稿纸，被队长们当了卷烟纸，付之一炬，我心疼得差点昏过去。”

译者人人自危的气氛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连编写辞书都不安全。学者孙绳武回忆说：“十年动乱之间，即使是编译辞书这类尽力远离现实政治的工作，也几乎全都悄然无声。”

1970年，法国文学翻译家袁树仁还是三十二岁的年轻人，他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法文书的卡片已经过筛选，许多‘封资修’著作被拿掉了。填了一个条《茶花女》。工作人员接过去一看，立即厉声斥责‘为什么要看这种作品？’把条给撕了。”

或许是不愿意回首往事，这本书里的一些译者，在细述自己的翻译生涯时，简单地跳过“文革”这段历史。

译者们由于异常的生活状况，开始和他们心中珍藏的文学，发生了深层的融合。德国文学翻译家傅惟慈曾“每日战战兢兢，总感觉头上悬着一把系在马鬃上的利剑……直到有一天高音喇叭宣布一串黑帮分子的名字，我也叨陪末座，被从办公室里拉了出来”，他突然想到自己喜欢的小说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中的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他恍惚间觉得自己走进小说中的情境：我“做着同样的噩梦。生活中到处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然要跌进去”。他感觉，在这个时候，自己阅读主人公，就像是“一个迷失前途的人阅读一个身处绝境的人”。

翻译莱蒙托夫作品的翻译家顾蕴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由于“出生于地主家庭，又不注意靠拢组织”，被“安在了一个最难发挥自己长处的岗位上”。业余生活被人“汇报给组织”，他记得自己“感到特别的压抑”，“无人可以倾诉”。不由得把莱蒙托夫当作“忘世之交”。他回忆到当时，自己悄悄翻译着莱蒙托夫的诗《独白》，不由产生共鸣，诗中说：“……在祖国我们仿佛感到窒息，心头沉甸甸，思绪忧戚戚……”

读到这里，令我十分惊讶的事情发生了，翻译家突然开始表白，他说到自己有这样感受的时候，“当时绝对没有把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等量齐观”的意思，他只是“和莱蒙托夫在人生感受上找到了某种契合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知道，翻译家为自己作的这个辩解，正是在依着“文革”最容易发生的指控逻辑，在那里作茧自缚地挣扎。

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在“文革”结束将近三十年之后，阴影在他们头上还并没有全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