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的信仰危机
特蕾莎修女是世界名人。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她是天主教修女，可是她的声名来自救援世俗世界的穷人。特蕾莎修女的宗教内修本质以及参与外部活动所引起的困扰，在她生前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也在最近一本新书《特蕾莎修女：成为我的光》（Mother Teresa: Come by My Light）出版后，再次惊扰世界。这本新书首次发表大量特蕾莎修女的私信和忏悔、祈祷记录，表现了特蕾莎修女长期以来，始终在信仰的困惑之中。
“成为我的光”
书名来自特蕾莎修女在人生最关键转折处的一个典故。
特蕾莎修女出生在近年来发生种族与宗教冲突的科索沃。当地人多为穆斯林，基督教徒也多信新教，她来自当地极少有的天主教家庭。她在童年进入儿童慈善会，在少女时代就去印度接受传教训练。她从所属的爱尔兰罗雷托修会进入印度工作，1937年5月成为终身修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她担任印度一个教会中学校长，任教职十七年，目睹了安静校园之外遍地无助的病残老弱。1946年9月10日，她在印度大吉岭修院静修一年。就在这段时间，三十六岁的特蕾莎修女向教会报告，基督向她发出召唤：放弃现在的教职，去到城市贫民窟，走进“穷人里的最贫穷者”中，“来吧，来吧，带我去贫民窟”，基督亲自对她说“成为我的光”，“让他们生活在自尊中，感受神无尽的爱，走近神，以对神的爱和服务为回报”。她据此要求脱离修院生活，成为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总主教的许可。
1947年，以回教徒为主的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宗教冲突之下，大批印度教难民涌入特蕾莎修女任教的加尔各答市。城市爆发着如麻风、霍乱这样的可怕传染病。在特蕾莎修女的不断请求下，1949年她终于获得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批准，并得到一定的物质支持。1950年10月，她和十二名修女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她们以白布镶嵌蓝边的印度莎丽作为自己的修女服，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标志。
1952年8月特蕾莎修女成立“清心之家”贫病危收容院，七年后在新德里和兰奇又增设两所，消息先在贫穷患病者中传开，之后又在世界各地的义工中传开。1969年，英国记者蒙格瑞奇的一部纪录片《为了神做件美事》（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感动世人，也使特蕾莎修女终成世界名人。
特蕾莎修女的修行世界
特蕾莎修女的位置非常特别。天主教会存在已有两千年。在世俗世界的眼中，很容易把天主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和神相提并论。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就基督教徒而言，也就是一个个人，相信了神和基督的存在，信了《圣经》是记录神的教导以及神和人之间发生过的种种事情。而对于非基督徒来说，这只是一些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记录的混合。一个“信”字，是他们之间的分界。
可是，基督徒并非是铁板一块。道理非常简单，他们本身只是凡人，他们只是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神的旨意在行事。理解错了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经过两千年，今日之基督教徒更倾向于理解神引导下个人灵魂的提升，是走向谦卑感恩的过程，倾向于理解神的旨意是传播爱和放弃仇恨怨恨。因此现代传教士去到贫苦战乱之处，往往一句说教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救助做工。而越是在早期，人在神的借口下越自大狂妄、罪恶越多。人的领悟需要时间和过程。因此早期天主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往往出现擅自以神的名义迫害异端甚至敛财行恶的行为。
修行生活就是这样出现的。一些天主教徒出于对某些教会的失望，决心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把个人灵魂的提升做到极致，因而放弃所有的个人世俗享受。当然，各个修行派别之间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他们把自己交给上帝，不论把自己关在窄小的修行室，还是如特蕾莎修女那样走入贫苦的人群中，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都为个人修行。也就是在神助之下，通过某种方式，提升个人灵魂。救助也并不看重“自己”，不提个人成就，他们只是在传达“神的旨意”，服务于神。
特蕾莎修女和世俗世界相遇
这是修道院存在的原因。修院高墙内的封闭环境，使得修士修女的实现意愿变得容易。而如特蕾莎修女这样“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必定会遇到更多困扰，因为她和世俗世界遭遇，有了太多纠葛。
一开始，特蕾莎修女作为一个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阶层的强烈反对。但是她毕竟是在救助印度人、印度教徒，也就渐渐被接受。她和世俗世界的更大纠葛，是她接受了世俗世界所给予的荣誉。接受蒙格瑞奇的纪录片拍摄就是一个开端。1971年教宗保罗六世颁给特蕾莎修女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奖”还是宗教界的荣誉，但是对修行者来说已经不同寻常。接下来是世俗世界的一系列奖项：1971年的肯尼迪奖、1975年的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国际奖、1985年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4年的美国国会金牌、1996年11月16日的美国荣誉公民以及许多大学的荣誉学位，其中包括最受人瞩目的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些荣誉又把她带进许多新闻发布会和记者采访。
诚然可以说，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需要大量来自世俗社会的捐款，她的知名度帮助了她工作的开展，也就是推动了她承诺于神的慈善——“成为神的光”。可是，既然特蕾莎修女如此深度地进入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也必然以他们的标准来侵入和对她提出要求。因此特蕾莎修女也没有一刻不在受批评之中。这些批评包括：她的组织财政状况是否应该向公众公布、她所获得的荣誉是否和她的工作相称、她属下的医疗护理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她本人接受高水平治疗说明了什么、她是否敦促下属为非天主教徒施洗、她的机构接受的部分善款是否用于传教而非救助，等等。
假如特蕾莎修女只是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完全沉浸在宗教情感之中、单纯追随基督“成为我的光”的神旨前行并在救助穷苦的普通修女，这些问题就不成为问题：她只是一个追随神的个人，她按照自己对神的“做对事情”的理解，鼓起勇气去做就是。对错只要她自己向上帝交代。可是现在，她接受了世俗荣誉，成为此岸的一个世俗英雄，这些要求就又不能说是无理的，因为世俗世界本来自有它的一套道理和逻辑。
不同的视角
《特蕾莎修女：成为我的光》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是因为书中揭示了特蕾莎修女曲折的信仰之路，她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信仰始终坚定者，她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痛苦于自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甚至曾经因呼唤而得不到回应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她的信仰有漫长的失望、绝望的“黑暗期”。在刚刚开始助贫工作几年后的1953年，她在致一名主教的信中说：“请特别为我祷告，让我不致破坏主的工作，也可让主彰显自己，因为我内心有着可怕的黑暗，如一切已死，从我开始这工作以来，或多或少一直都是这样。”将近五十年，特蕾莎修女始终以各种方式，叙述她内心经历的黑暗，五十年来，她常常在深重的苦痛中难以自拔。
这本书引发了对特蕾莎修女的异议：作为世俗世界公众人物的特蕾莎修女，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表露过她内心的信仰黑暗期。尤其是在1979年，书中显示，9月份，她给一名天主教神父写道：“基督对你有一份特别的爱，而对于我，沉默和虚空实在太大，我看，却看不见，我听，却听不到。”可是在一个多月后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她表现得正面而信仰坚定。她谈到圣诞之日提醒这个世界“传播着的喜乐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无处不在，“基督在我们心中，基督在我们遇到的穷人那里，基督在我们给予和接受到的微笑中”。
特蕾莎修女
有意思的是，新书引出的反应也明显表现出两个世界的视角不同。世俗世界的震惊更多地表现出俗世对完美英雄的期待，而对特蕾莎修女的艰难信仰历程很难理解。从这个角度引出了包括心理分析在内的各种理性分析；也有人因此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还有嘲笑的，说特蕾莎修女只是乡村歌曲中的典型女人，丈夫说是去买包烟却就此消失，而她还在那里几十年痴痴地为他举着火炬。世俗世界的人们也会善意猜想：新书出版，对那些和特蕾莎修女具有同样信仰的基督徒，甚至对一些有大量基督徒的国家，会形成怎样的震撼冲击？
冲击是有的，但是和人们想象的并不一样。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他们确实是第一次知道特蕾莎修女的内心挣扎。可是相比世俗世界，用他们的视角看去，这本书所揭示的内容不仅很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是非常正面。美国一个宗教界人士称这本书是“特蕾莎修女提供的新的救助，是她以内心生活书写的救助。它会被人们记住，其重要性不下于她对穷人的救助。它会帮助那些经历信仰疑惑、上帝曾在心中缺席的人。他们是什么人？是每一个人：无神论者，怀疑者，寻求者，信仰者，每一个人”。
差异传达了两个世界不同的人生观。世俗世界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寻求个人的成功和荣耀，也因此会倾向于塑造完美的个人。而在宗教信仰世界里强调原罪，内心存在黑暗，信仰就会出现困惑，这是人需要上帝引领的理由。在信徒那里，人的位置是谦卑和感恩，成功与荣耀都归于上帝，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特蕾莎修女的信仰
那么，特蕾莎修女究竟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呢？
世俗世界在质问：她几十年来一次次写着、祷告着，白纸黑字，证明她没有看到听到神，故而当然是“不信”的。信仰的世界回答说：特蕾莎修女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祷告，在听不到看不到的黑暗中，祈求神的回应，坚持几十年直至生命终结。假如“不信”，倒头呼呼大睡就是，还理他干吗。这是理性和信仰的经典对话。
特蕾莎修女在她19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开始爱上这份黑暗——因为我相信，这只是基督在世上经历过的痛苦和黑暗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她感到基督这样对她说：“我知道你是最不胜任的人——软弱且罪孽深重，正因为这样——我用你来彰显我的荣耀。你会拒绝吗？”这在世俗世界中被理解为幻觉和妄想，在信仰的世界中却是正常的。
自从进入救助工作，特蕾莎修女每天面对深重的人间苦难和无助，内心煎熬可以想象。更大煎熬是进入世俗世界后内心承受的意外压力和干扰。特蕾莎修女站在出发点时简单的修行生涯就此变得复杂。修行是面对自己，承受苦难是修行的一部分，这是对自己而言，并不能外延扩大到对普遍苦难的看法，后者是政治。在记者会上，她必须在记者的压力下，回答诸多不应该是她回答的问题，甚至要给世界的苦难一个解答。世俗提问常常超出对一个修女的合理要求。她的开始，是追随一个召唤：基督说，来吧，来吧，成为我的光！而她走出修院，巨大的世俗世界在异化扭曲她的初衷和使命，以世俗对褒扬的理解来奖赏她，也要求回报。一个修女和神之间的关系、她的内心世界，本来是她自己的事情，现在，或站在记者会上，或站在领奖的讲坛上，整个世俗世界在理所当然地要求她公开最隐秘的——一个修女的内心。这本身是强横无理的要求。
最后，特蕾莎修女被压在两个世界之间，渐渐发现，她在这个夹缝中已经不可能挣脱。她生前一直要求把她在教会的内心告白销毁，她说一旦公之于世，人们必将更多地谈论她，而不是关注基督。教会拒绝了。她知道那是教会的传统。她却更无奈地知道，世俗世界对基督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是眼前出现一个女圣人，外部光亮耀眼，却不是她要做的那一束光。世俗的最高褒扬没有令她喜形于色，相反，她陷于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本书最终让我们看到，特蕾莎修女内心的信仰、挣扎、探索与她的救助工作相始终，她和世俗的慈善人士不同，虽几十年身陷世俗重围，但在本质上她仍然是一个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