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派：民主体制下必要的邪恶

2002年，法国大选，极右派勒庞崛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百分之十六点九的选票，引起欧洲和世界舆论一片惊呼。法国人这次没有别的选择了，“宁选骗子，不选法西斯”，选民只得把票投给那些年声望不佳的右派希拉克。在第一轮遭淘汰的中左阵营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左派法国共产党都号召选民投希拉克的票。希拉克得到了百分之八十二的选票，成为现行选举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得票最高的人。

极右派浮出是对民主的威胁吗？

勒庞以反移民为中心的言论，让欧洲人恢复了六十年的记忆。人们把他比作希特勒，把他的崛起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这种“威胁论”是一种贴标签法，省了很多动脑子和说理的力气，却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勒庞是在法定的民主选举中“崛起”，这一“崛起”的下面，是在四千一百万名选民中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认同他的主张和诉求。法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百分之十八的民众的诉求，不是一个小数目，理应得到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的严肃注意，这是民主选举制度的本意。人们纷纷指责勒庞引起争议的极右言论，却不问为什么会有百分之十八的民众支持他，如何对这百分之十八的民众的呼声做出回应？

尽管有记者撰文指出，投勒庞票的人动机各异，有些人是怀旧，有些人是同情纳粹或者是民族主义者，不可否认，这种人只是极少数。最热情地认同勒庞的人，大多数是身处底层、工作勤奋而贫穷的白人工人农民，他们认为左翼政府的政策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了不安全感，而且长期对他们的呼声和诉求置若罔闻。不管人们是不是同意他们的呼声和诉求，这次他们用百分之十八的数量迫使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所以，百分之十八的选票不是对民主的威胁，恰恰相反，它表明民主体制运行良好，不同的利益浮出水面，异见的声音得以表达，这正是成功之处。

从亨廷顿到布坎南

勒庞的要害是反移民，福利政策、犯罪问题等等是移民问题上派生出来的。法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左右是穆斯林，这是一个日益引起民众关注的问题。不过，要是说移民以及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争议，法国不会比美国更厉害，那么勒庞在美国的同道有没有因此而崛起呢？

和法国不同，美国移民问题历史更悠久，但是移民问题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却和欧洲差不多同时发生在最近的十来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左翼的文化多元化成为“政治正确”的主导舆论，到九十年代“冷战”结束时，多元化趋势下的文化认同问题渐渐浮现出来。亨廷顿在他的文化冲突理论中强调，美国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对人口构成演变而导致美国丧失西方文明特质的未来忧心忡忡，批评克林顿行政当局面对这一趋势乐观其成的态度。

在移民问题上强烈批评现行政策的，首推右派政治家帕特·布坎南。布坎南出生于1938年，曾经是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和演讲撰稿人，是共和党右翼的知名人士。

布坎南的观点和勒庞如出一辙。在移民、犯罪、福利、堕胎合法化等等问题上，他们的言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勒庞反对欧盟，布坎南攻击联合国。布坎南观点的核心是：由于美国白人出生率低而少数族裔出生率高，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合法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人口构成在演变，未来白人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多数地位，而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美国，等于亡国。他的新著就叫《西方的死亡》，此书还有一个提示性的副标题：正在衰亡的人口和移民入侵怎样危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

1992年、1996年和2000年，布坎南三度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三度失败。共和党人对他的极端右派立场也感到头疼，他后来作为改革党的候选人参选，民众投票总计为百分之一。他在政坛上“崛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仍然有这百分之一的铁杆追随者。左翼对他的戒心也像今日法国人对勒庞的警惕。不过，布坎南要得到百分之十八的民众选票迄今为止还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既然移民问题在美国比在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极右派之“崛起”没有发生在这儿呢？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这儿

两年前，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列普塞特（Seynour Martin Lipset）和盖利·马柯斯（Gary Marks）合著了一本研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著作《没有发生在这儿》（It Didn’t Happen Here），它也有一个副标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他们考察探讨的是，为什么美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特例，左翼工会、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激进工人运动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崛起”。如今我们探讨美国激进右翼没有像欧洲那样崛起的原因，几乎可以逐条从这本书中核实其原因。虽然是一左一右，道理却是一样的：这些激进左翼也罢，极端右翼也罢，都是成熟制度下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这些左翼右翼是和平的、合法的、有民众参与的政治博弈的结果。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是难兄难弟，它们互为镜子，一同消长、轮流起伏、互相反弹。他们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没有发生在这儿》探讨了激进左翼社会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蔚为大观的原因。

在制度层面上，美国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制度，抑制了小党的活动。第三党崛起而获取百分之十几的民众选票已经相当吃力，在大选举团里却根本表现不出来。所以美国政界台上台下二百年来一直是两大党轮流。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长期做无用功，浪费政治资源，就必须在两大党的活动中获取阵地。而两大党的松散的组织结构、公开的活动、好似市场竞争一样面向大众的风格，使得大部分民众可以在两大党的政纲中得到价值认同。小党和激进左右派是始终有的，但是两大党在当中，民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这是一种稳定的、即使变化也取缓进势态的结构。

在社会层面上，美国底层的大量移民来自于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征多元化，造成了工人组织多流派。任何政党都很难抹平移民的差别而将他们都统一到一面大旗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经常采取的激进姿态，反而将新移民驱离于激进左翼之外。

在现代思想史上，美国并不是蛮荒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它不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国，也是思想和观念的强国。各种思潮，左的右的，都在这儿发育，寻找认同和追随者。这儿不仅自然空间大，也是制度空间最宽敞的地方。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信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美国有特殊的地位。“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国家被法律禁止的纳粹活动，在美国却始终是合法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党，主张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机器的各派共产主义思潮，主张暴力反抗的黑人组织黑豹党，在美国都是合法的。也恰恰是这种较大的制度空间让民众有选择的自由，激进派无论左右就难以崛起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最为明显。在只有一个宗教的社会，宗教极端分子容易成为社会的危险，而在有动辄数以百计宗教派别的地方，什么宗教激进派别都难以坐大到危害社会的地步。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无论什么宗教信仰，不管是激进的、极端的、好战的，还是宽容的、中庸的、和平的，在美国都有追随者和组织，但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崛起到动摇社会稳定的地步。

前几年，听欧洲来的朋友说，欧洲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美国政界和民间的保守颇有微词。法国人视美国为观念落后，在二百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如此，可谓源远流长。比较而言，这里面可以说有一种思想方式的不同。对于热忱地追求实质正义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时代进步了，在观念上落后就是落后，进步和落后是可以分别得出来的。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观念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进步和落后之分。所有的观念，或许都有其价值，一旦要作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则有合适不合适的“度”的问题。

相比之下，勒庞当年在法国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百分之十六点九的时候，激进左派得票也高达百分之十。两个端点同时浮出，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当时有四十万民众走上巴黎街头举行反对勒庞的五一大游行，他们期望极端右翼将被唾弃，事实上极端右翼不会因此而缩小，左倾政策走向极端反而会引起右翼反弹。这种现象，历史性的1968年已经演示过一遍了。

必要的邪恶

西方民主国家极端右翼不约而同地以反移民为政策诉求，纷纷在民主选举中“崛起”，反映了全球化将要面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将在地区之间发生，而且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展开。这种冲突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民族主义高涨，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观念革命，更直接地追溯到最近几十年西方社会政策的普遍左倾。极端右翼“崛起”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寻求利益平衡的反应。

民主制度的本意不是回避民众中的价值和利益冲突，而是诉之于以制度程序来寻求利益的平衡、价值的妥协。极端分子、激进分子和好战分子的活跃，潜存着一种对现有秩序的威胁。民主制度处理极端分子崛起的方式不是运用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资源来压制其诉求，而是依赖程序的运作，让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反映到政策的平衡上。

作为新移民，我们不赞同帕特·布坎南的极端右翼政治观点。可是我们也觉得，正是在体制长远健康的意义上，美国社会应该感谢极左派如乔姆斯基，也应该为极端右派布坎南的浮出水面而欣慰。布坎南是为美国预防未来重病而打的防疫针，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恶。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一样，都是社会政策的一种观察标杆，它为政治家标出了危险区域的边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动机，任何听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现实的局限；不要为单一理念所惑而向一侧滑得太远。否则必然会引起反弹，今日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明天突然就会崛起成为百分之十八，吓你一身冷汗。

的确也是，不管激进左派或极端右派的言论在你听来是多么刺耳，保证他们能够浮出水面，让他们参与为这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是社会制度健康的标志。而这比任何左右之争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