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首相的故事

1975年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的共产党在内的所有西班牙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的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性的人物，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归“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只能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六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佛朗哥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了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强人国家在减少，镇压不可能永远是治理之道，人们都明白，变革的转折点就在眼前。该变不变，强压的反弹反而会形成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

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佛朗哥作为西班牙历史过渡人物的地位，这时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说最早明白这一点的，其实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又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又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就摆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三十七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专制，向多党竞争的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不过是个陪衬的年轻人，四十三岁的苏亚雷兹。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经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职，多数人都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挑大梁。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做他的首相。

苏亚雷兹宣誓就任西班牙首相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在体制内的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三十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的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轻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的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可靠的接班人。

对苏亚雷兹来说，于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在当电视台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三十六岁一个三十一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的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异类，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认为，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现在回头来看，这似乎平淡无奇，但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仍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的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时，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可以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的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唯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把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的将军们就可能运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又一个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成败不能预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之际，有时一个重大变革成功与否，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原来的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也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这是最危险的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派出头肇事，改革可能缩回去、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政治。

政治气氛逐步宽松，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斯只有三十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大幅度修改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现政权的政治举措，认为只要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就是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两派有多大差距，年轻人之间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使他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与共产党在内战中结的仇难以消融，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接受的。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继而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四百二十五票赞成，十五票反对，十三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历史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这样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百分之七十八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卡利约先从改变自身做起，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三十八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在议会中得到二十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转型的第一步。

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这些问题都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以致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可是，绕是绕不过去的，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出现了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二十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了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却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续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四十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西班牙第一次大选之后，从大选前蜂拥而出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态势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你死我活”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政治家是打算通过与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时候最麻烦的则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了。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以求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好做了。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出动军事仪仗队进行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进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同样一句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来谈，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了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这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府方做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百分之三十，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带来的困境，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以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是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做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一千三百三十三条修改意见。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愈演愈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从1978年5月起，国会宪政委员会的三十六个委员开始公开讨论宪法初稿。这是非常艰难的讨论，多次到达了分裂的边缘。渐渐地，中间观点占了上风，左右两翼的激进观点被边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让一步，走中间路线，才可能达成一致，坚持激进观点则永无出路。

可是，5月22日，委员会又在教育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天晚上，左右两大党的四个代表，在何塞·路易斯饭店会谈。左右翼的另外两党：左翼共产党和右翼人民联盟则预先表态，不管这何塞·路易斯之夜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将签字，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样，制宪必须成功，协议必须达成，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就会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第二天清晨，这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一百四十八个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一千三百四十二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978年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二投了反对票。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两年终于正式确立。

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急流勇退之意。1981年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首相与国王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五十岁。在佛朗哥体制下，他是从底层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机。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但是他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注定是一个过渡人物，改革以后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我们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在各地城乡都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一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地失去了记忆。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和这个奇迹一起流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历史为苏亚雷兹镌刻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