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
2001年4月24日，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法庭上气氛凝重肃穆。本地的联邦检察官德格·琼斯面对十二位陪审员强压激动，深深地长吁一口气，“女士们先生们，很久很久了！三十七年前，差不多三十八年了！”
对托马斯·伊·布兰顿涉嫌参与三十八年前的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刑事审判，终于开始了。
那是1963年。那时候，美国几个落后的南方州，仍然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法律，实行学校和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这一区域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联邦政府和美国北方的精神主流以及南方黑人的觉醒反抗所打破。可是，那里旧有的保守势力在竭力抵御这样的抗争，尤其是他们中的极端分子，主要是三K党组织的成员，他们甚至企图用暴力抵挡种族平等的历史潮流。
于是在最落后的两三个州，六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由仇恨驱动的暴力案件。亚拉巴马州是其中的典型。伯明翰市是亚拉巴马州的重要城市，黑人居民比较多。三K党分子多次在黑人教堂等地方引爆炸弹，以至于伯明翰以此出名，人们把“伯明翰”（Birmingham）叫做“爆明翰”（Bombingham）。
美国南方宗教气氛浓厚。亚拉巴马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多数是基督教浸礼会的信徒。星期日早上，他们会打扮齐整，领着自己的孩子上教堂。带孩子的家庭通常会早去一个小时，为的是让孩子们在礼拜之前，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周日学校”，那是牧师特意为孩子们开的《圣经》学习班。在南方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参加“周日学校”的孩子更圣洁的了。他们就是天使的象征。这是南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伯明翰市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一个黑人社区的教堂，地下室里有一颗炸弹轰然爆炸。这颗炸弹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里的四个黑人女孩：十四岁的安迪·柯林斯、辛西娅·维斯利、卡萝尔·罗伯逊和十一岁的丹妮丝·麦克纳。教堂对街商店里的一座钟在强震下停摆，记录了这个罪恶的时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十点二十四分。
调查立即证明，这是有人蓄意安放的炸弹。很快就有证据指向当地活跃的三K党组织的成员。这个罪案震动了全国。虽然在六十年代转型时期的南方，曾经发生了多起震动全国的“仇恨谋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四个女孩子的被杀更令人震惊的了。先是亚拉巴马州司法部，后是联邦调查局，针对这一罪案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结果，联邦调查局却没有起诉他们调查锁定的四名嫌疑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案子没有直接证据。没有找到目击者和直接的物证，只有一系列间接证据。仅仅依靠间接证据的案子，在法庭上要定罪往往非常困难。关键是证据必须能够说服陪审员。
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在陪审团没有认定有罪之前，必须假定嫌犯无罪，必须保障他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律要求刑事指控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并且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这些证据必须确凿到能够说服陪审团的所有十二名陪审员，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定罪。只要有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根据司法程序，这样的谋杀案件必须在本州审理，必须由当地居民组成陪审团。当时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白人大众中普遍赞同种族隔离，三K党成员在当时相当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直接证据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检察官无法得到陪审团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这样，虽然联邦调查局知道是谁干的，在当时的形势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下，却没能立即将罪犯绳之以法。可是，正是这四个黑人女孩的死，惊醒了美国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联邦政府和全国民众的谴责下，持有种族隔离观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农夫和工人们开始反省了。
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沃利斯在六十年代以支持和鼓吹种族隔离闻名全国。在他的传记影片里，有过这样一个镜头：乔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辈，在竞选时给予他强有力支持的一位老人，即亚拉巴马的前任白人州长，得知四个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他要沃利斯改变对白人保守势力的支持时，嗓音沙哑而沉重：“那可是去周日学校的孩子啊！”
这个罪案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它使三K党这样的极端分子开始人心尽失。与凶手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阻吓南方黑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却促进了南方持种族偏见的保守势力迅速崩溃。一年以后，联邦参众两院通过了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美国南方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黑人的歧视立法，被彻底废除了。
时光像流水，冲刷着人们在沙滩上留下的印记。伯明翰第十六街教堂早已修复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迹。似乎只有四个黑人女孩的亲人，还会在深夜万籁俱寂时想起她们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们突然中断的人生。其实，在美国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忘记她们，没有忘记那件罪案。这个爆炸案和四个黑人女孩的被害，写进了学校的教科书，谱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几乎人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曾经无数遍地看过一部叫《四个小女孩》的文献片。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记录了四个单纯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采访了女孩们的众多亲友，我们看见了她们生前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照片。一个女孩的同学，在影片拍摄时已经是个青年，他讲起他们一起上完最后一堂课，一起同路回家，他回忆着路上两个孩子最后的对话，以及在家门口成为永诀的告别。第十六街教堂的牧师讲述他怎么抱起女孩们叠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位父亲回忆给女儿拍摄抱着布娃娃的照片，老泪纵横。母亲回忆自己听到死讯时，只能重复着“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泣不成声。影片把失去亲人之痛，无可回避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时提醒着人们，她们死了，正义却还没有得到伸张。
小女孩伤心欲绝的家人
亚拉巴马州的新任司法部部长，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说，他在法学院读书时读到这个爆炸案，就发誓要把安放炸弹的人带上法庭。从他担任州司法部部长那天起，每天上班时都要听一遍那首讲述四个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为被害的四个女孩伸张正义是他的使命。
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忘记这个罪案。对他们来说，最要命的是怎样得到能够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的证据。案发多年来，调查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早在1964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科尔文就伪装成一个开卡车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兰顿家隔壁租了一个公寓，和布兰顿的厨房只有一墙之隔。在这墙上他安装了窃听器，布兰顿在厨房里讲的所有的话都被录了下来。就在这些录下来的讲话里，布兰顿亲口向友人讲出，三K党有一个会议是要商量怎样制作和安放炸弹。这段录音成为这次庭审中的主要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发展了一名三K党分子作为内线，让他带上微型录音机录下布兰顿的讲话。
当证据渐渐收集起来的时候，时代也变了。出于种族偏见而诉诸暴力、伤害无辜，这是一种不可姑息的罪恶。这一点已经成为南方人的共识。让安放炸弹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对正义的时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发生十四年之后，四名嫌犯中的首犯罗伯特·强布利斯首先被起诉判定有罪。他在监狱服刑八年，死于狱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十六街教堂爆炸案最后两名嫌犯的刑事诉讼案同时交到法庭。其中七十一岁的巴比·切利，法庭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确认他有精神问题，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依法延迟审判。而如今六十二岁，在三十八年前二十五岁时参与杀害四个黑人女孩的布兰顿，终于被带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审团宣布布兰顿被判定有罪。根据亚拉巴马州的一项古老法律，法官判处布兰顿四重终身监禁。在当年爆炸案发生之后的许多年头里，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布兰顿出门时即使不顺路也要绕到第十六街，从那个他参与作案的教堂前走过。如今，法官一声令下，他被戴上手铐，终于踏上了通向他早就应该去的监狱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听席里，来了许多和当年四个女孩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见证今天的历史。他们应该会记住检察官琼斯的话：“真是太迟了。人们说，正义的延迟就是正义的丧失。……在今天法庭判决的一瞬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这里，伯明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三十八年过去了，六十二岁的布兰顿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对于受难者们恒久的纪念，以及对罪犯不懈的追猎，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所有的人，对罪恶的记忆力。只有这样的记忆力不衰退、不丧失，社会才可能有正义。美国亚拉巴马州对三十八年前的罪恶的审判，其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检察官琼斯说的：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