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缺席者
——访佐治亚州的华盛顿小镇
离我们家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在78号公路边，有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叫“华盛顿”。据说这是全美国第一个以他们的建国之父命名的城镇。驶进华盛顿镇，一路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棉花王国“白色黄金”的痕迹，那就是南方种植园特有的大房子大花园，房前有宽敞凉爽的柱廊，很多房子还是所谓维多利亚风格。在现在的华盛顿镇上，黑人男女老少悠闲地逛着，他们想必是当年奴隶的后代。
和大多数南方老镇一样，华盛顿镇有一条十分耐看的商业街，一家一家小店，似乎家家雷同，却又家家不同。店主人会在门口摆上一张长椅，旁边放一盆盛开的花。街角的一家药店，墙上的铜牌镌刻着一百多年来主持药店的药剂师们的名字。
小镇的中心是一个广场。大多数南方小镇的广场就是十字路口，而这个小镇的广场却是在大街的一侧，由四周的建筑物围成。这样的广场有点像欧洲传统的城镇广场。四周建筑物的尺度和广场的大小很有讲究，给人既宽敞又有护卫的感觉。广场的中心是一座战士纪念碑。在美国南方城镇看到这样的纪念碑，不用问就可以肯定这是本镇居民竖立的南军纪念碑。广场的一端是镇上最壮观的建筑物，那是现在的法院。法院门口有若干纪念标牌，讲述这个小镇的历史和典故。
这个小镇上，有一个民间组织，名字特长，叫“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学会”。在法院门口，这个学会竖了一块纪念牌，讲述华盛顿镇在南北战争结束时的独特历史。
南方“邦联”在此解体
1865年春天，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在南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向北军投降以后，被迫撤离南方“邦联”的首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率领内阁人员向南方撤逃。车辚辚，马萧萧，兵败如山倒。5月初的一天，戴维斯逃到了小镇华盛顿，到了我们现在站立的小广场，下马驻扎。
华盛顿镇
他们在小镇上休息了两天。镇上悲哀而怀着敬意的民众尽一切可能招待了他们当时的总统和政府官员。5月4日，就在广场上的一栋房子里，戴维斯召集了他的内阁部长们，举行了南方“邦联”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内阁化整为零，分头撤逃，到得克萨斯州会合。
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
这是一百三十六年前美国南方人十分悲哀的一天。历史记载，就是这一天，他们为期望独立而建立的政府解体了，以后再也没能集合起来。戴维斯和他的家人向南逃难，不久后被北军包围而被捕。其他内阁部长们也陆续被捕。南北战争结束了。
战争部部长布莱肯利奇将军
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引起我注意而令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位戴维斯总统，而是戴维斯内阁里一位最重要但因故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阁员，那就是他的战争部部长约翰·布莱肯利奇将军（General John Breckinridge）。
南方“邦联”战争部部长布莱肯利奇将军
布莱肯利奇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当过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司法部部长。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毕业以后当过律师，后来却从军，参加过墨西哥战争。从战场上回来以后，他又当选为州议员，年纪轻轻就文武双全。1856年，他作为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为副总统。这时候，他才三十五岁，达到宪法规定的竞选总统、副总统的年龄才五个月。他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他被史家称为“天生的政治家”，前途无可限量。可是有时候命运比人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又一个传奇性的悲剧人物。
四年副总统满期，刚好是1860年，又一个总统大选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北方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推出了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而主张保留奴隶制的民主党却一分为二，推出道格拉斯和布莱肯利奇两个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得民主党的选票大为分散，这是最终林肯当选为总统的重要原因。而林肯的当选，被史家公认是促使南方分离，从而爆发南北战争的重要因素。
根据宪法，大选举团选出总统的结果是由参议院开票宣布的，而此时主持参议院开票的必须是上届副总统，也就是说，刚好是布莱肯利奇。由于当时南北方严重分歧，开票前就传出谣言，说南方人一定会在参议院开票过程中做手脚，阻挠林肯当选。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布莱肯利奇以“铁腕般的严格”，公正地主持了开票过程，甚至赢得了共和党对手的衷心钦佩。
与此同时，肯塔基州又把他选为代表肯塔基的参议员。这样，他从副总统位置上一下来，就在参议院里代表肯塔基发言。这时候，全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制问题。他本人或许还算不上是个奴隶主。在他家里，他曾经有过一两个黑人仆人，可是一个人将另一个同类当作财产，这样的概念使他感到苦恼，所以他就主动解放了这些黑人仆人，还他们自由。在奴隶制问题上，他认为，既然美国宪法将是否保留奴隶制的权力划给了州一级，从理论推导，州政府就拥有这样的决定权。他成为林肯总统政治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巧的是，林肯总统也是肯塔基人。
南北战争爆发后，对北方发动这场战争感到不满，位于南北之间的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加入分裂的南方，使南方实力大为加强。这时，同样位于南北之间的肯塔基州参加哪一方，有可能改变南北实力的对比，所以林肯总统非常重视肯塔基的态度。当肯塔基最终决定参加北方的时候，林肯总统立即命令北军开入肯塔基，并下令见到布莱肯利奇立即加以逮捕，尽管直到此时为止，所有的人都承认，布莱肯利奇还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林肯总统之所以能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他已经用总统名义终止了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法”。这是在政治学史上林肯总统所做的最有争议的事情。
布莱肯利奇从一开始就认为，南方的分离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为此而打一场内战是愚蠢的错误。然而，当知情的朋友把逮捕他的消息通报他的时候，他变得没有选择余地。他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带领愿意追随他的肯塔基志愿兵，参加南方“邦联”作战。
由于肯塔基州归了北方，他能够带走的肯塔基民兵数量就不多，所以一开始他在南军中的地位并不高。四年战争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场运气。在南北战争史上，只有他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仗。布莱肯利奇在南军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深得罗伯特·李将军的器重。到南北战争后期，他在南军中的地位上升到大约第十位，这完全是靠他的战绩，靠他的指挥才能，南方人开始把他看作第二个“石墙”常胜将军。
可是，四年打下来，北方渐渐占了上风。1864年冬天，南军处境困难。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决定，任命布莱肯利奇为战争部部长。罗伯特·李将军得知消息，立即以个人名义敦促布莱肯利奇接受这个任命。李将军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影响总统的职位，而南方的命运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决定对于布莱肯利奇个人，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他从战场上的一个军人又一变而为文官内阁的阁员。
布莱肯利奇接手战争部部长以后，运用他的管理能力，大力改善了处于冰天雪地里的南军士兵的给养。他和罗伯特·李将军，一个是内阁的战争部部长，一个是军队总司令，两人一致认为，南军败局已定，南方人已经为他们的理想奋战过，现在到了光荣投降的时候了。他们想说服戴维斯总统向联邦政府谈判讲和。以后的几个月，是布莱肯利奇企图全力说服南方“邦联”政府投降的几个月。他运用他的政治技巧，艰难地在南方“邦联”政府内阁中游说，成功地说服了几乎所有的人，但是却无法说服戴维斯总统。
1865年4月，李将军在战场上率军向北军投降。戴维斯带领内阁向南方撤逃。布莱肯利奇怎么办呢？
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
如果布莱肯利奇还像几个月前一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他大概会像李将军一样，为了自己的士兵而尊严地投降，然后坦然地接受一个降将的命运。但是，现在他是文官政府的一位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在他看来，只有总统有权宣布南方政府的投降，而他作为阁员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内阁成员，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职尽责，在他卸下战争部部长这个职务以前，他必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他唯一可以争取的是，只要一有机会，就继续说服总统投降。
这样，布莱肯利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逃亡。
由于他曾经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在南方内阁的逃亡过程中，他理所当然地担任殿后掩护。一路上，他带兵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掩护庞大的内阁队伍撤退。一有机会，在能够见到戴维斯的时候，他还是指望戴维斯能倾听他和李将军的意见，立即同北军展开投降谈判。可惜的是，戴维斯非常固执，始终没有改变抵抗到底的决定。
当布莱肯利奇的马队到达华盛顿小镇的时候，戴维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经离去。这就是布莱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说服戴维斯的机会。
这个时候，兵荒马乱，镇上到处是南军的败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人心一乱，军纪开始涣散。布莱肯利奇在华盛顿镇停留期间，依然履行他战争部部长的职责。他要处理戴维斯留下的大量钱币和文件。他命令给南军士兵发饷。对那些队伍已经散了的士兵，他下令告诉他们，南军司令已经投降，他们可以在北军到来的时候，向北军要求签发证明文件，然后平安回家。对那些队伍建制依然存在的士兵，他下令士兵们要服从命令，保持纪律，不得骚扰民间。
他安排了一大笔钱，交给镇上同南北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民间贤达，要他们在北军来到以后将这笔钱交给联邦政府，并且说明，这笔钱用于将来戴维斯总统在法庭上的辩护费用，因为他预料，他们的总统被控以叛乱罪而上法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来，要求妥善移交给联邦政府。
在这些文件里，有他调查的这样一个案子。
战争后期，有不少黑人加入北军。1864年10月，在一次战斗结束以后，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叫做罗伯森的南军军官，纵容手下的士兵，在战场上搜寻受伤的北军士兵，找到黑人伤兵就当场杀害，一共杀害了一百多个北军的黑人伤员。这一事件后来泄露了出来。差不多同时，布莱肯利奇被任命为战争部部长。布莱肯利奇一上任就下令调查这一事件，传讯证人、收集证据。他认为，杀害对方伤员和俘虏，这是一种绝不可饶恕的谋杀罪，必须受到法律惩罚。而调查和起诉这一罪行，是他这个战争部部长的责任。以后的半年里，虽然南方“邦联”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阶段，他一直没有忘记要起诉这项罪行。可惜的是，尽管罗伯森一直追随在戴维斯周围，布莱肯利奇在掩护戴维斯撤退的一路上，却一直没有机会逮捕罗伯森。现在，他知道南方已经瓦解，他没有机会亲自把罗伯森送上南方政府的法庭了。他把有关这个案件的调查文件和证据都留下，要求把它们转交给北军，将来由北军把罪犯绳之以法。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莱肯利奇给随行人员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领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带领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总统还在逃亡，他就还是内阁成员，还有职责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听总统的行踪，一面放慢自己的行军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迹，把追击的北军吸引过来，以保护总统。最后，他得到了戴维斯已经被北军逮捕的消息。他和随从逃到美国的最南端，佛罗里达州的海边，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小船，取名“无名号”，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时候，古巴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幽默。1865年的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从总统戴维斯开始的所有官员，唯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原来的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没有像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把南方政府的官员控以叛乱罪，送上法庭。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这其中包括一位黑人仆人，这位仆人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奴隶。他为这位黑人写了证明信，宣布这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并借助自己在南方的威望，用自己个人的名义要求沿途的南方人善待这位黑人。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四十四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认出了。
战后三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居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在那儿他可以看到边境另一边的星条旗在飘扬。他说，他不肯回国是出于这样的原则：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名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赦免，而现在他是唯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回归
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颁发了圣诞节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员。据说，布莱肯利奇坚守职责而不肯回国，是促使总统下达这个大赦令的原因。布莱肯利奇闻讯立即回国，回到了家乡肯塔基。地方上和联邦政府里的朋友们纷纷劝说他返回政界，这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远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特别是在肯塔基州，他的声望正隆，竞选州长或者联邦参议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拒绝了。南北战争，特别是后期的逃亡，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对朋友们说：“在政治上，我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华盛顿镇的小广场上，我坐在阳光下，静静地想象当年战乱中的小镇，想象当年的布莱肯利奇将军。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个时候的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生涯。好的艺术家要创作出美好的艺术，好的音乐家要创造出美好的音乐，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在今天的政治运作中，人们越来越清楚，政治的清明，必须依赖制度的制约和平衡，而不是企盼政治家的个人道德完美。然而，这种近于艺术家般天真的政治观之可能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对“干净的”政治的最后一点信心。对于有如我们这样半生经历的人，几乎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意义。
布莱肯利奇蛰居民间，但是影响犹在。他频频发表演讲，呼吁民众要耐心和宽容，呼吁南北和解。他谴责双方的极端分子，包括那时刚在南方出现的三K党分子，他说，这些极端分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恶棍。他极力主张保障黑人在肯塔基州的合法权利，包括黑人在法庭上作证以证明白人嫌犯有罪的权利。他拥护南方的重建，主张南方发展工业。他还帮助修建了通往偏僻地区的一条铁路。而在当年的南方政要们争论战争中得失的时候，他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并且劝别人也不要再纠缠以往了。
1876年是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从分裂和战争中终于走出来的美国，一年前就准备在费城庆祝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生日。这个时候，布莱肯利奇已经成为举国一致公认的南北和好的象征。庆祝活动的筹备者打算来年7月4日独立日的时候，邀请布莱肯利奇主持庆典的开幕式。不幸的是，战争时期的伤病这时突然发作，1875年5月17日，布莱肯利奇死于家乡肯塔基州莱克辛顿，距他离开华盛顿小镇开始最后逃亡的时刻，刚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