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國家主權的歸屬及壹黨專政的性質

若要認清壹黨專政的性質，首先需要明確國家主權的歸屬，以及主權者與政黨，特別是與執政黨之間的關系。

只要人們承認，每壹個人的人格和尊嚴都是平等的，那麽壹個國家的主權歸屬就只有壹種可能，即國家主權必須由全體國民共同享有。如果國家主權只是由國民中的壹部分人享有，不管這壹部分人是壹個人、壹個家族、壹個族群，或是壹個政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都將不復存在。因為，當壹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可以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另外壹部分人，人們就不能說這兩部分人是平等的。

壹個國家的主權者應該是全體國民，而不是其中任何壹個政黨，除了上述基本理由外，其理由還包括：(1)全體國民是壹個國家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沒有國民就不可能有國家，但缺少任何壹個政黨，都不會影響國家的存續。(2)政黨本身就是由國民所孕育出來的，它的成員也都來自於國民。壹個政黨只包含壹小部分國民，這些國民並不能因為組成了壹個政黨，就可以取得國家的主權，進而取得支配其他國民的權力。否則，不同的政黨都可能主張自己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而這些關於國家主權的相互沖突的主張，將不可避免地破壞國內的和平。相反，由全體國民共享國家主權，就可以避免因國家主權的爭執所引發的內戰，因為在全體國民之外並無其他的競爭者。

既然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那麽他們就應該是壹個國家之內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但同時，每壹個國民又都處於政府權力的管轄之下，必須對政府行使權力的行為予以服從。這兩種說法是否相互矛盾？實際上，這其中並無矛盾。在壹定地理區域棲居的人們，如果是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下，那麽其中任何壹個人或壹群人，都有可能遭受更強大的另壹個人或另壹群人的侵犯。這些人如果能夠形成壹個國家，並組建壹個政府，他們就不但能較為可靠地保障各自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而且還能維護和促進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

這樣組建的政府，比任何壹位或壹群國民都更加強大有力，並可要求得到每壹位國民的服從，但這並不能改變全體國民作為自治者的地位。因為，政府及其權力都是國家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每壹位國民對政府權力的服從，其實正是每壹位國民作為平等的主權享有者自我同意的結果。在民主國家，壹位公民對自己同意的政府權力的服從，與在專制國家，壹位臣民對自己無從施加影響，因而完全外在於自己的政府權力的屈從，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這種區別，亦即自由和奴役的區別。

在壹個承認個人人格獨立和平等的國家，國家主權由全體國民平等地共享。正當的政府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的產物，因此具有派生性、從屬性和有限性等三個方面的特性。

第壹，政府權力是由國民主權所派生出來的權力，並須受到國民主權的控制。政府權力不能獨立於國民主權之外，或是超越於國民主權之上，從而使國民失去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否則，政府就不是民主的，而是專制的，那些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和那些不掌握政府權力的人，就成了涇渭分明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第二，政府權力的產生，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以及促進國民的共同利益。政府權力只是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基於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從屬關系，政府權力只是壹種從屬性的東西，其本身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第三，政府權力的派生性和從屬性，決定了政府權力的有限性。

政府權力的派生性，使它成為壹種居於國民主權之下的權力，因而在位階上是有限的；政府權力的從屬性，使它只能服務於特定的目的，因而在範圍上是有限的。任何政府權力，壹旦突破它在位階上或範圍上的有限性，都將失去原有的正當性。

政府權力壹旦產生，就必須由壹些人來掌管和行使，這些掌管和行使政府權力的人，可以稱為執政者。當執政者是壹個政黨時，這個政黨也可稱為執政黨。任何政黨原本都沒有支配黨員以外的人的權力，不能要求得到黨員以外的人的服從，但執政黨實際上卻可以借助於政府權力去支配每壹位國民，並要求得到每壹位國民的服從。既然執政黨對國民的支配權(即執政權)，不是源自政黨本身(因為政黨本身並不具有這種權力)，就只能是源於執政黨之外的某種權力。這種權力就是全體國民所享有的國家主權。

執政權源自於國家主權，壹個政黨只有得到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同意，才能取得正當的執政權。主權者的這種同意，實質上是壹種授權行為，獲得這壹授權的政黨，即成為主權者的利益代理人。

因此，在享有主權的全體國民，與掌管及行使政府權力的執政黨之間，存在著壹種委托-代理關系，這種關系的核心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壹，只有通過主權者的委托授權，執政黨才能取得正當的執政權，而授權者在授權之後，仍可基於自身的意誌撤回授權，因為權力授予行為並非權力移轉行為，主權者並不會因為授權行為而喪失其主權；第二，基於代理人對委托人所負有的忠實義務，執政黨行使被授予的執政權，只能是為了保護和增進主權者的利益，而不能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執政黨及其成員可能得到的薪俸或榮譽，只是他們在嚴格履行忠實義務的前提下，所應獲得的報酬。

中國共產黨經常宣稱，它在中國取得執政權，是基於中國人民的選擇，但人們只要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稍加回顧，即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辛亥革命勝利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壹具有憲法性質的文件，體現了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與民主精神。但由於政局多變，這部約法並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

1931年6月1日，《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公布，國民政府依新法優於舊法的規則，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予以廢棄。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將中國國民黨確認為訓政者，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由此確立了國民黨壹黨專政的政治制度。

這壹訓政約法的頒布，使中國國民黨徹底淪為國家主權的篡奪者。

實際上，既然“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就不應該有任何個人或組織，以國民訓導者的名義高居於全體國民之上。

在壹國之內不存在任何高於國家主權的公共權力，且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必須被視為理性和自由的人。主權者既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去接受任何個人或政黨的訓導。訓政的說法本身就極其荒謬。因為，如果作為主權者的全體國民，竟然缺乏自主行使主權的能力，那麽其成員完全來自於國民的政黨，怎麽又可能具備訓政的能力？壹群本身就是全體國民之壹部分的人，怎麽可以壹邊把全體國民視為無權參與國家政治的弱智，壹邊又把自己視為可以獨攬國家權力的超人？可見，以訓政者自居的政黨，不但是在用武力篡奪國民的主權，而且還像壹幫異族征服者壹樣，用語言貶低國民的尊嚴。

訓政的做法不但篡奪了國民的主權，而且還容易破壞國內的和平。姑且假設訓政是有益的，但由於壹方面國民被剝奪了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另壹方面並不存在任何公認的標準和辦法，以確認應由哪些人來實行訓政，因此，不同的政治勢力為了爭奪所謂訓政(其實就是實行專制統治)的資格，必然會陷入不擇手段、妳死我活的爭鬥。可以說，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做法，對抗日戰爭結束後內戰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國共內戰，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出大悲劇。如果共產黨在帶領中國民眾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後，能夠及時還政與民，尊重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成千上萬中國人的鮮血還可算沒有白流。但中國共產黨卻完全違背了它對中國民眾所作的承諾，它打敗舊的主權篡奪者，只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新的主權篡奪者。

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並非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同意和授權，它占據國家統治權，就像是強盜非法占據搶奪到手的贓物。贓物的原主，並不會因為他人的搶奪，就喪失對贓物的所有權。

共產黨在打敗國民黨，並剝奪後者對國家統治權的非法占有後，原本應將其歸還給作為主權者的全體國民，因為主權者正是這壹被非法占據的國家統治權的原主。主權者在恢復對國家統治權的占有後，可以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據自身的意誌，再將執政權授予它認為合適的政黨去行使，同時保留撤回授權的權力。

在1944年2月2日出版的《新華日報》上，中國共產黨曾公開宣稱：“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在選舉之前，要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保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中國民眾在國共內戰中支持中國共產黨，正是出於對諸多類似公開承諾的信賴。

但中國共產黨向中國民眾做出動人的承諾，只不過是為了對他們進行駭人的背叛。它在奪取國民黨手中的國家統治權後，並未將其歸還原主，而是將其據為己有，從而取代國民黨，成為新的非法占有者。壹個人如果打敗強盜，並將強盜手中的贓物歸還原主，他理應得到原主的感謝，但如果他將贓物據為己有，那麽對贓物的原主而言，他不過是另壹位強盜罷了。

共產黨對國家主權的篡奪，甚至比國民黨更為專橫和徹底。國民黨至少在法理上承認，訓政時期壹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只是壹種有期限的臨時安排，是最終邁向憲政體制的過渡狀態。而共產黨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法理上，都壹直堅持要對中國實行無限期的壹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以立法形式，要求全體國民無限期地服從它的領導，這既是對委托-代理關系原理的悖離，也是對人類理性的羞辱。既然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執政者只是代行政府權力的受托人，後者就沒有任何資格要求前者必須服從自己的領導。如果主權者作為委托者，不能自由選任執政者，他們就不再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而是主權被篡奪的受壓迫者。

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和存續，完全是為了實現委托人的意誌，以及維護和促進委托人的利益。代理人的行為是否合乎委托人的意誌和利益，必須要由委托人自行判斷，並由委托人基於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更換代理人。中國共產黨完全剝奪全體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卻又聲稱自己最能代表全體國民的利益，這不但是對全體國民的主權的篡奪，而且還是對全體國民的理智的侮辱。因為，它甚至不把中國人視為可以明辨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自由人，而是不惜向異族征服者那樣，為了滿足自身的權欲和私利，不惜把中國人當作缺乏理性，因而不配享有政治自由的奴隸。

實現委托人的意誌，促進委托人的利益，是人們建立委托-代理關系的目的，代理人取得代理權，實施代理行為，只是達到這壹目的的手段。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同意，手段必須服務於目的，並由目的所決定。要求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必須接受某個政黨的領導，而不是由主權者基於自身的意誌和利益，自由地選任執政者，這顯然是用代理人的意誌去僭越委托人的意誌，並把手段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因而不但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基本原則，而且完全與人類的理性相背離。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是辛亥革命的繼承者，但它實際上是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與民主思想的毀棄者。辛亥革命的共和思想，意味著全體國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應由全體國民平等地共同參與。中國共產黨卻實行“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這種由壹部分國民對另壹部分國民實施專政的做法，與辛亥革命的共和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辛亥革命廢除了以皇帝為代表的皇族特權，共產黨則建立了以階級為名義的政黨特權。

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意味著執政者應由全體國民自由選擇，中國共產黨卻要求全體國民必須無限期地屈從於它的統治。共產黨壹邊說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壹邊又說人民必須接受它的領導，這純粹是壹個矛盾：如果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就沒有義務必須接受某些人的領導；如果人民必須接受某些人的領導，就談不上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在壹切權力之上的領導權，就像是壹塊比最大的石頭還大的石頭，是壹種十足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