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司法獨立的重要性

全體國民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政府的組建以及政府的形式和權限，都應該是出自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憲法即是這種主權者意誌的體現。憲法既是政府得以產生和取得權力的根據，也是國民用來約束政府行為的根本規範。

立法機構是政府的組成部分之壹，其立法權限也應由憲法所界定，不得超出憲法規定的範圍。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若是與憲法相抵觸，就不應該發生效力。否則，就意味著立法機構可以超越憲法所賦予的立法權限，並可以隨意侵害或削減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

若要認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否與憲法相抵觸，就必須對憲法和法律進行解釋。基於任何人不得擔任自身案件的裁判者的原則，這種法律解釋的工作，顯然不適合由立法機構來進行，因為立法機構若是可以自行裁決，其制定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憲法對立法機構的限制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認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是否違憲，這壹工作最適合由法院來承擔，因為解釋法律乃是法院正當和特有的職責。賦予法院對法律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力，並不表示司法權高於立法權，而只是表明主權者(全體國民)的意誌，高於主權者的代表(立法機構)的意誌。

立法機構的權力是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通過憲法所授予的，立法機構不得超越其被授予的權限，更不能進行授權時所明確禁止的事，比如，不得制定剝奪公民言論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等。如果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卻仍然有效，就等於說主權者的代表的意誌，竟然要高於主權者本身的意誌，而這顯然是荒謬和不正當的。因此，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如違反憲法，自當歸於無效。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將違反憲法的法律認定無效並廢棄不用，僅僅意味著，當法律所代表的立法機構的意誌，與憲法所代表的主權者的意誌相沖突時，法官應當受到後者的約束。

法官既然要承擔對法律進行違憲審查的任務，就必須保持對立法機構的獨立。如果法官缺乏獨立性，或者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由同壹種政治勢力所掌控，立法機構的違憲行為就無法得到抗衡與糾正。由於普通的法律往往比憲法規定得更具體、更有可操作性，法官甚至只能置憲法的條文與精神於不顧，優先適用違法憲法的法律規定。如此壹來，憲法中的規定就將形同虛設，憲法所確認的公民權利也將名存實亡。

例如，中國現行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卻又迫使所有接受國民教育的人，必須認同無神論的馬列主義。當壹位具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公民，被政府權力強迫對無神論思想表示認同時，我們怎麽能說他仍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又如，現行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和結社的自由，但全國人大制定的《集會遊行示威法》，和國務院制定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卻又任由行政機構獨斷的決定是否同意公民的相關申請。而壹旦公民基本權利的行使，必須取決於行政機構的任意和獨斷的裁量，這些權利就等於被完全剝奪了（註5）。

立法機構的職能是通過法律的制定，在觀念世界裏普遍地明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行政機構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法律的執行，在現實世界裏個別地決定公民的利益和負擔。對於每壹位公民個體而言，掌握著國家強制力量的行政部門是強大而難以抗拒的，因此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總是要面臨遭受行政權力侵犯的危險。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國民的確可以通過定期的選舉，對行政部門進行政治問責，但這種壹般的問責機制，並不適合對受侵犯的公民進行各別的救濟。如果公民個體的權益無法得到及時的保護和救濟，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所享有的主權，就會被行政機構通過個別的執法予以侵蝕和削減。

為了防止行政權力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或是為受侵犯的公民提供及時的救濟，有必要使司法機關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力，並可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和裁決。獨立於行政權力的司法，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最可靠保障，這是壹個已被人類經驗反復證明的真理。對無辜的公民濫施懲罰和隨意拘禁，歷來是暴政最常見的表現。

如果司法畢竟還有壹定的獨立性，受害者就可以向其尋求救濟。哪怕是通過司法程序將行政機構的暴虐行為公之於眾，也足以引起人們對暴政的憤慨和警惕，從而使行政權力多少有所忌憚。

但是，如果司法和行政權力掌握在同壹批人手裏，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就全完了。司法部門壹旦和行政部門聯合在壹起，它本身的軟弱必將使它淪為行政權力的附庸，司法部門非但不能成為抗衡行政權力的壹種獨立的力量，反而還將成為替暴虐的行政行為背書的工具(這其實正是中國的公安機關和法院之間關系的現狀)。法院壹旦淪為行政權力(包括警察力量)的附庸，行政權力對無辜公民的獨斷和蠻橫的迫害，就將獲得壹種有條不紊的司法處理的表象，受害者的冤屈和迫害者的暴虐，都將被煞有介事的司法程序的外衣所籠罩，因而不再引人註目。事實上，利用司法程序進行政治迫害，將無辜公民和正直人士入罪下獄，往往是專制政府最喜歡使用的壓迫手段。在這方面，中國政府顯然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在人類事務中，若能控制壹個人的生活，就足以控制壹個人的意誌。因此，為了確保司法的獨立，有必要使法官享有穩固的職位和薪酬，不能任由立法或行政部門左右法官的任期，或是減少法官的薪酬。對於經由嚴肅而公正的程序獲得任命的法官，除非其行為不當，否則不得將其免職。就司法活動的本性而言，法官的職位甚至不適合定期接受選舉政治的考驗。

在政治選舉中，無論是對立法機構成員的選舉，還是對行政首腦的選舉，選民都可以完全依據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感情偏好來投票，而這本身也是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應有之義。但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卻必須超越自己的感情偏好，完全平等和公正地對待每壹位當事人，無論他們是否討人厭惡。如果法官必須定期接受選舉的考驗，並可能由選民投票免職，則法官在審理每壹起引起公眾興趣的案件時，最重要的將不是考慮什麽樣的判決是公正的，而是考慮什麽樣的判決能夠得到公眾的贊許。這樣壹來，當事人的命運將由變動不居的公眾情緒，而不是由穩定可靠的法律來決定，法律和司法的本來作用也將因此而喪失。

司法人員的職責，是根據法律的規定審理和裁斷各類法律爭端，而判斷司法公正與否的標準，就是看裁判結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文義與精神。在壹個國家，由立法機關根據憲法確立的程序與權限所制定的法律，在其適用範圍內應被視為是最大的公意。法官依法裁判的行為，正是使這種公意得以實現的過程。

為了確保裁判的公正，法官必須超脫於法律以外因素的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來自政治權勢，還是來自公眾輿論。否則，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實現，體現在法律中的公意也將被犧牲。如果允許法官在法律之外尋找審判的依據，人們甚至無法判斷司法是否公正，因為除了公開施行、措辭嚴謹且彰顯公意的法律，任何其他的評判標準都不可能具有正當性。同時，人們也將無法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形成較為確定的預期，而這本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壹。

確保法官在判案時，不受偶發和多變的公眾情緒的影響，對於個別當事人和社會少數派的人權保護，是極其重要的。為了檢驗壹項原則是否妥當，最好把它放到最極端的情形加以考查。假設在壹起引發公眾廣泛關註的案件中，根據有效的法律規定，應判當事人無罪，但除當事人和法官之外的所有人都希望判當事人有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若是迫使法官作出有罪判決，就意味著所有人在共同對當事人做壹件不公正的事。因為，基於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原初契約，每壹個人都應該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每壹個人都有理由相信這種保護是穩定和可靠的。

除非經由莊嚴與合憲的立法程序廢除或修改現行法律，法律對人民整體和公民個體同樣具有約束力。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強使法官在法律之外加罪於個別的當事人，就等於是為當事人臨時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但以發生時並不違法的行為，對當事人施加懲罰，顯然是壹種極其暴虐的做法。這種做法即使出自多數人的意誌，也不改其暴虐的性質。為了避免這種多數人的暴政，實有必要盡量讓法官僅對法律和自己的良心負責，而無需選民的投票負責。

堅定而壹貫地守護法律和保障人權，是司法的最主要職責，這壹職責顯非任期不穩的法官所能勝任。如果法官必須時常接受選民的選舉，必將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過於遷就民意，從而削弱其惟以憲法和法律為準則的剛正品格。另外，由於人類事務本身的繁復性，法治國家的法律往往浩如煙海，必須長期鉆研和實踐，方能深入理解和熟練掌握。法官的任期若是短暫或不穩定，法官群體將難以達致必要的專業程度，從而有損司法的穩定、莊嚴和公正。人們設立法官職位，本是為了借助於法官的專業知識和素養，確保法律得到剛正不阿的適用。如果人們壹方面希望利用法官的專業素養，壹方面又經常迫使法官拋棄自己的專業判斷，並屈從於公眾的情緒與偏見，這顯然是極不明智的。

在政治上，有壹條公認的可靠原則：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權力越大，權力的期限應該越短；權力越小，延長權力期限的危險就越小。在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中，司法部門的性質和功能，決定了它的權力是最不危險的。立法機構不但掌握了財權，而且還可制定公民權利義務的準則，行政部門則不僅具有職位、榮譽和資源的分配權，而且還掌握著國家暴力機器。反觀司法部門，它既無軍權，也無財權，無法支配社會的力量和資源，甚至不能采取任何主動的行動。司法部門只能對人們訴諸它的具體個案，作出包含詳盡理由的裁判，而為了實施其裁決，它甚至還要借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

可見，獨立的司法權力，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重要保障，同時又不大可能構成對民眾自由的重大威脅，更不會導致對國民主權的篡奪。讓司法部門在審理具體案件時，處於壹種獨立於民眾情緒的地位，可以視為人民所采取的壹種謹慎而明智的措施，用以防止自身由於壹時盲目或激動，而作出錯誤或不公正的事情。

當然，司法獨立絕不是說法官可以不受約束，而是說法官在審理個案時，不應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幹擾。為了實現司法公正而對法官進行的約束，不是為了左右具體個案的審判結果，而是為了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處於免受法律之外因素幹擾的地位。例如，公開透明的訴訟程序、嚴密的法官行為規範及懲戒措施、嚴格的案件回避制度，以及自由的新聞監督，都是對法官的正當而必要的限制和約束。這些限制和約束不是為了左右案件的裁判結果，而是為了防止法官的審判行為脫離法律的軌道。對法官的限制和約束，是為了達致這壹狀態：對於法官來說，只有對案件依法進行公正的審判，才是最合乎自身尊嚴、榮譽和聲望的做法；不公正的審判將有損法官的聲譽，卻又無法為他贏得任何其它的利益。

如果法官不能獨立地審判，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法律本身也將形同虛設。司法活動的實質，是將普遍的法律適用於具體的案件，因此司法公正包含著兩個最基本的要求：(1)準確地認定案件事實；(2)正確地適用法律規定。但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那些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且親自審理案件的法官，卻不能獨立地對案件作出相應的裁判，而是必須順從其背後的政治權力的意誌。由於這些握有權力的發號施令者，壹方面並未通過親自聽審去全面了解案件事實，另壹方面又往往並不具備足夠的法律專業知識，因此不可能保障裁判結果的公正性。

當手握權力的人可以左右法官的裁判時，必將出現無窮無盡的司法弊端和觸目驚心的司法腐敗。在這種情況下，確鑿的證據和明確的法律，都不能確保人們取得通常可預期的判決。為了獲得對自己有利的判決，人們不得不把心思放在法庭之外，極力去接近和巴結能夠左右法官裁判的掌權者。久而久之，在這些掌權者身邊，就將圍繞著壹群阿諛奉承之徒，包括壹些淪為權力掮客的職業律師。

他們用盡壹切可能的手段，不厭其煩地向掌權者索要壹紙批文，以便以更高的價碼轉賣給當事人。

在中國，從現有的政治體制來看，所有的法院都必須接受執政黨的控制和領導，從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來看，所有的法官又必須聽命於自己的上級。因此，案件的結果，經常不是由親自審理案件，且需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來決定，而是由那些既不曾審理案件，也不用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掌權者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實際決定案件結果的掌權者，可通過避免在判決書上署名來逃避輿論的譴責；那些必須在判決書上署名的法官，則可通過托詞於上級的壓力來逃避良心的譴責。這就難免在使法官群體喪失職業尊嚴和權威的同時，也使整個國家的司法喪失最起碼的公正。在今天的中國，法官的裁判早已淪為可以隨意販賣的貨品，法律的規定，也已成為可以肆意毀棄的空文，這又有什麽好奇怪的呢？在壹個真正的法治國家，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任何個人或組織都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經常信誓旦旦地宣稱，“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但這顯然是壹句毫不可信的空話，因為基於中國現有的司法制度，中國共產黨必然要高居於法律之上，成為壹群不受法律約束的法外之徒。

壹個政黨的活動，是否處於憲法和法律範圍之內，本應由司法機關進行獨立的裁判，但中國的法院卻完全由政法委所領導，因此，共產黨的任何活動是否合乎憲法和法律，最終還得由共產黨自身來判定。這種由當事人擔任自身案件的裁判者的做法，完全違背了司法活動的本性，並使當事人實際上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而如果壹個國家的執政者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

2007年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先生，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會上，要求政法工作應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壹年之後，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王勝俊先生，又將“三個至上”確立為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

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壹提法，曾受到不少法律人士的批評甚至嘲諷。不過，王勝俊先生雖然並不具備擔任首席大法官所需的專業知識，但作為壹名資深的政治官僚，他呼應並大力宣揚這種荒謬可笑的口號，絕不會是毫無緣由的。壹項政策越不可思議，制定政策的人可能獲得的利益也就越巨大，因為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會冒著被眾人取笑的風險，提出壹些明顯荒唐卻又無利可圖的政策。將“三個至上”樹立為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這壹做法的目的，其實就是為政權權力幹預司法審判，提供壹種方便而堂皇的借口。

司法工作的作用，在於為兩個以上當事人之間的爭端，作出唯壹、確定和有約束力的裁判。司法裁判結果的唯壹性和確定性，有賴於裁判準則的唯壹性和確定性。自法律內部來看，如果對於壹個具體案件存在兩個以上可供適用的法律條文，而這些條文包含的法律規範內容是壹致的，這些條文不過是重復了同壹個裁斷準則；倘若這些條文包含的法律規範內容不壹致，裁斷者則必須求助於相應的法律適用規則(如“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壹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等規則)，以選定其中的壹個裁判準則。

無論如何，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裁判準則，絕不可能同時適用於同壹個案件。

在法律之外尚有司法裁判準則的情形亦可分為兩種：倘若法律之外的準則與法律的準則是壹致的，前者不過是不必要的重復；倘若兩者並不壹致，裁判者則必須決定何者具有適用上的優先性。在後壹種情形，裁判者必須在裁判中適用其中壹個準則，而忽略其他的準則。總之，這些不同的準則，不可能同時成為司法裁判的“至上”準則。

當法律規定與法律之外的準則不壹致時，司法案件的裁判最好以法律為準。這樣做的理由包括兩個方面。第壹，從技術上講，在壹切社會規範中，法律規範往往用語最為精確，含義也最為確切。

將法律作為司法裁判的至高準則，壹方面有利於公眾對自己的行為後果形成確定的預期，另壹方面也容易形成更明確的關於裁決是否公正的判斷標準，從而有力地約束法官裁判的任意性。

第二，從正當性角度而言，法律往往是由壹個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機構所制定，立法中的利益平衡和取舍，理應高於立法之外的利益考量。人們若是認為，有些利益重要到了可以讓法官在裁判時置法律於不顧，那最好還是將這些利益規定到法律之中。任何可以通過司法裁判得到實現的利益，都必然可以在法律之中得到規定。如果有些利益連立法機構在集思廣益和深思熟慮之後，都無法以明確的語言規定在法律中，人們怎麽可能指望，忙碌的法官們能夠在較短的審案期限內領悟到這些利益，並將它們體現在裁判文書中？在任何社會，明確的法律規定，以及民眾因知悉法律而產生的權利意識，都是對政治權力最重要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不斷增強，必然會讓那些習慣於擅權專斷的政府官員深感不便。實際上，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經常露骨地表示出對法律的不屑，以及因權力受到法律約束而產生的惱怒。“三個至上”的提出，只不過是在更高層次上，以更加理論化的方式，表現出對制約權力的法治原則的抵制與反動。

如果說法治原則意味著，法律是法官的最高上司，那麽“三個至上”則意味著，上司是法官的最高法律。不過，既然“三個至上”的口號，把“黨的事業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並列為司法工作的指導思想，那就表明黨的事業和憲法法律畢竟是有所不同的東西。

這也意味著，法官若是遵循“黨的事業至上”的準則，就有可能要放棄“憲法法律至上”的準則。由此亦可表明，所謂黨的事業，完全是壹種毀棄法律的事業，是壹種與法律所蘊含的公正精神背道而馳的事業。

註5：事實上，中國的現行憲法本身就是壹部的純粹的偽憲法。憲法本是主權者意誌的產物，是政府以及執政權產生的根據，而不是政府行使權力的結果。憲法的制定，本應由全體國民出於此壹特殊目的，選出壹定數量的代表組成制憲機構。制憲機構提出憲法草案後，再經由全民公投或其它體現國民意誌的批準程序，方能產生正式有效的憲法。為了確保制憲機構的盡責和公正，制憲機構只能是臨時機構，並應於制憲任務完成後予以解散。它不能利用制定憲法的便利，在憲法中將自己確認或轉變為常設的政府機構。原屬制憲機構成員的人若是想加入政府，只能根據業已生效的憲法，與其他公民進行平等的政治競爭。

但是，中國現行憲法的制定，卻完全違背了憲法制定的正當程序。中國共產黨先是用武力攫取這個國家的政權，然後又利用從未得到國民授權或同意的權力，拼湊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壹虛假的代議機構，並炮制出現行的所謂憲法。這部憲法最核心的內容是規定共產黨的永久執政權，它沒有確認國民作為主權者享有選任執政者的權力，反而徹底剝奪了國民的這壹最基本的主權權力。

這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並非源於國民的授權，而是針對國民的篡奪。

中國的現行憲法不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根據，而是它篡奪國民主權的書面證據，這壹事實可以公司組建和公司管理機構的產生為例，從而得到更為通俗的說明。公司是由若幹投資者為了共同的事業或目標而組建的，他們為了組建公司，首先要起草並簽訂壹份公司章程，公司的管理機構(如董事會、監事會及總經理等)的產生，都必須以公司章程為依據，管理人員也必須受到公司章程的約束。假如公司的管理人員無視投資者(公司股東)作為公司所有主的權力，擅自修改章程或制定新的章程，並規定自己應當永久享有公司管理權，他們的這種行為難道不是對股東權力的篡奪嗎？如果篡奪壹個公司的主權的行為都是不可容忍的，那麽篡奪整個國家的主權的行為，又怎麽會有哪怕壹絲壹毫的正當性？莊嚴的真憲法和拙劣的偽憲法，還有壹個重大的區別：對於代表國民意誌的真憲法，即使是曾經投票反對它的人，都會對它給予極大的尊重；而對於假冒國民意誌的偽憲法，即使是壹手炮制它的人，也會對它報以公開的藐視。試問，在現行憲法施行以來的三十年裏，中國共產黨什麽時候遵守過其中關於公民權利的規定？實際上，從1949年攫取國家政權到1982年制定現行憲法，在這短短的三十三年裏，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政權，竟然先後頒布過四部憲法：壹個更換憲法比更換尿布還要頻繁的政權，怎麽可能會把憲法當成壹回事？中國共產黨炮制出壹部又壹部憲法，本是為了掩蓋它篡奪國民主權的事實，但它連自己制定的憲法都毫不尊重的做法，卻更為徹底地暴露了它作為國民主權篡奪者的面目。

結論

中國共產黨只是壹群國民主權的篡奪者，它在中國實行的壹黨專政統治，是壹種毫無正當性的權力僭越，也就是說，是由壹幫缺乏正當統治權的人所實行的非法統治。

中國共產黨既然是國民主權的篡奪者，就必然要剝奪國民自由選任執政者的權力，不可能容許任何政黨競爭。為了使自己的專制統治不受挑戰，它甚至還要進壹步剝奪國民的結社權，以壓制國民采取共同行動的自由。

用武力篡奪的權力，也必須用武力來維持。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軍隊政黨化原則，已使由全體國民供養的中國軍隊，徹底淪為執政黨的黨衛軍。這種迫使軍隊與人民為敵的做法，既扭曲了軍隊的本性，也辱沒了軍隊的榮譽。

專制統治者不但需要用武力脅迫人民，而且還需要用謊言欺騙人民。中國共產黨為了掩蓋它篡奪國民主權、壓迫中國人民的事實，除了剝奪人們的新聞出版自由，還不惜利用系統和全面的黨化教育，去束縛國人的心靈，禁錮國人的理性。但壹個政權若是不遺余力地禁錮人們的理性，必然是因為它知道自己的存在違反了人類的理性。

在中國，整個國家的權力都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中，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可以恰當地稱為寡頭專制政體。在這種高度集權的政體中，虛假的代議機構通過法律的制定，對國民進行普遍的壓迫；腐敗的行政部門通過法律的執行，對國民進行個別的壓迫；孱弱的司法機關則純粹是政治權力的附庸，它非但沒有成為守衛公民自由的堡壘，反而成了摧殘公民權利的幫兇。

人世間最暴虐的統治者，就是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統治者。從這壹意義上，說中國正處於暴政之下，是壹點也不過份的。

因為，在今天的中國，最不尊重法律、最經常破壞法律的人，正是那些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和解釋法律的人。

中國共產黨曾推出過各種各樣的“理論”，企圖證明它的統治是正當的，但它的壹套又壹套的說辭，無不充滿了謊言和詭辯，根本經不起認真的推敲。實際上，壹個政黨完全壟斷壹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就是把本應屬於全體國民的國家主權，強行搶奪到自己的手中。這種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搶奪到手的行為，在任何人類社會都是毫無正當性的強盜行為。將這種強盜行為論證為正當合理的，是任何壹種人類語言都無法做到的，因為，否定強盜行為的正當性，恰恰是人類社會區別於動物世界的標準之壹。不過，至於這種行為能否用魔鬼的語言證明為正當的，那就只有魔鬼自己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