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區別
壹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壹群聚居在壹起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之所以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如果人們在尚未組成國家時，都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前提下，增進自己的財產，追求自己的幸福，並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促進彼此的利益，那麽，在組成國家之後，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應該得到更有效、更確當和更充分的保護，並且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也應該變得更便利、更廣泛。若是在國家組成之後，人們反而變得更不自由，財產權更不能得到保障，那只能是因為國家主權不再掌握在全體國民手裏，而是已經被少數人所篡奪。
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共同的利益，但如果國家權力被少數人所壟斷，這壹目的就會被背棄，國家就會淪為這些人謀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無論是壹個人、壹個家族或是壹個政黨，若是取得了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個人、這個家族或這個政黨獨有的利益，就會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由於到處都能得到吹捧和奉迎，他們將會變成他們自己的崇拜者，認為自己應當高人壹等。另外，由於獲得了為所欲為的便利，他們也不能總是審慎地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
壹個人壹旦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就必然會被這種權力所敗壞，這是建立在人類普遍經驗之上的普遍規律。擁有這種權力的人，他的人性中壞的因素，不再是受到他的外在環境和周圍的人的限制和約束，而是被許多人的阿諛奉承所激發和助長，從而使他最終成為公眾苦難的源頭。
只有全體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對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事務，全體國民應該享有最終的控制權。不過，即使是在壹個規模不大的國家，由全體國民時時聚在壹起，直接對每壹具體事項作出決定，也是完全不可行的。對於相同類型的事項，人們可以事先制定普遍適用的規則，這種具有普遍規範作用的規則就是法律。但在壹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的國家，甚至由全體國民直接制定法律，也不大行得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選出若幹代表，然後再由這些代表進行立法，全體國民的意誌將通過這種代議制度，間接地體現在立法中。
代議制民主政體可以確保全體國民作為主權的享有者，掌握對國家事務的最高和最終的支配權，同時每壹位國民都能夠平等參與主權的行使，並且具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平等機會。這就使得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相比，具有兩個顯著的優勢。
第壹，在專制政體中，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被人為地限制在很小的範圍之內，加之政治競爭的缺失，政府官員將不可避免地普遍表現出平庸和無能的特點。而在代議制政體中，所有的公共職位都向整個國家的才智和美德開放，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也就和整個國家壹樣廣闊；公開的政治選舉和充分的政治競爭，使得政府官員的才智和道德，不可能低於國民的平均水準。像歌唱演員和智障人士獲授將軍頭銜的現象，在代議制政體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註3）。
第二，在專制政體中，由於公眾無法約束公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因此既不可能防止普遍的政府腐敗，也不可能避免嚴重的社會不公。
而在代議制政體中，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控制，可以防止他們手中的權力，從服務於國民的手段，蛻變為謀求私利的工具。代議制政體不但能保障手握公權的人，具備相應的才智和美德，而且還能防止他們的才智和美德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專制政體則不但使自私和無能成為政府官員的普遍特點，而且似乎仍嫌他們對公眾的危害不夠嚴重，還要進壹步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去助長他們的貪婪和專橫。
在中國，有些專制政體的支持者認為，由於民眾的素質還比較低，中國不適合采用允許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生活的代議制政體，而應該采用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所謂威權體制。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擔任政府官職的能力和經驗，但只要存在公平的政治競爭和充分的新聞自由，絕大多少人都能看清，究竟哪壹位候選人最能代表自己的意誌和利益。當每位候選人都必須向公眾闡明自己的政見，並且新聞自由又能確保選民充分了解候選人以往經歷時，任何具有通常理智的人，都不難基於自己的判斷做出合理的選擇。我們最好還是不要侮辱十三億的中國人，總是認為他們只是壹群不知好歹的蠢貨，甚至是壹群連自己心中的追求、願望和情感都不能正常表達的低能兒。
認為中國人的素質配不上“壹人壹票”的政治選舉，這對十三億中國人不但是壹種侮辱，而且是壹種背叛。如果真像那些壹黨專政的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到了連壹張選票都填不好的地步，那麽人們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那些對自己的同胞實行專制統治的少數中國人，就壹定能夠奇跡般地避免這個民族的普遍弱點？斷言壹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其邏輯結論並不是由少數國民統治多數國民，而應該是讓整個國家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外國人的統治。這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秘而不宣的想法，因為它在政治上剝奪中國人自由選舉的資格，恰恰是因為它首先在理智上否認中國人自我治理的能力，並壹直迫使十三億中國人接受幾名外國死人的精神統治。
事實上，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優勢，不僅在於它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官員的稱職，更在於它有利於全體國民整體的進步。政府既是人們為管理公共事務而進行的壹套有組織的安排，也是對人類精神具有重要影響的巨大力量。代議制政體不但有助於把國民之中既有的才智和美德組織起來，以便它們能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作用，而且通過允許國民直接參與關系到國家巨大利益的行動，還可對哪怕是最底層的國民進行理智和情感的教育，從而促進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
在代議制政體中，全體國民既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也是國家主權的行使者。任何人想要取得執政權，都必須得到國民的授權。
為了得到授權，每壹位競選者都需要向國民公開闡明自己的政見，並盡力批評對手政見的不足。這種公開的政治辯論，無疑會啟發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思考，並增進公眾關於公共事務的知識。同時，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作用，公眾每天都能接觸到對執政者言行的報道和批評，以及關於公共政策的各種不同看法，國民自身關於公共政策的觀點，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明智和健全。
更重要的是，在代議制政體中，普通公眾不但可以定期行使選任執政者的權力，而且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自由。對於公共事務的日常參與，有助於公眾形成較強的公民意識和公共品德。
在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想法，而是必須衡量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這就要求他們認真傾聽他人的想法，並遵循與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同的原則。在親身參與公共事務時，人們將不斷克服自己的個人偏見，超越自己的個人利益，在獲得更多公共知識的同時，也將強化對普遍利益的意識和感情。
人們對於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總是會傾註更多的關心，形成更強的感情。當壹個人切實感到自己是主權者的壹分子，因而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時，在他心中就會產生壹種牢固而持久的愛國之情。
但在專制政體中，情況卻正好相反。專制統治者只知道向國民發布專橫的命令，而無須向國民解釋各項政策的真實意圖，更不會容忍公眾的質疑和異議。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缺乏，專制社會不可能存在嚴肅的政策辯論和政治批評。無論是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還是構成這壹整體的每壹個人，對自己和國家的命運都沒有真正的發言權。
壹切重大的政策都出自高高在上的少數統治者的意誌，普通民眾所能做的只是被動和消極的順從，處於這種環境下的國民，既不能獲得健全的公共知識，也無法形成良好的公共品德。促使人們從事智力活動的主要誘因，是他們的思考結果有產生實際影響的可能和希望。如果壹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對公共政策毫無影響，他就不大可能經常關註和思考公共事務，因而也不能取得相關知識的進步。
政治參與的缺失，不但會妨害人們在知識上的進步，而且還會導致人們在道德上的退化。人們的行動範圍壹旦受到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感情也會相應地變得狹隘和不健全。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之外，整個民族就會變成壹群無知無識和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公眾的普遍利益，都不可能有很強的感情和熱忱。
可以說，專制統治者禁止公眾為自己的國家出謀劃策，實際上就是禁止國民關心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在專制統治者和真正的愛國者之間，總是存在壹種天然的敵對關系。因為，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都希望能指出和革除自己國家中的弊端，而在專制國家，少數人的專制統治，恰恰是整個國家最大的弊端。
代議制民主政體，有助於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專制政體則妨害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兩者之間的這種差別，完全是源於兩者內在邏輯的差別。代議制政體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代議制政體的成功是相互促進的。專制政體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專制政體的存續是相互沖突的。
國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能力越強，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政體，就越是缺乏正當性。因此，專制統治者為了延續自己的專制政權，總是要竭力阻礙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而他們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剝奪國民政治參與的權利，並壓制他們的新聞和表達自由。
專制統治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其壓迫國民的嚴苛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專制統治本身並無任何正當性可言，因為它完全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人們組成國家，將壹定的權力授予給政府，使政府掌握比任何個人或群體都更強大的力量，是為了保障人們不受彼此的侵犯。與此同時，全體國民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仍可對政府實施有效的政治控制，以防政府權力本身從壹種保護性的力量，蛻變為壹種壓迫性的力量。
但在專制政體中，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全體國民缺乏對政府進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政府權力反而成了少數專制統治者壓迫和侵犯國民的工具。人們組成國家，建立政府，本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在專制國家，政府權力卻成了最經常、最暴虐和最難以抵抗的侵犯的來源。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免於偶然的、較小的侵犯，而甘願遭受經常的、較大的侵犯。可見，專制政體違反了國家的目的和人類的理性，它的存在只能是武力強加的結果。
在專制國家，政府確實也會對侵犯他人的行為進行懲罰，但專制統治者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倒不如說是為了壟斷侵犯國民的特權。專制統治者懲罰零星和偶然的犯罪，只不過是為了便於自己實施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大家不妨想想，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裏，中國人因為普通刑事犯罪所受到的損失，與專制政權殘害的生命及毀損的財產相比，又能算得上什麽呢？那些為中國的壹黨專政體制辯護的人，最經常使用的借口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們通常委婉地稱之為“威權體制”)，至少可以為中國社會帶來穩定的秩序。但這些人顯然是在刻意將奴役混淆為秩序。秩序總是意味著，壹個人在享有壹定的財產和自由時，無需擔心會遭受他人的幹涉或侵犯，同時他也必須避免幹涉或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因此，壹個有秩序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的財產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和可靠保障的社會。相反，如果在壹個社會，某個特定的群體，可以利用自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他人，並可肆意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那麽後者所得到的就不是穩定和秩序，而只是壓迫和奴役。
在專制國家，專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恰恰就像是壹群不受任何法律約束，並可隨意侵犯他人財產和自由的匪徒。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其危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壹群普通的匪徒。普通的匪徒盡管也會侵害人們的財產和自由，但他們並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權力，也不具備廣泛和完備的組織形式，因此人們總是能很快找到對付他們的辦法。並且，在抵抗普通匪徒的過程中，人們甚至還會變得更加團結、機智和勇敢。
但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卻具有完備的組織形式，且掌握著正規的武裝力量，人們對他們的反抗不但極其艱難和危險，而且往往難以成功。因此，專制統治常常會壹代又壹代地存續下去，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的壓迫逐漸變得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從而徹底消磨人們的心智、活力和尊嚴。可以說，指望專制統治者為社會帶來穩定和秩序，是人們所能做出的最愚蠢，也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這無異於為了避免壹些小匪徒偶爾的侵犯，而甘願忍受壹群大匪徒經常的侵犯，或者說為了使自己的財產和自由得到保護，竟然去歡迎壹群具有毀滅它們的足夠力量的敵人。
國家主權是壹切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根源，任何未經主權者同意和委托的執政權，都是對國家主權的篡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民主權本身是沒有限制的。人們組成國家並掌握國家主權，是為了讓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能夠得到更可靠的保護，因此國家主權本身也是服務於某種目的手段。國家主權既然只是壹種手段，它就必須從屬於其目的，因而不應是無限的，因為手段壹旦失去了限制，就必將吞噬其目的。
如果國家主權不受限制，人們就等於創造出了壹種不可抗拒的權力，並使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處於無處可逃、毫無保障的境地，而這顯然與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相違背。國家主權只能是壹種有限和相對的存在，因為人們生活中的壹部分內容，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因而獨立於任何公共權力的控制之外。這就意味著，人們擁有壹些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任何侵犯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政治權力，都將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並由他們組成代議機構，以代主權者行使國家立法權。代議機構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可以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但它的立法權必須恪守如下原則或界限：第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首先，代議機構的立法權屬於廣義的政府權力之壹種，它源於國民主權，並在權力位階處於國民主權之下，因而不得以任何方式減損國民主權。而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即屬於國民主權的最重要權能之壹。其次，代議機構的組成人員都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的意誌始終高於代理人的意誌。國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批評，是國民表達自身意誌的重要方式，如果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的批評權，就等於是限制國民表達自身的意誌，但壹種低位階的意誌，並不能限制另壹種高位階的意誌。可見，國民的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完全是壹種不正當的僭越行為。
第二，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結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們組成國家並組建政府，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能夠侵犯他人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壹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他思想的壹部分，並且主要是關於來世的思想，因此並不屬於政府權力的正當管轄範圍。另外，壹個人擁有某種宗教信仰，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認為它是合理的，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感情偏好，認為它是可親的。但政府權力既不是衡量人們判斷對錯的標準，也不是決定人們感情取舍的尺度。
政府權力只能告訴人們什麽行為該做，什麽行為不該做，但不能告訴人們什麽判斷是對的，什麽判斷是錯的，更不能強求人們該喜歡什麽，該討厭什麽。任何利用權力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都是在做它根本不適合，也完全不應當做的事，因而都是僭越和暴虐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政府所能做的唯壹的事情，就是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任何個人或團體的侵犯，並避免讓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但在中國，政府不但通過立法將馬克思主義這壹無神論的信仰，淩駕於各種宗教信仰之上，因而構成對後者的歧視，而且還在國民教育中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因而構成對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壹個擁有宗教信仰，因而相信神的存在並贊美神的偉大的人，當他迫於政治權力的外在壓力，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對壹種無神論的信仰表示認同時，他的內心該是多麽痛苦和憤懣啊！第三，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任何個人或機構，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可任意剝奪國民的生命、財產或自由。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使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免受他人的侵犯。在組成國家之後，如果有人違法侵犯他人，就必須經由正當的法律程序受到相應的處罰，而處罰的嚴厲程度應與違法的嚴重程度相適應。但代議機構若是制定法律，使得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則顯然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而是壹種嚴重的叛國行為。
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違反法定的程序，專橫地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那麽它們就不再是在行使國民授予的政府權力，而是在實施純粹的犯罪行為。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遠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險得多，因為對於普通的犯罪，人們尚可向政府尋求救濟，而壹旦政府本身在實施犯罪，人們又能向誰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並且常常是受害人難以得到救濟，犯罪者容易逃脫懲罰。這也完全印證了前面說過的話：專制統治本身就是壹種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其實，既然那些在中國實行專制統治的人，本來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人們又怎麽能指望，壹幫強盜在奪取了權力之後，竟然會不再像罪犯壹樣行事？第四，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政府可以非經恰當補償，即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代議機構制定普遍適用的立法，確實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並不是獨立於個人利益的壹種特殊利益，而只是普遍的或多數人的個人利益。比如，政府為了建造壹所公立醫院，需要征收並拆除壹幢民房，可能確實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但這裏的公共利益，除了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所得到的就醫便利，還能是什麽呢？民房因拆除而滅失，是建造醫院成本的壹部分。對於壹樁行為的成本，最恰當的承當者，應該是這壹行為的得益者。因此，由因建造醫院而獲益的不特定多數人，通過稅收的繳納，來分攤建造醫院的成本，遠比由民房所有者獨自承擔更為公正。
在今天的中國，私人財產很難得到應有的保護或尊重，政府總是以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名義，對國民的私人財產予取予求。實際上，從來就不存在獨立於個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國家利益。如果壹個政權總是要求人們為了所謂的公共和國家利益，普遍地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那麽這個政權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國家利益的名義，竭力謀求特定範圍內的極少數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其實已經淪為少數專制統治者洗劫和掠奪國民的工具。
第五，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確需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但不得制定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立法。代議機構制定法律，是為了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私人爭端的準據，但對於此類問題，不同的人難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很難達成全體壹致的結果。
立法機關采納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全體壹致的議決規則，完全是立法事務本性的必然要求。壹項法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通過之後，即使是那些反對它的少數人，也必須受其約束。
不過，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本身，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
首先，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應是人們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的必要內容，若是缺乏這壹內容，人們通過組成國家所追求的目的，就不可能實現。人們獲取或是保留某壹國家的國籍，即應構成對這壹議決規則默示的同意。當然，對於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必須采納全體壹致的規則，那些不同意的人不應受其約束；但這些人的不同意，並不能使這壹契約無效，而只是把他們自己排除在這個作為政治組織的國家之外。
其次，在立法機構中，少數和多數並不是壹成不變的，在某項法律的表決中屬於少數的，在另壹項表決中又可能屬於多數。
最後，在壹項法律通過之後，對其表示反對的人，仍可繼續批評它的缺陷和不足，以爭取使自己的意見成為多數。多數人的意見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律，只是壹種必不可少的議決規則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有時候，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保障少數人表達異議的權利，對於壹個國家立法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多數人若是壓制少數人表達異議的自由，不但侵犯了少數人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的基本權利，而且也剝奪了自己發現和改正錯誤的機會。
在立法過程中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是壹回事，在立法中包含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內容則是另壹回事。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區別。比如，立法機構審議壹項法律，準備對公民個人年收入中100萬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比普通稅率更高的個人所得稅。盡管此項特別稅負涉及屬於少數的高收入國民，但由於它指向的是不特定的人群，並且這個高收入的人群每年都會發生變化，因此這項立法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就這項立法進行的辯論和表決，其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分歧，只是彼此對此項立法利弊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壹項立法要求國民中的某壹特定的族群，必須繳納比其他國民更高的稅負，此項立法顯然構成對這壹族群的法律歧視。
任何針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都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此都是不正當的。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在組成國家之前，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在組成國家之後，這種平等關系也不應發生改變，因為任何有著通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讓自己低人壹等，而組成或加入壹個國家。立法機構制定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就是使他們加入和留在壹個國家的目的喪失，因而必然會削弱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立法機構制定歧視性的法律，就是在促發國家的內爭和分裂。
註3：必須說明的是，我對歌唱演員並無任何偏見，更不會對智障人士懷有歧視。不過，我確實認為，唱歌和當將軍所需要的才能是很不相同的；另外，智障人士需要得到社會的特別照顧，但讓他們當將軍顯然並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