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樹森與歐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上海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那天深夜，兩位年輕的留美文學博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園的樹森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歐梵，在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的教員室，達成默契下決心各自要投入幾年時間，以英文合力撰寫一本《中國小說1949-1979》以說明近三十年華文小說的成就是堪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小說全面輝映的。
且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國華文作家老舍，原名舒慶春，滿族，獲選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新得主。這是斯德哥爾摩瑞典學院繼一三年印度孟加拉文作家泰戈爾、六六年以色列希伯萊文作家阿格農之後，第三次把文學獎頒給亞洲國家、亞洲語文的作家，也是第一次由中國作家享此殊榮。
老舍是當代中國小說在世第一人，華文論者咸認為他獲獎是眾望所歸，不作二人想。
沒想到才不過整整七年，也即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時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的林語堂也榮獲此獎。
自此，坊間輿論都在猜測下一位問鼎諾獎的中國作家將是誰？以中國日增的國力，寫作群體數目之大，成名作家創作之豐，中國作家再取諾獎是指日可待的。用語文來分的話，華語人口全球居首，人數幾是西語與英語的總和，從事華文寫作的作家高頻率的每隔幾年獲一次諾獎也是合乎比例的。
下一個大熱門當然是沈從文，但是說不好也可以是巴金。黑馬是錢鍾書，冷門是年紀最輕的張愛玲，大冷門是施蟄存。
一九七五年，他們都健在，都住在中國，都顯出旺盛的文字創作力。甚或可以說，四九年後他們的作品，猶勝之前的成名作。
在樹森和歐梵眼中，他們都實至名歸。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結束，國家內政安全的最大威脅已解除，民國初抵升平世，意識形態領域由你死我活的敵對轉為眾聲喧嘩的爭艷，只要不替共黨張目，不直接衝擊國民黨的統治，一般文藝創作幾乎百無禁忌，文化既無禁區，文學自然繁花似錦，通俗文學類型小說蔚然成風不在話下，嚴肅作家也各施各法，文青新秀才人輩出，成熟作家更上層樓，才子才女互別瞄頭，大師大家在後浪新潮推動下也得與時俱進，不敢有一點托大。
老舍四六年至四八年間在漢學權威費正清等人的促成下，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訪美，期間完成了小說《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飢荒》共三十三段，三十三萬字。
《四世同堂》全書一百萬字，分一百段如但丁的《神曲》第一部《惶惑》三十四段，四四年初刊於重慶《掃蕩報》；第二部《偷生》三十三段，四五年發表於重慶《世界日報》；四六年由老舍是股東之一的晨光出版公司將第一、第二部分別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
四九年戡亂大功告成，老舍十二月歸國，帶來寫在十六開黑硬皮筆記本上的第三部《饑荒》的手稿，前二十段在五Ｏ年初登在上海的《小說》月刊，餘下十三段終稿大結局經調整後於五一年脫稿，並於同年交晨光出版公司印製單行本。
在美期間，老舍完成第三部後，請得前後在華生活五十年的作家浦愛德合作，將全書三部稍作刪減翻譯成英文，也於五一年在美出版，書名《黃色風暴》
《四世同堂》被公認為是老舍自三六年初出版的《駱駝祥子》之後的代表作，有人譽老舍為中國的但丁。
之前共黨曾統戰老舍，老舍自己也樂得左右逢源，不過左派內圍文學界仍視非共產黨員的老舍為異類，小說家茅盾就說過「老舍和我們不一樣，而且有不小的距離。」
四九年後，國人對共黨那套，文藝要帶著傾向性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普遍反感，倒是老舍的那點小距離、那點不一樣，回歸人情幽默、回歸地方百姓、回歸小說藝術的創作導向，受到熱烈追捧。至此，桂冠作家地位在國人心目中已經確立，漢學界以至西方的文學愛好者也多有識之士，年輕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五八年就曾譯過老舍的短篇《普通病房》但那還只是有先見的小眾，西人一般對華文文學尚未重視，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諸公還要再等十多年，才會懂得把目光凝注在華文小說上。
但是一向自負的老舍沒有就此停下來，他先是出版留美期間寫成的另一部小說《鼓書藝人》接著創作了北平味話劇《茶館》及其他新著，以及那本大部頭的扛鼎之作：六一年動筆、六七年完成、一百一十八萬字的故都滿族史詩式小說《正紅旗下》瑞典文或其他外文翻譯還沒出來，諾獎諸公就知道這獎不能再不給老舍了。
《正紅旗下》在中外文論界得到最高評價並引起理論界極大的興趣。這是一個大國之內的少數族裔作家以最大多數族裔的主流語文寫成的作品，切入的是清帝國末年至六Ｏ年代民國北平的風土民俗，特別是八旗遺民的生計生活，帶出的是底層和另類的歷史敘事角度，用的是主流書面語夾雜著北方土話及前京師特定族群的口語，方方面面都為閱讀、闡釋、論述華文創作及近當代史的學界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新鮮角度。有人拿老舍相比於曹雪芹、托爾斯泰、普魯斯特、狄更斯、馬克吐溫、早期喬伊斯、四九年得諾獎的福克納、用英文寫作的俄羅斯作家納博科夫和印度作家那拉揚，甚至同是六七年寫出《百年孤獨》的馬奎斯。另外有論者以留洋小說、諷刺小說、科幻小說、土語小說、族群小說、尋根小說、鄉土小說、心理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原型神話學、新批評、批判理論、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來為老舍小說做詮釋，各論者都能在老舍新舊小說中找到題目。
老舍六八年之得獎，對華文小說界與文藝青少年是極大的鼓舞。繼第一、第二代當代華文小說家之後，遂有侶倫、李輝英、蕭紅、平可、端木蕻良、陳殘雲、蘇青、鍾理和、黎錦揚、駱賓基、劉以鬯、林海音、張秀亞、梅娘、施濟美、潘人木、郭衣洞、汪曾祺、李維陵、舒巷城、李牧華、林斤瀾、路翎、趙滋蕃、聶華苓、鍾肇政、朱西寧、木心、廖清秀、慕容羽軍等民初至二Ｏ年代出生的第三代，以及海辛、鄧友梅、於梨華、司馬中原、叢維熙、王敬羲、王蒙、黃春明、崑南、張賢亮、劉紹棠、白先勇、陳映真、張潔、西西、陳若曦、蘇叔陽、王文興、七等生、劉大任、張君默、王禎和、楊直矗、高行健、劉心武、陳忠實、馮驥才、古華等五Ｏ、六Ｏ年代穎出的第四代。之後再有抗戰後期至五Ｏ年嬰兒潮一代的六八文藝青年新浪潮，指的是六Ｏ年代末、七Ｏ年代初冒頭的新秀，他們幾乎都是在六八年前後決定以小說為志業並在報刊發表處女作品的。七五年十二月十日那天，樹森博士和歐梵博士在滬江大學的教員室，隨便就數出來了一堆嬰兒潮六八新浪潮的新銳小說家名字，張系國、王拓、施叔青、柯振中、東瑞、李永平、也斯、葉廣芩、張承志、吳煦斌、鍾阿城、路遙、陳建功、蕭麗紅、辛其士、張抗抗、李銳等等。
樹森和歐梵是應志清教授之邀來上海開文學研討會的。志清教授原是從這所浸信教會辦的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的，現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職，最近受母校滬大延聘為名譽教授。志清六一年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後學樹森、歐梵啟發至大，不過該書就四九年後的新小說多未能顧及，這觸動了樹森和歐梵要去續寫四九至七Ｏ年代末的三十年中國小說史。
十二月十日晚上，歐梵陪著樹森，邊聊小說史大計，邊在等待斯德哥爾摩方面的最新消息，因為每年瑞典學院都是在這天公佈諾貝爾文學獎的。樹森答應了文人辦報創業家紀忠社長，五Ｏ年在南京辦的《徵信新聞》和六八年在上海辦的《中國時報》寫一篇諾貝爾文學獎最新得主的介紹文章。樹森預測，得獎大熱門是意大利詩人蒙塔萊，不過，再度獲得提名的林語堂，適逢中國效應發酵期，配合剛好接替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出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的氣勢，自也必屬熱門。
樹森與歐梵都認為，林語堂除了以言志派散文，當年與周作人一南一北桴鼓相應攪動華文文壇之外，他用英文寫作的非小說《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加上英文小說《京華煙雲》在西人眼中皆為當代中國經典。《風聲鶴唳》、《朱門》、《紅牡丹》等作品之外，他後來撰寫的《唐人街》、《奇島》、《賴柏英》這三部小說更已超越作者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的自嘲，對中西文化都提出了內在性的新視角。《唐人街》的中外僑居群落和文化內在混雜性，《奇島》的結合道家與古希臘自然和諧觀念的無國界烏托邦世界，都甚多可供玩味之處。六三年出版的、以新加坡為背景並夾雜閩南話的《賴柏英》從南方海洋文化出發，對身分認同之沉重與文化融合之不易作出了探討。經歷二次大戰和冷戰，並在南洋暫住後，這位童年在閩南漳州度過，後走遍歐美的多棲作家似對離散群落與移民、種族與殖民地、邊緣與中心、地方與中原、海洋區域跨國交雜文明等議題有了新的敏感，微細化了他以前帶本質主義傾向的宏大國族文明觀，卻對族群間的融合、文明間的互相理解更不樂觀。他之前的重要中長篇小說，都不是在中國完成的或不是用華文首創的，近年他卻選擇定居廈門，並宣佈將會回歸到以華文撰寫下一部長篇小說。這就很令人有所期待，不論林語堂這次能否得諾獎，只要能把小說創作一直進行下去，成績定必可觀。
樹森與歐梵還有一個共識，就是沈從文早應該被提名諾獎。
繼《邊城》後，沈從文的小說創作量一度銳減，重頭小說《長河》發表不順利只得擱置，到四九年還自殺未遂。奇跡的是到了五Ｏ年，沈從文「穩住了自己」，重新提筆撰寫一直未能完成的《長河》共三十萬字，出版後旋即掀起了文學界的尋根熱、抒情潮，田園主義和家常主義風潮，並引發了第一輪現代主義與寫實文學的論戰，也有人稱之為第二次京滬之爭。當時已有論者一廂情願提出諾貝爾文學獎應頒給沈從文，並廣泛傳播沈從文自己的話：「本來是應該寫小說終生，比巴金老舍更宜寫作」。這話挑起了評論界老舍派、巴金派的嚴重不滿，尤其是當老舍的《四世同堂》三大本完整出版後，雙方支持者盡顯瑜亮情結。可是，文無第一，卻有公論，誰都擋不住天才橫空出世、後學異軍突起、老將鹹魚翻生。這正是四九年後中國小說盛世的寫照。
當老舍六一年動筆寫《正紅旗下》長篇小說的消息，引起文學愛好者高度期待之際，沈從文也自六Ｏ年開始默默埋頭筆耕，而且棄他最擅長的短篇形式，改而寫「長篇傳記體小說」，並據作者自己說「一定會比《邊城》、《長河》寫得好得多」，讀者們皆渴望他會再來一首讓國人神馳的田園牧歌或遺世挽歌，一次充滿「風景背景的動人描寫」的「鄉土回復」。
九年後，也即滿裔作家老舍得諾獎後不久，苗漢裔作家沈從文的《存者》面世，出人意表，震撼文壇。沈從文曾考慮過小說取名《沅水》、《鬼方》、《巫楚》後決定叫《存者》取意「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然而自有現代文學以來，華文小說是沒有這樣寫的，雖然《存者》每一個字詞、隱喻，莫不涵蘊著厚重的華文和地方口語共振，每一種意象、情感，莫不是可辨識的出自沅湘荊楚古老文明的大地，但這是什麼小說呢？它上下求索調動了湘西民俗、邊城現實、歷史長河、有情草木、人鬼獸六道眾生、儒釋道陰陽五行及漢苗侗瑤土家神話傳說，以文學手法將之共冶一爐，涉獵五代倖存者，過百人物，橫跨百年，虛實交錯，顛覆了時空統一直線史觀，卻在在給了華文讀者前所未有、驚心動魄的閱讀體驗。若套用六Ｏ年代西人的概念，有人會說這是一種綜合歐陸超現實主義、巴洛克風格、自然主義、泛心論泛神論浪漫主義、童話寓言、國族寓言和拉丁美洲特別是阿根廷西語系文學圈當時愛說的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
沈從文寫出這樣詭異風格的鉅作，真的有那麼難以想像嗎？
有論者指出，四Ｏ年代沈從文創作的變化，是從寫鄉下人的生命形態到寫現代男女的幻想、愛欲以及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命體驗和感悟，表現出極強烈的象徵化和唯美化的傾向。這裏要注意的是，這時期他創作的動力是文字和文體的實驗，可以說他在做破拓自己的努力，嘗試寫愛欲、幻想、象徵、唯美，關鍵詞是生命體驗、感悟、實驗。沈從文一向認為小說要有「娛樂效果」和「情感動力」，他不是教條式的現實主義者，強調小說的虛構性：「作品中的鄉土情感，混合真實和幻念，而把現實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飾，使之保留童話的美和靜」。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不寫作「真是國家損失」，而在老舍及其他與之齊名作家的競爭下，沈從文說過自己要把「寫靜、寫家常和寫動、寫變故、寫特別事結合起來」。理解到他這些期許，明白到作家不可言喻的自我與慾望，就可以預想到為什麼在完成《長河》之後他不會重複自己，一定會冒險犯難的另創新猷。再把這一切放進沅水流域，湘、鄂、渝、黔之大荊楚這樣的異質奇趣空間、魔幻史地景觀，一個一流作家是沒有權利不去做石破天驚的文字與形式嘗試的。
結果就是魔幻現實主義華文小說的第一座豐碑：《存者》《存者》出版後，國人都篤定認為，沈從文遲早一定得諾獎。
樹森早就說過沈從文單靠《邊城》、《長河》就已力足問鼎諾獎，只是作品一直沒有找到好的外文特別是英文、法文、德文和瑞典文的翻譯家。誠然某些華文作者的作品，經庸手翻譯成外文就味道全失，大者有周作人、胡蘭成、蕭紅、楊絳、汪曾祺、木心。
張愛玲也是那種不好翻譯作家的另一類範例，不然現在也應得到諾獎了。
四五年勝利後，在日據時期暴得大名的張愛玲，有好幾年是心神不寧的，否則很難解釋像她這麼一個有文學潔癖、年輕成名的天才作家，竟然要用筆名去抄襲一本美國人寫的小說，改成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張迷振振有詞的替偶像辯護，說張愛玲這本《十八春》的文學成就比美國人馬寬德寫的英文原著《樸廉紳土》要高。不過，抄襲就是抄襲。
勝利後那幾年真是張愛玲人生的低谷。
幸好，她很快就回過神來，翻過與胡蘭成的種種瓜葛、落水附逆的牽連和抄襲風波的漫長一頁。五Ｏ年代初她與姑姑潛居上海，重拾小市民生活，在熟悉的摩登都市過歲月靜好的日子，這樣的在滬上安身立命才讓她再度文思飛揚。這十來年間張愛玲連續出版了《小艾》、《五四遺事》、《怨女》、《新半生緣》、《浮花浪蕊》、《同學少年都不賤》、《色戒》、《小團圓》、《異鄉記》、《雷峰塔》、《易經》然後無懼非議，以文言加滬語寫出章回小說《上海閒人》堪堪媲美當年文言加蘇白的《海上花列傳》毋庸置疑，張愛玲是高級文藝小說愛好者的真神，所有作品文藝青年都人手一冊，雖然到了六Ｏ年代，她的小說在實際銷售數量上，遠比不上成都新言情女王瓊瑤。
不單是文青至愛，很多高級知識分子也覺得張愛玲的魅力擋不住。清堅決絕、華麗而蒼涼，浮世的參差美學，讀她的感覺太美妙了。但也有男性論者認為她的小說看上去像雅俗兼賞的言情小說，就算有了志清教授五七年鴻文的吶喊，斷言「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難道還真能拿她來跟魯迅、巴金、老舍、沈從文等巨匠相提並論？最優秀也罷，還要最重要？
如果心裏沒底走去參照外國評論界的看法，也會發現直至七Ｏ年代中，外國人對張的評價仍然很溫吞。但憑小說的譯本，外人實看不出箇中奧妙。難道某等小說如詩詞般妙不可言，是不容翻譯的？
有鑑於此，樹森和歐梵兩位文學博土決定要特別花心思，在他們的中國小說史新著作中，把張愛玲四九年後新作以及她「以庸俗反當代」的時代意義，用英文介紹給不懂華文的世人。過去幾個月，張愛玲正在連續發表她對《紅樓夢》的十年精讀心得，令人憧憬她在泡製一部新小說、一部現代紅樓夢。如果有一個作家能寫出當代的紅樓夢，那應該就是張愛玲。樹森和歐梵衷心希望這位脾氣越來越古怪的姑奶奶，這兩三年內她能讓新作面世，替他們的專著壓卷，不然他們計劃中的這本以一九七九年告一段落的小說史就不無遺憾了。
與張愛玲一樣暫時不為西人欣賞的是施蟄存，但兩人不被欣賞的理由不一樣。施蟄存一般被認為是現代派、新感覺派、受奧地利小說家顯尼志勒影響的心理分析派，表面是個如假包換的西化先鋒派，但不要忘記他是因為勸學子讀華夏古書、從古文中找詞彙而在三三年被魯迅罵為洋場惡少。四九年後，施蟄存在滬江大學執教多年，同時繼續文學創作的前沿探索，不拘一格，東西古今不悖，將華夏傳統文學的美文屬性、金石碑帖的銘文古意、五四個性張揚與自由主義的傳統、摩登城市小市民庸常生活的荒誕存在，與講求實驗創新的西洋現代主義拼貼起來，結果是西人與華人都更看不懂他的先鋒性。
國民黨的文宣情報機關對看不懂的東西，向來自動反應的要去打壓，更何況文壇發生了第二次現代主義與寫實鄉土文學大辯論，施蟄存的作品又被拿來說事設限。
歐陸現代主義小說革命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已幾竟全功，很多作品躋身殿堂、進入文學史，但論者對歐美以外地區的現代主義作品，一般視為是殖民現代化的仿效之作，普遍不予重視，只有極少數的英語現代文論，會去注意到亞洲從未被全面殖民過的、中國與日本的內生現代性及其原生先鋒小說。樹森和歐梵都同意，施蟄存之前被政治的短見所傷害，現在仍被文論潮流的偏見所遮蔽，是最被低估的重要華文作家。
他們兩人本來以為，這一切都會因為施蟄存七三年的新長篇小說《渡河浮海》的出版而改觀。對文學理論特別敏感的樹森，認為施蟄存這本小說的新敘事方式，意義堪比法國「新小說」，而其拼貼手法的運用，也與英美的後現代小說同步。渡河、浮海，指涉著多重古今意象，如公無渡河、乘桴浮於海、渡彼岸、慾海浮生、浮城上海等等，多聲多義，帶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解讀可能性。未幾樹森就嘗試挪借後設、跨現代、東亞現代性這些新概念來定位《渡河浮海》另外歐梵也在一些論文裏，從都市世界主義現代性的角度高度評價了施蟄存歷來的小說實驗，譽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創者。可是多年下來，還沒有外國出版社對這部小說的外文版感興趣。樹森和歐梵都認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三，瑞典學院太應該頒個文學獎給一個東亞的現代主義作家如施蟄存或大江健三郎，但外人乾著急當然沒用，兩人私下也認為蟄存、大江獲瑞典學院諸公青睞的機會微乎其微，至少要再等二十年。
論諾獎提名的機會，巴金和錢鍾書都比施蟄存要高。
巴金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二七年作為安那其主義者的他，在巴黎已完成處女作長篇小說《滅亡》及後又以三部曲的形式創作了《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抗戰三部曲》、《人間三部曲》此外還有豐富多樣的各種長短篇，怎麼說都是中國文學界蜚聲海內外的時代象徵及一面繞不過去的旗幟，也一直有國人和西人倡議應頒諾獎給他。四九年後，華文讀者對革命題材普遍厭倦，對理想主義色彩的現實主義小說也激情不再，多少影響了時人對巴金的印象。其實巴金在四六年出版合稱《人間三部曲》的《憩園》、《第四病房》、《寒夜》等三部長篇，內容固然源自真實生活，但是風格已不是之前一瀉如注的熱情青春之姿，更多是中年低徊節制之態與悲憫同理之情，並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人道主義立場，甚獲中外論者的好評。可是《寒夜》四六年在上海發表後，巴金選擇沉默了好長一段日子。
四九年後國民黨還是讓巴金留在上海，監控也沒太過扭曲他的日常自由。可以說，巴金的停筆是他個人的自覺選擇，他對中國大革命過後該怎麼寫、為何寫做出了長期的沉思，不像老舍般與共產黨說再見後可以毫無掛礙的筆耕不輟。
一停二十年直到六七年，巴金才陸續發表精神史式的五大本自傳體《隨想錄》沉痛反思，道出中國整代與他相似的左傾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糾結的心路歷程，引起極大迴響，被譽為中國的良心，也每每有論者將《隨想錄》與盧梭的《懺悔錄》相提並論，加上諾貝爾文學獎曾頒給寫哲學的倭伊鏗、柏格森、羅素和寫非虛構的丘吉爾這些先例，憑《隨想錄》提名巴金角逐諾獎之議隨之再起。
錢鍾書四七年的《圍城》晨光出版公司不知重印了多少次，並獲志清教授評為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也「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圍城》之後，錢鍾書在寫一部叫《百合心》的長篇小說，自稱將比《圍城》更精采，可惜寫了三萬四千字就遺失了手稿，從此沒有重寫。這麼多年下來，讀者只看到錢鍾書對《圍城》的版本不停作出修改，而長久不見他有新的小說作品。正當大家以為他只管做學問而不再期待他寫小說之際，他突然擲出一本長達五十萬字的小說，還說這只不過是他尚未出版的學術研究的剩餘價值。
錢鍾書常被文壇中人形容為惡客，他索性就把這本七四年出版的新小說叫《惡客》小說中的主角惡客是個坐擁書城的大學問家，也是個狡黠尖刻的老頑童，不易與人相處，靠暗戀他的那個女管家匪夷所思的巧妙安排，讓他能一邊博覽群書做札記，一邊狂想發明一部超越時空的讀書機器，要把全世界的文本都索引歸納在一起，並為此瘋癲。
樹森認為，錢鍾書的《惡客》與保加利亞的德文作家卡內堤的《迷惘》有異曲同工之妙。《迷惘》是三五年在維也納出版的一本長篇小說，主人翁是一個不願與人交往但擁有全城最大私人藏書閣的漢學家，為了保護自己的藏書而被騙婚，結果反而走上毀滅之路。這本小說本來沒多少人注意，倒是卡內堤在冷戰高峰期，六Ｏ年出版的政治人類學鉅著《群眾與權力》引起注意後，《迷惘》才被發掘回顧，而近年逐漸出現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追捧者。大概凡是以書為綱、旁徵博引、臨深為高、故作搖曳的小說，學問越淵博的讀者越會叫好。樹森認為，瑞典學院那些學問家院士正是這兩本小說逃不掉的理想讀者，他們是會對這類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學問小說有特別偏好的，故不排除錢鍾書或卡內堤突然會被提名。
預測諾獎不是樹森和歐梵兩位學者自封的使命，他們要寫的是三十年來中國說部的全貌。老、林、沈、張、施、巴、錢等中國新文學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老作家故然重要，他們活過這麼艱難的日子而依然元氣充沛，創作力與世界一流作家相比不遑多讓，必須說：他們真是太出色了。不過，民國至抗戰出生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已交出成績，而嬰兒潮一代及之後的作家，生長於升平世的中國，童年體驗過貧窮但沒經歷到戰亂與太大的磨難就生活在小康社會，這個群體現在已是創作的中堅，他們的作品將決定華文文學今後的成就。
樹森和歐梵還意識到，除了嚴肅文學外，他們還不能把通俗小說都拒諸門外。言情小說四九年後有傑克、馮玉奇、鄭慧、藝莎、望雲、路易士、金依、俊人、碧侶、夏易、司空明，六三年瓊瑤憑《窗外》躍登文壇，之後每本小說銷數動輒以百萬計，穩坐女王寶座。另外佼佼者還有依達、嚴沁、孟君、岑凱倫以及後起小天后亦舒。而重慶作家三毛在歐洲和非洲生活的文字創作，挑動了國人出國想像，掀起一代中國年輕人流浪風潮，對應著歐美垮掉嬉皮一代到印度、中國、日本尋找精神生活，可說是東方西方相映成趣。
最不容忽略的是一種華文獨有的章回體文類：武俠小說。要知道四九年後的十餘年，平江不肖生、還劍樓主、王度盧、白羽、鄭證因、朱貞木、我是山人等名家猶健在，並且寶刀未老，迭有佳作。未幾，天才型作家金庸橫空出世，石破天驚，舉世無雙，洛陽紙貴，開創武俠寫作新紀元。同期還有大家梁羽生，還有古龍、司馬翎、臥龍生、諸葛青雲、東方玉、上官鼎、梁楓等諸多新舊武俠作家蜂擁加入爭霸，論劍華山，各出奇招絕活，那才真叫武俠文學的盛唐。新的中國小說史不能漏了這麼喧騰的異彩章節。
其他流行類型小說也有名家，如寫歷史小說的高陽、南宮博、董千里、高旅，寫暢銷文藝小說的鹿橋、無名氏、王藍、徐速，寫科幻小說的倪匡，寫貓頭鷹驚慄懸疑故事的方龍驤，寫奇情小說的林蔭，寫洋場豔情小說的高雄，寫《心鎖》情慾小說的郭良蕙，皆有可觀之處，甚至在四九年後繼續寫《俠盜魯平》的孫了紅，寫《中國殺人王》的周白蘋，寫《黑俠》的望雲，甚至在上海《藍皮書》雜誌上寫《女飛賊黃鶯》的小平，寫《二世祖手記》的楊天成及一些三毫子小說作者，樹森和歐梵都覺得有責任在文學史裏把他們記上一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晚上，兩人已把《中國小1949-1979》的大綱擬出來了，並談好了兩人的分工規劃。他們之所以還逗留在滬大英文系教員室聊天，那是因為樹森仍不知道今年誰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早已準備好了意大利詩人蒙塔萊和中國英文小說家林語堂兩人的評介專文，而且那天白天在滬大圖書館借了大量世界文學參考書，以防爆冷要臨時應急另擬新文。到了深夜，報館轉來消息，最後得知林語堂果然憑三九年已經在紐約出版的英文小說《京華煙雲》勝出，樹森就把寫好的一篇稿子交給報童帶走。
「就這樣！直到明年！」
「明年，再明年，再再明年！」
「終有一年會給沈從文！」
「對！」
「或許巴金、或許錢鍾書！」
「對！」
「或許張愛玲、或許施蟄存！」
「對、對，太對了！」
「願他們健康、長壽！」
「太對了，一定要活著，活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