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买书与写书

看书买书与写书[1]

——作家汪曾祺的书房

第一次我有自己的书房，还是有了这小孙女之后

1983年秋，这孩子生下前几天，我们就搬到这里来了。孩子多大，我们就搬来几年了。未搬之前，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到黄鱼呢？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这是一个三角地带，“蒲黄榆”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这就像“陕甘宁”“晋察冀”。不知来历的，会觉得莫名其妙。我的住处在东蒲桥畔，因此，我把来这里写的几篇小说，总题为《桥边小说》。你说的《小说选刊》选进去的可能就是这几篇。

有人写文章，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当代小说寻觅旧文化的根源，我以为这不是坏事，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

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戏班的名伶，敲钟的斋夫，出家的小和尚，中学的国文教员，开酱园的老板，八路军的骑兵营长……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为了表达我的一点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减，会加入我的假设，我的想象，但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

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像法国蒙田那样的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为什么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宋玉说东邻之处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长短相宜，浓淡适度。

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沈从文先生介绍出去的

大约是在1940年，在西南联大。那是沈先生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我写小说，是断断续续，一阵儿一阵儿的。

1958年，反右那阵风已经过去了，谁知又来了一次补课，我给补上去了。下放到张家口地区一个叫沙岭子的地方。在农科所劳动。结束劳动后，我曾经画过很多马铃薯。因为我会画一点画。要请别人画一张至少付五元钱，让我画是白使唤，所以，我每天都从地里掐一把马铃薯叶子、花，回来照着画，配上薯块剖面图，集了厚厚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文革”当中这批画稿全毁坏了。我这幅张大千的萱草图，夹在一堆烂纸里，没有被“破四旧”破掉，真是万幸。我写字、画画，都只是消遣。“文人画”而已，没有什么功力。中国美术馆现在正举办当代作家画展，收集了我几幅作品。（汪曾祺抱来一卷卷画稿摊在床上，特别指着一幅《野鸟新绿图》的题款让我看）“张家口人谓立春后刮四十天摆条风，树液流入枝条，树始苏醒，春始真到。”这地方的人真会起名，摆条风，听起来真美。我的好几篇小说都是写张家口的。1961年写了《羊舍一夕》。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出一个集子。听说是萧也牧同志所提议。三中全会以后，我写得多了些，有的是当时不能写，后来追忆的。这都是几个老朋友怂恿的结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催迫，我也许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去年，广西漓江出版社一位总编辑找到我，要出一本《汪曾祺自选集》，我说太厚了，你卖不出去，他们还要这样出。前些时，我刚刚编好《晚翠文谈》，浙江出版社准备出版。好些读者来信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我过去出的书，我到书市上看过，都已售完。这几本书如出来，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了。

第一次领薪水，就买了一套《昭明文选》

我读书没有系统，我不主张读书有系统。这与搞理论、文学史的又不一样。所以，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藏书。比较精美的要算那套海绿轩本的《昭明文选》了。

1950年，我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在武汉接管文教单位，当了第二女中的教导主任。改成工资制后，第一次发薪水，我就跑到书店买了一套这个。这古书看起来并不方便，一尺多长，我就喜欢它的版本。白棉纸，三色套印，正文是黑色，注释是朱砂红和石绿。

桌上这些书是我经常翻的，《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世说新语》，这其中记人的部分我都很喜欢，可当小说看。

我兴趣广泛，看书也杂。我爱读中国古代食谱，还能炒一两样菜。读书偶得，这本书还给我解答了长期弄不清的一个字义问题。《水浒传》第25回，郓哥戏谑武大说：“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地……”这个“栈”字，我怎么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东来顺的涮羊肉的羊，都说是栈过的，我原以为是站着的意思。正巧，这古代食谱《清异录》第25页，有玉尖面一节，说：“赵宗儒在翰林时，闻中使言‘今日早馔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内馅，上甚嗜之’。”……又问“消”之说，曰“熊之极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养者曰栈”。我这才弄清，“栈”是用精饲料圈养的意思。

右派摘帽以后，北京市知道我五十年代初写过剧本，得过奖。1961年，我调到北京京剧院当编剧。也是通过一书，我产生了要创作新编历史剧《梁红玉》的念头。以前，大家都认为韩世忠在金山黄天荡一战打了个大胜仗。其实韩临胜而骄，疏于防范，致使兀术凿河逃走，留下后患。梁红玉在皇帝赵构面前，奏了韩世忠一本。梁红玉能把老头奏一本，不容易，这倒合乎今天的大公无私。我在南宋人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一书中，查到了这个史实。于是，编写了《梁红玉》。春节期间，剧团正上演这个剧目，杨淑蕊演梁红玉。

我创作无计划可言。我是到处留连，东张西望。今后写什么，一点也不知道，但如果身体还好，总还能写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