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我才活着……”
“写作时，我才活着……”[13]
——访作家汪曾祺
记者：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受诸多因素影响，您能谈谈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受了哪些影响吗？
汪曾祺：小时候，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染坊等等。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么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等等，真是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中的人与事。
当然，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这不但影响了我和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所以我想为人父母者不可不三思而后行，孩子们未来的道路有可能就掌握在我们做父母的手中。
记者：就像是一只苹果掉下来，砸到了牛顿的头上，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生活中是存在着机遇和意想不到的转折点的，您的生活中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偶然性？
汪曾祺：当然喽，而且这种偶然性对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人当年打到我们家乡的时候，为了逃难，我跑到了一个和尚庵里。当时，身边除了带着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就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另一本就是《沈从文选集》。说得夸张一点，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记者：“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假如一个人的面前只有两种职业可以选择：一种是有利可图，另一种是他所钟爱却无利可图的。那么，您觉得该选哪一种呢？
汪曾祺：当然是后者了。一个人如果不喜爱自己的职业，或对此并无专长，那他在这种职业上无前途可言。我们那个时候许多学生都选理工科，因为学理工的将来生活比较有保证，而文学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在我们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文学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当时也有人劝我学理，但我对文学有兴趣。上中学时，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我觉得它们很美，应该把它们带入我的散文、小说，让我的读者看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充满希望，如此的富有诗意。所以，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虽然当时我连读中文系的出路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还是选择了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热衷于经商、下海，甚至在大学校园中，有些学生宁愿荒废学业去赚钱，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汪曾祺：我听说过，有的同学在宿舍里也成交、做买卖，我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当时我们读大学时，穷得真是吃不上饭。有的男生裤子破了，又不会补衣裳，就去找个橡皮膏贴上，或者是找个线头把破了的地方结个疙瘩。教授也穷得厉害。化学系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曾照抡，一天黄昏，我老伴走到一个胡同里，听到后面“提里趿拉”的声音，以为是遇着坏人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曾教授。为什么会“提里趿拉”呢？因为他那个鞋子“空前绝后”，前面破了一个洞，后面又没有底儿了，所以连提都提不起来了。即便是这样，那个时候的教授、学生也不想去赚钱，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于自己所学的东西，仍然是尽心尽力的。而现在学生下海，是把自己的价值贬低了，不是一般地贬低。
记者：您不仅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而且与他有忘年之交，您觉得令您受益终生的是什么？
汪曾祺：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的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还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情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私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一个人如果能具有这两点品质，那他不仅可以在本业上有所建树，而且生活上也会怡然自得，不会被太多的烦人琐事困扰。
记者：生活永远都是五味俱全的，您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遇到比较大的挫折是什么？
汪曾祺：那就是我很“荣幸”地被打成了右派。我不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是1958年“补课”补上去的。当时，右派的“指标”不够，所以把我“补”上去了。
被打成右派了，就没有必要哭哭啼啼，更没有必要去自杀。生活有时会为难你，但你不要和生活过不去。我当时被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里当农业工人，实际上就是农民。我和农民一同劳动一同吃饭，晚上睡在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这四年让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我认为一个文学家应该观察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思索生活。这四年我写作中断了，但对生活的思索并没有中断。所以，人不要拘泥于自己的痛苦或一时的困境，跳出来，超脱一点，你会觉得海阔天空。
记者：您在二十几岁就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当时是否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成功？
汪曾祺：没有，太少了，《邂逅集》其实是我20岁时写的一些东西，后来在28岁时，在上海一个全国最大的刊物《文艺复兴》上发表了。一个作家写得太少，是不称其为作家的，应该像契诃夫那样。
任何人在本业上有所建树，才活得有价值。我写东西，是因为我自己想写东西，我觉得只有写东西的时候，我才活着，才能表明我的确存在，才能表明世界上有一个人叫汪曾祺。
[1]本篇访谈时间为一九八六年岁末最后一天，采访者武勤英，原载1987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2]本篇原载《上海文学》1988年第四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3]本篇原载《北京文学》1989年第一期，采访者为张兴劲。
[4]本篇作者口述，杨劼整理。采访具体日期不详，应在1988年前后。收入《名家口述中国文艺》，廉静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7月。
[5]本篇原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三期，题目为编者所加。《上海文论》拟了十个“关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问题，如“您认为当代文学四十年，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本篇为作者的回答。
[6]本篇访谈时间为1990年9月，采访者为李辉；收入《和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
[7]本篇采访者为卫建民，收入《八十名家谈散文创作》，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
[8]本篇访谈时间为1992年10月25日，采访者巨文教，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二期。
[9]本篇收入《中国作家梦：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10]本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二期。
[11]本篇为接受高邮电视台记者陈永平的访谈，摄像为刘军；原载《翠苑》2014年第六期。
[12]此处指的是汪曾祺同事问汪曾祺怎么写出《受戒》时，《受戒》发表了没有。编者加。
[13]本篇原载1996年《中国青年报》，访谈者为李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