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回答

关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回答[5]

我认为文学四十年，最重要的经验是放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最重要的教训是提出这个口号，并且坚持了很长的时间。

不取消这个口号，就不可能有文学的“新时期”。

随着这个口号的放弃，就自然地带来一个公式的消失：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因此就带来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解放。

但是，有一些人并未真的放弃这样的口号、公式，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岂不是就“乱了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