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像

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一位名叫严修的学者来到北京西苑紫光阁，瞻仰了历代帝王画像。他感叹道，历代帝王相貌“以唐太宗为最伟，明太祖为最奇”。严修所说的相貌最奇特的明太祖，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从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把明太祖描绘得极其英武；另一类却恰恰相反，将明太祖画得极为丑陋，不但歪嘴，而且满脸麻子，五官不正，被称为“五岳朝天”。严修所见的画像，想必是那极丑陋的一类了。人们对朱元璋极丑陋的那些画像有过多种解释，但都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说服力。因此，到今天为止，朱元璋的真容依旧是一个谜。当然，相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朝代。而且，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

时势造英雄，建立大明国。安徽省凤阳县城西北的凤阳山日精峰下曾经有一座寺庙，元朝末年时，它被称作於觉寺。明朝建立后，它便被改名为皇觉寺，因为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出家做了和尚。朱元璋做皇帝后，曾经想在原址扩修寺院，后来因为考虑到寺庙离自己的祖坟太近，便改在别处建了一座皇家寺院，即今天犹存的龙兴寺。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孙家鼐的学者曾在龙兴寺题了一联，上联是“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下联是“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游方僧人，最终崛起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与汉高祖刘邦有点相像。

元致和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县太平乡（今安徽凤阳）的一个庶民家庭，初名重八，后改名兴宗。参加红巾军起义后，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十七岁那年，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等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因为家境贫穷，朱元璋的父母下葬时都没有棺椁。在元朝末年连年不息的战乱中，每天的温饱成了朱元璋的大问题。无奈之下，他只得入於觉寺为僧，在於觉寺待了几个月，又因寺中缺粮而四处化缘。此时，红巾军起义爆发。刘福通在颍州，徐寿辉、陈友谅在蕲州，郭子兴在濠州，纷纷揭竿而起。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则分别活跃于江苏一带和浙江东部。时势造英雄，朱元璋正是在这种群雄并起的背景中脱颖而出的。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离开於觉寺，加入红巾军。据说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曾通过占卜的方式选择去留，而每次占卜的结果都是鼓励他离开於觉寺，加入起义军。朱元璋绝对料想不到，这次似乎随机的选择，最终会使他在十六年之后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主宰者。朱元璋投奔濠州的郭子兴后，先是做了郭子兴的亲兵，后因作战勇敢而有谋略，得到了郭子兴的信任，还娶了郭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马皇后），他在军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人称“朱公子”。

马皇后像

常遇春像

徐达像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受郭子兴之命回家乡募兵，并成功招募到七百余人。随着朱元璋能力的凸显，郭子兴开始感受到威胁。为了打消郭子兴的疑虑，朱元璋将手下大部分军队交给了郭子兴，仅率领亲信徐达等二十四人，向南发展。在此后数年中，朱元璋连续攻占定远、滁州等地，收降了不少民兵力量。羽翼渐丰的朱元璋开始不再为温饱而战，而是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从和州渡江，次年三月攻占元朝的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从此，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建立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自称吴国公。

宋濂像。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因卷入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逝。

刘基（伯温）像。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

1353年回家乡募兵与1356年占领南京，对朱元璋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家乡所招募的人员如徐达、汤和等，再加上后来陆续收用的李善长、常遇春等，大致构成了明朝的淮西开国功臣集团，是朱元璋打天下的主要班底。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不仅有重要的号召力，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在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东面苏州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就可以从容进退了。同时，由于北面有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所建立的“宋”为屏障，朱元璋不会与北方的元朝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发展比较顺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元璋主要是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张士诚争夺势力范围。

根据谋士刘基提出的“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的战略构想，朱元璋命耿炳文、吴良分别扼守长兴、江阴，防止张士诚西侵，然后向西不断蚕食陈友谅在江西的领地。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起，朱元璋与西面的陈友谅政权进行了持续的拉锯战。

南京城墙

清刻本《鄱阳湖水战》，描绘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激战的情景。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决战，陈友谅战死。次年，朱元璋征讨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攻陷苏州，张士诚败亡。同年，盘踞浙东的方国珍向朱元璋投降。

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后，朱元璋建国的条件已然成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同年八月，朱元璋的手下大将徐达占领了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进入明朝统治时期。

废除相权，强化君主专权。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朱元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权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重建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创建保证新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便是朱元璋接下来将面临的主要任务。从开国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统治下的大明朝的政治制度都保留着浓厚的元朝制度的痕迹。

在洪武十三年之前，明朝的政治构架是：中央由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下设府或直隶州；府之下设州、县。都司和卫、所是军事管理机构，但部分具有疆土管理的功能。例如，洪武七年（1374年）所建的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就是明朝中央政府用以羁縻管理青藏高原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

李善长像

在明朝最初的十几年中，中书省是政治运作的中枢，设左、右丞相。朱元璋本人也特别重视中书省丞相的人选。第一任中书省左、右丞相，分别是开国功臣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富贵而骄，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李善长退休，表明他对中书省丞相权力过大的情形开始有所警觉。

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对丞相的人选举棋不定。他找刘基商量，问他对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人的看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而汪广洋“褊浅”，缺乏宰相“持心如水”的度量。至于胡惟庸，刘基说，如果用驾车来比喻治理国家的话，他担心胡惟庸会将车打翻。然而，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朱元璋还是提拔汪广洋为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汪广洋是一个好酒的文人，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中书省大权渐归于胡惟庸之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成为中书省右丞相，后来升左丞相。从洪武六年到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负责中书省事务八年之久，是明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

胡惟庸像

胡惟庸是有一定的才能的。《明史》也说，朱元璋“以惟庸为才”。然而，胡惟庸的品行却很恶劣。吴晗先生在1934年所撰写的《胡惟庸党案考》中曾说：“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

随着权力的膨胀，胡惟庸“生杀黜陟，不奏径行”，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胡惟庸还曾私下扣押犯罪的人所藏的名画——宋代画家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后来被朱元璋从胡惟庸府中抄出，成了他贪赃的证据。

胡惟庸本人的胡作非为，最终引爆了洪武十三年皇权和相权的冲突。这年正月，胡惟庸被杀。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

朱元璋杀胡惟庸，表面上是因为胡惟庸胡作非为，归根结底却应该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自秦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宰相是辅助君主执政的大臣，是统领百官、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不同朝代，宰相的名称和职权虽然会有所变化，但其作为皇权和官僚制度之间的枢纽的性质却没有变化。相权与皇权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相权是皇权的延伸，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伸展；另一方面，相权却又制约或威胁皇权。纵观中国历史，在皇权与相权博弈的过程中，皇权日尊而相权日衰。然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所以他选择了废除宰相制度。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决定废除中书省，同时革除大都督府。他下诏说：“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蠹害政治，谋危社稷。……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中书省废除后，其职权一分为六，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大都督府的权力则被一分为五，由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此外，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增设通政司，掌内外章奏；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这样，之前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向皇帝负责的政治架构，变成了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十三个机构共同向皇帝负责的格局。

后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强调他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所谓“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还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再也没能恢复。

朱元璋还加强了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的职权。六科设于午门之外的东西朝房，负责驳正六部的违误，都察院监察御史职司进谏，合称“科道”。科道官员品低而权重，可以弹劾各级官员。在地方上，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中书省，改设布政使司，掌民政。布政使司与掌刑狱的按察使司、掌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

废宰相之后，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君主专权得到了空前强化。然而，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废除宰相却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例如宦官专权的问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而且，朱元璋可以凭其超强的工作能力，把大权独揽于身，但他的子孙后代却不能与他相比，从而留下了隐患。朱元璋处心积虑的废宰相之举，其实并不能化解封建末期的危机。

重本抑末，寓兵于农。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巩固了朱元璋的统治地位。然而，新兴的王朝要得到长治久安，还需要经济和财政的合理运行。财政的来源在民，而财政的最大支出在军队。因此，如何对百姓进行治理？如何维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些问题也是朱元璋建国后亟待解决的。

朱元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他强调以农为本，例如，规定农民可以穿纱，而商人只许穿布，以示“重本抑末”。当然，构建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关键是牢牢抓住人口和土地两大要素。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户口，推行户帖制度。现存的《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除刷印了朱元璋的白话圣旨外，还抄录了汪寄佛一家的人口和事产，事产包括田地、房屋、家畜等项。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江南的农业发达地区实施粮长制。他命令以税粮一万石为一个单位，设置粮长。粮长由各地缴纳税粮较多的大户充任，负责征收秋粮并解送至南京。

《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

里甲制的推行与黄册、鱼鳞图册的编纂，标志着明初社会秩序的重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州县以下推行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每十户为一甲，甲首一人。

同年，以里甲制为基础，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的人口、田土、房屋，编成后抄成四份，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一份送呈户部。由于送呈户部的户籍册以黄纸为封面，故称黄册。黄册送到南京之后，储存在后湖湖心岛屿的黄册库之中。田土册的绘制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完成，也是以里为单位对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和四至。由于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大明会典》中对黄册制度的介绍

1950年，梁方仲先生在《明代黄册考》一文中说：“作为政府剥削农民的田赋制度，到了明代达到一种空前的严密的结构。这种严密的结构表现在两个基石上：一为黄册，一为鱼鳞册。”

编制黄册和鱼鳞图册，是明太祖整顿赋税制度的一大建树。尽管历朝历代都有人口和土地登记制度，但黄册、鱼鳞册在明朝所得到的重视，及其涉及地域和规模之广、影响之远，都是无与伦比的。按规定，黄册每十年重编一次。尽管此后地方官对黄册的编纂往往应付了事，并不精确，但是，黄册的编纂却从未中止过。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朝总共二十七次编纂黄册。

朱元璋建立的军事体制，主要是军户制和卫所制。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卫所军制，卫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卫所的军兵是世袭的，称为军户。每个军户从政府获得五十亩田地和耕牛、农具，向卫所缴纳“子粒”并且服兵役。卫所还实行屯田，称作军屯。边境军队供给还通过商屯获得补充。商屯即商人们出资在边地招民耕种，将粮食就近缴纳给军队，换取食盐运输和销售凭证“盐引”，以便从事食盐贸易。

朱元璋“圣谕六训”：孝顺父母，孝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尽管“子粒”、军屯、商屯诸法，并不足以完全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但是，明初军队开支并不完全依赖中央财政，表明朱元璋的“寓兵于农”政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成功的。因军屯而形成的聚落，因与周边文化存在差异，往往保留了独立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今天颇有特色的屯堡文化。

《大明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详细制定而成。

《御制大诰》，又名《明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一部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

苛察吏治与亲藩体制。“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这是清初主修《明史》的学者万斯同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之惨的感叹。开国立制之余，朱元璋的许多治国措施都是非制度性的，其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无疑是他大杀功臣的行为。朱元璋屠戮功臣，残忍而且彻底。

胡惟庸之死，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杀戮行动已经拉开了帷幕。洪武十九年（1386年），胡惟庸的罪名变成“通倭谋逆”，株连三万多人，包括原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将军蓝玉以谋反之罪被处死，株连一万五千人。朱元璋为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分别编纂了《昭示奸党录》和《逆臣录》。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四万余人，其中封公、封侯、封伯的大功臣就将近四十人。

明大将高阳伯李文铁券（铁券凹面镌有十字：若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

平民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官吏腐败。因此，在与其官僚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朱元璋的内心充满紧张。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的偏激心态。

每年，各地布政司与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状况。远道而来的官员们往往会带上事先盖好衙门印信的报销册。一旦原来呈报的报销册有误而被驳回，他们便在南京修改，从而省去往来的旅途劳顿。

这原本是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一现象被朱元璋得知后，他断言其中必定存在腐败。他下令将各地衙门掌管印信的长官一律处死，副手打一百杖然后充军。这就是空印案。在空印案中，朱元璋似乎与整个官僚机构为敌。

朱元璋绝对是一个苛察的统治者。他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要以法治国，切勿“法外用刑”。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可以“法外用刑”，因为自己“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种矛盾陈述，透露出这位开国之主极强的自负。在殿廷上肆意杖责大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称作“廷杖”。设置锦衣卫及镇抚司狱，直属皇帝指挥，也是朱元璋法外用刑的专政工具。

朱元璋对官员们的监视也很严密。有些官员在家里作一首诗，第二天朱元璋就会知道。有些官员在上朝前，会先与家人诀别，因为担心晚上会回不来。朱元璋对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予以严惩，官吏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会被处以死刑。因此，在洪武一朝，士大夫们多数将做官视为畏途。这就是明太祖的“以重典驭臣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编定《皇明祖训》。这部明朝皇帝的家法，同时也是国法。年近七旬的朱元璋对身后的事情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强调，朱姓诸王在朝廷出现“奸臣”时可以奉密诏“靖难”。清朝的四库馆臣们点评道，朱元璋《祖训录》（即《皇明祖训》）所念念不忘的，即其“亲藩体制”。

从洪武三年（1370年）起，朱元璋将其儿子陆续分封到各地。藩王有极高的地位，拥有护卫军。朱元璋封王建藩的目的，就是要子孙共同维护朱姓天下。

然而，所谓亲情，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是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向外适度扩散的圈子。而且，朱元璋大概也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往往比来自外部的攻击更具有毁灭性！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强烈的“家天下”思想，这点很像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分封同姓诸王，杀白马以盟，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希望通过分封来保证朱氏家族永远的尊荣。平民出身的帝王，于历尽磨难、苦尽甘来之际，小家子气自然流露。汉代在分封后不久便发生诸侯王叛乱，即“七国之乱”。明初曾有人以“七国之乱”的史实来提醒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却认为这些人在“间吾骨肉”。像叶伯巨这样敢说真话的小臣，最终就死在了监狱之中。然而，从历史趋势来看，朱元璋分封诸王，与加强中央集权是背道而驰的。

明孝陵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从农民变为皇帝，朱元璋的一生绝对可以用传奇来形容。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创建了一个持续了二百余年的王朝。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帝到南京谒祭朱元璋孝陵，题下“治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当然，这都是传统史家对朱元璋的评价。今天看来，朱元璋的历史地位有两点：首先，他结束了元末二十余年的战乱，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明帝国；其次，正如吴晗在《明史简述》中所说，他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系统”。

康熙帝题“治隆唐宋”碑

也许，在朱元璋闭眼的那一刻，他是安详的，他自认为给子孙留下了千秋大业，解决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建文四年（1402年），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推翻了朱元璋所立的继承人——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夺取皇位。这大概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一位清初诗人在游历南京时写了一首诗，诗的前两句是：“靖难师来孰闭门，孝陵云树黯销魂。”孝陵是朱元璋的陵寝。在诗人的笔下，黯然销魂的孝陵云树，是皇室骨肉相残惨象的真实写照！早已撒手人寰的朱元璋，如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