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与互市

明代九边图

明朝嘉靖年间，距离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大约百年，明朝再次面临重大的军事危机。这一次，无论南京还是北京，都遭受到外部敌人的攻击。攻击北京的，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明朝官员蔑称他们为“北虏”；随时骚扰南京的，则是在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猖獗的日本海盗——倭寇。在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至少在朝廷的决策层面，南倭和北虏被置于同样的战略高度。

拒绝蒙古互市，北境转守。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在北边修筑边墙。景泰二年（1451年），邹来学受命“督修关堡，自山海关至天寿山，东西千里，屹然相望，咸雄壮坚固”。此后，从弘治年间余子俊修榆林长城，嘉靖年间翁万达修大同长城，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修筑蓟州长城，历朝驻守各边的将领都在修筑边墙上下功夫。

然而，边墙的修建，最多不过增加了蒙古骑兵入侵的困难程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蒙古人的入侵。清初学者万斯同在《明史乐府》中感叹道：“岂知明人防北狄，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

达延汗像

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图蒙克（一译“把秃猛可”）开始崛起。他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继承汗位的时候，年龄还很小，故称“小王子”，又称“达延汗”。蒙古人引以为荣的，第一是成吉思汗，第二是忽必烈，第三就是达延汗。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金伯谦的复命书中曾说：“小王子为人贤智卓越。”他在正德五年（1510年）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到嘉靖三年（1524年）去世前，他得到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所有蒙古人的效忠。

俺答汗（阿勒坦汗）像

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之间爆发了权力争夺。最终，他的孙子俺答汗逐渐控制了蒙古南部，以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由于有水，可以进行农耕，河套在草原世界有非常特殊的战略作用，控制这样的地区为控制整个草原奠定了基础。而且，以河套地区为基地，游牧民族容易进入内地。在16世纪的中后期，“套虏”成了明朝北部边防的最大威胁。

俺答汗统治漠西和漠南蒙古近半个世纪。在他统治期间，十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段持续而普遍的干旱时期，整个华北和蒙古南部经常处于干旱和饥荒的威胁之下，天花、瘟疫也在蒙古肆虐，蒙古人对于汉地社会的茶和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从经济上的实惠以及政治目标的推进两方面考虑，俺答汗都希望与明朝通贡或者互市。

嘉靖皇帝朱厚熜像

此外，丝绸等商品，是蒙古人参与到以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中心的中亚贸易圈的主要商品，这也需要从汉地社会获得。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通贡开市的需求，可能不是来源于简单地满足草原上的资源匮乏，更可能是因为蒙古人想重新开通欧亚内陆贸易，从而营造一个由蒙古控制的内陆商业网络。

在明朝方面，尽管大部分边境将领力主和平，希望皇帝考虑蒙古人的互市要求，但固执的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人请求互市的要求一概拒绝。他甚至要求所有公文中的“虏”字必须小写，以表达他对蒙古人的轻蔑。除了军事途径以外，嘉靖帝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接触。

然而，此刻明朝北部的边防力量已不足以应对蒙古骑兵的进攻。在嘉靖朝中期，俺答汗的兵马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青海以西，并且经常深入宣府、大同，连年侵寇，构成明朝的最大威胁。明朝孱弱的军事防线，也不时被蒙古骑兵撕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蒙古骑兵深入山西太原以南的各州县。一月之内，蒙古骑兵侵扰了十个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抢劫牛、马、羊、猪二百多万只以及大量的布匹、金钱，京师为之戒严。

嘉靖年间，明朝的军事卫所制度衰败已极。曾在正德五年到十年（1510—1515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王琼说，在他那个时候，卫所军士“逃亡十之七八”。到嘉靖年间，有些内地卫所，军士数量甚至还不到额定人数的百分之三。例如，江西的南昌左卫额定人数是四千七百五十三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只剩一百四十一人，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三。浙江金华千户所额定人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五人，到16世纪，营中仅剩三十四人，同样不到百分之三。边镇卫所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不理想。以大同为例，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万蒙古骑兵入侵时，大同镇能整合的士兵人数仅有一万四千人。军屯制度的败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勤供应不足、边镇士兵因劳累和拖欠军饷而频繁发动兵变，也是边境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嘉靖皇帝不顾形势而一味拒绝通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蒙古骑兵频繁入境劫掠，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

《驯马图》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向皇帝提议，发动一场对俺答汗的战争，夺取河套地区。尽管皇帝对这个计划颇为心动，但实际上计划不可能得到实现，因为以明朝政府当时的军事和财政实力，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远征。曾铣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因为政治斗争，曾铣被杀，支持他的首辅大学士夏言也丢了脑袋。严嵩取代夏言成了首辅大学士。明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改为防守为主。就在蒙古骑兵不断骚扰明朝北境时，南方沿海也频繁遭受倭寇的入侵。

海禁与嘉靖大倭寇。倭寇的侵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倭寇早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从地域上来说，倭寇也不限于中国沿海，朝鲜半岛沿海地区也有倭寇。但是，倭寇在嘉靖年间的大爆发，却让嘉靖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穷于应付。嘉靖年间的倭寇，因此也被称为“嘉靖大倭寇”。问题是，为什么倭寇会集中爆发于16世纪的40—60年代呢？

传统史家认为，倭寇产生的原因是日本在此时恰好进入战国时代，所以会有大批的武士和浪人浮海进行劫掠。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倭寇”条的解释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在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早在1965年，台湾学者陈文石即撰文指出，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所引起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开始趋向于认为倭寇的主体是海上贸易商人，是假倭，不是真倭，倭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的海禁政策。因为嘉靖八年（1529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使得正常的中日朝贡贸易中断，致使海商只能铤而走险，武装走私。1980年，林仁川先生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即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即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982年，戴裔煊先生出版《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认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1990年，王守稼先生在《嘉靖时期的倭患》一书中说，明朝政府把王直等称作倭寇，而王直等人亦自扮为倭寇，但王直等人其实是假倭，真倭的大多数是王直集团雇用的日本人，处于从属地位。日本不少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著名的明史学者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文中谈到，嘉靖大倭寇的主体是中国商人，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2001年，樊树志先生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一文，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代史学家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嘉靖大倭寇”的性质。其实，明朝人自己对倭寇的性质也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宁波人万表在他的《海寇议》中说，海商往往“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这样的船头，便成了倭寇的领袖，如王直、徐海。明朝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寇禁愈严愈繁盛”。湖州人唐枢说：“壬子（1552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新的研究还认为，倭寇中，真正的日本海盗人数并不多，“真倭”多半受“假倭”的雇用，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最终倭寇问题得以解决，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抗倭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彻底消除的原因却是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

从16世纪20年代起，倭寇开始在沿海劫掠。到40年代，倭寇的组织更严密、规模更大。倭寇以日本的平户为根据地，又在舟山双屿港建立其近海的立足点，并且勾结沿海的官吏和军士，从事贸易。后来力主海禁的浙江巡抚朱纨说：“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朱纨《甓余杂集》卷四《生擒海贼事》）葡萄牙人也在双屿进行贸易。在这种背景下，双屿成了一个大型的贸易集散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因此将双屿港形象地比喻成“16世纪的上海”。

南倭被平，北虏未定。对于明代中后期东部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开始清剿倭寇。浙江巡抚朱纨推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坚决惩罚所有违反海禁政策的人，并率兵攻克倭寇盘踞的双屿港。朱纨命令，用木石筑塞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这样，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朱纨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但是，浙江籍与福建籍的官员们开始弹劾朱纨，攻击他杀人太多。悲愤的朱纨选择了自杀，他厉行海禁的做法也被废除。

北方的战事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也达到了巅峰。这一年九月，俺答汗的军队突破了北京东北的古北口防线，向南到达了北京东面的通州。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由于担心在京城附近吃败仗而无法掩饰，首辅大学士严嵩警告兵部尚书仇鸾不准出城迎战。蒙古军队围攻京城，然后洗劫了北京郊区，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容地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边境。这一事件史称“庚戌虏变”。事变带来了三个后果：一是在两年之后，已经病死的仇鸾被追究责任，受到死后肢解的惩罚；二是北京南郊开始修建外城，北京城的城墙长度也因此延展了十五里；三是迫于蒙古的压力，明朝政府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同意在大同、宁夏和延绥开放马市，允许蒙古人用牲畜换取内地的丝绸。然而，当俺答汗提出用牛羊交换粮食（粟或者豆）的要求时，却遭到了拒绝。三年后，马市关闭。

明代石匾，内蒙古包头市美岱召出土。

民国时期归化城北门楼

马市一旦关闭，俺答汗便无法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汉地的物资，取而代之的手段便是抢劫和掠夺。此后二十年间，俺答汗依靠汉人谋士，不断进入内地掠夺。他身边的汉人中，最著名的是赵全。赵全向俺答汗建议，招纳汉地的流亡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赵全等人还帮助蒙古人建立固定房屋，即“板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驱使汉人为俺答汗修筑大板升城，次年三月完工。大板升城，后来由明朝赐名“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从此，以大板升城为代表的“板升”地区，极为繁荣，成为俺答汗重要的财富源泉。

阿勒坦汗供马图

明朝政府的北部边境不得不承受蒙古军队一次又一次的侵扰，但南方倭寇的强大却成为此后十余年间政府的心腹之患。那些零散的倭寇，聚集在新首领王直手下，越发强大。王直是徽州府歙县人，原本是徽州盐商，后来从事海上贸易，成为日本商人的经纪人。他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加入以徽商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倭寇集团，继他们之后成为倭寇领袖，号五峰船主。王直也多次向明朝政府请求互市，但都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倭寇不断发起进攻，洗劫沿海各地的官署、粮仓和府库。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的王直船队，有几百艘船。一时间，整个中国的东南部沿海都成了倭寇的战场。朝廷围剿倭寇不力，各府、州、县也只能纷纷筑城以图自保。

在朱纨之后，受命前去指挥抗倭的，先后有王忬、张经、胡宗宪等人。张经还征调了广西、湖广等地的士兵，以补充自己在浙江的军队。来自广西的土官瓦氏夫人，亲率六千名士兵开赴浙江抗倭前线。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份《抗倭图卷》。从图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表示广西土兵参战的文字——“田州报效狼兵长”。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嘉兴北部约十三公里处的王江泾，张经率军歼灭了一千九百名倭寇，取得了明朝政府对倭寇的首次大捷——王江泾大捷。然而，昏庸的明朝朝廷将战功归于当时的大学士严嵩的私党胡宗宪、赵文华，而主将张经却被逮捕入狱，不久便被处死。为此，有学者认为，《抗倭图卷》或许是张经的部下或家人为缅怀张经而绘的。

继张经后，徽州绩溪人胡宗宪以兵部侍郎总督浙直、福建军务，负责剿倭。明代话本小说集《三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名叫“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所讲的胡总制就是胡宗宪，而徐明山即倭寇首领之一徐海。胡宗宪通过招抚的方式，非但成功平定了徐海，又诱降了王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羁押狱中两年之久的倭寇首领王直被胡宗宪处死。

王直与徐海之死，并不代表倭寇的平息，残余的倭寇仍然四处侵扰。2006年，安徽全椒发现了一块筑城抗击倭寇的碑刻。碑文记录说，嘉靖三十八年，全椒县城面临倭寇侵扰，由于三面皆河，无城可守，知县顾逵以树木为栅，抵御倭寇。倭寇退去后，顾逵号召民众捐资沿河构筑砖城。由此可知，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的侵扰仍然深入到内地省份。

戚继光像

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将领立下了赫赫战功。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山东登州（今蓬莱）人；俞大猷（1503—1579年），字志辅，福建泉州人。他们都是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军事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镇守倭患严重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招募义乌、金华的剽悍壮丁，教习击刺之法，更新火器兵械，组建名闻天下的戚家军，先后在浙江慈溪龙山、舟山东面的岑港以及台州等地沉重打击倭寇。之后，戚家军进入福建，配合俞大猷平息福建倭患，再移师广东。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平倭战争基本结束，明朝的东南海防获得了相对的平静。

隆庆开海与议和。倭寇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固执的嘉靖帝去世，隆庆皇帝即位，为解决倭患提供了一个新契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向隆庆皇帝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根据《东西洋考》的作者张耒的解释，东洋指吕宋、苏禄诸国，约指今天的菲律宾；西洋指交趾、占城、暹罗诸国，即今东南亚越南、柬埔寨诸国。明朝开放的允许中国人出海之处，便是福建澄海的月港。到16世纪末，月港发出的船引最多的一年是一百三十七张。尽管月港只允许中国人贩洋，不允许外国人前来贸易，它仍从一个偏僻的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一个著名的对外贸易港。明朝政府还在月港设立了征税机构——督饷馆。

以“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为原则，月港的开放从一开始就十分有限，对本国海商也制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例如，不允许漳、泉二府以外地区的商民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的闽南，本身就是为了将月港开放对内地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然而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打破了约二百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明朝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娘子像

隆庆皇帝统治时期，“北虏”问题也得到了缓和。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对俺答汗不满，跑到大同城下投降了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对把汉那吉以礼相待，并向朝廷奏报，建议对把汉那吉封官加爵。当时辅政的内阁大学士高拱极力主张隆庆皇帝批准这一建议，授给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位，并且向俺答汗提议，如果他能够将赵全等汉人擒献朝廷，就允许俺答封贡。俺答汗原本担心孙子性命安全，见明朝廷非但不加害，反加以爱护，喜出望外，决定与明朝议和。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批准在沿边开设互市。互市的地点，除原先宁夏、固原、延绥三边的旧有场堡外，还包括大同的威边堡边外、宣化的张家口边外。

隆庆议和，结束了明王朝与蒙古人之间几十年的战火。万历九年（1581年）十二月俺答汗逝世后，其宠妾三娘子主政，约束蒙古各部，保持了与明朝的和平互市关系。作为回报，明朝廷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明史•鞑靼传》说：“誓约一定，历三十年不变。”此后数十年，明朝的北部边疆获得了长久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