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台湾

清乾隆铜版印本《平定台湾》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一处岛上秀丽的自然美景，不禁惊呼：“I Iha Formosa！”意思是“美丽之岛”！这处被赞叹为“福尔摩萨”的岛屿，就是台湾岛。

然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家园，并非总是那么祥和与安宁。自17世纪以来，她曾经历被外国殖民势力占据的苦痛，也曾饱尝国内战火的煎熬。尤其是明末至清康熙初期，台湾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

荷兰独占台湾，实行强制统治。台湾，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部，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一百三十公里。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锁钥”“数省之屏障”。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

1970年，在台南左镇菜寮溪一带的河床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灰红色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经鉴定，为一男性青年，年代距今约三万至两万年。1968年，台湾大学的考古队，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出多达三千余件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一万五千至五千年之间，或者更早些。这就是“长滨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者已有一千多处，星罗棋布于台湾岛各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文化层来看，有早期的绳纹文化层，中期的圆山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巨石文化层，晚期的黑陶文化层、红灰文化层等。“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即这一时期典型的文化遗址。

考古发掘不仅展示出台湾宝岛上人类足迹的久远性，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如今被大家通称为“先住民”的人，与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及南部沿海地区古越族等，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对此同样提出了有力的证据。

随着时代的推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众多从大陆而来的移民，与先住民一起，共同致力台湾的开发和发展，使台湾不断呈现出新面貌。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其间，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泛海至台移民求生者，也有随着商业发展海峡两岸民间贸易往来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

在此形势之下，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

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元朝至元年间（1264—1294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

明初鉴于元朝用兵海上失败的教训，颁布禁海令，并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废澎湖巡检司。后来迫于倭寇、海盗的猖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重又恢复巡检司，但不久因海天遥阻而裁弃。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才因日本侵扰台湾而设置“游兵”，驻厦门遥相指挥。然而，由于兵力单薄，加上军纪废弛，实际上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东南海防几同虚设。

更为严重的是，明朝末年统治的衰败、海防的空虚，给了外国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台湾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不幸被荷兰入侵者占据的。

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即不断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凭借优势武力，寻求建立贸易基地，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由韦麻郎带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第一次进犯澎湖。福建巡抚徐学聚等坚决反对，积极布防，并派沈有容前往劝谕，晓以利害。韦麻郎不仅没能获得通商的机会，而且在福建官兵严阵以待的情势下，不得不撤离澎湖。

但荷兰并没有因此放弃入侵计划，明天启二年（1622年）再次卷土重来，雷约兹率领的舰队侵入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

明廷对此深感不安，决心以武力将荷兰殖民者赶出澎湖。

经过一番较量，荷兰殖民者在明朝军队的优势包围下，被迫求和。而此时的明王朝，由于受到东北后金政权和西北农民大起义的困扰，已无更多精力顾及东南海防。于是，双方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达成协议：荷兰人从澎湖撤走，福建地方官府应允他们到台湾贸易。这项协议虽然使明王朝暂时获得了澎湖的安宁，但也给荷兰入侵者侵占台湾留下了口实。

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很快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嵌城等城堡，并逐渐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

明天启六年（1626年），即荷兰侵入台湾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同样构筑城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利益的驱使下，荷、西双方不断发生冲突，都想独霸台湾。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至此，西班牙人在台湾十六年的统治结束，荷兰人独占了台湾。

在侵占台湾期间，荷兰人俨然以主人自居，对台湾广大民众实行强制统治。

他们强迫所占领的村社签订归附条约，设置长老进行管理；将汉族移民集中于几个特定区域，也实行长老统治，并严密防范汉人和当地居民来往。只要有人敢反抗，就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或屠杀。

荷兰殖民者还大肆搜刮掠夺台湾的财富。他们不仅将台湾土地称为“王田”，强迫民众交纳赋税，掠夺鹿皮、米、糖等特产，而且以台湾为据点，进行转口贸易，牟取暴利。

据统计，年均从台湾运往荷兰的财富达四十万荷兰盾，相当于四吨黄金！这反映出台湾民众所受到的剥削和掠夺，是何等的残酷！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中国沿岸的掠夺行为，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和反抗，他们把我们看成是谋杀者、暴君、海盗一样。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

郑成功弃文从武，反清复明。台湾各族人民自然不甘忍受荷兰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不断掀起反抗行动。

顺治九年（1652年），郭怀一领导的抗荷起义就给了殖民者沉重一击，使他们惶恐不安。尽管参与起义者遭到血腥屠杀，但广大台湾民众的反抗斗志愈加坚定。血的教训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除了自己要不断抗争外，获得大陆人民的支持援助，尤为迫切。

郑成功的崛起，给深受欺凌的台湾人民带来了希望。

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的那一年，即明天启四年（1624年），郑成功诞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崇祯三年（1630年）被接回家乡，居住在晋江安平郑府。

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父亲是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

郑芝龙早年曾跟随海商李旦从事海上贸易，后在日本结识了著名海盗颜思齐，密谋推翻幕府事败后逃往台湾，很快在诸罗山（今台湾嘉义地区）一带形成一大势力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病死后，郑芝龙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其势力日益扩大，威震南海。后郑芝龙接受明廷的招抚，坐镇东海沿海一带。因剿灭海盗、反击荷兰侵扰屡立战功，升任为福建总兵、福建都督。与此同时，其海商集团势力更加强盛，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雄霸海上。

集官、商、盗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同时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多年打拼出来的庞大海商家业。

郑成功像

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至爱”，一面热衷于骑马射箭和剑法。《春秋》和《孙子兵法》是他最爱看的书，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做好了铺垫。

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1644年，关外清政权的八旗铁骑破关而入，问鼎中原，拉开了清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统治权的位移，对广大汉族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考验。

当此关头，那些情系故国、不愿接受满洲人统治的汉族民众，纷纷起兵抗清；明宗室也陆续建立起一些南明政权，以对抗清廷。

“闽海王”郑芝龙加入了这一潮流。他先是接受南明弘光政权的“安南伯”封号，继而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福州与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隆武政权。

出于巩固自己地位和为儿子谋发展的考虑，郑芝龙带儿子拜谒了隆武帝。这次会面，郑成功与隆武帝谈得很投机，隆武帝当即赐予朱姓，并将其本名“森”改为“成功”。郑成功遂有了“国姓爷”的美称。

但出人意料，郑芝龙在争权夺利的野心驱使下，并不是真心辅佐隆武政权成就一番事业。这使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兵不血刃地进入福州，隆武政权覆灭。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归附清廷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缳自尽。

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坚拒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忆庭闱涕泗流。”又到孔庙祭拜，表明心迹：“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衣，祈先师昭鉴。”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反清复明的道路。

郑成功于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在烈屿（小金门岛）誓师起兵后，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他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自称“招讨大将军”，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

郑成功势力的不断壮大，对清廷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厉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试图以敕封澄海公、挂靖海将军印，以及允给泉、漳、惠、潮四府驻兵等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索地、增饷、不剃发等原则，清廷劝降陷入僵局。

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鉴于“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的困境，郑成功决定转变策略，全力北伐南京，希望借此实现反清复明的“中兴大业”。这一策略得到永历帝的肯定，晋封他为延平王，并令其迅速进军江南，勤王迎驾。

《郑成功弈棋听军情图》

但由于部署失当，郑军前两次出兵均遭败绩。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不顾西南基本平定、清军即将掉头东向的危险，第三次率全师出击，于七月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战机稍纵即逝。面对绝对有利的局势，郑成功因误判而没能采纳部下速战速决的建议，致使错失了一次扭转局面的良机。

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郑军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厦基地。从此，郑成功再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

驱荷复台，初步经营和治理。清廷乘胜追击，派重兵前往福建，想一举把郑成功所部歼灭。郑成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避免倾覆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

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廷斌到厦门，将台湾地图、赤嵌城木制模型和荷军的兵力部署图呈献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

于是，郑成功力排众议，决定进军台湾。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二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廷等留守金、厦。

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料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

在何廷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台湾民众闻听祖国大军的到来，纷纷前来欢迎，并协助郑军登陆。

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荷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希望荷方将其无条件归还。但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

为了彻底摧垮荷军，郑成功先对赤嵌城展开了攻势。荷军守城司令官猫难实叮在郑军的围攻下，无计可施，不得不签订投降书。接着，郑成功又对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展开进攻。但因荷军炮火猛烈、城墙坚固，郑军多次攻城失利后，便不再强攻，转而采取围困策略。

十二月初，也就是围困台湾城八个月后，郑成功下令炮轰荷军防御工事乌特利支堡，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即占领了该据点。

此时，摆在荷兰殖民者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投降，要么被全部消灭。经过权衡，荷方总督揆一选择了前者。

经过谈判，郑、荷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中文为十六条、荷文为十八条。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双方代表在大员市镇税务所举行誓约、签字、盖章、互换条约仪式。9日，在台江边的沙滩上，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几天后，揆一即带领残余的五百余人退离台湾。

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又回归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厦门大学教授、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邓孔昭

郑成功确实是把台湾当作一个要长远发展的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要解决自己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他把军队分派到台湾各处去开发土地，去进行农业生产。其次，他建了孔庙，又建了学校，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在台湾传播。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此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之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

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将赤嵌地区改作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即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并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六科都事，以及察言、承宣、宾客诸司。这一举措，使台湾从此具备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治理台湾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上，郑成功一方面大力推广屯垦，积极鼓励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人民移居台湾，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台湾的位置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与大陆进行直接的秘密贸易。

郑成功还大力“劝学”，崇重沈光文等文人儒士，积极兴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仅三十九岁的郑成功却于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去世了。

尽管郑成功未能实现反清复明的夙愿，但他驱荷复台、初步经营和治理台湾的功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迹！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民间祠庙、口碑，以及厦门、南安、嘉义等地所建的郑成功纪念馆，深深地感受到海峡两岸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开台圣王”的敬仰之情！

郑成功去世后，郑氏政权内部在延平王位问题上发生分歧，分成拥郑成功之弟郑袭和拥郑成功之子郑经两大派，并因此发生内乱。经过争斗，郑经获胜，执掌了台湾的控制权。

但由于郑经为人不务宏远，器量狭小，不能聚拢手下将士，所以，在与清军的对抗中，屡遭败绩，一些主要将领降清，福建沿海抗清基地完全丧失。

康熙三年（1664年），郑经退守台湾后，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陈永华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方略下，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且更为内地化了。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进攻大陆的机会来了，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不仅没捞到任何便宜，反而损兵折将、大伤元气，康熙十九年（1680年）随郑经败退回台湾的仅一千多人。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了。郑经也再无反清复明的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终日沉溺于花酒之中。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戕的郑经中风死去。

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再次因争夺统治权发生动乱。冯锡范等人将负责监国的郑经长子克臧杀掉，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次子——十二岁的克塽继位。

在冯锡范等人的专权下，郑氏政权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而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

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

厦门大学教授、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邓孔昭

郑经西征的时候，其实反清的大形势还是比较好的，西南有吴三桂，广东有尚可喜，福建有耿精忠。早期在福建的时候，郑经跟耿精忠两股力量是联合的，后来双方产生了利益争端，再加上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瓦解了，所以说，最后郑经这股势力就变得非常单薄了。当他以自己这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的清军时，当然就会失败得比较快。

武力与招抚并举，清廷收复台湾。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没放松警惕，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尽力想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

自康熙元年至十九年（1662—1680年），清廷与郑经曾进行过十余次谈判。尽管清廷一再做出重大让步，如满足郑经世守台湾、不剃发、不易衣冠等要求，但郑经得寸进尺，不仅节外生枝，更恶劣的是，他竟利令智昏地反复强调如朝鲜例、台湾非中国版图，要求清廷能以外国之礼相待。

这一公然闹分裂的行径，既是对其父郑成功的背叛，更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显然，清廷是绝不肯答应的。

谈判的同时，清廷也曾进行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尝试。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率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师，开始了第一次远征台湾的行动。但行至洋面遭遇飓风，无功而返。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施琅再次出征台湾，又因遇到飓风等恶劣天气而返回。

两次尝试失败，清廷便暂时放弃了进攻。因朝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1668年）将福建水师提督撤掉，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清廷之所以对施琅心存疑虑，原因在于，他是郑芝龙的属下，随郑氏降清后，又追随郑成功抗清。顺治八年（1651年），他与郑成功反目，再次归降清廷。

郑氏政权的长期存在，终究是清廷的一大威胁。多年的巨额用兵费用，也给清廷造成沉重负担。因对付郑氏而采取的禁海政策，更使沿海民不聊生。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

康熙十九年（1680年），当平定三藩基本上成定局之后，康熙帝遂将关注重点转向台湾。

第二年六月，康熙帝得到郑经病死、台湾内乱的消息，认为时机来了，于是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

七月，在李光地、姚启圣的大力保荐下，施琅重新被起用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十月初六，施琅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

然而，在筹划进军事宜时，施琅却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在平台方案方面，他与姚启圣在进军路线、进攻时机和策略运用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由此带来第二个难题，即施琅与姚启圣职责不清，究竟由谁来做最后决定，难以明确。

为了摆脱姚启圣的掣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初一、七月十三日，施琅两上密折，向康熙帝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进军想法，并请求独掌征剿大权。

康熙帝一开始并没答应施琅的请求，但在李光地极力保荐、大学士明珠附和下，他才下定决心，于十月初六颁谕，命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而姚启圣等要“同心协力”为出兵备办粮饷。

获得“专征”授权后，施琅大受鼓舞，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出征前的准备工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率水师三万余人、战船三百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

六月十六日清晨，清军发动对澎湖的进攻，与驻守澎湖的刘国轩所部展开拼杀。二十二日，施琅改变战术，采用主力分路进攻、余船分股后援的策略，并充分利用战船数量优势，运用“五朵梅花阵”法，将五艘船结成一队，集中攻击对方一艘船。

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一百九十四艘战船、一万五千余人，另有四千八百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三百多名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

澎湖大捷，清军很受鼓舞，康熙帝也很是高兴。但从全局出发，康熙帝否定了继续用武力进剿台湾的主张，认为招抚才是上策。

台湾方面，由于已无屏障可凭，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岛内上下人心惶惶。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动荡，冯锡范等主张南走，刘国轩则力主投降。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遵循康熙帝意旨，施琅一方面做攻取台湾的准备，一方面则展开招抚攻势。

经过一番交涉，郑克塽上表请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料理善后事宜。十五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

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悬处海隅二十二年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但如何处理台湾，朝廷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施琅坚决主张台湾不可放弃。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他向康熙帝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康熙帝一开始也颇为犹豫，但台湾弃留毕竟事关重大，权衡再三，他认为“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采纳了施琅的意见。

康熙朝服像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从此，台湾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

“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