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大明通行宝钞

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1956年到1958年被考古发掘。这位皇帝在世时以懒惰和贪财闻名，这在他的陵寝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定陵数不胜数的珍宝之中，有数量众多的金银，包括大量的金银器，以及一百零三枚金锭和六十五枚银锭，也就是俗称的金元宝、银元宝。从银锭底部的铭文来看，它们大多是作为全国各地向国家缴纳的赋税被解送到北京的，最后成了皇帝的附葬品。在明朝中后期，白银不只是作为奢侈的贵金属，它们还是社会财富的标准，以及在社会上广泛流通的金属货币。

没有准备金的大明宝钞。白银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的？关于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答案。傅筑夫先生主张唐末五代社会上就已经普遍用银。在《货币经济的衰弱与实物货币的代兴》一文中，傅筑夫先生指出，唐代元和四年（809年），朝廷允许百姓开采银坑，标志自由采银、用银时代的到来，到五代年间白银已上下通用，在事实上成为主要的货币。但是，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则认为白银是在宋代成为货币的。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漆侠先生认为，金银的用途在宋代极为广泛，“金银所独具的货币的职能已经在社会上多方面的发挥出来了”。所以，他认为白银货币化在宋代已经实现。然而，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却认为，北宋政府历年的岁出、岁入之中，除各种实物以外，就金属货币而言，钱币所占的地位远在白银之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宋代以来用银很广泛，但同时还说，金朝哀宗正大年间，也就是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后期，“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人们对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普遍都认为，白银在明代成为广泛流行的货币，却是毫无疑义的。

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就已经有了交换。当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一定的交换媒介，这种媒介就是货币。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使用过各种物品来充当货币，如石器、贝壳、珠玉、布、粮食、动物的齿角及皮革，然后慢慢地逐渐过渡到金属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金银天然是货币，但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等贵金属具有易保存、方便切割等优点，是天然的优质货币。从非金属货币到金属货币，从一般金属货币到贵金属金银，标志着货币从粗劣的原始形态发展到优良的高级形态，从而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停留在原始的、封闭的、没有商业的时代，金属的价值远不如可以用来吃穿的物品重要。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也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兴旺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与商业就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两者相辅而行，并肩前进，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则标志着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当然，白银不是从明朝一建立便成为主要货币的。在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历程中，他曾经铸造过铜钱——“大中通宝”钱，而建国后也在南京设宝源局，制造铜钱。然而，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造纸币——大明宝钞。宝钞以桑皮纸为原料，底色为青色，外圈是龙文花栏，顶端写着“大明通行宝钞”，中间印有宝钞的币值，下面绘有跟数字相应的图案，如币面“壹贯”的宝钞下面绘十串。宝钞面值有六种，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政府还发行了“五十文”和“十文”面值的宝钞。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废除后，印刷宝钞的任务便落到主管财政的户部身上。宝钞的下半部分，通常竖排着七行文字，写着：“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这段文字的有趣之处，在于表明宝钞和铜钱是国家的法定货币，然而告发者“赏银二百伍拾两”的规定，却无疑也揭示出白银在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官方的戒谕本身，透露了尽管有宝钞作为法定货币，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似乎更重视白银。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尽量使用宝钞。例如，政府实施的大型工程的报酬和朝廷对官民赏赐，都是给以宝钞。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礼部尚书宋礼奉命到四川采木，“人给米五斗，钞二锭”。一锭就是五贯，钞二锭就是十贯。政府向老百姓收税，在不征收实物的时候，会要求将实物折成宝钞上缴。这是从积极引导的角度采取的措施。其次，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甚至有时禁止用铜钱交易。例如，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明朝政府下令禁止金银交易，并且规定：“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通过鼓励告发的方式，来堵塞民间用金银买卖。宣德元年（1426年），行在户部向皇帝奏报说：“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请严禁约。”于是，皇帝命令都察院张榜告示，凡是以金银交易者，皆罚钞。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政府甚至还禁止使用铜钱。宣德十年（1435年）十二月，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就奏报说：“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这种禁止用钱的规定，以后还不时出现。这是政府采取被动的、堵截的措施来保证宝钞的通行。其实，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堵截，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由于明朝的宝钞是完全没有钞本的，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成了大明宝钞的致命缺陷。

没有发行准备金的宝钞，只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权力展现，而没有遵循经济规律。事实证明，明朝政府模仿元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最终是失败的。按照规定，人们可以用金银去兑换宝钞。然而实际上没有人愿意用金银来兑换宝钞。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像元朝末年的纸币一样，迅速贬值。尽管明初有不少官员认识到宝钞的贬值是由于宝钞发行数量过多，然而由于没有建立准备金制度，那些官员们也不知道发行多少数量的宝钞才是合适的。大明宝钞迅速贬值。宝钞一贯从最初规定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浙江等地便只能折钱二百五十文，缩水了百分之七十五；到了朱元璋统治晚期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宝钞一贯只能折0.07两白银，缩水了百分之九十。正统元年（1436年），银一两抵钞千余贯。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钞，形同废纸！到15世纪下半叶，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也就是说，到15世纪下半叶，除了政府还在偶而使用宝钞外，人民群众已不再信任宝钞了，而选择使用白银或者铜钱等金属货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让位于对物质本身优劣的信任。

没有准备金的大明宝钞，注定是要贬值的。政府不断印钞，宝钞不断地贬值，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明朝政府缺乏经济管理的能力，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反复做的，只是想要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宝钞的通行。然而，商品经济是不能完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因此，尽管政府不断出台禁令，但最迟到15世纪早期，白银和铜钱就已经成为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了。

弃钞用银，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然而，比较白银与铜钱，明朝人似乎更愿意接受白银。由于生铜紧缺，明代铜钱制造量太小，不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宝源局制造的铜钱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政府便在各个行省设置货泉局。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各地制造的铜钱优劣不一，从而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伪劣铜钱。劣币驱逐良币，大量的伪劣铜币对钱法构成了冲击。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有一个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用以铸钱的炉座一年可以铸钱十八万九千余贯。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呢？宋代在熙宁六年（1073年）以后，每年铸钱六百万贯。也就是说，每年铸钱不到宋代的百分之三。据估计，明朝从建国到16世纪末，总共铸钱约一千万贯。由于老皇帝死后他的年号钱价值会打折扣，所以这一千万贯铜钱无论如何是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取代宝钞、铜钱，成为最主要的货币。

到成化、弘治年间，也就是15世纪后期，民间交易已经主要用银了，白银已然成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通货了。15世纪70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经指着一位敢于不对他阿谀奉承的县令骂道：“尔头上纱帽谁家的？”县令恢谐地回答说：“我的纱帽，是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1980年，傅衣凌先生对明代徽州府祁门县的一百多张契约文书中涉及的“通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祁门县的土地买卖所使用的货币，在洪武、建文年间（1368—1402年）主要是以钞为主，只有最早的一次交易因为发生在洪武六年（1373年），也就是还没有发行宝钞之前，所以是用银。这说明，明朝初年，在政府的强力推行和宝钞贬值程度不大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可以接受宝钞的。然而，到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年间，也就是1426年到1464年的四十年间，交易中的货币，除了宝钞之外，稻谷、布以及白银也成为交易媒介。这说明，宝钞的接受度开始下降，而民间因为不敢违禁使用白银，所以一度用实物稻谷或者布来交换。但是，白银的使用在正统年间逐渐活跃起来了。成化、弘治年间，契约文书中所显示的交易，则全部是用白银作为交换媒介完成的。

从现存的徽州府的契约文书来看，白银大约在成化、弘治年间便成为主要的货币了。不过，对于白银在明代什么时间超越铜钱成为主要货币，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倾向于将时间再往后推一点，例如日本学者足立启二就认为明代的第一个世纪仍然是“铜钱经济”，而白银要到1500年以后才开始取代铜钱的位置。另外一些学者则将时间往前推进了几十年，认为从1430年代“金花银”开始，白银就已经成为明代的主要货币了。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白银的货币化是一个过程：它最初呈现在民间社会，然后影响到国家赋税，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金花银的出现，是明朝政府顺应白银货币化的趋势而做出的一项赋税政策调整。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明初，田赋主要征收实物，即米或者麦。到正统年间，赋税折银的现象开始出现。正统年间，地方政府将仓库中的米麦卖给普通百姓，收回白银，称“粮价银”，上交朝廷。浙江、江西等地的税粮按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价，折收白银，铸成银锭，运往京城，称作“金花银”，又称作“折粮银”“京库折银”。金花银的数量，每年大约一百万两，要占明朝政府全年税粮的百分之十以上。金花银一方面满足了官僚及皇室对白银货币的贪求，因此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民与市场的进一步结合。官员俸禄开始由宝钞改用白银。景泰三年（1452年），在京文武官吏的俸钞都按市价给银，每五百贯给白银一两。到16世纪初期的正德年间，官员俸禄九成用银，一成用钱。在明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政府在财政困难时向一般读书人兜售入监读书的资格，叫作捐监。捐监最初是向政府捐纳一定数量的米，到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政府下令，捐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每人需向朝廷纳白银二百五十两或三百两。

赋役折银，加速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到16世纪中期，宝钞已形同于无，铜钱的使用也日益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户部在谈到钱法之壅蔽时列举了三点原因，其中最后一条原因就是“税课专征银而不征钱”。然而，“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到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辅政时期，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赋役折银是一条鞭法的核心之一。万历皇帝甚至还铸造“万历通宝”银钱，分四钱和四分两种。这表明，政府正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便利条件。自此，从国计到民生，朝野上下尽皆用银，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一条鞭法改革，反映了赋役折银的趋势，同时又从赋役层面上进一步巩固了白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到明代后期，国库收支是以白银为主，而铜钱则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国库收支中铜钱的数量不到白银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这与宋代国库收支以钱币为主是完全不同的。明代的白银，可以说笼罩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明万历五彩人物五毒纹小盘

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白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位官员向皇帝报告说，苏州府嘉定县的棉农为缴纳赋税，一般要经历四个步骤，先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购米，再将米交给士兵，作为漕粮运往北京。晚明的富商大贾，为采购生丝或棉布，动辄随身带着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白银。在苏州吴江的丝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万金”的字面解释就是一万两银子。即便是穷乡僻壤，没有白银的日子也是无法想象的。在明末的广东，有一个普通的以缪为姓的农村宗族。这个家族制定了一套家训，叫作《缪氏家训》。家训中对收受礼物的回礼标准有详细的规定：收到一个猪头，要回礼一钱银子；收到两只鹅和一坛酒，要回礼三钱银子；收到一只羊和一坛酒，要回礼五钱银子；收到一只猪和一坛酒，要回礼一两银子。家训规定，亲戚往来每年不宜超过两次，银子不能超过二钱。可见，白银已渗透到城乡每一个角落，涉及一切细小的事情。在崇祯年间刻印的一些书籍的扉页上，会赫然标明书价。崇祯年间武林钟越跃庵刻本的《宋文文山先生全集》的扉页上，就戳了一方“每部定价纹（银）壹两”的木记。

银锭

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方便交易，“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这在从欧洲来的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戥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银子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他还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翻开明代的各种著述，关于白银的记载随处可见。万历年间浙江人张应俞曾经编撰了一部专门教人反诈骗的图书——《杜骗新书》，记载了八十三个诈骗的案例，其中有七十四个案例涉及白银买卖交易及诈骗之事。万历年间，河南项城知县王钦诰著《演教民六谕说》，按照朱元璋的“六谕”教化普通百姓，其中劝人们“勿作非为”中的一条，就是不要“行使假银”。在明清小说中，也有大量的涉及白银欺骗的事情。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诈称会用“九还丹”制造白银的骗子行骗的故事。显然，到了16世纪，白银已然涉及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把自己的影子留在形形色色的著述之中。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的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渡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从海外输入的白银连接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大额的商品交换、广袤的市场，加剧了整个社会对白银的需求。然而，从宋到明，中国银矿的产额略呈减小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的银产量很低，那么遍及中国大地的白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海外贸易。晚明社会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和南美洲。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称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倭国造银钱图》的插图，讲琉球诸国制造银币的工艺。然而，实际上，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外国银钱，除来自日本、琉球的白银外，更多的是源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苏州府长洲县的商人文若虚去海外经商，到了一个名叫吉零国的地方。当地人使用印有龙凤纹、人物纹、禽兽纹、树木纹、水草纹等各种纹饰的银钱。文若虚便大量收购水草纹饰的银钱。故事反映了明代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白银从海外的输入。亚洲、欧洲、南美洲，彼此间因为海外贸易联结到了一起，而白银就像人体流通的血液一样，润滑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

《天工开物》中的《倭国造银钱图》

白银的来源有国内生产与国外流入两条途径。在15世纪50年代，云南的银矿得到了开采，使原本缺银的局面略有改观。宋应星《天工开物》里称：“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然而，另一方面，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却还在增加。因此，明代中国不得不寻求国外的白银。海外白银的来源，主要是欧洲、美洲和日本。晚明由海外输入的白银总量，大概是国内产银总量的十倍。美国学者艾维四认为，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

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欧的白银产量急剧增加。在1460年到1530年间，在今天德国东部的萨克森（Freistaat Sachsen）、捷克中西部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奥地利的提洛尔等地，白银的产出上升了大约百分之五百，每年约九十吨。日本的白银开采量在16世纪后期迅速增长。据估计，从1560年到1600年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约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公斤到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公斤。由于可以获得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大量的中国和日本商人以及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长崎之间的航道，把日本的白银带到了中国。美洲的白银是在16世纪40年代发现的。1545年，西班牙人在上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多西（Potosi）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1548年，西班牙人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银矿。1570年代以后，这些新大陆开采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流通领域。

亚当•斯密说：“砂石矿产物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里以外，……而银矿产物的市场，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这便是白银的优越性。据说，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是在1573年来到马尼拉的。除了生丝和瓷器以外，出售到马尼拉的中国商品各色各样，包括面粉、水果、腌制的猪肉、活禽、坚果、家具以及价格低廉的小饰品。中国的生丝、瓷器等商品，经由澳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中转港，运往欧洲，而欧洲殖民者从美洲掠夺到的大量白银，由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到马尼拉，陆续流入中国。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尔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到中国的澳门，构成了16、17世纪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太平洋丝绸之路，给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然而，在进入中国后，白银便在这里沉淀下来。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谈道：“白银在全世界游荡，直至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对这一说法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大量的货币；另一种解释是，中国人把白银用于置田买地，或者储藏起来。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流转的数字表明，15—18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同时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而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时代，仍然以毛皮作为货币。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