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天王洪秀全像

19世纪是一个孤立被逐步打破、国家间互相紧密联系起来的时代。殖民主义的推动，为极具扩张性的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创造了条件。对于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许多西方的宗教团体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踏上这片国土，将福音传播到其为数庞大的人口之中。1805年，伦敦布道会通过了《圣经》汉译的决议，随后派出了牧师马礼逊前往广州学习汉语，为翻译工作做准备。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已经延伸到马来半岛的爪哇、马六甲、槟榔屿等华人聚集较多的地区，英国布道会决定以马六甲作为对华传教的基地。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刊物，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等为主要内容，开始宣讲基督教教义。这份杂志是近代以来第一份中文期刊。而在米怜所雇用的中国刻字工人中，有个年轻的广东人，名叫梁发。随后他受洗成为近代第一位中国传教士。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劝世良言》刊行。一些往来于东南亚和广东沿海的中国商人偶尔会携带这些免费的读本进入内地。

社会矛盾尖锐，动乱一触即发。广东与广西这些清帝国最南方的地区，由于距离行政中枢最遥远、最晚被政府接管，所以相对来说，是对清朝统治认同感最为薄弱的地区。同样由于地缘的因素，又是与外洋贸易和接触最多的地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宁波、上海等五口开始通商，广东的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了生计。经济萧条给整个地区的人民带来雪上加霜的感觉，传统的族群矛盾从而激化。在广东，“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社会冲突开始尖锐化。

“客家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是南宋，由于金人军事打击而退守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民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很难与当地人民融合，被称为“客家人”，他们是当地社会的外来集团。“客家”家族、村庄与本地村庄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许多客家人皈依了基督教，而许多本地人则保持着祖先、偶像和神灵崇拜，宗教的冲突加剧了土、客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客民村社的凝聚力。

宗教是人们信仰的反映。土、客民的社会矛盾尚未酝酿出一种反政府的总体行动。但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南方地区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涉及关于鸦片的内容。一场以鸦片贸易为开端的战争，最终结果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围。所以，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鸦片进口从战争初期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三万三千箱上升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箱，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扰乱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秩序。由于普通百姓都是以铜钱作为通货，加上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增加到4.3亿，但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下降的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苦力，甚至出海寻求生计。

这样一个流民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民生艰难与官府的腐败，为天地会等发动叛乱提供了契机。正如天地会张贴的《万大洪告示》所说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在这种背景下，抗租、抗粮、叛乱等活动开始频繁爆发。

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事业都依赖行政体制的效率。在行政效率较高的时期，社会救助、赈济贫困等事业尚能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在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时期，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天灾与人祸总是密切相连。鸦片战争前后，几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华大地肆虐。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河南严重干旱；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发生大水灾，广西发生大饥荒；而咸丰二年（1852年），山东境内的黄河改道淹没了大片村社与良田。几百万人遭受灾害，损失严重，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灾民们流离失所，愤怒而绝望。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整个社会其实已经像个大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清朝军队的无能暴露无遗。但基层民众在三元里抗英以及广州“反入城”的斗争中却爆发了强大的力量，导致当时广东地区流传着“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天地会在广东、白莲教在湖南等地发动起义，有大量百姓支持、依附，正是这种社会矛盾的真实反映。

屡试不中的洪秀全。嘉庆十九年（1814年）一月一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西北部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客家农户家庭。按照家族起名的排行，家人给他起名为洪仁坤，小名为火秀。洪秀全这个名字是他成年成为基督徒后改的，据说是因为“秀全”两个字拆开后为“禾乃人王”，与粤语“我乃人王”发音相近。洪秀全的父亲叫洪镜扬，是个正直而勤劳的农民。七岁的时候洪秀全进入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几年下来即“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古文……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学业上的成就使得家族和乡里对洪秀全未来取得功名抱着很高的期望。洪秀全在幼年时代即成为家族的骄傲，这使得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非常自负的性格，为人跋扈，并且脾气暴躁。

洪秀全成年后，先后四次前往广州参加科举的最低一级——生员的考试。洪秀全四次都以童生的身份参加秀才试，最终连最低一级的功名都没有取得。这对于自幼被家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十二岁的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参加府试的时候，经历了两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他从小就学习的经书《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段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的特点是公有制，人们没有私产，也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的抚养。这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设想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三代”的社会制度，是古人头脑中虚拟的理想社会。这种完美的理想制度虽然不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但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参照物，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完美的社会理想，往往会成为处于动乱时代流离失所困境中的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国，也容易成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失意人士的思想寄托。对于他们来说，“大同”社会既是理想，又是武器。《礼记》中的这段话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实践，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与其有着深层联系。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洪秀全在广州遇到两位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位叫史蒂文斯，他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他们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因考试失败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携带着这本分为九章的小册子，回到了家乡。

就在洪秀全第二次参加府试失意而归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令清朝中央头痛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禁止鸦片贸易。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二月，邓廷桢出任两广总督，接到道光皇帝的谕旨命令剿灭鸦片。邓廷桢立即展开卓有成效的行动，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清朝官方对于这个王朝的未来只是有隐约的担忧，立即到来的危险尚没有人能够觉察。而洪秀全这一类底层士人，正专注于获取功名的科举考试，虽然接连遭遇失败，但并没有什么理由让其放弃。谁不是这样呢？广州与他同一时间在科场上奋斗的还有另外一个叫朱次琦的年轻人，这年他二十九岁，已经获取了生员的资格，正在为考中举人参加乡试而挑灯夜读。朱次琦日后成了公羊派经学的著名学者，康有为正是跟随他学习了“大同”社会的学说。

“大同”学说所具有的革命性，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一个端倪。叛逆的火种开始在人们的思想中萦绕，它需要的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和机会。具有决绝的行动能力的人往往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只是专注于思想的人往往倾向于设计改良的蓝图。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参加府试。在之前的县试中，他再次高列榜上。但是这次府试他还是名落孙山。这次落第对洪秀全的精神打击很大，导致他得了大病，不得不雇用两名精壮的轿夫于清明节这一天将其抬回家里。在这场断断续续的昏迷大病中，他身上发生了奇怪的“异象”：他开始不断做梦，梦见有人将他抬到一个光明华丽的地方，有“天母”引领他到河边沐浴，说：“我儿，你在凡界身体弄脏了，让我给你到河中洗涤，然后再去见你父。”有许多年长的圣者将他引入一个大宫殿，进行换取心肝五脏的手术。最后他终于来到天庭，见一身穿乌龙袍、蓄着金色胡须的长者赐予他一柄斩妖宝剑和一方斩妖玺。他还遇到了一位他称为长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斩灭妖魔。洪秀全还看到孔子在向天父忏悔罪孽。在这种神智昏迷的幻觉中，洪秀全病了四十多天。偶尔清醒的时候，则头发直竖径自奔向其父身边，鞠躬说道：“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所有。”有时候他会起身在室内走动，大呼“斩妖！斩妖！”

研究洪秀全幻觉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洪秀全梦中的那位金色长须的老者肯定是他前一年在广州碰到的那位传教士的形象，而四十天的昏迷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考验的经历相对应，由此可看出，洪秀全回家后认真研读过传教士发给他的《劝世良言》，那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在他心理底层留下了影响。有学者指出，考试落第产生的巨大失望、悲苦、怨恨、羞耻等情绪的强烈刺激，使得洪秀全患了一场“急性精神病”。但是通过这种幻觉，洪秀全从心理上洗刷了屡次不第的耻辱，并从“天上至尊的老人”那里取得了对“全世之人”的统治权，这对于一个追求功名的士子来说，不啻一种心理安慰。

洪秀全从这场大病中康复后，性格和体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性情变得温和、友善和宽容，步伐似乎也更稳健，而身材变得比原来高大。梦中的异象和经历，被人当作“疯人的行为”逐渐淡忘。洪秀全继续在乡村中做私塾的老师，直到六年后，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广州参加府试。遗憾的是，洪秀全再次落第。经历过前一次的大病，这一次洪秀全平静了许多，只是愤然发誓，不再参加清朝科举，而是发出了“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的惊人豪言。回家后，洪秀全继续其教书的生涯。有一天，他的表兄偶然看到七年前得到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读后对此书大加赞赏，认为“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洪秀全再次认真研读《劝世良言》，并将书中所说内容与自己六年前的梦幻联系起来，才恍然大悟赐给他宝剑的至尊老人，就是要他斩妖除魔、除去世间不平痛苦的天父上帝，而教他如何斩妖的中年人就是救世主耶稣，他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这样，一种新的“三位一体”就诞生了。洪秀全无疑成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人，上帝还明确授权其统治世间的众生——兄弟姐妹。洪秀全认为庙宇中的各种偶像无疑就是妖魔。洪秀全将几年前梦中的幻觉与《劝世良言》中的宗教故事一一联系起来，为自己几年前的幻觉找到了合理的意义，同时也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他为这一启示欣喜若狂，于是和表兄李敬芳一起，按照《劝世良言》中描写的方法为自己做了洗礼，并向上帝宣誓不拜偶像和邪神。

对于一个在现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宗教性的顿悟和空想具有重要的调适作用。多年来的精神压抑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断挫败感，开始扭转洪秀全的人生目标与自我实现的方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之际，正是广州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的时期。按照一年前签订的《南京条约》，五个口岸都应向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可以合法地进入这些开放口岸居住。但是广州居民坚决反对洋人入城居住，官府对民众的压制，加深了民众对清朝官僚体制的仇恨。这种仇恨扩散到民间各个阶层，也成为洪秀全思想转变为反叛的重要动力。

成立“拜上帝会”，大力发展会众。洪秀全自行洗礼后，就一心投入研习《劝世良言》和自我修行的宗教事业。随后，他劝说他的好友、也是广东客家人的冯云山信奉了基督教，他的亲戚和家人也相继成为信徒。其中有比他小九岁的族弟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中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40年代的广东，这几个形单影只的、自行施洗的基督教徒，开始了其虔诚的传教事业。他们首先将乡里附近寺庙中的塑像捣毁，将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使得洪秀全很快失去了私塾教师的职位，被乡绅势力目为大逆不道。他们遵照《圣经》中所说的“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指导，开始外出，前往邻近地区和广西传教。几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家乡，在重修教业的同时，开始自己编写传教著作，他从《圣经》和儒家四书五经的代表作《礼记•礼运》等经典中汲取思想素材，写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成为拜上帝教最初的文献。与此同时，冯云山则继续在广西传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向美国南方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牧师学习《圣经》，并借此了解基督教礼仪与教会组织的知识。这是洪秀全首次有机会全面阅读《圣经》并直接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这对他在宗教思想上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三个月后，洪秀全离开广州，前往广西寻找冯云山。而这个时候，由于冯云山卓有成效的工作，广西拜上帝会的信徒已经达到三千多人，在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贫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户。这些早期成员中，有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从宗教的组织体系来看，洪秀全作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被公认为首领。而冯云山被称为上帝的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杨宣娇为第六女、其夫萧朝贵为妹夫，石达开为第七子。这一依附于上帝的“神圣家族”形成了。组织核心的形成为拜上帝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洪秀全也开始进行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他模仿《摩西十诫》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作为会众的戒律。

拜上帝会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后，开始大力发展会众。组织初期的活动还局限于正常社会秩序的范围，但其拆毁庙宇、砸倒偶像的行为，触动了地方乡绅的利益。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广西紫荆山乡绅王作新带人抓捕四处传教的冯云山，并到官府控告其“迷惑乡民，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桂平知县为免事端，将双方斥责了一通了事，但决定以“无籍游荡”之名将冯云山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充分发挥了自己雄辩的口才，他与押解他的两个差役谈论敬拜上帝，走了没有几里地，两个差役即决定皈依上帝，并护送冯云山一起返回紫荆山，接受洗礼，成为信徒。地方乡绅与团练的逼迫，使得拜上帝会开始转向密谋起义，建立天国。洪秀全也通过撰写《原道觉世训》等文献，在理论上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一切妖魔邪神的代表“阎罗妖”，并严厉谴责历代帝王僭称为“帝”的罪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统治政府。此后，“阎罗妖”即成为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称谓。

正是在这个远离清朝政治中心、人民遭受疾苦最为惨重的地区，洪秀全及其同伴的宗教事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道光二十九年到三十年（1849—1850年），广西发生大饥荒，更多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民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上帝，统一而有组织的生活为他们穷苦绝望的人生提供了光明的希望，他们甚至认为，信奉洋教便可不受官府的干预。到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会众已经达到上万人，并且开始向广西桂平金田村聚集。六月，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将所得交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鱼宏亮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礼记•礼运》这一篇，以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完美社会为原本，并结合了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它忽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完美社会。这样的一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是虚幻的，在实践中往往带来更加有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总结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得出来的一个经验。

建立太平天国，爆发革命。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天起，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十一月，各路人马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度下，集结到金田地区。在集结的过程中，与清朝堵截的军队发生战斗，天地会的许多成员也加入进来，原天地会水上武装的首领罗大纲也于此时投奔义军，最后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十二月底，洪秀全和冯云山结束几个月的秘藏“避吉”，在大队“扶主”人马的拥护下返回金田村。此时聚集起来的会众已经达到两万多人。对于如此庞大的军民，洪秀全发布了严格约束纪律和分别男女的五条军纪。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三十七岁（虚岁三十八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以正式宣布革命、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自己为太平天国“天王”，以次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会众全部组织为“太平军”，实行军民合一的社会制度。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命令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朝称为“长毛”。太平军向北进发，于九月攻克重镇永安，在此停留了半年，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封王的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成员分别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指出清朝以满人压迫汉人以及严重的腐朽统治，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这样，历时多年的艰苦准备，太平天国运动正式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建立了拜上帝会后，为组织会众做了许多准备。所谓的“避吉”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洪秀全在领导层的劝说下，在平在山称王登基。但由于公开的时机还不成熟，加以洪秀全是外地人，所以秘藏在信众胡以晃家以保安全。而此时拜上帝会的第二位领袖冯云山则因为被乡绅控告而被递解回籍，也不宜露面，亦随之秘藏。在这个空位时期，杨秀清和萧朝贵以广西当地“降僮”的习俗，取得了为“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代言的资格。这样，在拜上帝会的领导集团中，几位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杨、萧二人正是在这段空位时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组织领导才干，发布起义号令，将会众集结到金田，并成功击败清朝地方武装的围堵。起义初期的成功，助长了个人权力欲的膨胀，这也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太平诏书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道光皇帝病逝，这位在位期间生活尽量节俭却依然多灾多难的皇帝，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朝廷撒手西去。皇四子奕继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此时广西正是天地会四处起事之时，广西方面军政大员眼看无法掩盖真相，赶忙上报朝廷，并调集军队弹压。十月，朝廷想起因为在广东坚决禁烟而被弹劾，正在福建家乡养病的林则徐，林则徐曾在云贵总督任上妥善处理边事，这给朝廷留下了深刻印象。十月十七日，朝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连下谕旨命其“兼程驰赴”广西。林则徐于十一月一日接到谕旨，五日即不顾重病从福州启程，但一路上腹泻不止。当他行至离潮州不远的普宁县城时，身体终于不能支撑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在广东普宁病逝。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这个令他不能瞑目的世界。据说他临殁前高呼“星斗南”三字，到底是什么含义也成为千古之谜。当年十一月，广西地方各级官员才得到了金田等地拜上帝会起事的消息。十二月八日，广西巡抚郑祖琛飞马向朝廷奏报。对于林则徐的病逝，朝野深感惋惜，只好起用前两广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剿办。李星沅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抵达广西柳州后，才真正搞清楚拜上帝会起义才是大清王朝的主要威胁。

从乾隆晚期的白莲教起义起，最高统治者就发现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八旗和绿营已经涣散腐败，不堪一击。清朝的军队总数量表面上还很庞大，但各级武官都有虚报名额、顶吃空饷的陋规。加上驻防分散、机动困难，实际上很难应付突发事变。这在鸦片战争与英国人的多次交战中已经暴露无遗了。同时，清朝的国家制度已经行将就木，运转艰难，不能灵活而有效地应对时局的变化了，所以朝廷逐渐开始依靠地方团练的力量来维持安全。地方团练依靠的是主持之人的能力与决心，效果完全取决于地方乡绅对于地方的凝聚力。这就为备受满族压迫的汉族大臣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清朝调集军队将太平军围困在永安大约半年之久，而太平天国在此期间继续对军事、军纪和官制进行完善，以东、西、南、北、翼五王为“五军主将”的军事制度确立。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负责围困的清军主帅赛尚阿直到次日凌晨才获得消息，此时太平军主力早已突出重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全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六月突入湖南，但在攻占长沙的过程中，遭到挫折，导致不得不放弃长沙，北上攻占岳州。在这个过程中，南王冯云山在全州牺牲，西王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太平军损失了两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十二月十三日，太平军攻占湘北重镇岳州。岳州是洞庭湖通往长江的门户，是大米、木材、油盐等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也是清军军饷的转运所。但是，岳州的防卫十分薄弱，兵额只有几百名。湖北提督、岳州知府等守将闻讯即逃回武昌。太平军在岳州征集到五千多艘民船，任命在长江沿岸有着很高威望的水手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将军，筹建了太平军的水营。这样，清军长江沿线的防务就危在旦夕了。十七日，在一个当地老人的指引下，翼王石达开发掘出了一百五十多年前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暗藏的一个巨大军火库。太平军经此军器火炮装备，加上五千水军，从岳州启程，“千船健将，两岸雄兵”，直取武汉。二十二日，太平军占领汉阳。二十九日，占领汉口。在汉口，由水军统帅唐正才率军建造了两座跨越长江的浮桥，史称“桥宽丈余”，桥下由铁锚沉在江中固定桥身，人马往来，如履平地。浮桥的建成，使得太平军得以运用火炮等重型武器围攻武昌。咸丰三年（1853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清朝湖北巡抚常大淳等一百多位文武官员死难。

占领武汉三镇，太平军获得了一万条船只和上百万银两以及大批粮草弹药，此时的太平军已经达到五十万人。太平军在武昌度过癸丑年元旦之后，从二月起陆续起兵顺江而下，直逼江宁（今江苏南京）。经过外围的扫清战斗，三月十九日，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江宁北城仪凤门城墙，太平军蜂拥而入。此时清军江南提督福珠洪阿、邹鸣鹤等人都已战死。只有上元县令刘同缨“公服坐大堂”，将官库和自家银两堆在桌上，恳求攻入的太平军收此银两，为城中的百姓留一条生路。太平军感念此人尚有良心，不忍杀害。但刘同缨随即自杀身亡。大清王朝的江南重镇，就这样沦陷了。随后，太平军占领了镇江、扬州，形成了对江宁三足鼎立的护卫。

洪秀全早前其实设想定都河南，因为河南为中原核心地区。但他本人对河南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后，遭到东王杨秀清的反对。根据后来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在攻打江宁以前，为杨秀清驾船的一个湖南水手就对杨秀清提出了不应去河南建都的建议。由于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杨秀清听取了这个意见。此后，由于新修的天王宫殿不慎失火被毁，洪秀全又有了建都河南的想法，但是杨秀清以“天父”代言的形式否决了这个动议，并威胁给予责罚，洪秀全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定都江宁，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乘坐由三十六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江宁城，前一天入城为迎接天王做准备的东王杨秀清的大轿由十六人扛抬，太平天国正式定都江宁，改称天京。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五月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宫殿不慎失火被毁后，次年二月，又在原址进行重修。天国皇宫分内外城、苑囿，外城叫太阳城，内城叫金龙殿，苑囿叫后林苑。皇宫南边修建了一座大型广场，广场中建一高台叫作“天父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都各有王府，穷极奢华。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到如今，经过十年的奋斗，洪秀全终于实现了“等我自己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当初拜上帝会的伙伴们，除了冯云山与萧朝贵已经捐躯外，所有人都实现了当初朴素的愿望。然而，天国的版图仅有长江沿岸的几个重点城市辐射的湖北、江苏、江西、安徽的小片地区。清朝调集大军在江宁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太平天国几十万的军队从广西一路打到江宁，拥有了一片宝贵的立足之地。但如何管理这些地区，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面前的首要问题。

《天朝田亩制度》

既出于洪秀全等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又由于战争形势的逼迫，太平天国对占有地区——主要是江宁城，采取了完全军事化管理的措施。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其次是实行共产的圣库制度，所有个人和家庭的财产都须上缴天国圣库，社会生活实行供给制，名为“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第三，下令居民蓄发变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除此而外，捣毁一切庙宇、邪神、偶像，焚毁孔孟诸子百家的“妖书邪说”，并以天国官方刊印的读物宣扬拜上帝教教义，进行开科取士。社会生活方面实行道德净化主义，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禁止缠足，颁布新的历法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新占领区的居民中引起很大骚动，但是由于处于战时环境，所以人们不得不暂时遵从。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社会制度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贯彻天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实行文化与宗教合一。洪秀全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编制了新版《三字经》，开篇为“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以浅显的宗教内容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读物。在天国的科举考试中，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实现了天下除妖魔外都是兄弟姐妹的宗教理想。太平天国解放了妇女，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天国的政治机构中也有女官。女馆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

太平天国实行的社会制度，部分来自洪秀全喜欢的《礼记》中的《礼运》篇，部分来自《圣经》和其他宗教宣扬教义的文本。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理论上是空想的，在实践中往往会产生种种问题。在初入南京时，太平军的元老蒙得恩曾经提出建议：当安民，毋用男行女行法，但抽丁为兵，先定江南，再图进取，如明初故事。这一建议本来是非常理性的策略，但由于与天朝的理想不合，被弃之不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从走出金田到占领南京，狂热的宗教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新朝的建设，这种狂热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

内部分裂导致覆灭。太平天国初期的军事胜利，迫使清廷放开对汉族官员的限制，命令他们在家乡举办团练来抵御进攻。咸丰三年（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出身的一位信念坚定、勤奋读书的官员，他在礼部担任侍郎期间，一边勤勉读书，一边按照宋明理学的义理进行严格的修身。他对传统儒学中“静”“耐”“约”几种品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坚持，在行政事务中，形成了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的原则。曾国藩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以地方性家族背景为基础，建立起一支精悍的“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在湘潭取得一场大捷；十月，收复了被太平军占据将近半年的武汉三镇。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但太平军在咸丰五年（1855年）和咸丰六年（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并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就在军事形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了分裂。

曾国藩像

东王杨秀清是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宗教上，他却是“天父”的代言人，在天父附体传言的时刻，洪秀全作为天父的第二子，往往要屈从于天父的旨意。杨秀清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摧毁两个大营以后，他深信自己的才能远在天王之上，因此开始策动政变，想把自己变成太平天国的“万岁主”。洪秀全感觉到了这种危险，密诏韦昌辉和石达开赶回天京勤王。韦昌辉连夜赶回天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两万多将士杀戮殆尽，甚至将赶回后对其杀戮表示不满的石达开全家也全数诛杀，石达开只身逃出天京。洪秀全也无法容忍北王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洪秀全从此沉湎于后宫，纵情享乐，以忘却心头的烦恼。翼王石达开短暂的辅佐，以及堂弟洪仁玕从香港抵达天京后出任总理，都无法弥补这场内讧对太平天国造成的根本性损害。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李秀成等人天才的军事指挥，也只是延迟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时间。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他的两大幕僚——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的军事地位也在迅速上升，前者创办了淮军，后者则在浙江肃清了太平军的后援。天京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却勉励人民吃“甘露”（野草）活命。李秀成恳求天王突围去江西和湖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天王拒绝离开皇宫。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一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幼子洪天贵福登基。七月十九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京城太平门，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覆亡。

《资政新篇》是由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撰写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方案。但由于受太平天国本身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实施。

李秀成被俘后，写下了数万字的所谓“供词”，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兴亡进行了血泪反思，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珍贵文献。太平军的余部，包括石达开所部的将士，虽然坚持战斗了几年，最后仍难免失败的命运。

《克复金陵图》，反映湘军攻破太平天国天京城的情景。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清王朝由于太平天国的打击，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起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的几十年的统治。而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湘军等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则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揭示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孙中山在十二岁便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的民主革命理论也受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但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来使中国走出中世纪式的黑暗政治。因此，它没有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依然是摆在仁人志士面前的艰难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