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终结

清帝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对两千多年帝制统治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对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皇室来说，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布清帝退位。

诏书宣布：清廷同意袁世凯与南方政府达成的清帝退位条件，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不信谣言，听从皇帝旨意，接受新政府；同意放弃皇位，赞同中华民国政府，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全权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接替现在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清政府外务部同时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皇帝旨意，期待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合乎宪法，强调清室已顺从民意，自动退位，并已按照人民意愿选择、确认了合法继任者。

大清皇帝的权力黯然从广袤的国土退回到了紫禁城一隅。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又一次转换。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家出乎意料地悄然而生！

由盛而衰的悲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清廷很平静，没有做绝地反击、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的抵抗。

隆裕太后很平静，退位诏书充满着理性色彩，体现出皇室应有的政治责任和尊严。朝廷的最后期待就是臣民们顺应天意，放弃反抗，归顺新的国体和政体，冷静面对历史的大变局。

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发来的电报语气轻松，宣告上海市民普遍接受了清王朝终结、民国建立的事实。各国使馆不过履行一下外交使节名称变更的手续而已。习惯了帝制统治的人民也显得很平静，依旧打理着每天的生活，没有因失去习惯了的天子而捶胸顿足。

政治家们似乎也很平静，他们继续给清廷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享受着皇室应有的尊严。

一切似乎都在预料之中，人人都在称赞袁世凯的睿智、远见和政治家的风度，期待着共和的美好未来。

清帝退位后，仍然保留着优厚的待遇。这是中国人的创造，是过去改朝换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结局。旧的王朝退出了实体统治，但新政府并没有完全抹杀旧王朝的历史，而是给予适度尊重、礼遇。旧王朝的统治者除了少数极端势力外，大多数人比较坦然地接受了清帝退位的事实。

为袁世凯处理文稿的汪荣宝在当天的日记中无限感慨地写道，从此统治权将还付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这是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更是隆裕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的结果。隆裕太后是“至德”之人，国民对她应当“感念于无极矣”。

清廷顾虑退位带来的全国性动荡是多余的，清室的退位，无论世界还是中国，确实都很平静。次日，英国《泰晤士报》的首席记者莫理循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北京很安静。清帝退位诏书已经被人民普遍接受。除了贴在各个路口，宣告国体改变，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扰乱和平将处死刑的措辞严厉的告示外，一切如常。”

清室的退位当然不是统治者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日薄西山，大势已去。但一个自秦始皇以来就延续的国体与政体，一个立国近三百年的王朝，就这样轰然坍塌、戛然而止，这样的崩溃发人深省。让我们再次走近它，去探究这平静后面的悲歌。

这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王朝。它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迅速发展，一统中原。这个庞大帝国虽依满族而兴起，但入关以后很快就调整了其军事征伐政策，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继承历代先贤之智慧，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创造出为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格局，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清初，即康雍乾时期奠定的。辽阔疆域的形成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雍乾时期，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荒地的开垦、人口的增加、新的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据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鸦片战争爆发前二十年，即1820年前后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即今天所说的GDP，在世界经济构成中仍占32.9%。领先欧洲核心十二国，即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约占世界经济的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文化也在这个基础上繁荣起来。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某些特征的生产方式在江南部分行业中隐约地出现。西方的科技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渐渐引起了统治者的好奇。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勤劳的中华民族在17—18世纪前期的百年时间里，塑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东方大国形象。

这个大国输出着贸易，也输出着文明的价值观。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稍后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由衷地感叹：“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更是惊呼：“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更好的政府！”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当然是真诚的，但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为本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专制桎梏呐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更多的也只是文化和表象上的东西，是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抒发自己的胸襟。但令人感到嘲讽的是，这个备受他们赞美的东方大国，不久的将来就沦为西方列强凌辱的对象。盛衰转变之速，令人瞠目。

与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文景盛世、汉武盛世、贞观盛世不同，17世纪兴起的康乾盛世所面对的局势，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任何一个王朝相异其趣。虽然清王朝最终较好地解决了周边民族问题，也与历史上其他入主中原的王朝一样最终接受了中原文化，但她面对的却是一个全球史到来的时代。无论清王朝如何规避这个世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为扩张市场和掠夺资源的需要，都会无情地把这艘古老的航船推进波涛汹涌的无边海洋。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中华传统文化中也确有不少外来文化的因素，但她的核心价值观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仍然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从根本上说，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因素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中西方文化根本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当西方资本主义突然来临时，坚守古老传统的清王朝上上下下无疑会将其视为一个怪物。

“祖宗家法”不可变。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清王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试图做过种种努力。接替乾隆帝的是他的儿子嘉庆帝。嘉庆帝在乾隆帝登基六十年的时候就接班并改元，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在太上皇还健在的时候，嘉庆帝虽没有掌控多少权力，但他已深刻理解了大清帝国的内在困境。因此，当乾隆帝一死，嘉庆帝一方面将前朝权臣贪官和珅处死；另一方面为安抚满朝文武，宣布只要忠于今上，便可以既往不咎。那时，嘉庆帝已有意调整政策，重开新局。

不过，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陶醉在经济的富足之中。他们简单地认为，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富强和吸引力，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象征。他们只看到中国在与西方的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却不愿敞开自己的大门。更为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颜面、尊严而放弃了贸易谈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让失衡的中英贸易趋于平衡，方法就是打开国门，开放贸易，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

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当时，却颇令不少中国人费解。因为我们的东西好，所以你们愿意买；至于中国不能购买更多的西方产品，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中国人节俭。然而，使团与清廷纠结的是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虽然最终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使团，但断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签订通商条约的要求，中西贸易的失衡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由于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之间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达到和清王朝通商贸易的目的，但是他沿途搜集了大量关于清王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他回去后，把这些情报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清王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乔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试图接续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未尽使命。尽管距离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嘉庆皇帝依然记得上次觐见时的种种不快和程序。他只想按照老皇帝的惯例来安排这个再次不期而至的远夷使团，对正在欧洲各国兴起的远洋贸易、殖民活动却一无所知。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经验可以总结。

嘉庆在位的时候，世界工业革命才刚刚兴起，凭借康乾以来积累的实力，如果适时改革，踏准世界工业革命的节奏，不仅中国的历史、大清的历史要改写，世界近三百年的历史也肯定不一样。

一切伟大的变革都起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嘉庆固然有革新的企图，但其思维还是历代王朝“中兴”的套路，与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径庭。历史的惯性在于，一个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现了，任何试图改变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难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轻易改变的，专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随意批评议论。嘉庆五年（1800年），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痛陈数十年来之弊政时，立刻就逆了龙鳞，被流放到新疆。建言者犯忌，刚刚出现的改革新气象瞬间即逝。前前后后，中国错失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机遇期。如果要追寻1912年清王朝终结的深层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这个时期。

就近代国家交往的一般原则而言，单向的优惠固然不合时宜，双向的互惠并非都是伤害主权，一切都是可以谈的。清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其闭关锁国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更没有其政治上的代言人。中西对话的不和谐是可想而知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疯狂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刺激着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贪婪欲望，炮舰加掠夺的血腥利润获得方式，刺激着商人们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描述成富庶繁荣的东方，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对象。而古老的中国，在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夕阳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黑暗即将降临。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等于安然无恙，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显著时代特征。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转瞬间，贸易的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需要武力来解决了。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暮春，细雨蒙蒙，繁花盛开，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后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世界中心可能已经转移，大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国的，可能是一种并不美妙的结局。旧时代不可挽回，中国必须“走出中世纪”。但龚自珍对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并没有知识储备，他还不可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他只是内心预感到中国应该尽早变法。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与其让外力来改革，不如自己先起来改革，至少这样还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机，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西方世界。“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正说明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大清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高度的专制与集权，使皇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缺乏监督。贪婪奢靡的腐败之风已经吹遍了官僚阶层的上上下下。思想的禁锢与落后的经济意识，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与面孔。这个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蹒跚，没有巨大力量的冲击，显然已无力改革。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天突然辞世。

事局如故。错过了自我革新，错过了与时俱进，也错过了与世界同步的机会。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与英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在中国因其内涵被命名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因其诉求被命名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其理由，中国在诉说自己的委屈，英国则在强调自己的目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紧闭着的大门被迫打开，五口通商让外国物品比较顺畅地进入中国。这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但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提供了极为恰当的机会。先前肆虐中国的“倭寇”随着五口通商不剿而灭，合法贸易渐渐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导，海关收入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渐趋增加。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呼之欲出，中国缓慢步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又有了新的转机。

大门虽然是被迫打开的，但如果清王朝能够痛定思痛，及时抓住这个历史赋予的被动机遇，迎难而上，君臣同心，上下同心，励精图治，仍然可以有一番作为，也还有希望避免日后更为悲惨的命运。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被清政府视为“肇事者”发配伊犁。途经镇江时，他与老友魏源一聚。回顾往事，林则徐、魏源感慨万千；遥望漫漫前途，林则徐大约不敢奢望还有机会重返中原。临别时，林则徐将尚未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给魏源，希望魏源修订、充实，并尽快出版，以开拓国人的世界视野。

遵照老友的嘱托，魏源将《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并于两年后在扬州初刻五十卷本。

《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用主权、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经验教训。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资源、行政、社会、教育等，其编辑主旨就是打开国人眼界，让国人能“睁眼看世界”，激励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不是在学习中成长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造就了一代枭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思想，是傲慢的中央帝国在被征服后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中国被打败了，不是想翻盘吗？可以，但是首先要放下身段，俯首来了解那些曾经被藐视为“夷”人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魏源按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顺理成章，无可挑剔。清王朝按照这个方向往下走，路虽艰难，但仍可见一线光明。

然而，“天朝大国”的惰性实在太强大了，失败很快就成为被忘却的过去，醒来的雄狮似乎打了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历史再次停滞了。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作序时愤然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事局如故”是说这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根本无人理会。令人感叹的是，《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日本知识界的人都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启发了他们以近代的眼光来审视西方，规划日本的未来。

被动的改变。历史走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

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赵烈文认为，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诸如此类，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是一把双刃剑。他预言，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

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赵烈文一语成谶，不到五十年，大清王朝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便成了寻常之事。五口通商让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他们普遍期待有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扩大市场份额。根据《南京条约》及《中美望厦条约》十二年到期修约的规定，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1856年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俄国在过去若干年也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好处，因而也加入了要求修约的阵营。

对于四国的修约要求，清政府并没有轻易答应。《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地方因五口通商将他们先前一口垄断的好处均分、稀释，因而长时期不履行条约规定，不让外国人进城居住。一些史书称之为“反入城斗争”。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是《南京条约》规定的权利，另外四个新开的口岸没有发生广州这样的事情，这自然就使外国人对广东地方当局长期不履行条约很不满意，一直期待寻找机会与清中央政府直接交涉，而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发生的“亚罗号事件”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动武的理由。翌年，英、法两国集结近二十艘军舰、近六千人于珠江口登陆，占领广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北上袭击大沽口，兵临城下，武力胁迫之下，清政府派员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旅游，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

从商定《天津条约》的内容到最后各国要求进京换约，中间充满曲折与冲突。似乎中国的皇帝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外夷踏进北京城或者见到他本人。各种贸易、司法权益都可以谈，就是皇帝本尊的面目不可示人。

中外冲突再度爆发。英、法两国集结百余艘战舰、两万五千人攻克天津，占领北京。又是兵临城下，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只留下恭亲王弈作为全权代表议和。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钦差大臣奕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签订了《北京条约》。十一月，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将古老的中华帝国进一步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灾难深渊。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连续的教训，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始。根据《北京条约》，中国增加了通商口岸，特别是天津的开埠，对于后世中国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北部中国从此面貌大变，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近代国际关系新体系，使中国开始与各国互派公使，中国为此专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与各国的往来事务。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

《北京条约》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知耻而后勇，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的领导下，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侥幸地解决了困扰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然而，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落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扼杀了人才，窒碍了创新。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没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难挽倾覆之势的觉醒。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1894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饷，则借债；言其船，则木质；言其兵，则市人；言其技，则浅学；言其国势，则中干；言其人心，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中国之财力，胜十日本而有余，岂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一看法不正与二十年前赵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吗？

谁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个人的觉醒，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这颗火星是那么顽强，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个人的觉醒，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国家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觉自醒。但是，大清帝国的终结，在孙中山醒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注定。

清王朝先天不足或许是真的，但是清王朝如知错能改，急起直追，踏踏实实地进行改革，诚心诚意地学习东、西洋，追求富强，浴火重生，并不是没有机会，帝国体制并不必然成为历史陈迹。

甲午战争再次给了国人重重一拳。甲午战争，特别是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之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的莫过于严复。作为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作为第一批前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的教习、总教习，那些在海战中牺牲的将士们，不是严复的同窗，就是严复的学生，由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二十年浑浑噩噩的严教习，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拍案而起，成为当时中国最愤怒的人。

严复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追究战争的责任上，他虽然认为李鸿章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埋怨、指责上，而是从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何以败，何以败得这样惨。

据严复分析，甲午之战非同寻常，这是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大转折，是中国冥冥之中的“运会”，不可捉摸，无法言说。其结果之所以这样，主要应该归结于传统，归结于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严复从多方面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别：“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的这些分析，或许并不那么严谨，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差别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差别当然并不意味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中，力量就是一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落后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包括观念与文化。这就是甲午之战留给中国人最深刻的教训。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1907年12月19日《中外日报》刊登的一幅揭露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宣传画。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梁启超在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剧变时说：“我国辛亥革命之役。以区区四川一隅铁路国有之争议，遂乃覆前清三百年之社稷，以变国体为共和。宁非绝可怪骇之象？而治国闻察世变之士，必能知前乎此者，并乎此者，有极深远、极复杂之因果关系。”对革命前夜深刻的社会演化逻辑给予了清晰的揭示和概括。

维新失败，民族主义崛起，亚洲觉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定，都超出人们的预料。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地在1906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回望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给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更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共识。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试图高歌猛进，但这个高歌，只是为帝制中国唱响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国由此“猛进”至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

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紫禁城的平静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国的平静。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

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而一向为中国学习榜样的西方各国，却由于民族国家本身的缺陷而开始暴露出致命的危机。历史进入了20世纪，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成了民族国家，而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以及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而双重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安全，随着殖民地瓜分殆尽以及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民族国家之间兵戎相见随之不可避免。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与早期资本主义内部对人民的残酷压榨，致使欧洲的革命思潮再次风起云涌。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新型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为主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欧亚大陆兴起并开始传播。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追随者，最先吸取了这种批判思潮，并进行了艰苦的学习、尝试，试图使中国摆脱早期帝国主义的丛林模式，走向一个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大整合时代，并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抓住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为世界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