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

郑和像

15—16世纪，开始出现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欧洲人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东方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或者向西发现美洲，再穿越德雷克海峡进入太平洋。全球化贸易也将随之而来。参与此次世界性大航海的，不仅仅是欧洲人，还有中国人。1405—1433年，在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印度洋之间的航路上，一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曾经七次穿梭于浩瀚的大海之间。这是一支来自中国的船队。船队的领袖叫郑和。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本姓马，字三保，回族，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在洪武朝入宫，后供职于北平燕王府。据说，成年的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齿若编贝”，“声音洪亮”。对于郑和，人们还有“博辨机敏”“谦恭谨密”“知兵习战”的赞誉。显然，英俊的仪表与机敏的性格，使郑和很快就得到了燕王朱棣的重视。

洪武末年，1393年到1397年间，郑和跟随燕王对蒙古作战。靖难之役中，郑和也屡立战功。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多建奇功”。作为回报，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郑和家谱》明确将郑和赐姓郑之事系于永乐二年正月初一。一年之后，郑和受命远航西洋。

郑和远航，史称“郑和下西洋”。在明朝人的眼中，西洋与东洋是对称的，界线大约在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岛，以东的群岛称东洋，以西的群岛及海岸国家，包括印度及非洲东海岸在内，称为西洋。

中国人对于这一片水域并不陌生。早在5世纪初的东晋时期，高僧法显就从今天的印度出发，搭乘商船回到广州。到7世纪的唐朝，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从广州经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到达锡兰、印度，再远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与阿曼。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活动进入又一个新的高潮。南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了中国人浮海远航的生活。他这样写道：“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元朝，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泉州、广州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在泉州，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并向官府缴纳关税；中国商人也带着青花瓷、丝织品从这里出发，驶向海外。

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人有关东南亚各地的地理学著作也陆续出现，如前面提到的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以及赵汝适的《诸蕃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记载了二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技术及地理知识，为郑和的远航打下了基础。

然而，元末数十年的战乱使海外贸易受到了影响，海盗与倭寇也出没于海上。1368年明朝建立后，明朝政府重视海防以及与诸国使节的往来，曾向浡泥（今文莱）、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等国派出使节。洪武年间，爪哇国也至少向中国派遣了八个使团。

不过，到朱元璋逝世前一年，礼部的大臣们告诉他：“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对海外事务茫然不知的明朝君臣还以为“诸番不通”是三佛齐国在作祟，而不知三佛齐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经被爪哇国所灭。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派向三佛齐国的使节的诏书中称“三佛齐国梗我声教”，并说：“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然而朱元璋对于耀兵海外终归是没有兴趣的。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的《祖训录》中，朱元璋就宣布包括安南、苏门答腊、爪哇、浡泥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为“不征之国”。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在他统治期间，他至少派遣过七十五个由宦官率领的使团进行海外探索。《明史•宦官传》中说：“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郑和下西洋，是朱棣信用宦官的体现，更是积极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及中外关系上的一场夸张的表演！大剧的主角是郑和，幕后导演则是明成祖朱棣。

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学者蔡石山在其《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他统治明代中国二十二年期间，他为明帝国定下了欢快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再生，领土扩张以及外交上的荣耀。”的确，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还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郑和下西洋，应该是他宏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人们有更直接的解释。人们说，朱棣派遣亲信宦官郑和多次远下西洋，真实的动机是要到海外寻找建文帝。据说1402年朱棣夺取皇位后，建文帝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潜逃出宫了。为此，朱棣即位后，从永乐五年（1407年）便派胡濙借寻访道人张三丰的名义，四处探寻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郑和传》似乎相信这种说法，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不过，《明史》的纂修者并没有完全局限于这样一种解释，还添了一句：“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著名的东南亚史家王赓武先生说：“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理由足以解释明朝何以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此类远征。寻找宝藏、炫耀实力与财富、希望了解帖木儿和亚洲极西地区的蒙古人在做什么、扩大朝贡体系、永乐个人的虚荣自大和对荣誉的贪求、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事态，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永乐做出此项决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在政治和外交上，招徕各国前来朝贡；二、在经济上，重新打开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通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我们怎么理解“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郑和一封敕书，敕书中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讲清楚。我的意图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招徕海外各国前来朝贡，似乎只是一种外交上的努力。但是，这种外交努力是服从于明王朝的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朝贡体系外交模式。这种朝贡秩序，体现了皇权的国内统治方式向外部的逐渐扩大，着力于建立一个“四夷来朝”的礼制体系。日本学者浜下武志先生认为，这种朝贡关系，是按照中央影响力的强弱顺序，朝贡国依次位于相邻的同心圆的不同圆环上，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南、东北、西北、西南的亚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在内的朝贡关系圈。明朝皇帝在这种体系的营建上，孜孜不倦。

永乐帝登基后不久，即派宦官作为使节到海外宣诏，鼓励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国家前来与明廷建立关系。朱棣一方面四处征战，冀图以丰功伟业来改变自己“篡位”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还希望各国前来朝贡，营造一种“万国来朝”“四海一家”的盛世景象，烘托自己作为“天下共主”的气势。

除了外交之外，朱棣还热衷于扩展海外贸易。他认为对外贸易有两个作用，一是“资国用”，一是“来远人”。“来远人”，是招徕各国朝贡、怀柔远人的意思；“资国用”，则表明中国其实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中也是可以获益的。实际上，郑和下西洋，除却带回各国遣往中国的使节以外，还采购大批香料、犀角、象牙、珍宝，换回黄金等贵重金属。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青花瓷器、丝织品出口量的增加，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给国家财政收入以有力的补充。

郑和航海是否为明朝带来了经济效益，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考虑郑和航海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推动，而仅仅就国家财政上说的话，政府组织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自然是要耗费巨资的。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照这种模糊的计算，郑和下西洋曾携带大量白银，以换购海外各国的奇珍异兽、香料以及供宫廷消费的奢侈品。不过，郑和航海的根本动机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建立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秩序。通常情况下，“赏赐”总是大于“朝贡”的。

远航的正式开始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但远航的决定可能在朱棣即位的次年便已经做出。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令福建修造一百三十七艘用于远洋航行的帆船。之后，苏州、江西、浙江等地的造船厂，也纷纷开始接受修造远洋航行船只的任务。

船舶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等种类，而体积最大的是“宝船”。负责建造“宝船”的，主要是当时设在南京城外西北方向、隶属工部的龙江船厂，故又称“宝船厂”。1957年，龙江船厂遗址出土了一根长达11.07米的巨型舵杆。专家据此推测，船长在四十八至五十三丈之间，排水量达两万五千吨。这与文献中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的记载是相近的。在设计上，宝船还应用了防水隔舱、平衡舵等技术。

郑和宝船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率领由六十三艘大船和二百五十五艘小船、两万七千八百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麻布、瓷器、铁制用品、茶叶等物品，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由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下海。据说，船上还载有船员们的生活必用品，如盐、酱、茶、油、酒、食用的淡水、不变质的干货、米麦等粮食。

船队在福建短暂停留后，继续南行，陆续抵达占城（今越南）、爪哇，沿海岸线往南经由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途不断补充食物和淡水。船队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受到锡兰国王的冷淡对待。到当年的冬天，船队到达了明人所说的“西洋大国”古里（今印度南部科泽科德）。接下来，郑和可能一直在古里进行贸易。次年，船队回航。在马六甲海峡，郑和船队剿灭了占据苏门答腊岛北部最重要城市旧港的海盗陈祖义，确保了马六甲海峡通航的顺畅。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船队回到南京，前后历时两年三个月。他们将这次航海的顺利归来，归功于妈祖的保佑，向朝廷请求给天妃娘娘加上“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的徽号。

第一次远洋航行结束之后，朱棣命令郑和陆续展开了接下来的五次远航。不同的记载中有关这几次远航的时间略微有一些差异。郑和船队在多次远航中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船队通常会利用占城、苏门答腊、锡兰、古里等交通中心站，向外派出小型船队，而贸易则相对集中在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等地进行。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的麻林，即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船队给朱棣带回了奇异的非洲动物，如鸵鸟、斑马、犀牛、长颈鹿等。

明宣宗朱瞻基像

永乐二十年（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此时，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通常无益的物品耗费了巨额的金钱。两年后，永乐皇帝朱棣在出征蒙古回师的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继位的洪熙皇帝朱高炽对远洋航行没有兴趣，命令停止远航，并且将郑和安置在南京。郑和在南京提督南京城外大报恩寺的修筑工作。

郑和的第七次远航。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决定第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明史•郑和传》对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动机是这样描述的：“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在朱瞻基登基之后的第五年，因为由远方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他决定派郑和再度下西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第七次远航决定的做出，是因为需要下西洋继续采购皇室所需要的奢侈品。

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远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中国。然而，关于此时郑和是否还活着却是一个谜，因为据说郑和在当年航海途中逝世于印度的古里。人们怀疑南京江宁区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只是一座衣冠冢而已。然而，清修《明史》却记载说：“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郑和是老死的，而不像是逝于远航途中。到今天为止，郑和之死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1905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伽马并时而兴的“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然而，郑和的逝去，却似乎标志着明初大航海时代的结束。

关于郑和之死，时间、地点与安葬之所，都有不同的说法：一、郑和逝世于船队回航的途中，船队对郑和实行海葬，让这位大海之子回归了大海，他的一撮头发则被带回到南京安葬；二、郑和回到南京之后逝世，葬在牛首山麓。1959年，在该山的周昉村发现了“马回回墓”，1985年地方政府出资将墓重新修缮，题为“郑和墓”。但是，对于该墓究竟是实际墓葬，还是郑和的衣冠冢，议论仍是喋喋不休。例如，有一种说法便认为郑和的骨灰葬于弘觉寺塔下地宫之中，而牛首山墓只是衣冠冢。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到达了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在今天东南亚一带，依然保留着许多跟郑和有关的遗迹、传说，建立了许多纪念郑和的祠庙。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就有三宝洞、三宝墩、三宝井、三宝河与三宝圣碑。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保存在斯里兰卡的国立博物馆。在郑和船队访问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派使节和商队来到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国王，甚至亲自来到中国访问，如浡泥（今文莱）、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王都曾访问中国，而满剌加在永乐、宣德间先后有三位国王五次到中国访问。郑和远航，开创了明代朝贡贸易的一个辉煌时代。

对明朝的人来说，郑和远航也扩展了他们的地理知识。跟随郑和远航的随从人员马欢和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载了所经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中国人民对它们的了解，丰富了人们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识。郑和所用的航海图原本虽然早已失传，然而明人依据郑和下西洋的路径，绘制了二十四页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保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之中。为此，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感叹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

由于文官们的强烈反对，以及宣德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个明朝帝国对于海洋的热情迅速消退，远航的计划从此被取消了。三十年后，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航海的档案。由于担心皇帝会有再度远航的计划，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悄悄将档案藏了起来，并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这一说法只见于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学者们对刘大夏是否真的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表示怀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义日益占据上风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评的“弊政”，大约是事实。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此时，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做出了撇开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险计划，尽管他的船队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附近逡巡，但寻找印度和试图进入印度洋的决心却没有动摇。然而，此时明帝国却从印度洋领域完全退出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郑和远航停止以后，有着许多优点的“中国帆船”，从此“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而且，由于明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中国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对苏门答腊以西的贸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迈出一大步后，退了回来。

郑和下西洋之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朝贡贸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头。僵化的朝贡贸易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贸易却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来了，海外移民的热潮也兴起了。万历时代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引用嘉靖《广东通志》的话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从这条记载来看，明朝人确实认为16世纪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受惠于永乐初年的“遣使四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16世纪到达亚洲，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明朝形势图（14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