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与革命

康有为像

梁启超像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一大部分高级官僚和士大夫对清朝统治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也使得他们从“华夏中心主义”的道德自豪感中觉醒。在列强竞争的时代，传统的王朝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了。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通讯为主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世界之间的联系与民族国家的拓展，提供了强大的手段。此时的中国，铁路、电报已经将各大具有战略地位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体制的腐败和落后，在与列强的抗争中其劣势地位丝毫没有改变。这就促使一部分以拯救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新的救亡之路。

光绪皇帝像

救亡图存的两条道路——维新与革命。《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传到国内的时候，割地、赔款等苛刻条件引发了巨大的愤怒。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清朝将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申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为由而下令限期交割：“交割台湾，限两月。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湾绅商市民罢市抗议，涌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台湾人丘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台湾官绅会商认为，根据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法，台湾人民可自主选举总统作为领袖来代表台湾人民的意志，采取“民政自主，遥奉正朔，拒敌人”的策略来保全台湾。也就是说，对外宣称台湾自主，任何人不得随意处置，对内则仍然作为清朝的一个省份，最高领袖仍称为巡抚。在给总理衙门的致电中，唐景崧反复申述这只是为了抗拒日本侵略的权宜之计，一旦局势安定，他将带领各级官员赴总理衙门请罪。就这样，在台湾官绅阶层的组织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拒。日本大举进兵时，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台湾才沦陷于日本之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根据《开罗宣言》，协约国领袖支持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的请求，1945年台湾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北京，《马关条约》的内容由一部分高级官员有意向外透露后，引起了一场以各地官员为主，绅士、举人副署签名的上书运动，反对光绪皇帝加盖玉玺批准条约，采取拒约、迁都、变法等措施，从根本上进行自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也正是各地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年份，此前多次上书皇帝，并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而全国知名的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人，作为广东的举人来京会试。他们联络了各省举人聚集在松筠庵起草万言书，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通过一系列上书，各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都开始对国运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由日本侵略而引发的思考，促成了一场以变法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黜落的主考官徐桐，取得了进士的功名。但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而非进入翰林院，这让他深感失望，决心开始向皇帝上进行改革的建言。

清朝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中法战争后，清朝中央认识到了台湾在海防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将台湾设为一个省，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通过六年努力，使得台湾社会在近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前述台湾人民为抗日而援引《万国公法》的规则，提出自主自保等措施，则反映了甲午战争后的士绅阶层全新的近代政治视野。内地各级上书官员和举子们提出的变法等思想，亦表现出了一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的强烈要求。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华夏中心主义”天下观的解体，才使得政治体制的维新变法成为国内士绅阶层的主要目标。而在同一时期，清朝的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人、沿海各省的秘密社会，则开始筹建革命团体，试图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从此，变法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目标。

革命救亡——孙中山与兴中会。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遣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德学院。其后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七年（1872—1881年），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被分为四批派往美国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丁宝桢等人也开始派遣学生赴法国、英国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公派留学生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咸丰四年（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首位留学生容闳，以及留学美国并在香港学习的孙中山，都是通过这些途径出国留学的。随着各种需求的增加，各省当局以及民间机构都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到19世纪末期，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到万人以上。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的西医书院毕业。他积极活动于广州和海外之间，联络华侨、留学生和当地秘密社团，为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奔走努力。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以及对美国、日本等国的政治观察，使得孙中山产生了强烈的改良祖国的愿望。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孙中山逐步形成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府的思想。但是，国内的民众尚未觉醒，具有远见的士绅阶层还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来实现自强的目标。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天，孙中山偕同陆皓东北上北京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了一封书，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视，孙中山也未能获得接见。这使得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拯救危亡中的中国。这年秋天，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十一月，他组织了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积极开展募集资金和操练士兵的活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返回香港创立兴中会总部。甲午战争暴露出的清朝的腐败无能，使得人心激愤，兴中会遂计划在广州起义，作为革命的初次实践，但由于准备不周而中断。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皓东等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

1896年，在美国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

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化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国人对这种挑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尽管清朝政府屡次丧权辱国，但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很少对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他只是对军事和外交进行改革。在近代的士大夫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身居上海的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地对列强各国与中国的差异做了阐述，指出西方并不仅仅胜在武器和技术之上。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只是空谷足音。曾国藩看到此书后，认为“多难见之施行”。这反映了大多数高层官僚的认识水平。出身淮军将领，曾经出任两广总督以及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于1884年中法战争中去世。他在《遗折》中提到：“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果足恃欤？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位在与西方列强对垒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对他的对手的认识远比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深刻而真切。但是社会上层的总体认识水平还局限在较低的技术模仿层面，只是到了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后，政治上的改革才被广大士绅阶层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几十年的开放，影响王朝的因素不再局限于国内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社会变革思想。此后清朝的国运，就取决于是否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切实地实行改革，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在维新与革命浪潮的激荡中挽救中国的命运，也挽救清朝自己的统治。

戛然而止的戊戌变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就在兴中会策划在广州起义、正式开展革命斗争的同一年，作为广东举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从广州出发奔赴北京，参加三年一届的会试。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早年一直从事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成年后到香港与上海的游历，使他对传统社会的见识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兴趣从传统经学的研究转向了解新传进来的各种西方学术，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开始超过纯学术研究，走上了一条利用传统学术和西方知识来探索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道路。“公车上书”运动后，康有为、梁启超转向创办学会与办报，先后在北京与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鼐、翁同龢、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了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列名其中。强学会每十天都会举办一次关于改革的演讲，同时翻译西方书籍，发行《强学报》等报纸，并进行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政治学会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并将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发表，这本书介绍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康有为看到后大为赞叹，称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招收学生，讲授传统经学、变革和民权思想，随后创立南学会，出版《湘报》《湘学报》。可以看出，《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成效的行动。而康有为在这段时间内，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变法。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申明朝廷支持变法，鼓励上下臣工努力讲求西学。六月十六日，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亲自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经过四个小时的长谈，皇帝依依不舍地目送康有为离开。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日的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陆续颁布将近五十项法令，涉及教育、行政、工商业等广泛领域。主要内容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各省新式学堂；裁汰冗员和机构；发展农、工、商业，建设铁路。九月五日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名改革派官员为军机处章京，为四品办事官员。除了皇帝在最高层不断发出各种谕旨以外，整个政府系统中，只有这几个低级官员是专门为变法而任命的。在其他中央和地方各级大员中，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直隶总督荣禄则不断向慈禧太后进言，要求西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变法。九月十八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和天津，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处，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告知荣禄。十九日，康有为前往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处求见，希望来华观光的伊藤博文能够劝说慈禧太后，不要敌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行动。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盛赞日本明治维新，并且希望伊藤博文能够将变法的经验向他陈述。然而，慈禧太后方面并没有给维新派机会。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光绪皇帝只能陪坐在太后身旁。慈禧太后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谕旨逮捕自己变法的左膀右臂。康有为提前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从上海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避难。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五人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二十三日，慈禧在勤政殿重新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变法运动戛然而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鱼宏亮

光绪年间，清朝朝廷的高层发生过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在光绪继位的时候，那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当了皇帝之后，暂时还不能行使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从清朝的祖制来讲，垂帘听政是有一定依据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光绪皇帝已经成年，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慈禧集团走到了帝国真正的前台，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写出《人类公理》一书，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儒家思想。光绪十三年（1887年）左右，康有为写成《大同书》，以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为主，结合西方的各种公共制度的思考，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国家，只有一个单一政府，被划分为若干区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没有家庭，男女同居一年后可以交换伙伴……成人由政府分配生产工作；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人死后实行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这套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是在他的学生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并未敢对外刊布。直到十几年后才先后发表刊布。这套思想虽然在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没有影响，却对未来的中国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陈宝箴等进步士大夫在湖南的维新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时务学堂首批招收的四十名学生中，出了蔡锷、杨树达、方鼎英等著名人物，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湖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都缘起于陈宝箴、谭嗣同、唐才常这些知名士大夫的活动。这些事实说明，从国家利益和现实情况来看，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必需。但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最终绞杀了这一精英阶层对民族危亡进行自救的最后机会。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维新道路的阻塞，革命成为先进人士的主要道路。

被“利用”的义和团运动。接受匍匐在地的奴才们庆贺的慈禧再次公开成为清王朝的权力象征，虽然她实际主政已经接近四十年。体弱多病的咸丰皇帝在热河逃亡期间驾崩后，慈禧通过与恭亲王奕联手顺利地战胜朝廷的顾命大臣，成为这个没落王朝的主宰。中历戊戌年，她再次与外廷权臣荣禄等人联手，绞杀了清朝最后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朝廷任命更多的满族人为重要官员，这些人无知、保守而贪婪，围绕在权力核心周围，充当最高决策顾问。变法的失败，使得大多数上层社会的精英都转向了革命，而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数量最为庞大的沉默的人民，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列强侵略的愤怒与不满。

义和拳是活动在直隶、山东、河南与江南地区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早期与反清的白莲教有关。他们平时练习武术，秘密结社，为官方所禁止，只能在地下活动。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的手工业逐渐破产，大量百姓失业而流离失所。洋务运动期间朝廷不断增加赋税，负担最终都落到了底层百姓头上。而随着西方传教活动深入各地，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也日益频繁，这使得底层人民对西方列强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拳的矛头开始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将活跃的拳民组织改称为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半官方的肯定。就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量的拳坛出现。慈禧太后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活动心怀愤怒，她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拳民来对付洋人，因此下诏各级官员不得弹压义和团。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截断铁路与电线，攻击洋人以及教徒。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义和团在东直门抗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三日，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死教徒，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八月十四日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并在逃离之际下令官兵镇压义和团。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为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入侵事件以清朝失败、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而结束。

《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款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等条款，使得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七日，《辛丑条约》正式签署，而此时，外国军队控制北京已经超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向东北派出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强行占领了东北。这导致了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引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1901年9月，奕劻、李鸿章（右起第一、二位）与各国驻华公使议和。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应对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一致。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吸引。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的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三日，美国向列强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强调应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从此，明目张胆的瓜分行为逐渐冷却下来。

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恋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义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影响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使这些利益集团大都在改朝换代的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崩溃，但又一个个重建，人们尚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晚清“新政”。义和团运动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后的第一件“政绩”工程，从大张旗鼓的挞伐到落荒而逃离开京城，慈禧集团经历了最为可耻的失败。这场以杀害二百三十一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为成果，使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深渊的离奇战争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让慈禧集团坐立不安。

为了掩盖她扼杀改革运动的愚蠢和消解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慈禧下诏表示要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上奏改革方案。但是，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内意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各地大员都是精于权斗谋略的老手，他们精明地揣测到最高统治者的真实目的，所以无人敢真正上书改革方案。四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敦促各地尽快上书。

在拖延了将近两个月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人七月从江宁以两江总督府的名义联合发出三折一片，对新政提出了几近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教育改革，建立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奖励游学；整顿吏治，改良司法，调整满汉关系；学习西方，进行经济、军事改革。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地方大员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问题，甚至对戊戌变法时期人人畅言的“君主立宪”也只字未提，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官位，不去触怒慈禧。所以，新政只是重复了几年前慈禧痛加诋斥的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内容，合并了一些闲散的衙门，设立了外务部代替总理衙门，建立了商部，建立了巡警，进行练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对这场两个外部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进行战争的行为，清朝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倒宣布中立，使得东三省再次遭受战争涂炭。日俄战争以君主立宪小国日本一举战胜西方独裁大国而结束，引起举世瞩目。这个结果再次证明维新派向日本学习的合理性，甚至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起草人之一的实业家张謇都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通过《新民丛报》等报纸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反对专制，倡导建立君主立宪、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不再在原地等候统治阶级的恩赐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通过《民报》与维新派论战，倡导推翻满族政权，建立共和政府。经过几次耻辱的失败，人民的选择变成了实行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

迫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压力，清政府再次做出姿态，任命五人考察团出国考察立宪政体，为实行君主立宪做准备。慈禧的策略是，立宪需要长期的准备，这可以成功地将改革拖延到她的最后时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离开人世，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摄政继续进行。

立宪派请愿代表合影。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立宪派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次年召开立宪会议，组织责任内阁。

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宣布了内阁名单：这个内阁的十三人中有五位是皇亲国戚，八位满族人与一位蒙古旗人，只有四位汉人。“皇族内阁”的出台，再次证明了《辛亥条约》以后启动的所谓“新政”，不过是清朝官僚集团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保持独裁统治的把戏。从此，人民在维新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慈禧太后的统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她个人的责难和仇恨是没有意义的。后宫或者内宦擅权干政，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普遍的顽疾，也是许多王朝毁灭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王朝权力无限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个人素质与行为习惯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制度在赋予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制度来规范皇权的使用，也没有制度来更好地解决皇权的继承，以保证皇帝是最优化选择。道光皇帝晚年，清朝处于外部列强入侵、内部人民起义等内外交困的状态，朝廷急需一位能够担当大任、挽救王朝命运的人选担任皇帝。道光皇帝在皇六子奕与皇四子奕之间犹豫不决。此时，两个皇子都竭力在父皇面前表现出最强的一面。在各种素质的比较中，奕都较胜一筹。但是，奕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的心理深有揣测，他应用了“示弱”的策略，让奕在道光面前尽力掩饰能力的不足，只是一味装扮出悲哀、仁慈、对皇帝的健康深为关切的姿态。这种伪装出来的仁慈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使得奕顺利地成为咸丰皇帝。也正是这位皇帝，使得清朝在太平天国和列强的打击下，江河日下。皇位继承制度中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接近权力中枢的人物疏于控制，更是专制极权制度的痼疾。近代，是民族国家互相争霸的时代，海洋已将原来相距万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连为一体，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惯性而存在了。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个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邹容《革命军》

辛亥革命。香港兴中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组织的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前往美国，继续在海外华人中宣传革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孙中山抵达伦敦，但被清朝驻英国公使馆秘密诱捕，准备租轮船送回国受审。孙中山设法通过清洁工把此消息传递给外界。此事被《伦敦环球报》报道后，引起英国公众和政府的抗议，英国外交部迫使清公使馆释放了孙中山。这一事件，使得孙中山作为一个被清朝政府通缉的革命家在西方广为人知。孙中山此后在大英博物馆学习了九个月，系统地总结了革命的目标与思想，形成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主义要求推翻满族统治，同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即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要求政府应当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五大部门各自分立；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以克服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弊病，并且应当平均地权作为保障民生的基础。这一目标，就是中国突破传统王朝模式、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总目标。

戊戌变法和《辛丑条约》引起的列强瓜分狂潮，使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海外革命组织也在蓬勃发展，日本留学生创办《国民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另一些年轻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等报刊，刊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创办《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修建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由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上海至南京的沪陵线都开建修通。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一年收购了广州至汉口的粤汉线的路权，允许各省绅商自行筹款建设通往各省的连接线。四川士绅筹资开建川汉铁路，并开始通过发行铁路股票以及向银行贷款来筹集资金。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九日，清政府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清政府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负责与四国银行签订年息五厘的四十年贷款协议进行经营。由于四川绅商在铁路上投入了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联络各省咨议局代表，并派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要求惩办盛宣怀出卖人民权益给外国的行径。八月二十四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发起集会，宣布停止纳税，发动罢学、罢市。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弹压。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保路会领导人，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酿成三十二人死亡的“成都惨案”。赵尔丰的暴行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军迅速联络调集起来二十万之众包围了成都。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建立起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十月十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员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发动起义。工程营、炮兵营首先攻占总督府，很快控制全城。十月十二日，武汉三镇全部被占领。至十二月，上海、南京都被革命党人攻陷。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被全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纪元的开端。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读的誓词

面对全国起义和通电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此时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革命事业目标的条件下，孙中山决定顾全大局，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充分利用清皇室退位这张牌与民国政府谈判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终结。

辛亥革命虽然是由一场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愿望。尽管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曲折，但是革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和响应。

在马戛尔尼预言一百二十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了。不过它不是被海上的风浪所撞击而沉没的，而是被人民从内部给推翻的。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统治集团面对一次次外来的严峻挑战，从未形成过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共识，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使自强自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朝的统治阶层总体上处于为了保住官位和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并不择手段的集体共谋中，而使得少数富有远见且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寸步难行。上层统治集团的这种惰性，只能由底层民众燃起的熊熊烈火来摧毁。马戛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变革如果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将其完全淹没。中国这艘大船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清朝的结束，共和与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这艘大船新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