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制度

文渊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虽然没有了中书省，但是，中枢政务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没有丞相，意味着所有的中枢政务都要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皇帝。一切决策，都将要由朱元璋一个人来面对，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行政机构的行为，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

废除宰相制度，固然保证了皇帝的高度集权，但也加重了皇帝处理政事的难度。有人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中，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道，涉及的事情达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二百零七份奏章，处理四百二十三桩政事。

因此，废除宰相制度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谁来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其次，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并列所带来的支离破碎的中央权力，由谁来进行协调。

殿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废中书省后不久，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品级很高，是从一品的高官。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紧接着，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向皇帝提供咨政议政的服务。

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可以视为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

到永乐初年，内阁制度初现端倪。朱棣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入翰林院，“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文渊阁书目》

文渊阁位于午门内，地处内廷，故称内阁。明初，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所。杨士奇等人曾据阁中藏书编纂过《文渊阁书目》。彭时在《彭文宪公笔记》中说：“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匾。”文渊阁共十间，西边五间，放置红柜，用来储藏历朝《实录》，东边五间，“前后皆列书柜”。整个文渊阁的建筑是南向的，而门是西向的。明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写道：“大学士直舍，所谓内阁也，在午门内东南隅，外门西向，阁南向，入门一小坊，上悬圣谕。过坊即阁也。”

文渊阁同时也是明初内阁制度的萌芽之地。自明朝中期以后，文渊阁是中枢禁地。崇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禁卫森严的原因是，明代中晚期的文渊阁乃是处理政务的“政本之地”。

朱棣命令入阁的七位阁臣，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七人中，最著名的当数解缙与杨士奇。

解缙像

解缙书法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解缙博学多才，有人将他比作汉初的才子贾谊。解缙熟悉历法，诗歌、书法也很优秀，《明实录》称赞他“文学书札，独步当时”。清代著名的诗评家沈德潜说，解缙的诗“得李太白遗意，律诗绝句，俱近唐人”。解缙的草书“纵荡无法”，而行书宗王羲之，婉丽端雅，小楷精绝，被后来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陈敬宗认为是“近岁第一笔”。

解缙最初很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为磨炼他的意志，让解缙回老家，许诺十年之后再大用他。然而，不到十年，朱元璋便先死了。建文一朝，解缙郁郁不得志。朱棣即位后，解缙才迎来自己大展身手的机会。据说，朱棣入南京后，召见解缙，解缙应答敏捷，无所凝滞。从此以后，“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解缙之手。朱棣做皇帝，颁登基诏，先让方孝孺起草，但方孝孺决心一死，拒绝起草。学者们认为，朱棣的登基诏后来是由解缙起草的。

入值文渊阁的解缙，在永乐初年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在朱棣的授意下，解缙负责重新修纂《太祖实录》，并且开始编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不过，《永乐大典》最终修成之前，解缙已经失宠了。贬谪、关押多年之后，昔日的内阁学士解缙，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杀害在狱中。

《永乐大典》书影

相比而言，杨士奇（1365—1444年）的命运要比解缙好得多。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建文时，因修纂《太祖实录》应征来朝，后供职于翰林院。朱棣即位后，杨士奇入文渊阁办事，从此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内阁中，一待就是四十三年。因此，杨士奇权力上升的一生，同时也是内阁制度逐渐形成的过程。

杨士奇像

入阁后的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所言朝政深中皇帝本意，深为朱棣所信任。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下令第三次修改《太祖实录》，便以杨士奇为总裁。杨士奇主持修改的《太祖实录》，让朱棣很满意，此后没有再修改。朱棣多次北巡，每次杨士奇都是留在南京，辅佐太子。远在北京的朱棣，有一次写信给太子朱高炽说：“最近伊王来对我说，不久前经过开封，看见周王出语忿恨。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

如此绝密的敕书，只能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四人看，反映了内阁学士在永乐朝“参预机务”的真实情形。实际上，纵观永乐一朝，内阁诸臣的品级虽然很低，官止五品，但赏赐却往往是按照六部尚书的标准进行的。

票拟批答，首辅专票。洪熙朝及宣德初年，内阁诸臣的地位和品秩迅速上升。永乐后期，由于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辅助太子的杨士奇曾短暂入狱，不过很快便官复原职了。太子朱高炽即位后，杨士奇很快就被提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仁宗赐给吏部尚书蹇义和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

明仁宗朱高炽像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仁宗朱高炽任命杨荣为工部尚书兼大学士。此后，杨士奇、黄淮、金幼孜等人在宣宗朱瞻基统治时期相继晋升为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则阁权渐重于部权。在宣德朝，由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组成的内阁“三杨”，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都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正统初年，由于明英宗年幼，内阁“三杨”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

内阁地位的提高，表现在入阁人员的身份上。宣德年间，张瑛入阁，入阁前是正三品的礼部侍郎，入阁时晋为从二品的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正三品的官员入阁，是从张瑛开始的。景泰五年（1454年），王文以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前他已是正二品的左都御史，进少保，为从一品。王文入阁，开了二品大僚入阁的先例。弘治四年（1491年），丘浚入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前他是正二品的户部尚书，入阁时加太子太保，从一品。丘浚入阁，开了六部尚书入阁的先例。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六部尚书的入阁，说明内阁地位在明代中期以后已高于部、院。

明人绘《杏园雅集图》（局部）。描绘的是明正统年间，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等雅集于杨荣家的杏园中的情景。

台湾学者张治安先生曾对明朝一百六十三位阁臣入阁之前的职务做过统计，发现入阁前职任六部尚书的有五十六人，约占百分之三十四；入阁前职任六部侍郎的有六十六人，约占百分之四十一。也就是说，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阁臣是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侍郎中选任的。

实际上，为了获得入阁的机会，官员之间不惜互相攻击。崇祯年间，礼部右侍郎钱谦益担心“廷推”时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会排在自己的前面，就暗中使力气想让温体仁不列名于会推名单中。温体仁便攻击钱谦益典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并且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告钱谦益贪肆不法。最后，钱谦益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救，使温体仁辞职，而自己也削籍而归，两人都没有如愿入阁。还有一些大臣，为了入阁，不惜奴颜婢膝，求助于宫中的宦官。例如，正德时期，宦官刘瑾权势熏天，焦芳就是因为给刘瑾通风报信，才得以入阁为大学士；另一位大学士刘宇则是向刘瑾一次性送了上万两银子，才得以入阁。

内阁学士备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例如，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即位诏颁布刚两天，他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在便殿议事，远远看见杨士奇过来，便对二人说：“新华盖殿学士来了，必有忠言，一起听听吧。”果然，杨士奇进殿说：“即位诏里刚刚说过减天下岁供，惜薪司却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与诏书不合。”仁宗马上下令减征四十万斤。然而，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大臣们跟皇帝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只能通过书面意见呈现。黄佐《翰林记》记载：“上（即仁宗）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杨）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随着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深居简出，这种书面交流越来越制度化，内阁开始代皇帝批答奏章，即“票拟”。

明代内阁奏折草本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黄佐《翰林记》载：“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可见，替皇帝票拟，最早不是内阁的专职，其他一些皇帝信任的大臣也可以票拟。

最早在仁宗时期，户部尚书夏原吉就已经开始替皇帝票拟了。夏原吉，字维喆，湖南湘阴人，是15世纪初最有经济才干的名臣。永乐一朝二十二年，夏原吉当了十九年的户部尚书，熟悉国家财政。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北征，夏原吉曾经辅佐过时年十三岁的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被朱棣褒奖为“周公辅政”。永乐十九年（1421年），夏原吉劝朱棣不要再北征，触怒了朱棣，被捕入狱。后来，朱棣在北征途中死于榆木川，死前感叹说：“原吉爱我。”朱棣逝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太子朱高炽来到锦衣卫大牢，赐夏原吉“御膳”，“咨国事”。夏原吉忠心耿耿地辅助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祖孙三人。明仁宗朱高炽对夏原吉极为信任。《夏忠靖公遗事》记载：“（仁宗）遇有急务，赐手敕访公。凡内外诸司所进章疏，多命公先条进其旨，而后从中批出。”从这条记载来看，夏原吉就是明代历史上最早为皇帝条旨的大臣，时间则在仁宗统治时期，也就是1424年到1425年。夏原吉为仁宗朱高炽“条旨”，通常不加决断，而是照奏章所涉事务批转各部，写上“吏部知道”或者“兵部知道”字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提出建议和对策。夏原吉说：“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夺，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庶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这样做确实表现了夏原吉的谦虚。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臣替皇帝“票拟”，确实有突破祖制的危险。

像宣德年间尚书夏原吉、蹇义参与票拟之事，被称作“预阁务不居其职”，“朝夕备顾问拟旨，然不与阁职”。然而，随着阁权日重，票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不入内阁的人不可能替皇帝拟旨。

内阁专职票拟，始于正统皇帝朱祁镇时期。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实际上相当于太皇太后所倚靠的一个“摄政团”。黄佐《翰林记》载，正统以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

《明会典》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除票拟之外，还包括知经筵、修《实录》等。不过，《明史•职官志》将内阁的核心职权概括为十六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其中，票拟批答，应该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的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簿，称作“丝纶簿”。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为此，内阁被称作“政本之地”“政府”。

内阁拥有票拟权的初期，票拟一般由阁臣商议而行。然而，到后来，入阁最早、最受皇帝眷顾的阁臣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称作“首辅”“元辅”。晚明学者王世贞说，弘治、正德年间，阁臣中“居首者始秉笔”。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首辅的权力更大，形成了首辅专票的局面。

嘉靖时期，张璁任首辅大学士，其他阁臣翟銮、李时没有皇帝特旨安排，就不敢参与票拟。夏言任首辅时，每次票拟后即送往内廷，只是偶尔让严嵩过过目而已。严嵩任首辅时，推荐性情柔弱的吏部尚书许赞入阁，但许赞却从来不能参与票拟。百无聊赖时，许赞就感叹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意思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把我从吏部尚书的职位上弄过来，让我坐在旁边闲看别人！

独裁的典型，是万历初年的张居正。由于万历皇帝年幼，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几乎行使的是摄政的权力。他自己也说：“我不是辅政，而是摄政。”其他阁臣，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在家三日不出，内阁办事人员就用盒子装着章奏到张居正家中让他票拟，而内阁其他阁臣闲坐阁中，无事可做。这种情形，在晚明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中是这样形容的——“红本到阁，首辅票拟，余唯诺而已”。

夹缝中的内阁。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为“相”。但是，内阁却并不等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在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朝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是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发起建议，再通过票拟实现自己的意志。

换言之，内阁大学士必须结纳其他官员，才能实现自己的施政目的，同时也会形成自己的权力小集团。这也是晚明党争风气特别严重的一个间接原因。内阁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得不到他们效忠的皇帝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

内阁在明代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很微妙。一方面，它处于皇帝与中央部、院之间，发挥着协调的作用。明朝后期的嘉靖皇帝在严嵩垮台后，对内阁曾有一番评语，认为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隆庆年间的首辅大学士高拱也说，内阁“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但是，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却又觉得办起事来缩手缩脚。万历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说：“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也就是说，有人说阁臣是“有名无实”的宰相，也有人说阁臣是“有实无名”的宰相。到底该如何理解？其实，明代的政治体制中，内阁确实不是相权的回归，而是由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逐渐成长为一个超越单纯的秘书职能的权力协调机构。它究竟是“有名无实”还是“有实无名”，取决于内阁大学士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对皇帝的影响力。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受到君主专制权力的严重束缚。勤政的皇帝可以绕开内阁的票拟直接批答；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票拟，可以发回内阁重拟，或者传口谕令内阁照自己的意思票拟；皇帝可以将奏疏留在宫中，不发给内阁票拟，也可以将已经票拟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往下发，称为“留中”。

明朝晚期的万历皇帝就常将大臣的奏疏留中不发，以至于内阁无事可做。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终日内阁闲坐，感叹道：“安得票一疏，全我体乎！”意思是，要是能拿到一份奏疏来票拟一下就好了，也算能保全我这个内阁大学士的体面啊！实际上，尽管内阁偶尔会坚持自己票拟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

明人绘《十年同会》（局部）中的明代文官形象

而且，内阁大学士的选择权，也操纵在皇帝手中。明代中后期，入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几乎是每个官员的梦想。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内阁大学士，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大臣的资历、威望固然很重要，而且明朝中后期大学士的入阁也常要经过“廷推”这样类似选举的程序，但是，官员入阁，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皇帝。一般说来，如果一位官员曾经在皇帝还是皇子或者太子时做过他的老师，他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像明代后期的著名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曾经是隆庆皇帝裕王府的讲官。而且，如果皇帝愿意，可以特旨简选自己喜欢的人进入内阁办事。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统治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用了五十人，这充分说明专制君主在选择内阁大学士时的随意性。而且，皇帝的一道圣旨，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内阁大学士的命运。例如，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宫中传话内阁大学士到会极门候旨。不一会儿，太监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一道突然的圣旨，将此前还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高拱送回了河南新郑老家。

随着宦官干政的程度越来越深，内阁诸臣由于需要与宦官频繁打交道，对宦官也就越来越客气。陆深《玉堂漫笔》中记载，英宗天顺年间，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阁臣李贤只需要常服接见；到彭时任首辅时，就要衣冠整齐接见太监，阁臣向西坐，而太监向东坐，太监中的第一人对着阁臣中的第三人。至于相送，之前李贤是作一个揖便算送客了，后来送出阁就可以，到商辂的时候须送下台阶，到万安的时候要送到内阁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一个宦官的话说：当初我们见到张璁张阁老时，我们要打个躬；后来见夏言夏阁老时，我们只平眼正视就可以；现在严嵩严阁老见到我们，总是先拱拱手再进去。

内阁权力还严重地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几乎在宣宗朝内阁获得“票拟”权力的同时，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的票拟，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臣。例如，在宦官权力最厉害的天启时期，非但不经内阁票拟的旨意经常自宫中发出，而且经过内阁票拟的章奏，也必须等到魏忠贤到了才敢批答。

天启朝的内阁大学士冯铨，靠着投靠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非但复官，更在天启五年（1625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清除之后，冯铨作为阉党之一，被追究责任，论杖徒，赎为民。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冯铨应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征召，开始在清朝做官。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改设内阁，冯铨以礼部尚书兼中和殿大学士。冯铨是在明清两代都曾做过内阁大学士的人物。这也表明，在内阁制度上，明清两代是相承不替的。其区别在于，清朝皇帝更专制，似乎也更勤政，大臣奏章多由皇帝亲批。一种制度的出现和消失都有着当权者各自的目的，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它的必然性。在明朝手握重权的内阁，到了清代，变成了不再拥有票拟之权的内阁，从此也就失去了作为政治中枢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