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
泰伯其可谓至德章
泰伯得称“至德”，为人所不能为。可学。
问“泰伯可谓至德”。曰：“这是于‘民无得而称焉’处见，人都不去看这一句。如此，则夫子只说‘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个字？公更仔细去看这一句，煞有意思。”义刚言：“夫子称泰伯以至德，称文王亦以至德，称武王则曰未尽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则文王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则泰伯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这一心了。”曰：“是如此。”义刚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时，牧野之师也自不容已。盖天命人心，到这里无转侧处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圣人之制行不同：‘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虽是说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处。”范益之问：“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纵使文王做时，也须做得较详缓。武王做得大故粗暴。当时纣既投火了，武王又却亲自去斫他头来枭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这也难说。武王当时做得也有未尽处，所以东坡说他不是圣人，虽说得太过，然毕竟是有未尽处。”义刚曰：“武王既杀了纣，有微子贤，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这事也难说！”义刚。
陈仲亨说“至德”，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曰：“也不是不做这事，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不似武王样暴。泰伯则是不做底，若是泰伯当纣时，他也只是为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说。若无此事，他岂肯自诬其祖！左氏分明说‘泰伯不从’，不知不从甚么事。东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说也好。但文王不是无思量，观他戡黎、伐崇之类时，也显然是在经营。”又曰：“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又衰了。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亦是空地。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义刚。
问：“泰伯之让，知文王将有天下而让之乎，抑知太王欲传之季历而让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见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见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传》谓‘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不从，即是不从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势只传之季历，而季历传之文王。泰伯初来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处。看周内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齐，皆是一般所见，不欲去图商。”。
问：“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圣子，故让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问：“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诗》里分明说‘实始翦商’。”又问：“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说，不应下‘实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这甚分明。这事也难说。他无所据，只是将孔子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是与称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底道理。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变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实只是一般。”又问：“尧之让舜，禹之传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然所遇之变如此，到圣人处之皆恁地，所以为圣人，故曰‘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贺孙。
吴伯英问：“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故断发文身，逃之荆蛮，示不复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顾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见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于泰伯，则惟知君臣之义，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从。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亦可见矣。或曰：‘断发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则端委以治吴。’然吴之子孙，皆仲雍之后，泰伯盖无后也。”壮祖。
问泰伯事。曰：“这事便是难。若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则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便当有革命之事。毕竟人之大伦，圣人且要守得这个。看圣人反覆叹咏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又曰‘未尽善’，皆是微意。”夔孙。
因说泰伯让，曰：“今人才有些子让，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丰问：“《集注》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恐《鲁颂》之说，只是推本之辞，今遂据以为说，可否？”曰：“《诗》中分明如此说。”又问：“如此则太王为有心于图商也。”曰：“此是难说。《书》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问：“太王方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迁岐，当时国势甚弱，如何便有意于取天下？”曰：“观其初迁底规模，便自不同。规模才立，便张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气象亦可见。然文王犹服事商，所以为至德。”。《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不是说逊国事。自是说夷、齐谏武王，不信便休，无甚利害。若泰伯不从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内事，与谏武王不同，所以谓之难处，非说逊国事也。《集注》说亦未分晓耳。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因问：“泰伯与夷、齐心同，而谓‘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齐处君臣间，道不合则去。泰伯处父子之际，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书谓太王有疾，泰伯采药不返，疑此时去也。”铢。
问：“泰伯让天下，与伯夷、叔齐让国，其事相类。何故夫子一许其得仁，一许其至德，二者岂有优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尝无仁，夷、齐初未尝无德。”壮祖。
问：“‘三以天下让’，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据前辈说，亦难考。他当时或有此三节，亦未可知。但古人辞，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让。”。《集注》。
恭而无礼章
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若不合恭后，却必要去恭，则必劳。若合当谨后，谨则不葸；若合当勇后，勇则不乱。若不当直后，却须要直，如证羊之类，便是绞。义刚。
问：“‘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盖人皆有此仁义之心。笃于亲，是仁之所发，故我笃于亲，则民兴仁；笃故旧，是义之发，故不遗故旧，则民兴义。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则又似仁，大概皆是厚底意思。不遗故旧固是厚，这不偷也是厚，却难把做义说。”义刚。
问：“‘君子笃于亲’，与恭、谨、勇、直处意自别。横渠说如何？”曰：“横渠这说，且与存在，某未敢决以为定。若做一章说，就横渠说得似好。他就大处理会，便知得品节如此。”问：“横渠说‘知所先后’，先处是‘笃于亲’与‘故旧不遗’。”曰：“然。”问：“他却将恭慎等处，入在后段说，是如何？”曰：“就他说，人能笃于亲与不遗故旧，他大处自能笃厚如此，节文处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当恭而恭，必不至于劳；谨慎，必不至于畏缩；勇直处，亦不至于失节。若不知先后，要做便做，更不问有六亲眷属，便是证父攘羊之事。”。《集注》。
郑齐卿问《集注》举横渠说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说。盖有礼与笃亲、不遗故旧在先，则不葸、不劳、不乱、不绞，与兴仁、不偷之效在后耳。要之，合分为二章。”又问：“直而无礼则绞。”曰：“绞如绳两头绞得紧，都不宽舒，则有证父攘羊之事矣。”木之。
张子之说，谓先且笃于亲，不遗故旧，此其大者，则恭、慎、勇、直不至难用力。此说固好，但不若吴氏分作两边说为是。明作。
问：“横渠‘知所先后’之说，其有所节文之谓否？”曰：“横渠意是如此：‘笃于亲’，‘不遗故旧’，是当先者；恭慎之类却是后。”必大。
曾子有疾谓门弟子章
正卿问“曾子启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遗体，无时不戒慎恐惧，直至启手足之时，方得自免。这个身己，直是顷刻不可不戒慎恐惧。如所谓孝，非止是寻常奉事而已。当念虑之微有毫发差错，便是悖理伤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间，内而思虑，外而应接事物，是多多少少！这个心略不点检，便差失了。看世间是多少事，至危者无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贺孙。
问曾子战兢。曰：“此只是戒慎恐惧，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见得人心至危。且说世间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间，内而思虑，外而应接，千变万化，札眼中便走失了！札眼中便有千里万里之远！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会这个道理分晓，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这里；‘允执厥中’，便是行将去。”恪。
曾子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则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则蹶然而醒。盖心所不能已，则自不至于忘。《中庸》戒慎恐惧，皆敬之意。洽。
时举读问目。曰：“依旧有过高伤巧之病，切须放令平实。曾子启手足是如此说，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极有意思也。”时举。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
问：“‘正颜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见于颜色者如此之正，则其中之不妄可知，亦可谓信实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圣贤说话也宽，也怕有未便恁地底。”义刚。
问：“‘正颜色，斯近信。’如何是近于信？”曰：“近，是其中有这信，与行处不违背。多有人见于颜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皆是外面有许多模样，所存却不然，便与信远了。只将不好底对看，便见。”。
“出辞气，斯远鄙倍”，是“修辞立其诚”意思。贺孙。
“出辞气”，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泳。
毅父问“远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须要与他看。暴，是粗厉；慢，是放肆。盖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则慢。暴是刚者之过，慢是宽柔者之过。鄙是凡浅，倍是背理。今人之议论有见得虽无甚差错，只是浅近者，此是鄙。又有说得甚高，而实背于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时举。
仲蔚说“动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粗。‘斯近信矣’，这须是里面正后，颜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违’，则不是信了。倍，只是倍于理。出辞气时，须要看得道理如何后方出，则不倍于理。”问：“三者也似只一般样。”曰：“是各就那事上说。”又问：“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池录作“只是随事去持守。”义刚。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处。升卿。以下总论。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三句说得太快，大概是养成意思较多。赐。
陈寅伯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贵’二字。莫非道也。如笾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贵。君子所贵，只在此三者。‘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斯’字来得甚紧。动容貌，便须远暴慢；正颜色，便须近信；出辞气，便须远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个暴慢，虽浅深不同，暴慢则一。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缓，亦是慢。正颜色而不近信，却是色庄。信，实也。正颜色，便须近实。鄙，便是说一样卑底说话。倍，是逆理。辞气只有此二病。”因曰：“不易。孟敬子当时焉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门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说：“看文字，须是熟后，到自然脱落处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东头西头起，按得前面后面起。到熟后，全不费力。要紧处却在那‘斯’字、‘矣’字这般闲字上。此一段，程门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若熟后，真个使人说！今之学者，只是不深好后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后不深好。”文蔚。
敬之问此章。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题目一句。下面要得动容貌，便能远暴慢；要得正颜色，便近信；出辞气，便远鄙倍。要此，须是从前做工夫。”植。
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养之至，然后能如此。一出辞气，便自能远鄙倍；一动容貌，便自能远暴慢；正颜色，便自能近信，所以为贵。若学者，则虽未能如此，当思所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说效验。若作工夫，则在此句之外。”雉。
杨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辞色之间用工，更无别法。但上面临时可做，下面临时做不得，须是熟后能如此。初间未熟时，虽蜀本淳录作“须”字。是动容貌，到熟后自然远暴慢；虽是正颜色，到熟后自然近信；虽是出辞气，到熟后自然远鄙倍。”。淳录此下云：“辞是言语，气是声音，出是从这里出去，三者是我身上事要得如此。笾豆虽是末，亦道之所在，不可不谨。然此则有司之事，我亦只理会身上事。”
“‘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须要会理如何得动容貌，便会远暴慢；正颜色，便会近信；出辞气，便会远鄙倍。须知得曾子如此说，不是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时，方自会恁地。须知得工夫在未动容貌，未正颜色，未出辞气之前。”又云：“正颜色，若要相似说，合当着得个远虚伪矣。动、出都说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顿底意思。盖缘是正颜色亦有假做恁地，内实不然者。若容貌之动，辞气之出，却容伪不得。”贺孙。
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曰：“看来三者只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问：“要之，三者以涵养为主。”曰：“涵养便是。只这三者，便是涵养地头。但动容貌、远暴慢便是，不远暴慢，便不是；颜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焘。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或云：“须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资禀各不同，资质好者，才知得便把得定，不改变；资质迟慢者，须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举徐仲车从胡安定学。一日，头容少偏，安定忽厉声云：“头容直！”徐因思，不独头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举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师见之，厉声叱之曰：“恁地无脊梁骨！”小南闻之耸然，自此终身不靠倚坐。“这样人，都是资质美，所以一拨便转，终身不为。”僩。
问：“所谓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动容貌而暴慢自远者，工夫皆在先欤？”曰：“此只大纲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须随事省察，不令间断。”广。
叔京来问“所贵乎道者三”。因云：“正、动、出时，也要整齐，平时也要整齐。”方云：“乃是敬贯动静。”曰：“恁头底人，言语无不贯动静者。”方。
或问：“远与近意义如何？”曰：“曾子临终，何尝又安排下这字如此？但圣贤言语自如此耳。不须推寻不要紧处。”
“动容貌，斯远暴慢”，是为得人好；“正颜色，斯近信”，是颜色实；“出辞气，斯远鄙倍”，是出得言语是。动、正、出三字，皆是轻说过。君子所贵于此者，皆平日功夫所至，非临事所能捏合。笾豆之事，虽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须先择切己者为之。如有《关雎•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尽得“皇极”之五事，便有庶征之应。以“笾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为有以烦碎为务者。谟。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贵者，有此三事，便对了。道之所贱者，笾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须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方如此效验。“动容貌，斯远暴慢矣”，须只做一句读。“斯”字，只是自然意思。杨龟山解此一句，引曾子修容阍人避之事，却是他人恭慢，全说不着。人杰。
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至“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曰：“以道言之，则不可谓此为道，彼为非道。然而所贵在此，则所贱在彼矣；其本在此，则其末在彼矣。”人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乃是切于身者。若笾豆之事，特有司所职掌耳。今人于制度文为一一致察，未为不是；然却于大体上欠阙，则是弃本而求末也。人杰。
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曰：“学者观此一段，须看他两节，先看所贵乎道者是如何，这个是所贵所重者；至于一笾一豆，皆是理，但这个事自有人管，我且理会个大者。且如今人讲明制度名器，皆是当然，非不是学，但是于自己身上大处却不曾理会，何贵于学！”先生因言：“近来学者多务高远，不自近处着工夫。”有对者曰：“近来学者诚有好高之弊。有问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又问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于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远之说。”曰：“明道之说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间，各有一个当然之理，是道也。”谦之。
义刚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章毕，因曰：“道虽无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则止此三事而已。这也见得穷理则不当有小大之分，行己则不能无缓急先后之序。”先生曰：“这样处也难说。圣贤也只大概说在这里。而今说不可无先后之序，固是；但只拣得几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义刚因言：“义刚便是也疑，以为古人事事致谨，如所谓‘克勤小物’，岂是尽视为小而不管？”曰：“这但是说此三事为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说人于身己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会那笾豆等小事，便不得。言这个有有司在，但责之有司便得。若全不理会，将见以笾为豆，以豆为笾，都无理会了。田子方谓魏文侯曰：‘君明乐官，不明乐音。’此说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晓得那乐，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这也须晓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谩。如笾豆之类，若不晓，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笾里盛有汁底物事，豆里盛干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须着晓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义刚。
舜功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曰：“动容貌，则能远暴慢；正颜色，则能近信；出辞气，则能远鄙倍。所贵者在此。至于笾豆之事，虽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修身而已。盖常人容貌不暴则多慢，颜色易得近色庄，言语易得鄙而倍理。前人爱说动字、出字、正字上有工夫，看得来不消如此。”璘。
正卿问：“正颜色之正字，独重于动与出字，何如？”曰：“前辈多就动、正、出三字上说，一向都将三字重了。若从今说，便三字都轻，却不可于中自分两样。某所以不以彼说为然者，缘看文势不恁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贵者为说，故云道之所以可贵者有三事焉，故下数其所以可贵之实如此。若礼文器数，自有官守，非在所当先而可贵者。旧说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虽有动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远暴慢；虽有正颜色者，而‘色取仁而行违’，多是虚伪不能近信；虽有出辞气者，而巧言饰辞，不能远鄙倍，这便未见得道之所以可贵矣。道之所以可贵者，惟是动容貌，自然便会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此所以贵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颜色，斯近信’见得分明。”贺孙。
或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如何？”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前辈不合将做用工处，此只是涵养已成效验处。‘暴慢、鄙倍、近信’，皆是自己分内事。惟近信不好理会。盖君子才正颜色，自有个诚实底道理，异乎‘色取仁而行违’者也。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道虽无乎不在，然此三者乃修身之效，为政之本，故可贵。容貌，是举一身而言；颜色，乃见于面颜者而言。”又问：“三者固是效验处，然不知于何处用工？”曰：“只平日涵养便是。”去伪。
某病中思量，曾子当初告孟敬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说出三事。曾子当时有多少好话，到急处都说不办，只撮出三项如此。这三项是最紧要底。若说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长进。便不长进，也做得个圣贤坯模，虽不中不远矣。恪。
“所贵乎道者三”。礼亦是道。但道中所贵此三者在身上。李先生云：“曾子临死，空洞中只余此念。”方。
或讲“所贵乎道者三”。曰：“不必如此说得巧。曾子临死时话说，必不暇如此委曲安排。”必大。
“《注》云：‘暴，粗厉也。’何谓粗厉？”曰：“粗，不精细也。”节。《集注》。
问：“先生旧解，以三者为‘修身之验，为政之本，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则不能也’，专是做效验说。如此，则‘动、正、出’三字，只是闲字。后来改本以‘验’为‘要’，‘非其’以下，改为‘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如此，则工夫却在‘动、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说，而不可以效验言矣。某疑‘动、正、出’三字，不可以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说。‘动’字、‘出’字，岂可以为工夫耶？”曰：“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处。正如着衣吃饭，其着其吃，虽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处。此意所争，只是丝发之间，要人自认得。旧来解以为效验，语似有病，故改从今说。盖若专以为平日庄敬持养，方能如此，则不成未庄敬持养底人，便不要‘远暴慢，近信，远鄙倍’！便是旧说‘效验’字太深，有病。”僩。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以下三节，是要得恁地，须是平日庄敬工夫到此，方能恁地。若临时做工夫，也不解恁地。”植因问：“明道‘动容周旋中礼，正颜色则不妄，出辞气，正由中出’，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工夫，下半截是功效。”曰：“不是。所以恁地，也是平日庄敬工夫。”植。
问：“动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还是自然发见气象？”曰：“上蔡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处。看来只当作成效说，涵养庄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效验。动容貌，若非涵养有素，安能便免暴慢！正颜色，非庄敬有素，安能便近信！信是信实，表里如一。色，有‘色厉而内荏’者，色庄也；‘色取仁而行违者’。苟不近实，安能表里如一乎！”问：“正者，是着力之辞否？”曰：“亦着力不得。若不到近实处，正其颜色，但见作伪而已。”问：“‘远’之字义如何？”曰：“远，便是无复有这气象。”问：“正颜色既是功效到此，则宜自然而信，却言‘近信’，何也？”曰：“这也是对上‘远’字说。”。《集义》。
问：“‘君子道者三’章，谢氏就‘正、动、出’上用工。窃谓此三句，其要紧处皆是‘斯’字上。盖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动容貌，便自然远暴慢；非平昔涵养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柄。
舜功问：“‘动容貌’，如何‘远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则慢，得中者极难，须是远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说亦多有未是处。”问：“‘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临死言善。通老云：‘圣贤临死不乱。’”曰：“圣贤岂可以不乱言？曾子到此愈极分明，易箦事可见。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向外斗撰成得。”可学。
“动容貌，出辞气。”先生云：“只伊川语解平平说，未有如此张筋弩力意思。”谓上蔡语。方。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章
陈仲亨说“以能问于不能”章。曰：“想是颜子自觉得有未能处，但不比常人十事晓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问人。观颜子‘无伐善，无施劳’，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问：“‘君子人与’，是才德出众之君子？”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临大节而不可夺’，则非有德者不能也。”义刚。
举问“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盖其所存者广大，故人有小小触犯处，自不觉得，何暇与之校耶！”时举。
“不校”，是不与人比校强弱胜负，道我胜你负，我强你弱。如上言“以能问于不能”之类，皆是不与人校也。焘。
子善问：“‘犯而不校’，恐是且点检自家，不暇问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见有犯者，如蚊虫、虱子一般，何足与校！如‘汪汪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亚夫问：“黄叔度是何样底人？”曰：“当时亦是众人扛得如此，看来也只是笃厚深远底人。若是有所见，亦须说出来。且如颜子是一个不说话底人，有个孔子说他好。若孟子，无人印证他，他自发出许多言语。岂有自孔、孟之后至东汉、黄叔度时，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见，亦须发明出来，安得言论风旨全无闻！”亚夫云：“郭林宗亦主张他。”曰：“林宗何足凭！且如元德秀在唐时也非细。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说佛。”南升。
“颜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处。学者莫若且理会自反，却见得自家长短。若遽学不校，却恐儱侗，都无是非曲直，下梢于自己分却恐无益。端蒙。
或问：“‘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个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当校者，顺理而已。’”方子。
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颜子犯而不校”。子蒙。
问：“如此，已是无我了。《集注》曰‘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何也？”曰：“圣人则全是无我；颜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压人，却尚有个人与我相对在。圣人和人我都无。”义刚。
问：“‘几于无我’，‘几’字，莫只是就‘从事’一句可见耶？抑并前五句皆可见耶？‘犯而不校’，则亦未能无校，此可见非圣人事矣。”曰：“颜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间，非但此处可见，只就‘从事’上看，便分明，不须更说无校也。”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章
圣人言语自浑全温厚。曾子便恁地刚，有孟子气象。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等语，见得曾子直是峻厉！淳。
问：“‘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见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说有才志气节如此，亦可为君子之事。”又问：“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军，迎代王，霍将军之拥昭，立宣，可当此否？”曰：“这也随人做。圣人做出，是圣人事业；贤人做出，是贤人事业；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业。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上是疑词。如平、勃当时，这处也未见得。若诛诸吕不成，不知果能死节否？古人这处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药杀许后事，光后来知，却含胡过。似这般所在，解‘临大节而不夺’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东汉名节无补于事。某谓三代而下，惟东汉人才，大义根于其心，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自是可保。未说公卿大臣，且如当时郡守惩治宦官之亲党，虽前者既为所治，而来者复蹈其迹，诛殛窜戮，项背相望，略无所创。今士大夫顾惜畏惧，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厉，缓急之际，尚不免于退缩。况游谈聚议，习为软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节死义乎！大抵不顾义理，只计较利害，皆奴婢之态，殊可鄙厌！”又曰：“东坡议论虽不能无偏颇，其气节直是有高人处。如说孔北海、曹操，使人凛凛有生气！”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败者。如谢安，桓温入朝，已自无策，从其废立，九锡已成，但故为延迁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苏，则将何以处之！拥重兵上流而下，何以当之！于此看，谢安果可当仗节死义之资乎？”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从容闲雅，似亦有执者。”曰：“世间自有一般心胆大底人。如废海西公时，他又不能拒，废也得，不废也得，大节在那里！”。砥录略。
正卿问：“‘可以托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节说，然紧要处却在节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说。须是才节兼全，方谓之君子。若无其才而徒有其节，虽死何益。如受人托孤之责，自家虽无欺之之心，却被别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托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虽无窃之之心，却被别人窃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临大节而不可夺’，却不能了得他事，虽能死，也只是个枉死汉！济得甚事！如晋之荀息是也。所谓君子者，岂是敛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说：‘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须是事事理会得方可。若但有节而无才，也唤做好人，只是不济得事。”僩。
正卿问“托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托六尺之孤’，谓辅幼主；‘寄百里之命’，谓摄国政。”曰：“如霍光当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当得上面两句，至如许后之事，则大节已夺了。”曰：“托孤寄命，虽资质高者亦可及；‘临大节而不可夺’，非学问至者恐不能。”曰：“资质高底，也都做得；学问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两句易，下一句难。譬如说‘有猷，有为，有守’，托孤寄命是有猷、有为，‘临大节而不可夺’，却是有守。霍光虽有为，有猷矣，只是无所守。”恪。
“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临大节不可夺”，是德。如霍光可谓有才，然其毒许后事，便以爱夺了。燕、慕容恪是慕容暐之霍光，其辅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评当去而不去之，遂以乱国，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赐。夔孙同。
问“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曰：“所谓君子，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论文势，却似‘临大节不可夺’一句为重。然而须是有上面‘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临大节而不可夺’，方足以为君子。此所以有结语也。”焘。
问：“‘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方可谓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问：“若徒能‘临大节不可夺’，而才力短浅，做事不得，如荀息之徒，仅能死节而不能止难，要亦不可谓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谓之君子。”义刚。
问：“胡文定以荀息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托孤寄命了。”问：“圣人书荀息，与孔父、仇牧同辞，何也？”曰：“圣人也且是要存得个君臣大义。”夔孙。
问“君子才德出众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德而无才，则不能为用，亦何足为君子。”“君子人与”章伊川说。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虽是宽广，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宽容看了，便不得。且如‘执德不弘’之‘弘’，便见此‘弘’字，谓为人有许多道理。及至学来，下梢却做得狭窄了，便是不弘。盖缘只以己为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说得天花乱坠，我亦不信，依旧只执己是，可见其狭小，何缘得弘？须是不可先以别人为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众善之谓弘。”伯丰问：“是‘宽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却是以弘为开廓，‘弘’字却是作用。”。专论“弘”。
问“‘弘毅’之‘弘’”。曰：“弘是宽广，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事物逆来也着得，顺来也着得；富贵也着得，贫贱也着得。看甚么物事来，掉在里面，都不见形影了。”僩。
“弘”字，只将“隘”字看，便见得。如看文字相似，只执一说，见众说皆不复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众说，又非是于中无所可否。包容之中，又为判别，此便是弘。植。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进；能些小好事，便以为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担当得重任！淳。
所谓“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宽大，容受得人，须是容受得许多众理。若执着一见，便自以为是，他说更入不得，便是滞于一隅，如何得弘。须是容受轧捺得众理，方得。”谦之。
恭甫问：“弘是心之体？毅是心之力？”曰：“心体是多少大！大而天地之理，才要思量，便都在这里。若是世上浅心弘己底人，有一两件事，便着不得。”贺孙。
问：“如何是弘？”曰：“计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执两事终身行之，皆是不弘。说道自家不敢承当，说道且据自己所见，皆是不弘。”节。
“士不可以不弘毅”。这曾子一个人，只恁地，他肚里却着得无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为得。祖道。
毅，是立脚处坚忍强厉，担负得去底意。升卿。以下兼论“毅”。
敬之问：“弘，是容受得众理；毅，是胜得个重任。”曰：“弘乃能胜得重任，毅便是能担得远去。弘而不毅，虽胜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时举。
问：“弘是宽容之义否？”曰：“固是。但不是宽容人，乃宽容得义理耳。弘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狭隘者，只守得一义一理，便自足。既滞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纳吞受得众理，方是弘也。”必大。
仲蔚问“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谓，正是‘执德不弘’之‘弘’。是无所不容，心里无足时，不说我德已如此便住。如无底之谷，掷一物于中，无有穷尽。若有满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义刚。
问“弘毅”。曰：“弘是宽广耐事，事事都着得：道理也着得多，人物也着得多。若着得这一个，着不得那一个，便不是弘。且如有两人相争，须是宽着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别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两人都是，或两人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个大底物事，无所不备，无所不包。若小着心，如何承载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则都包得在里面了，不成只恁地宽广。里面又要分别是非，有规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没倒断了。‘任重’，是担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又曰：“若才小着这心，便容两个不得。心里只着得一个，这两个便相挂碍在这里，道理也只着得一说，事事都只着得一边。”僩。
问：“曾子弘毅处，不知为学工夫久，方会恁地，或合下工夫便着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难为立脚。”问：“人之资禀偏驳，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讨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处固未见得，若不弘不毅处，亦易见。不弘，便急迫狭隘，不容物，只安于卑陋。不毅，便倾东倒西，既知此道理当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当恁地，却又不能割舍。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这处亦须是见得道理分晓，磊磊落落。这个都由我处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财善贾，须多蓄得在这里，看我要买也得，要卖也得。若只有十文钱在这里，如何处置得去！”又曰：“圣人言语自浑全温厚，曾子便有圭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见得曾子直是恁地刚硬！孟子气象大抵如此。”。淳录云：“徐问：‘弘毅是为学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当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无。’曰：‘人之资禀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觉那不如此，更那里别寻讨方法去医治他！弘毅处亦难见，不弘不毅却易见。不弘，便浅迫，便窄狭，不容物，便安于卑陋。不毅，便倒东坠西，见道理合当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见道理不当如此，又不能舍，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别讨一弘毅来。然亦须是见道理极分晓，磊磊落落在这里，无遁惰病痛来；便都由自家处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财善贾，都蓄在这里，要买便买，要卖便卖。若止有十文钱在此，则如何处置得！”砥录云：“居父问：‘士不可不弘毅。学者合下当便弘毅，将德盛业成而后至此？’曰：‘合下便当弘毅，不可一日无也。’又问：‘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其不弘不毅，便自然弘毅。弘毅虽难见，自家不弘不毅处却易见，常要检点。若卑狭浅隘，不能容物，安于固陋，便是不弘。不毅处病痛更多。知理所当为而不为，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去，便是不毅。’又曰：‘孔子所言，自浑全温厚，如曾子所言，便有孟子气象。’”
问“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着得，如进学者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见得这一边，不见那一边，便是不弘。只得些了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发处勇猛，行得来强忍，是他发用处。”问：“后面只说‘仁以为己任’，是只成就这个仁否？”曰：“然。许多道理也只是这个仁，人也只要成就这个仁，须是担当得去。”又问：“‘死而后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则未死已前，便有时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刚、毅、勇、猛’等字，虽是相似，其义训各微不同，如适间说‘推’与‘充’相似。”僩。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须是认得个仁，又将身体验之，方真个知得这担子重，真个是难。世间有两种：有一种全不知者，固全无摸索处；又有一种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担着，如何知得他重与不重。所以学不贵徒说，须要实去验而行之，方知。僩。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学，大抵如孟子之勇。观此弘毅之说，与夫‘临大节不可夺’，与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说，则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张得圣道住！如《论语》载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问于不能’，则见曾子弘处；又言‘临大节不可夺’，则见他毅处。若孟子只得他刚处，却少弘大底气象。”谟。
弘而不毅，如近世龟山之学者，其流与世之常人无以异。毅而不弘，如胡氏门人，都恁地撑肠拄肚，少间都没顿着处。贺孙。
弘，宽广也，是事要得宽阔。毅，强忍也，如云“扰而毅”，是驯扰而却毅，强而有守底意思。“弘”字，如今讲学，须大着个心，是者从之，不是者也且宽心去究。而今人才得一善，便说道自家底是了，别人底都不是，便是以先入为主了；虽有至善，无由见得。如“执德不弘”，须是自家要弘，始得。若容民蓄众底事，也是弘，但是外面事。而今人说“弘”字，多做容字说了，则这“弘”字里面无用工处。可以此意推之。又云：“弘下开阔周遍。”夔孙。《集注》。
程子说“弘”字曰“宽广”，最说得好。毅是尽耐得，工夫不急迫。如做一件，今日做未得，又且耐明日做。夔孙。
问：“毅训‘强忍’。粗而言之，是硬担当着做将去否？杨氏作力行说，正此意，但说得不猛厉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气象。至程子所谓‘弘而无毅，则无规矩而难立’，其说固不可易。第恐‘毅’字训义，非可以有规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无规矩，是说目今；难立，是说后来。”必大。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举程先生语曰：“重担子，须是硬着脊梁骨，方担荷得去！”焘。
兴于诗章
或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曰：“‘兴于《诗》’，便是个小底；‘立于礼，成于乐’，便是个大底。‘兴于《诗》’，初间只是因他感发兴起得来，到成处，却是自然后恁地。”又曰：“古人自小时习乐，诵《诗》，学舞，不是到后来方始学《诗》，学礼，学乐。如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非是初学有许多次第，乃是到后来方能如此；不是说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于乐’，是甚次第，几与理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齐都涤荡得尽，不留些子。‘兴于《诗》’，是初感发这些善端起来；到‘成于乐’，是刮来刮去，凡有毫发不善，都荡涤得尽了，这是甚气象！”又曰：“后世去古既远，礼乐荡然，所谓‘成于乐’者，固不可得。然看得来只是读书理会道理，只管将来涵泳，到浃洽贯通熟处，亦有此意思。”致道云：“读《孟子熟》，尽有此意。”曰：“也是。只是《孟子》较感发得粗，其他书都是如此。”贺孙因云：“如《大学传》‘知止’章及‘齐家’章引许多《诗》语，涵泳得熟，诚有不自已处。”贺孙。
亚夫问此章。曰：“《诗》、礼、乐，初学时都已学了。至得力时，却有次第。乐者，能动荡人之血气，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纯是天理，此所谓‘成于乐’。譬如人之服药，初时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则耳聪目明，各自得力。此兴诗、立礼、成乐所以有先后也。”时举。
古人学乐，只是收敛身心，令入规矩，使心细而不粗，久久自然养得和乐出来。又曰：“诗、礼、乐，古人学时，本一齐去学了；到成就得力处，却有先后。然‘成于乐’，又见无所用其力。”升卿。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圣人做出这一件物事来，使学者闻之，自然懽喜，情愿上这一条路去，四方八面撺掇他去这路上行。广。
敬之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觉得和悦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乐官为学校之长，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这里。”时举。
正卿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曰：“到得‘成于乐’，自不消恁地浅说。‘成于乐’是大段极至。”贺孙。
只是这一心，更无他说。“兴于《诗》”，兴此心也；“立于礼”，立此心也；“成于乐”，成此心也。今公读《诗》，是兴起得个甚么？僩。
或问“成于乐”。曰：“乐有五音六律，能通畅人心。今之乐虽与古异，若无此音律，则不得以为乐矣。”力行因举《乐记》云：“耳目聪明，血气和平。”曰：“须看所以聪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说过。”力行。
“成于乐”。曰：“而今作俗乐聒人，也聒得人动。况先王之乐，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动人！”焘。
问：“‘立于礼’，礼尚可依礼经服行。《诗》、乐皆废，不知兴《诗》成乐，何以致之。”曰：“岂特《诗》、乐无！礼也无。今只有义理在，且就义理上讲究。如分别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直恁地和平，便是‘成于乐’之功。如礼，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无之，只得硬做些规矩，自恁地收拾。如《诗》，须待人去歌诵。至礼与乐，自称定在那里，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礼乐法而不说。’更无可说，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语甚好。”又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与此相表里否？”曰：“也不争多，此却有游艺一脚子。”。淳录云：“徐问：‘“立于礼”，犹可用力。《诗》今难晓，乐又无，何以兴成乎？’曰：‘今既无此家具，只有理义在，只得就理义上讲究。如分别是非到感慨处，有以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也。涵养和顺，无斯须不和不乐，恁地和平，便是“成于乐”之功也。如礼，今亦无，只是便做些规矩，自恁地收敛。古人此身终日都在礼之中，不由自家。古人“兴于《诗》”，犹有言语以讽诵。礼，全无说话，只是恁地做去。乐，更无说话，只是声音节奏，使人闻之自然和平。故荀子曰：“礼乐法而不说。”’曰：‘此章与“志于道”相表里否？’曰：‘彼是言德性道理，此是言事业功夫。此却是“游于艺”脚子。’”道夫录云：“居父问：‘“立于礼”犹可用力。《诗》、乐既废，不知今何由兴成之？’曰：‘既无此家具，也只得以义理养其心。若精别义理，使有以感发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涵养从容，无斯须不和不乐，便是“成于乐”。今礼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个规矩，收敛身心。古人终日只在礼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诗》犹有言语可讽诵。至于礼，只得夹定做去。乐，只是使他声音节奏自然和平，更无说话。荀子又云：“礼乐法而不说。”只有法，更无说也。’或问：‘此章与“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说，此就工夫上说，只是游艺一脚意思。’”
“兴于《诗》”，此三句上一字，谓成功而言也，非如‘志于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椿。
仲蔚问：“‘兴于《诗》’与‘游于艺’，先后不同，如何？”曰：“‘兴、立、成’，是言其成；‘志、据、依、游’，是言其用功处。夔孙录云：“‘志、据、依’，是用力处；‘兴、立、成’，是成效处。”但《诗》较感发人，故在先。礼则难执守，这须常常执守始得。乐则如太史公所谓‘动荡血气，流通精神’者，所以涵养前所得也。”问：“‘消融渣滓’如何？”曰：“渣滓是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则可以融化了。然乐，今却不可得而闻矣。”义刚。
子寿言：“《论语》所谓‘兴于《诗》’。又云：‘《诗》，可以兴。’盖《诗》者，古人所以咏歌情性，当时人一歌咏其言，便能了其义，故善心可以兴起。今人须加训诂，方理会得，又失其歌咏之律，如何一去看着，便能兴起善意？以今观之，不若熟理会《论语》，方能兴起善意也。”大雅。
问：“《注》言‘乐有五声十二律’云云，‘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不知声音节奏之末，如何便能使‘义精仁熟，和顺于道德’？”曰：“人以五声十二律为乐之末，淳录云：“不可谓乐之末。”若不是五声十二律，如何见得这乐？便是无乐了。淳录云：“周旋揖逊，不可谓礼之末。若不是周旋揖逊，则为无礼矣，何以见得礼？”五声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气。古乐不可见，要之声律今亦难见。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谓五声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乐一般。如弹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乐是正，所以不同。”又问：“五声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顺道德？”曰：“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虽是有许多，却打成一片。清浊高下，长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应，浑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气，淳录云：“所以听之自能‘义精仁熟，和顺于道德’。乐于歌舞，不是各自为节奏。乐只是此一节奏，歌亦是此一节奏，舞亦是此一节奏。”不是各自为节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听之可以和顺道德者，须是先有兴《诗》、立礼工夫，然后用乐以成之。”问：“古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二十而冠，始学礼’，与这处不同，如何？”曰：“这处是大学终身之所得。如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从小时皆学一番了，做个骨子在这里。到后来方得他力。礼，小时所学，只是学事亲事长之节，乃礼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学乃是朝廷、宗庙之礼，乃礼之大者。到‘立于礼’，始得礼之力。乐，小时亦学了。到‘成于乐’时，始得乐之力。不是大时方去学。《诗》，却是初间便得力，说善说恶却易晓，可以劝，可以戒。礼只捉住在这里，乐便难精。淳录云：“直是工夫至到，方能有成。”《诗》有言语可读，礼有节文可守。乐是他人作，与我有甚相关？如人唱曲好底，凡有闻者，人人皆道好。乐虽作于彼，而听者自然竦动感发，故能义精仁熟，而和顺道德。舜命夔曲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处。五声十二律不可谓乐之末，犹揖逊周旋，不可谓礼之末。若不揖逊周旋，又如何见得礼在那里！”又问：“成于乐处，古人之学有可证者否？”曰：“不必恁地支离。这处只理会如何是‘兴于《诗》’，如何是‘立于礼’，如何是‘成于乐’。律吕虽有十二，用时只用七个，自黄钟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插一个，便拗了。如今之作乐，亦只用七个。如边头写不成字者，即是古之声律。若更添一声，便不成乐。”。《集注》。
问：“《注》云‘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为宾主否？”曰：“《书》所谓‘声依永，律和声’，盖人声自有高下，圣人制五声以括之。宫声洪浊，其次为商；羽声轻清，其次为征；清浊洪纤之中为角，此五声之别，以括人声之高下。圣人又制十二律以节五声，故五声中又各有高下，每声又分十二等。谓如以黄钟为宫，则是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还至无射为宫，便是黄钟为商，太簇为角，中吕为征，林钟为羽。然而无射之律只长四寸六七分，而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则宫声概下面商角羽三声不过。故有所谓四清声，夹钟、大吕、黄钟、太簇是也。盖用其半数，谓如黄钟九寸只用四寸半，余三律亦然。如此，则宫声可以概之，其声和矣。不然，则其声不得其和。看来十二律皆有清声，只说四者，意其取数之甚多者言之，余少者尚庶几焉。某人取其半数为子声，谓宫律之短，余则用子声。某人又破其说曰：‘子声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声，则如何得其和？毕竟须着用子声。想古人亦然，但无可考耳。而今俗乐多用夹钟为黄钟之宫，盖向上去声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弦是清声。如第一二弦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则第六七弦即是黄钟、太簇之清，盖只用两清声故也。”焘。
正淳问：“谢氏谓‘乐则存养其善心，使义精仁熟，自和顺于道德，遗其音而专论其意’，如何？”曰：“‘乐’字内自括五音六律了。若无五音六律，以何为乐？”必大。《集义》。
民可使由之章
问“民可使由之”。曰：“所谓‘虽是他自有底，却是圣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岂不是‘使之由’。”问：“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吕氏谓‘知之未至，适所以启机心而生惑志’，说得是。”问：“此不知与‘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淳。
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为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义为当然。”及诸友举毕，先生云：“今晚五人看得都无甚走作。”植。
或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圣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无缘又上门逐个与他解说所以当孝者是如何，所以当弟者是如何，自是无缘得如此。顷年张子韶之论，以为：‘当事亲，便当体认取那事亲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仁；当事兄，便当体认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识所谓义。’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随手又便着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其为说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撑眉弩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当识认取，所以谓之禅机。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间便有这般病。某尝举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问：“上蔡爱说个‘觉’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张子韶初间便是上蔡之说，只是后来又展上蔡之说，说得来放肆无收杀了。”或曰：“南轩初间也有以觉训仁之病。”曰：“大概都是自上蔡处来。”又曰：“吕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盖知之不至，适以起机心而生惑志也。’此说亦自好。所谓机心，便是张子韶与禅机之说。方才做这事，便又使此心去体认，少间便启人机心。只是圣人说此语时，却未有此意在。向姑举之《或问》，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为‘不可使知’，尽圣人愚民之意。”曰：“申、韩、庄老之说，便是此意，以为圣人置这许多仁义礼乐，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段说，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谓臣杀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争斗不已，为之奈何？’太公善王之问，教之以繁文滋礼，以持天下，如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蓄，厚葬久丧，以亶音丹。其家。其意大概说，使人行三年之丧，庶几生子少，免得人多为乱之意；厚葬久丧，可以破产，免得人富以启乱之意。都是这般无稽之语！”僩。
“民可使由之”一章，旧取杨氏说，亦未精审。此章之义，自与《盘》《诰》之意不同。商《盘》只说迁都，周《诰》只言代商，此不可不与百姓说令分晓。况只是就事上说，闻者亦易晓解。若义理之精微，则如何说得他晓！必大。
好勇疾贫章
“好勇疾贫”，固是作乱。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乱，如东汉之党锢。泳。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为有才而无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自有数般意思，骄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骄。非只是吝于财，凡吝于事，吝于为善，皆是。且以吝财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缘我散与人，使他人富与我一般，则无可矜夸于人，所以吝。某尝见两人，只是无紧要闲事，也抵死不肯说与人。只缘他要说自会，以是骄夸人，故如此。因曾亲见人如此，遂晓得这“骄吝”两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池录作：“相比配，相靠在这里。”义刚。
骄吝，是挟其所有，以夸其所无。挟其所有，是吝；夸其所无，是骄。而今有一样人，会得底不肯与人说，又却将来骄人。僩。
正卿问：“骄如何生于吝？”曰：“骄却是枝叶发露处，吝却是根本藏蓄处。且以浅近易见者言之：如说道理，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当大家说出来。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说与人。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识了，却没诧异，所以吝惜在此。独有自家会，别人都不会，自家便骄得他，便欺得他。如货财也是公共底物事，合使便着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不使，只怕自家无了，别人却有，无可强得人，所以吝惜在此。独是自家有，别人无，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为是要骄人，所以吝。”贺孙。
或问“骄吝”。曰：“骄是傲于外，吝是靳惜于中。骄者，吝之所发；吝者，骄之所藏。”祖道。
某昨见一个人，学得些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说。其初只是吝，积蓄得这个物事在肚里无奈何，只见我做大，便要陵人，只此是骄。恪。
圣人只是平说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骄吝，也连得才美功业坏了，况无周公之才美而骄吝者乎！甚言骄吝之不可也。至于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则自无骄吝”，与某所说骄吝相为根本枝叶，此又是发余意。解者先说得正意分晓，然后却说此，方得。贺孙。
先生云：“一学者来问：‘伊川云：“骄是气盈，吝是气歉。”歉则不盈，盈则不歉，如何却云“使骄且吝”？’试商量看。”伯丰对曰：“盈是加于人处，歉是存于己者。粗而喻之，如勇于为非，则怯所迁善；明于责人，则暗于恕己，同是一个病根。”先生曰：“如人晓些文义，吝惜不肯与人说，便是要去骄人。非骄，无所用其吝；非吝，则无以为骄。”。
问：“‘骄气盈，吝气歉。’气之盈歉如何？”曰：“骄与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骄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骄。正如人病寒热，攻注上则头目痛，攻注下则腰腹痛。热发出外似骄，寒包缩在内似吝。”因举显道《克己诗》：“试于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篱即大家！”问：“当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莫骄莫吝，便是剖破藩篱也。觉其为非，从源头处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还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方法！”。
《集注》云：“骄吝虽不同，而其势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见近来有一种人如此，其说又有所为也。”炎。
“骄者，吝之枝叶；吝者，骄之根本。”某尝见人吝一件物，便有骄意，见得这两字如此。
“吝者，骄之根本；骄者，吝之枝叶”，是吝为主。盖吝其在我，则谓我有你无，便是骄人也。焘。
读“骄吝”一段，云：“亦是相为先后。”时举。
三年学章
问：“‘不至于谷’，欲以‘至’为‘及’字说，谓不暇及于禄，免改为‘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盖此处解不行，作‘志’则略通。不可又就上面撰，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说。曰：“说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为黑一般。”
问：“三年学而不至于谷，是无所为而为学否？”曰：“然。”焘。
笃信好学章
学者须以笃信为先。刘子澄说。端蒙。
笃信，故能好学；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学，故能笃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德明。
惟笃信，故能好学；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坏了道也。然守死生于笃信，善道由于好学。徒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则虽死无补。升卿。
笃信，须是好学；但要好学，也须是笃信。善道，须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临利害又变了，则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须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无益，所以人贵乎有学。笃信，方能守死；好学，方能善道。义刚。恪录云：“此两句相关，自是四事。惟笃信，故能守死；惟好学，故能善道。”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则不入；“乱邦不居”，是已仕在内，见其纪纲乱，不能从吾之谏，则当去之。淳。
“危邦不入”，旧说谓已在官者，便无可去之义。若是小官，恐亦可去；当责任者，则不容去也。必大。
或问：“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见居其国，则当与之同患难，岂复可去？”曰：“然。到此，无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则在于不能早去。当及其方乱未危之时去之，可也。”僩。
天下无道，譬如天之将夜，虽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后来必不可支持，故亦须见几而作，可也。时举。
不在其位章
马庄甫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身在此间，只得守此。如县尉，岂可谋他主薄事！才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马曰：“如县尉，可与他县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难，只得伴他谋，但不可侵他事权。”大雅。
师挚之始章
徐问：“‘《关雎》之乱’，何谓‘乐之卒章’？”曰：“自‘关关雎鸠’至‘钟鼓乐之’，皆是乱。想其初必是已作乐，只无此词。到此处便是乱。”淳。
或问：“‘《关雎》之乱’，乱何以训终？”曰：“既‘奏以文’，又‘乱以武’。”节。
“乱曰”者，乱乃乐终之杂声也。乱出《国语》《史记》。又曰：“《关雎》恐是乱声，前面者恐有声而无辞。”扬。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做圣贤，宜直；侗，是愚模样，不解一事底人，宜谨愿；悾悾，是拙模样，无能为底人，宜信。有是德，则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无是德，则天下之弃才也！泳。
问：“‘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进取之‘狂’当之。欲目之以轻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进取意思。敢为大言，下梢却无收拾，是也。”必大。
问：“侗者，同也，于物同然一律，无所识别之谓。悾者，空也，空而又空，无一长之实之谓。”先生以为，此亦因旧说，而以字义音训推之，恐或然尔。此类只合大概看，不须苦推究也。
学如不及章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如今学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贼相似，须是着起气力精神，千方百计去赶捉他，如此犹恐不获。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视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忺时起来行得三两步，懒时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无间然”四章。先生云：“舜禹与天下不相关，如不曾有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来奉己。如今人才富贵，便被他勾惹。此乃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万物之表，故夫子称其‘巍巍’。”又曰：“尧与天为一处，民无能名。所能名者，事业礼乐法度而已。”
正卿问：“舜、禹有天下而不与，莫是物各付物，顺天之道否？”曰：“据本文说，只是崇高富贵不入其心，虽有天下而不与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觉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岂不是高！”恪。
不与，只是不相干之义。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来移着。义刚。
正淳论：“‘不以位为乐’，恐不特舜、禹为然。”曰：“不必如此说。如孟子论禹、汤一段，不成武王不执中，汤却泄迩、忘远！此章之旨，与后章禹无间然之意同，是各举他身上一件切底事言之。”必大。
因论“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之义，曰：“此等处，且玩味本文，看他语意所重落向何处。明道说得义理甚闳阔，《集注》却说得小。然观经文语意落处，却恐《集注》得之。”必大。
大哉尧之为君章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只是尊尧之词。不必谓独尧能如此，而他圣人不与也。淳。
“惟尧则之”一章。曰：“虽荡荡无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见，又有焕乎之文章可睹。”谟。
“大哉尧之为君！”炎谓：“吴才老《书解》说兜、共工辈在尧朝，尧却能容得他，舜便容他不得，可见尧之大处，舜终是不若尧之大。”曰：“吴《解》亦自有说得好处。舜自侧微而兴，以至即帝位，此三四人终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炎。
舜有臣五人章
魏问：“《集注》云‘惟唐、虞之际乃盈于此’，此恐将‘舜有臣五人’一句闲了。”曰：“宁可将上一句存在这里。若从元注说，则是‘乱臣十人’，却多于前，于今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后来盛！”贺孙。
李问“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归之，自可见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犹且不取，乃见其至处。”雉。
问：“‘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将终事纣乎，抑为武王、牧野之举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诗》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来。《诗》载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观文王一时气势如此，度必不终竟休了。一似果实，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来，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
或问以为：“文王之时，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数年天下必尽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归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测度得圣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圣人已说底话尚未理会得，何况圣人未做底事，如何测度得！”后再有问者，先生乃曰：“若纣之恶极，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僩。
问：“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归之。”问：“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此不可考矣。但据《诗》云：‘至于太王，实始翦商。’《左传》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积累以来，其势日大；又当商家无道之时，天下趋周，其势自尔。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称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须取了。孔子称‘至德’只二人，皆可为而不为者也。周子曰：‘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周家基业日大，其势已重，民又日趋之，其势愈重。此重则彼自轻，势也。”璘。
因说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从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猛耳。东坡说，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诸侯自归之。”或问：“此有所据否？”曰：“这也见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显然。《书》说‘王季勤劳王家’，《诗》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孙自说，不成他子孙诬其父祖！《春秋》分明说‘泰伯不从’，是不从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为诸侯。但时措之宜，圣人又有不得已处。横渠云：‘商之中世，都弃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复进入中国，太王所以迁于岐。’然岐下也只是个荒凉之地，太王自去立个家计如此。”夔孙。
问：“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据本意，只是说文王。《或问》中载胡氏说，又兼武王而言，以为武王之间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说，某也谩载放那里，这个难说。而今都回互个圣人，说得忒好，也不得。如东坡骂武王不是圣人，又也无礼。只是孔子便说得来平，如‘《武》未尽善’。此等处未消理会，且存放那里。”僩。
禹吾无间然章
范益之问：“五峰说‘禹无间然矣’章，云是‘禹以鲧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说如何？”曰：“圣人自是薄于奉己，而重于宗庙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说，则较狭了。后来着《知言》，也不曾如此说。”义刚。
黻，蔽膝也，以韦为之。韦，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龙章”。祭服谓之黻，朝服谓之。《左氏》：“带裳舄。”泳。
论语十八
卷第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