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子
前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尸子》一书虽然不如《老子》《论语》等书的影响之大，但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认真研读《尸子》，不仅能够使我们对先秦的思想获取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其中很多内容也能够对我们的思想有所启迪，从而为今天的生活提供某种程度的借鉴作用。
一、作者生平
《尸子》的作者是尸佼。关于尸佼的生平，留下的资料十分有限，他的生卒年月已无法确考。因为尸子是商鞅同时代的人，我们就以商鞅的生卒年月（约前390—前338）为参考，再考虑到商鞅死后，尸子入蜀，并著书立说，因此可以把尸子的生卒年月大约圈定在前390—前328年左右。
关于尸子的籍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
楚有尸子、长卢……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按照这一记载，尸子应该是楚国人，而且一直到汉代，其思想还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司马迁说“世多有其书”，《尸子》这本书在当时社会上颇为流行，人们对他的生平也很了解，所以司马迁就不再对尸子做过多的介绍了。
但就在这一记载的下面，裴骃“集解”引用刘向的《别录》说：
刘向《别录》曰：“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
刘向是大学问家，而且亲眼见过《尸子》全书，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这段记载的文字不多，但信息量不小，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尸子的大致生平。
尸子是晋地人，也即今天的山西一带的人。刘向认为，《史记》之所以说他是楚人，是因为尸子后来逃亡到了蜀地，战国时，蜀地的部分地区曾一度属楚，所以《史记》说尸子是楚人。刘向说尸子是晋人，较为可信。战国时期，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韩、赵被称为“三晋”，而商鞅在入秦之前，曾经在魏国为官，也许就在此时，尸子与商鞅有了交往，从而打下了后来二人在秦国合作变法的基础。
商鞅在秦国变法期间，尸子曾是商鞅的重要谋士，以至于“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由此可见，尸子在商鞅的变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鞅被杀之后，作为主要谋士的尸子担心受到牵连，于是就逃到尚属于楚国管辖的蜀地。作为一位失败的逃亡政治家，其抑郁之情可想而知。正如司马迁说的那样：“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在类似情形下，尸佼总结自己的政治经验与教训，发奋著述，一吐心中郁结之气，于是就有了《尸子》一书的问世。尸子最终去世于蜀地，并葬于蜀地。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尸子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在晋地生活时期。第二个阶段，即在秦国从政时期，主要是为商鞅变法出谋划策。第三个阶段，即在蜀的逃亡时期，也是他的著书立说时期。
关于尸子的籍贯，《汉书·艺文志》有不同记载：
《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
《汉书》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尸子是鲁国人，而不是晋国人。对此，汪继培在《尸子》辑本的“自序”中推测说：“《汉志》班固自注，又以佼为鲁人，晋、鲁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汪继培怀疑“鲁”字是“晋”之误。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如《庄子·天地》说：“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反于鲁，以告孔子。”《庄子》明显把“鲁”字误写为“晋”字，而班固则可能是把“晋”字误写为“鲁”字。
二是身份稍有不同。刘向认为尸子只是商鞅的门客，而班固则认为尸子是商鞅的老师，虽然古代有师友不分的说法，但师与友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涉及身份的不同，另外还涉及二人年龄差距的问题。
关于尸子的生平及其与商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一时还很难拿出结论。
二、本书的思想内容
《尸子》一书的思想是驳杂的，其汲取了道、儒、法、名等各家思想，以为现实政治、人生服务，因此《尸子》一书的归类，也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汉书·艺文志》把《尸子》列入杂家，《宋史·艺文志四》把《尸子》列为儒家，成书于清代的《百子全书》则把《尸子》列为法家。现代的一些学者，把《尸子》的内容与尸子参与商鞅变法的经历综合起来考量，认为尸子应是一位较为典型的黄老学派的学者，他既接受了老子的哲学理论，又较为务实地重视刑名、法制思想，是介于道家与法家之间的一位学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尸子也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
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能够博采各家之长，正是道家思想的一个特点。司马谈所说的道家，既然能够“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显然不是指孔、墨之前的老子，而是指黄老道家。《尸子》的思想符合这一特征。
第一，尸子的哲学观。
由于《尸子》遗失文字较多，他的哲学思想看起来较为零碎而不成体系，然而就在这些只言片语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与道家思想的联系。
1.尸子继承了老子的重道思想。
《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尸子·贵言》（以下引《尸子》文，只注篇名或卷数）也说：“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圣人之道亦然：其兴福也，人莫之见而福兴矣；其除祸也，人莫之知而祸除矣，故曰‘神人’。”尸子认为，思想境界最高的人，就是能够效法天地之道的人，这就把老子思想中的最高概念——道，完整地移植到自己这里，成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既然道是尸子思想中的最高概念，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卷下）的结论。这一观念，可以说与道家是一脉相承的。
2.尸子继承道家的传统，注重探索自然奥秘，而探索自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政治、人生服务。
从总体来说，先秦的儒家对自然奥秘的兴趣较为淡漠，他们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人生方面。而道家虽然也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人生方面，但他们往往要从自然规律的角度去把握社会规律，使他们对自然现象具有较大的兴趣，从而提出效法自然的观念。
尸子在探索自然这一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对“宇宙”的定义：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卷下》）
尸子认为，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而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这是中国典籍中最早的与现代“时空”对应得最好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庄子·庚桑楚》对宇宙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从此之后，“宇宙”一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
除此之外，《尸子》还专有一篇探讨自然界“九州险阻，水泉所起”的文章，可惜已经失传。在现存的《尸子》中，也不时能够看到有关研究自然现象的文字。比如《太平御览》卷三十七引《尸子》说：“八极之内，有君长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再如《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六引《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极左右，有不释之冰。”
重视自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国安民，所以尸子说：“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袭此行者，谓之天子。”（《治天下》）探索自然奥秘，从中汲取治国的灵感，这是道家的一贯传统。
3.初步探讨了心性的作用。
从战国开始，心性的探讨越来越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尸子应该属于其中较早探讨心性学的一位学者。他在《贵言》中说：
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
尸子通过层层类推的方法，把人之安危、国之安危、天下之安危统统归因于“心”的作用。尸子对心性的研究程度，远不如其后学者的深入和全面，但把心性的作用提高到如此程度，无疑会引起后世学者对心性学研究的兴趣。换句话说，尸子对心性的研究无疑是后来心性学兴起之先声。
第二，尸子的政治主张。
同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尸子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治国安民的问题上。对此，他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主张。《治天下》列出了其治理天下的基本纲领：
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度量通，则财足矣；用贤，则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宗也；忠爱，父母之行也。
尸子提出治理天下的四个基本原则：一是真诚爱民，二是大公无私，三是任用贤能，四是确立法度。接着，尸子重点论述的是爱民和用贤两个问题。他认为，君主如果能够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去爱护百姓，那么天下就能安定祥和；君主如果能够重用贤人，那么不仅可以过着安逸的生活，而且还能建立大功，获取美名。
尸子特别指出，统治者施行仁政，必须体现在让百姓受益上：
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贵言》）
这种明确地把利与仁结合起来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可以避免空谈仁爱而无实利的理论弊端，更有利于揭露统治者以仁爱口号骗人、以实利归己的丑恶行径。
在用人方面，尸子提出要不避亲疏、无论贵贱、唯贤是举的主张：“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避远近，不论贵贱，卑爵以下贤，轻身以先士。故尧从舜于畎亩之中，北面而见之，不争礼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万物之故也。”（《明堂》）
作为一位介于道家和法家之间的黄老道家学者，尸子也非常重视“正名”的问题。他说：
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正名去伪，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发蒙》）
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核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分》）
尸子不仅把正名放在治国的一个异常重要的位置上，而且还把正名与举贤、用法结合了起来。他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分》）尸子把人们是否能够各得其分、各守其分视为社会能否安定的主要标准之一。
从以上可以看出，尸子在接受道家、法家思想的同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只是他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孙星衍批评他说：“尸子以为孔子贵公，与诸子并论，不亦失言乎？”（《〈尸子〉集本叙》）
尸子也特别强调君主无私的重要性，他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丘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广泽》）主张君主在治国的时候，要出于公心地博爱天下百姓，不可为私心所蒙蔽，以至于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
在古代社会，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人，而尸子则要求至高无上的君主要特别注意谦卑的态度。他说：“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广，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明堂》）君主不仅要对贤人表示谦卑，对民众也要谦卑，甚至对敌人也要如此。
最后，我们重点要指出的是，尸子还特别强调道家“上无为而下有为”的政治主张，他说：“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分》）尸子接着举例说：
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彻于前，钟鼓不解于悬，听乐而国治，劳无事焉；饮酒而贤举，智无事焉；自为而民富，仁无事焉。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分》）
在儒家心目中，周公是一位“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勤政者。到了尸子这里，为了说明“上无为而下有为”的道理，周公竟然成了“酒肉不彻于前，钟鼓不解于悬”的生活安逸之人，成了道家心目中无为而治的典范。
第三，个人修养。
身国同治，不仅是道家、也是其他各家所共有的思想特征。因此，尸子在重视治国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个人修养问题。
1.重视学习。尸子把《劝学》放在全书的首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的主要内容等问题。尸子说“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茧，舍而不治，则腐蠹而弃；使女工缫之，以为美锦，大君服而朝之。身者，茧也，舍而不治，则知行腐蠹；使贤者教之，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学习，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不学习，则会变神奇为腐朽。
2.提倡忠孝思想。尸子在《劝学》中说：“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然则爱与恶，其于成孝无择也。史䲡曰：‘君亲而近之，至敬以逊；貌而疏之，敬无怨。’然则亲与疏，其于成忠无择也。”尽忠行孝，是做臣、子的本分，无论父母是否爱护自己，自己都要毫无怨言地行孝；无论君主是否亲近自己，自己都要毫无怨言地尽忠。这一思想与儒家几乎一样。
3.主张恕道。尸子说：“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恕也。”（《恕》）在此基础上，尸子进一步提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主张：“孔子曰：‘自娱于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废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劝学》）对己严，待人宽，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绝不怨天尤人。
4.保持内心平和。尸子重视修养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祥和。卷下说：“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忧，此孙叔敖之德也。”无论生活是得意还是失意，都能够心如止水，这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健康，同时也有利于以更理智的方式去处理各种事务。
第四，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极具价值的各种研究史料。
《尸子》虽然已经残破不全，但仍然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政治史料和思想史料。我们各举一例。
首先我们看一例政治史料：
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卷下）
虽然我们不能说神农氏统治天下达七十世之久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但可以说明与黄帝战败后南迁的炎帝并非第一代炎帝（即神农氏），而是其后代。司马贞索隐在《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下注：“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尸子的记载可与司马贞的注解相互印证，证明南迁的神农并非被尊为华夏民族始祖的那位神农。
我们再看一例思想史料：
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卷下）
这一记载清晰地告诉我们，大禹是在极为困难的治水情况下，制定了薄葬之礼。而墨家在相对安定的时代去模仿洪水泛滥时代的大禹的节俭生活，故而难以得到民众的响应。这一史料客观上揭示了墨家思想衰败的原因。
此类有价值的史料还很多，如卷下中的“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祀明堂，假为天子七年”等记载，都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尸子》一书的思想远较上述内容丰富，由于我们看到的《尸子》已经残缺不全，其整体面貌已经无法复现，比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李贤注记载：
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计，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并诛，乃亡逃入蜀，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
这就是说，《尸子》有一篇专门记述山河地理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已经失传。而其他失传的内容则更多，这对于研究整体尸子思想、乃至于整体先秦思想，都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三、关于《尸子》的流传、辑佚及注释
刘向《别略》说尸子“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汉书·艺文志》也说“《尸子》二十篇”。由此可见，《尸子》原书共二十篇，六万多字。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来看，这样的篇幅算是相当大的。
到了东汉时期，《尸子》开始散佚。《隋书·经籍志》说：“《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这就是说，到了曹丕黄初年间，《尸子》就已经散失了九卷，当时的人们对它加以续补。《旧唐书·经籍志下》记载：“《尸子》二十卷，尸佼撰。”似乎是说，在唐代，《尸子》还有完整的二十卷。
宋代是儒学思想高涨的时代，汲取儒家思想但又不独尊儒术的《尸子》慢慢退居到了学界的边缘，再加上战乱，《尸子》散失的情况更加严重。孙星衍《〈尸子〉集本序》说：“至南宋，而全书散佚。”
到了明清时期，学者开始整理、收集散失的《尸子》。明代的《尸子》辑本主要有陶宗仪和归有光的两种。陶宗仪的辑本收录在他编辑的《说郛》卷六的《读子随识》；归有光的辑本则收录于《诸子汇函》卷九。清代对《尸子》进行整理和辑佚的有惠栋、任兆麟、孙志祖、孙星衍、汪继培五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孙星衍的辑本和汪继培的辑本。
综合各种《尸子》辑本，以汪继培的辑本为优。汪继培在该书辑本的《序》中说：“（本辑本）以《群书治要》所载为上卷，诸书称引与之同者分注于下；其不载《治要》而散见诸书者为下卷；引用违错及各本误收者别为存疑，附于后。”因为汪继培的生活时代较晚，他以唐代魏徵的《群书治要》中的《尸子》十三篇为主体，综合其前诸位学者辑本的长处，拾遗纠谬，得《尸子》上下两卷，上卷列有十三篇，下卷则为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佚文。另有存疑的二十三条《尸子》佚文，则列于辑本最后。
本次译注的原文就是以汪继培的辑本为蓝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121册），对其中的一些误字加以纠正。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吸取了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朱海雷先生的《尸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尸子》散佚较多，讹误时见，历代对《尸子》的注释较少，更由于我们的学识有限，本书的注释和译文一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希望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张景 张松辉
2019年10月
卷上
这是第一篇一 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