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宝刀

娘啊娘，娘

把我嫁给什么人都行

千万别把我嫁给铁匠

他的指甲缝里有灰

他的眼里泪汪汪

——民歌

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这段民歌里包含的意义。“把我嫁给什么人都行”，嫁个庄稼汉行，嫁个叫化子也行，嫁个杀人越货的土匪也行吗？好像也行。就是不能嫁给个铁匠。铁匠，在小生产的乡村经济中，应该是具有超出一般庄户人的地位的，他们的技术既可以使他们得到高于庄稼汉的经济收入，又能使他们赢得庄稼人的尊敬。在讲究实际的乡村，那位首先唱出了这支歌的她，为什么会对铁匠如此恐惧——当然也不一定就是恐惧，“他的指甲缝里有灰”，好像是她嫌铁匠不讲卫生；“他的眼里泪汪汪”，这一句就颇费解了，一般地说，男子汉的眼里——一个与钢铁打交道的男人眼里泪汪汪，是一种很文学的表现，可以让人产生许多联想，眼泪汪汪的男人可以博得女人们的怜悯甚至是爱。可首唱此歌的女人竟将此作为她不愿嫁铁匠的理由。所以，我总是感到这首民歌后面一定有一个很曲折很浪漫的故事。

我无意靠编造来演绎这个故事。

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原本就无意义的、随口而出、只要押韵就行的为儿童的创作。

我是从我家的邻居、孙家姑妈的嘴里听到这首民歌的。当然，叫童谣也完全可以。孙家姑妈是顶着一头白发进入我的记忆的。在我们家乡，妈等于奶奶，而妈妈则以娘谓之。因此，这孙家姑妈，实则是我的奶奶辈，我母亲和父亲以“姑”呼之。我不清楚我们家与她家几代前有过什么样的关系，但孙家姑妈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我没见过她的丈夫。但她毫无疑问是有过丈夫的，因为她有两个儿子。我没有见过她的两个儿子，我只见过她大儿子的两个女儿和小儿子的一个女儿。这三个女儿年龄差不多，都是我与二姐姐的玩伴。

孙家姑妈家有三间草屋，没有大门，院墙很矮，墙头上生着野草。她家房子后边有十几棵刺槐树，开花季节，香气飘到我家来；落花季节，房顶上一片白。我吃过她家槐树上的槐花，甜甜的，吃多了则感到微涩。有一年姑妈还请我们吃过用高粱面混蒸的白槐花，粘粘糊糊的，很滑溜。她家院子里有过一棵石榴，花开时，红艳艳如火，留给我极鲜明的印象。那石榴似乎开花不结果。她家院墙根上，还生着几十墩马莲草。那是一种扁长叶、开紫白色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很韧，割下晒干后，常卖给屠户捆肉。

孙家姑妈会吸烟，用烟袋吸。她那只烟袋是黄铜锅儿、湘妃竹杆、玉石嘴儿。据她说那玉石嘴很贵。据她说玉石能救人，譬如说一个人登高不慎摔下，只要身上有玉，就伤不了筋骨，只是那玉就惊上了纹。所以玉只能救人一次。孙家姑妈说话时，用后槽牙咬着她的玉石烟袋嘴儿。从她那儿，我才为玉石的贵重找到了一个原因。

她的三个孙女，一个叫大兰，一个叫二兰，一个叫三兰，现在都成了妈妈了。

那时，我与二姐经常约三个兰去邻村听戏。她们的奶奶——孙家姑妈，总是很开通地同意她的孙女与我们一起去。

我记得她家的屋子里黑咕隆咚的，炕上和地下，摞着一些黑色的箱子，箱子里盛着什么，我不知道。当时我也没去想过那些箱子里装着什么。有一天我们去临村看了一出戏，戏名好像是《罗衫记》，或者是《龙凤面》，记不清了。回来后孙家姑妈让我们说戏给她听，我们七嘴八舌，大概也没说清楚。孙家姑妈听着我们说，很宁静地叼着烟袋，后来她就给我们，更可能是为她自己，哼哼着唱出了那首怕嫁给铁匠的歌子。她唱完了，我们都笑了。我记得我二姐还说道：姑妈嗓子真好听。

姑妈也笑了。

我想起了那时村里小孩中间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儿：

从北走到南

孙家三支兰

大兰爱哭

二兰嘴馋

三兰不开言

这是比较典型的儿歌了。但这儿歌是不是儿童的创作也很难说，因为它相当准确地说出了三个兰的特点，小孩能有这样的概括能力？三个兰一个属马，一个属羊，一个属猴，长到十几岁时，已经分不出哪个大哪个小。她们的模样都是比较清秀的，三兰更漂亮些，但三兰是个哑巴。二兰馋，喜欢用舌尖舔嘴唇。大兰虽然年龄最大，但经常被她的两个妹妹弄哭，就好像她是个小妹妹一样。

这三个女孩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爱哭的大兰。可能因为我也爱哭。我最不喜欢三兰，倒不是因为她哑，而是因为大人们跟我开玩笑，要把三兰给我做媳妇。我说我才不喜欢她呢！我才不要个哑巴呢！本来在这之前我是喜欢三兰的，那时候我感到找媳妇是极其丑恶的事情。也可能是一种惧怕长大的心理在作怪吧。

我们长到十七八岁时，忽然就疏远了，我二姐有时还去她们家玩，我却不去了。有一次我见到孙家姑妈在我家院子里与我父亲说话，我竟然心中乱跳，想：一定是孙家姑妈要把三兰中的一个说给我做媳妇了。三支兰，各有风韵，但三兰不语，这无论如何也是个重大缺陷，所以三兰是不要了；二兰嘴巴尖，骂起人来嘴巴快得如同利刀切菜一般，也不要；还是要大兰。大兰的辫子很长，性格温顺，最好。那天父亲一边锯着木头一边与孙家姑妈谈话。温暖的天气，锯末子金黄，父亲脸上淌着汗水，孙家姑妈跟父亲谈了很久才走。我走出去时，感到父亲看我的眼神很异样。

第二天，我的脸上起了一些红疙瘩，父亲冷冷地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父亲的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极其羞愧和自卑。

又过了几年，大兰找了婆家，紧接着，二兰和三兰也找了婆家。

现在，铁匠们的故事涌到我的眼前来了。

每年的麦收前夕，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最美好的季节。这时，是春尾夏头，槐花的闷香与小麦花儿的清香混在一起，温柔的南风与明媚的阳光混在一起，蛤蟆的鸣叫与鸟儿的啼叫混在一起。这是动物发情的季节，也是小伙子们满街乱窜的季节。每年的这时候，那三个铁匠便出现在我们村的街头上。

铁匠们来自章丘县，操着外乡的口音。虽然他们的口音与我们不同，但我们听他们的话和他们听我们的话都不费力。铁匠炉支在老万家院墙外，那儿有一块空场，是第一生产小队的人扎堆等派活的地方。空场上安着一盘石碾子，那碾子整天不闲，吱吱扭扭地响着，碾轧着农家的主食——红薯干儿。墙根处有一棵柳树，树枝上挂着一口铁钟，很小的铸铁钟，这钟发出的声音能把第一生产小队的人随时召唤出来。铁匠炉支在这里是最佳的位置。

三个铁匠，领头的老师傅姓韩，大家都称他老韩；打锤的也姓韩，是老韩的侄儿，大家称他小韩；还有一个拉风箱兼打三锤的是个矮墩墩的胖子，人称他老三，也不知他姓什么。老韩细高，脖子长，脸上皱纹又深又多，秃顶，眼睛果然是永远泪汪汪的。小韩的个头也很高，但比他叔叔魁梧许多。我在创作一篇与打铁有关的小说时，脑子里曾多次出现过小韩的形象，所以也可以说那篇小说中的人物小铁匠，是以小韩为模特儿的。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乡村生活在物质上是相当清苦的。但回想起来，那时，我的精神绝对比现在要愉快。吃不饱，穿不暖，较之现在的脑满肠肥衣衫臃肿，似乎活得更有滋味，更有奔头；现在真是完蛋了，成了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成为一个无病呻吟的废物。回忆过去，既是一桩饶有趣味的工作，也有可能成为治疗脂肪多余症的药方。

那时候我们吃几个热地瓜、啃两块红萝卜咸菜就跑到第一生产小队的发令钟下看三铁匠打铁了。铁匠们早晨晚起，我们看他们打铁多数是在中午；有时晚上也去。那时的中午暖洋洋的，阳光促使我们扒掉棉袄里的棉花，我们变得腿轻脚快。狗在湾子里交配，我们坐在土墙边晒太阳。张老三家那箱蜜蜂忙忙碌碌地采槐花粉酿蜜。张老三的妻子有麻风病，长年躲在家中不露面，很神秘很恐怖。张老三是第一生产小队的饲养员，是个口才极好、出语即逗人捧腹的瘦老头。他的儿子张大力，是我二哥的朋友，身材高大，肤色漆黑，活活一座黑铁塔。我很崇拜他。我想象不出那个麻风女人怎么能生出这样一个力大无穷的儿子。张大力继承了他父亲出语滑稽的特点，村里大多数的男孩子，都愿意跟他去放牛割草，他带领我们偷瓜、摸枣、捉鱼、游泳、打架，还干一些坑害别人的事情。比如在道路上挖陷阱，在棉花地里埋屎雷，去捣乱小学校的教学，把那位留长发的女教师捉出来剥裤子，等等。我父亲曾严厉教训我二哥和我，不许我们和张大力混在一起。我父亲说：你们不怕传染上麻风病，难道不怕跟着他作恶犯法进监狱吗？父亲的话让我们胆寒，但我们还是跟张大力在一起。张大力带我们去割草，总是先给我们“保养机器”，烧麦粒吃，新鲜麦穗，放火上一燎，搓掉糠皮，半生半熟，白汁丰富，味道鲜美。没麦粒吃了就烧玉米吃，烧地瓜吃，烧豆子吃，反正都是生产队的，不吃白不吃，吃饱了省下家里的口粮。实在没什么庄稼可偷吃的季节，就捉蚂蚱烧吃，摸鱼儿烧吃，反正只要跟着张大力下地割草，总能搞点东西安慰安慰我们饥肠辘辘的小肚儿。张大力的腰里永远装着一盒用油纸包着的火柴，有一次他的火柴被水湿了，他就用鞋底搓茅草缨儿取火，烧大毛豆吃。我想我们之所以能比较好地发育成熟，与张大力带领我们大量地野餐有一定的关系。张大力每天都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有鬼怪，有武侠，有神魔。他讲故事时，有一种让我折服的力量，似乎他讲述的一切都是他亲眼看到的。张大力很愿帮助人，我从小窝囊，有时割的草背不动，压得龇牙咧嘴，张大力就说：不中用，不中用，这点草絮个老鸡窝都不够，我用鸡巴都能给你挑回家去。那些大一点的男孩就故意激他，说：不信不信，大力吹牛！张大力被激得下不了台，就说：小子们，今儿张大爷露一手，开开你们的眼界！说完话，他果真褪下裤子，把那杆黑缨枪拨弄得像钢杵一样，挺着，憋足一口气，把我的草筐挂上去。很遗憾没有成功。他双手攥着叫痛，我们弯着腰笑。他倒了架子不沾肉地说：昨天夜里“跑马”了，钢火不行了，过几天再挑。那时我搞不清楚所谓“跑马”是怎么一回事，我问张大力：怎么叫“跑马”？张大力笑着说：跑马嘛，就是——我二哥大声咋呼我：胡乱问什么？我说：问问怕什么。张大力说：别问了别问了，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张大力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宝刀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真正的宝刀软得像面条一样，能缠在腰里，像裤腰带一样。他还说宝刀杀人不沾血，吹毛寸断，刀刃浑圆，像韭菜叶子一样。张大力最辉煌的时刻是在那一年的“五一”运动会上。那时我已上了学。我们村里有一所完全小学，学校里有几位体育很棒的老师，年年都举办“五一”运动会；周围村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来参加，竞赛项目很多，有篮球、乒乓球、跑、跳远、跳高。跳高比赛那天，村里人都围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热闹。张大力也在，他跟我二哥站在一起，不停地起哄捣乱，我二哥那时已经不上学。几个男老师，跳过了一百五十厘米的横竿，就再也跳不高了；张老师冲一次，把竹竿碰飞，人栽到沙坑里；陈老师再冲一次，把竹竿夹在腿间，人栽到沙坑里。李老师说：行啦，到了极限了，破了我校的纪录了。陈老师不服，把竹竿放在一百六十厘米的高度上，说，让我再跳一次。陈老师在那儿舒腰揉腿，一副认真的样子。这时，张大力从人堆里挤出来，迈开大步，撩起长腿，吆喝着：噢哟哟——朝横竿冲过去，在竿前，他胡乱一个翻滚，竟然过了竿，落在沙坑里。跳起来，他拍着屁股上的土，看着那些老师，说：你们白吃了小馒头，还不如我一个吃地瓜的跳得高。围观的村民们哈哈大笑，学生们也笑。我们的老师都很窘，红着脸。我那位班主任张大个，是在县武术队受过训的，平常日子里每天凌晨就早起去河滩上打拳，那时他握着拳逼近张大力，村里人一看形势不妙，几位年老的忙上去拦张老师，并且说：张老师张老师您别跟他个野小子一般见识。张老师双臂往外一撑，便把老人们弄到一边去。我着实替张大力害怕，也替我二哥害怕，因为我二哥就是被张老师给打退了学，此刻他又站在张大力身边，俨然一个同党模样。张大力好像有些紧张，脸皮紫红，张老师一拳打在他胸上，他低下头，哼了一声。没容张老师打出第二拳，张大力便一个黑狗钻裆，把张老师拱起来，转了一圈，从肩上往后摔去。张老师仰面朝天跌在地上，看样子跌得不轻。村里人围上去，把张大力拉走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村子，张大力在村人中有了很大的威信，从此他便进入了壮劳力的行列，再也不与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结堆了。但我对他的崇拜和友谊与日俱增，现在亦是。张大力还有很多事可以写进小说，譬如他当生产队小队长的趣事，他结婚后的趣事，等等。

我们坐在第一生产小队的铁钟下，一边看铁匠打铁一边听张老三讲故事。我记得有一天张老三说老万家的老婆吝啬，竟当着她的面说，你们家的粪都要在水里淘几遍，看有没米粒什么的。老万家老婆骂：张老三，你不得好死。张老三说：我死了你不是没人戳了吗？张老三说，现如今的人都没劲了，几十年前，他亲眼看到一个人，把一个几百斤重的碾砣子扛到树杈上去放着。那时一队队长是鼻子王科，自己说当过志愿军的，动不动就解下皮带抽人，有一次抽二兰，因为二兰偷了队里的萝卜。孙家姑妈捯着小脚，直逼到王科前面，说：王队长，小心着点，别闪了手脖子。

还是说铁匠们吧。炉火熊熊，老三和小韩都光背，胸前挂一块油布遮胸裙，裙子有密密麻麻的被铁屑烫出来的黑色小洞眼。老三和小韩胳膊上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看上去就有劲。老韩穿一件老粗布的黑褂子，腰背佝偻，还时不时地咳嗽。麦子眼见就熟了，农民们送来锻打的多数是镰刀，也有锄，也有镢。有新打的，那要自己从家里拿铁，有在旧铁器的基础上翻新的，也要拿铁来。我记得只有一次，村里有位老人来给旧斧头加钢，老韩拿出一块青色的铁来，说，老哥哥，我把这块百炼钢给你加上，让你使把快斧。张老三跟保管员要了一些铁，送来，让铁匠给打一把两头带把儿的切豆饼用刀。豆饼要切成条状，好泡，用豆饼水饮马饮骡子上膘。圆圆的豆饼夹在双腿间，双手攥着刀把，哧哧地往下切。

晚上看打铁，比白天有意思。通红的炉火映着铁匠们的脸，像庙里的金面神一样。老韩掌着钳，不断翻动着炉上铁，那些铁烧软烧白，灼目的光亮使煤火相比变红。老三拉风箱，呼嗒呼嗒响。铁烧透了，老韩提出来，放在砧子上，先用小锤敲敲，那些青色的铁屑爆起，小韩早就拄着十八磅的大铁锤等候在一边了，那柄大锤我用手提过，真沉。锤把子却是用柔软的木头做的，一抡起来颤颤悠悠，抡这样的软把子锤要好技术。小韩得到他叔的信号，便叉开双腿，抡起大锤，往铁上招呼。他打的是过顶锤，用大臂的力量，锤锤都带着风声，打在铁上，不太响亮，但那铁却像面团儿一样伸长，变扁。小韩打锤，得心应手，似乎闭着眼也能打，叮叮当当的，有些惊心动魄的味道。打铁先要自身硬，铁匠活儿累极，但铁匠们却很少出汗，通古博今的张老三说：流汗的铁匠不是好铁匠。老三有时候也扔掉风箱把子掺进去打几锤，但身手一般，尤其是跟小韩比较起来。淬火时挺神秘，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过淬火，评论家李陀说他搞过半辈子热处理，说我小说里关于淬火的描写纯属胡写。我写淬火时水的温度很重要，小铁匠为了偷艺把手伸进师傅调出来的水里，被师傅用烧红的铁砧子烫了手，从此小铁匠便出了师，老铁匠便卷了铺盖。根本没有那么玄乎，李陀说。张老三给我们讲的更玄，他说从前有个中国小铁匠跟着一位日本老铁匠学打指挥刀，就差淬火一道关口，打出来的刀总不如日本师傅打出来的锋利。有一次日本师傅淬火，中国小铁匠把手伸到桶里试水温，那个老日本鬼子一挥刀，就把中国小铁匠的手砍落在水桶里。我把这个故事跟李陀说，李陀说那是民间传说。

淬火时水温很盛，嗞啦啦地响。如果是打菜刀，淬完火后要在石头上磨出白刃。磨石的活儿也是由小韩来做。那么大一块长条石，放在一条粗壮的木凳子上，刀用木夹子固定住，小韩便拉开马步，俯下腰，只手撩水上石，然后，嚓——嚓——嚓——一会儿工夫就把那刀磨得锃亮。有人问：快了没有？小韩不说话，找一根手腕粗的木棍子，往凳子上一放，挥臂劈一刀，木棍子两断。你说快不快？小韩反问。据我爷爷说他们打出的刀并不太利，钢火一般，刀断木棍，是因为小韩力大。

那一天，我们看到，小韩在铁匠炉边和面做窝窝头儿，面是玉米面。小韩打铁行，做窝窝头不行，那只大手把一碗面摆成牛粪饼模样，贴一只圆底子黑铁锅里。他们每天吃两顿饭，三个人，一顿要吃五斤干面的窝窝头，饭量很大。有时候，他们也买几斤大肥肉膘子熬着吃，红红白白的肉，被黑的煤一戏，显得出了格的娇嫩，肉味儿香极了，勾得我嗓子眼里往外伸小手儿，二兰曾说过，等长大了一定要嫁个铁匠，吃黄金塔，就大肥肉。我们说你妈不是唱“嫁什么人也不要嫁个铁匠”吗？二兰说，唱归唱，嫁归嫁。

有一段时间孙家大兰二兰看铁匠打铁入了迷，我和二姐不去时她们也去。后来我听大兰说，是孙家姑妈让她们去看的，看看那些铁匠手艺怎么样。大兰和二兰回来就夸铁匠们的窝窝头格外好吃。二兰跟人家讨要窝窝头吃，周围的人说这个人真馋。小韩却宽厚地笑着，把一个烫手的大窝窝头用一张葵花叶垫着，送到二兰的手里。二兰还跟我们说：小韩胸脯上还有黑毛呢。说完了还哧哧地笑。

四月初八那天，好玩的事发生了，那天是个集，集就在我们街上赶，人很多，铁匠炉周围自然空前热闹。

孙家姑妈弓着腰来了，她穿一件浆洗得很白的斜襟褂子，白头发梳得顺溜，脑后的小髻上，插一朵紫色的马兰花，既像个老妖精，又像个老神婆。人们都看着她笑。她不笑，脸板着，严肃着呢。三个兰跟在她身后，都穿着新衣服，像三个护兵一样。张老三说孙家大嫂子，今日是怎么啦？中了邪了还是着了魔了？我说大兰二兰三兰，你们干什么？她们都不理我。三兰既哑又聋，不理我可以；二兰跟我不睦，不理我也行；可你大兰为什么不理我？头天晚上我还给你一块糖吃，你还让我摸了摸你的屁股呢。我很生气。

走到炉前，铁匠们都停了手中活，没风鼓动的煤火上，火苗子软了，黑烟多了，好像要拆炉散伙的样子。

孙家姑妈冷冷地问：“师傅，能打把刀吗？”

老韩问：“您要打什么刀？”

孙家姑妈从怀里摸出一条四棱的银灰色铁，递过去。老韩接了，翻来覆去地端详着，脸色阴沉着又问：“您要打一把什么刀？”

孙家姑妈从腰里抽出一柄银亮的刀，像抽出一束丝帛，递给老韩。老韩不敢接刀，用双手捧了那块银色灰铁，恭恭敬敬地送到孙家姑妈面前，弯腰点首地说：“老人家，俺是些粗拉铁匠，打打锨镢二齿钩子，混几口窝窝头吃罢了，请您老高抬贵手。”

孙家姑妈把刀弯起，缠到腰里，又伸手接了铁，揣回怀里，说：“好铁匠都死净了吗？”

说完话，便转身走了，三个兰跟着。

孙家姑妈腰背弯曲，小脚两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倒是她那三个孙女，在那天的阳光里，像三支兰花一样，高挺着枝叶，散发着幽香。

铁匠们当天晚上便卷铺盖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几年后，孙家姑妈死了，三个兰也嫁了人。哑巴三兰嫁给了张大力，岁数相差不少。那把柔软的刀也不知下落。张老三说那是一柄缅刀，杀人不见血，吹毛寸断，一般铁匠如何打得出？我听说，那把刀成了三兰的嫁妆，带过去，宝贝一样藏了几年，后来就拿出来，放在厨房里使用，有时剁肉，有时切菜。据三兰和张大力生的儿子说，那刀尽管锋利，但太轻太软，使唤起来，还不如两块钱一把的菜刀顺手。